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2-02 18:21:50来源：法律常识
不知对方身份证号，就打不了官司？
法院立案登记制实施后又见“立案难”，亟待打通“信息壁垒”保障公民诉权
在通过网银给员工发工资时，长沙一个小微企业主不慎将5000多元钱转到了他人账户，银行几次协调归还无果。
这个小微企业主原本以为，通过打官司可以讨回自己的钱，但跑了好几趟法院，却连案都没立成。原因其实很简单，她没有对方身份证号码，法院工作人员说无法立案。
“这种情况并不少见。”长沙一家知名律师事务所律师说，立案登记制实施以后，此前群众反映强烈的“立案难”得到大大缓解。但不容忽视的，由于不能提供被告身份证号码，一些希望打官司维权的群众还是求告无门、无处维权。
转错账，跑了几趟法院立不了案
今年51岁的刘向楚，在长沙经营一家主营中式服饰研发、生产、销售的小微企业。企业规模不大，雇有员工20多人。她告诉记者，这两年生意不好做，销售情况大不如以前。
去年8月10日，刘向楚通过自己的民生银行网银账户给员工发工资。
“我本应支付给员工邹某某工资5260元，但操作失误，将钱打入了一个名叫邹垠慧的人账户中。”刘向楚回忆说，以前与邹垠慧有过业务往来，所以保存了她的银行账号，但公司所有人都不记得她的联系方式，也不知其住址。
记者在一份民生银行出具的“支付业务回单（付款）”上看到，刘向楚确实于去年8月10日通过网银向邹垠慧账户转账5260元。
邹某某在一份手写证明材料中表示，公司负责人刘向楚