时间：2022-11-30 21:31:45来源：法律常识
8月的一天，位于上海杨浦区政立路上的睦邻中心临时教室里，一个特别的暑托班开班了。从手工绘画到乐高拼搭，为期6周的课程以“玩”为主；“老师”也不是学校里的老师，而是由7位社区妈妈轮流担任“代理班主任”。
许许多多年轻夫妻来到上海这座城市打拼。孩子出生以后，养娃的问题摆在这些缺乏老人作为“后盾”的年轻人面前。没有老人帮忙抚养，又想给孩子更好的陪伴，一些人成了全职妈妈。
在上海杨浦区，有一群社区妈妈正在尝试以“抱团”的方式互助育儿。她们组成了各种“遛娃群”轮流带娃，课后组织故事会，假期开设爱心暑托班，每周末策划街区“行走课堂”……在成为“代理班主任”的同时，也让妈妈们找到了新的人生价值。
暑托班的“老师”更温柔
傍晚时分，大学路创智农园暑气渐消，小羽带着孩子们在园里寻找有香气的植物。秋葵、茄子、玉米、矢车菊、桂花、青花椒、胡椒、罗勒等各种由社区居民亲手种植的植物散布在各处，孩子们分成红队和蓝队比赛。每挖掘出一种新植物，小羽就教他们一个植物的英文单词。
搬来上海之前，小羽在老家广西北海当了5年导游。上海这座城市对她来说很陌生，但这里有她正在创业的丈夫，有和老家截然不同的景观和城市设施，这一切都让她和孩子感到新鲜。
“刚到上海时，儿子一直是我自己在家里带。时间长了，我和孩子都与外界有点脱节。”在大城市里当全职妈妈是孤独的，陪伴着孩子一天天长大，自己的青春也消耗在了无声的岁月中。直到她加入了社区里的一个互助育儿群，情况开始发生改变。
张晓毕业于一所985重点高校，大学毕业后很快就结了婚，三年生了两个娃。“我上大学时经常活跃在各种社团里，我的大学辅导员和同学都说没想到我会成为全职妈妈。”旁人为张晓的选择感到“可惜”、“浪费”。“我不理解为什么会浪费？我带出很好的孩子，让他们好好读书讲礼貌，锻炼身体不生病，这也是我的成就。”
每到周末，张晓就带着孩子到大学路的书店看书，自己准备绘本开故事会。讲课对象从自己的孩子到孩子的幼儿园同学，人数不断扩充。三年时间，张晓断断续续讲了100多场故事会以后，决定成立一个“遛娃群”，让妈妈们轮流当班，带着孩子在社区里探索各种新空间。
互助群里约有70%是外地妈妈，30%是本地妈妈。“上海本地家庭还有老人可以帮忙带孩子，外地来的小夫妻大多是自己带孩子。也有一些本地夫妻因为觉得和老人的育儿观念不同，选择自己来带。”
在认识了更多社区妈妈以后，张晓发现一种育儿困惑普遍存在：双职工家庭只有周六日才能带孩子，平时对孩子缺乏陪伴，暑假期间让孩子独自待在家不放心，求助于商业培训机构又收费昂贵。而对于全职妈妈来说，虽然照顾孩子的时间充足，但孩子缺少同龄人的陪伴。“很多‘高知妈妈’脱离了社会以后，开始怀疑自己的人生价值，有的甚至患上轻度抑郁……”
家门口的互助育儿群，为城市里带娃提供了一个新思路。“遛娃群”里有30多个活跃在线下的妈妈，而在线上，这个互助育儿群可以链接到全上海200多对年轻夫妻。家长们的职业不尽相同，律师、外企高管、中学教师、大学教授、IT工作者……有毕业后自己带两个孩子的北大博士，有一边带孩子一边读研、为了孩子自考国际母乳指导证的“学霸妈妈”。
每次活动由不同的家长主持，主题也各不相同。最近，小羽策划了一节“行走课堂”，带孩子们穿行在大学路上，给社区老人和清洁工、快递员等户外工作者送绿豆汤。“这让我想起了以前在景区里带旅行团，只是‘游客’变成了孩子们。”
有孩子说，觉得暑托班的“老师”比其他老师更温柔。“那是因为我们的角色首先是妈妈，每个人都是带着妈妈的心情去带我们的孩子。”
寻找归属的“外地妈妈”
2014年，抱着到陌生城市闯一闯的心态，张晓夫妻俩从老家江苏来到上海创业，在离五角场万达不远的一座老公房里，租了一间9平方米的小房间。那年张晓23岁，“老大”刚出生不久。
老房厨卫合用，平时进出做饭、洗澡都要跟邻居打交道。住进去的第一周，张晓就带着妈妈从老家给她寄来的鸭蛋和自己亲手写的小卡片，挨家敲开了邻居的门：“叔叔阿姨好，我们刚刚搬进来。孩子还小，以后如果吵到你们请多多见谅，我们会十分注意的……”
“刚到这座城市时是没有归属感的。门一关上，彼此间距离感很强。”作为社区里的外来者，张晓她总是小心教导儿子，每次见到邻居都要主动叫爷爷。就这样相处时间久了，隔阂才逐渐被打破。有一年夏天，张晓抱着孩子在公共厨房里做饭，邻居主动提出帮她带孩子：“你这样孩子都要被热坏了……”这件事张晓一直记在心里。
“来上海后我们前后搬了7次家，有时是因为房东不租了，有时是因为邻居觉得孩子太吵没办法相处。”辗转搬家之间，夫妻俩一直艰难地试图融入社区。
“遛娃群里有很多夫妻和我们一样，无论是读书在上海，还是毕业后工作在上海，他们对这座城市的归属感是很弱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没有得到社区系统的支持。”张晓认为，互助育儿群最大的意义在于建立起了人与人之间的链接。
有一年，张晓的女儿病了。“孩子刚出生后很瘦弱，辗转上海各个医院看病，医生开了检验单，要抽10罐血。”张晓看着瘦小的女儿，抱着抽血罐的手一直在发抖，她哭着和老公说：“咱们回家吧……”
“最绝望的时候，我发了个朋友圈，线上的妈妈群开始不断发来信息，给我出主意。”热心的妈妈中除了杨浦以外，还有来自宝山、嘉定的妈妈。其中一个有医学背景的妈妈告诉她，孩子可能没有得病，只是吮吸功能出现了问题。
在妈妈群的建议下，孩子终于找到了治疗方案，病情慢慢好转。而在陪女儿看病的半年时间里，张晓的儿子一直待在一位复旦大学的老师家里照顾。“这件事让我看到，妈妈们是有力量的，这个群体是可以相互支撑的。”
刚来上海的时候张晓也经常看着马路上的人来人往，觉得自己不属于这里。“那时，每户人家的门都是关着的，我进不去。有了互助育儿群以后，很多邻居家我都去过。”互助群让她找到了归属。“在这里我得到过帮助，我也想把这种互助延伸开去。”
转变在大人和孩子身上发生
程雪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全职带娃，生完儿子以后，她一度对自己感到失望。本科学习英语专业的她曾在企业担任翻译，在建筑公司当助理，如今她每天在社区教孩子们读单词卡。
“有了孩子以后我就辞职在家，每天把孩子送到学校，到点再接回来，中间的时间就是‘混日子’。”参加育儿群，让她找到了可以自主支配时间，又能体现自己价值，还不耽误带娃的生活方式。
到暑托班“上课”之前，程雪很担心自己无法胜任。“平时带一个孩子有时都‘鸡飞狗跳’，我从来没有带过这么多孩子……”参加了互助群以后，她发现原来自己也有当老师的潜力，对自己孩子的脾气都好了许多。
不同妈妈有不同的擅长领域，互助育儿群更像大学里的“社团”——美术社、行走社、绘本社……每次活动都围绕一个妈妈的“技能”发起。
在进群之前，她们的名字是“谁的妈妈”；如今，母亲的角色后多了一个“斜杠”，她们在妈妈身份以外开发出更多可能性，在社区寻找到新的自我价值。
转变也发生在孩子身上。群里最小的孩子2岁，最大的9岁，“大孩子”很自然地承担起了小哥哥、小姐姐的角色。
程雪的女儿小野今年上二年级，平时对女儿要求严格的她没有想到，在爱心暑托班里，懂事的小野成了班上的“小助教”。孩子们吵架，或者哭着找妈妈时，小野会主动站出来安慰其他小伙伴；小朋友在“疯玩”的时候，她在旁边帮忙收拾玩具；看到小野自觉做作业，其他孩子也会跟着做起来……
“你看妈妈平时对我严格要求是有道理的。”小野说，“她是希望我变得更优秀。”在与其他孩子相处以后，女儿反而理解了妈妈的用心。
在这片社区里，来自不同家庭的孩子们不再囿于家中的一方天地与电视、平板电脑做伴，而是在与混龄小伙伴的互动中懂得了与人沟通，体谅他人，在集体中成长。
建立在熟人关系上的互助
小七的爸爸在杨浦一家科技公司上班，每天八点半准时上班的他总是提前半小时就把孩子送到暑托班。沐沐的妈妈经常加班，有时晚下班了，孩子就由“代理妈妈”带回家吃晚饭。抱团带娃，是一种建立在熟人关系上的互助。
在这座人来人往的大城市里，与不熟悉的人建立信任并非易事，更何况把自己的孩子交给别人照看。这种互助关系，需要建立在日复一日的相处和彼此了解中，这些来自不同地方的妈妈们逐渐放下了心防，彼此依赖。而这样的育儿新模式，在城市中能否被复制？
抱团养娃，存在许多难点。“抱团的最初尝试是基于大学路独特的社区资源。这里有幼儿园和小学，周边分布着一些成熟的居民区，创智农园和大学路街区都为互助育儿提供了丰富的场景。”张晓说，然而时间长了，场地问题也日渐突出。“没有固定的场所，在大学路租用一个活动场，一个月租金上万元。”
其次是安全问题，一旦出现安全事故由谁来担责？目前，“遛娃群”每次活动都会给参与的孩子买一个为期7天的意外保险。但妈妈们心里明白，保险并不能杜绝意外的发生。
困难还来自社区其他人的不理解。之前有些居民提出质疑：“你们这些妈妈聚在一起办活动，是想赚大钱吗？”面对这些质疑声，妈妈们感到十分委屈。“现在每次活动，我们只收取一定成本费，用以场地租借和购买物料，而这与妈妈们的付出其实是不成正比的。”
更核心的问题在于，“代理妈妈”没有补贴，育儿群在“排班”的时候几乎全凭自愿，这种依靠众人爱心和一腔热忱来维持的互助是否真的可持续？事实上，由于带别人的孩子要额外耗费太多时间精力，妈妈“退群”的现象已经出现。
“我认为未来最理想的状态，应该是既非商业化，又能实现可持续。”张晓说，在基于社区的场景中，与居委、商户等各种机构形成共建，解决可持续问题；同时把松散的联盟变成有规则的抱团，像做项目一样，彼此有明确的分工。
九月开学后，“遛娃群”开始策划“三点半课堂”，让“双减政策”落地后孩子们有不一样的课外活动；还在构思“跟爸爸出来一起运动”，由爸爸带娃，让妈妈“放假”……互助育儿群仍在不断探索中。
如今，张晓实现了当初搬到五角场时的小心愿。“我还是想多学点知识，希望有一天自己能重返课堂。”她报名了复旦大学的心理学课，并考取了心理咨询师资格证。
小羽不再觉得自己的生活得像个“保姆”。“妈妈的价值感是最难量化的，要等到孩子长大成人的那天，或许才能体现出来。”现在的她为自己妈妈的身份而感到骄傲，也开始对未来充满期待。
程雪完成了从“小野妈妈”到“小程老师”的转变。“现在走在路上，看到在暑托班里带过的孩子，他们会主动叫我‘小程老师’，会说‘老师，我们想你了。’这是我觉得最开心的时候。”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栏目主编：周楠 文字编辑：黄尖尖 题图来源：黄尖尖 摄
来源：作者：黄尖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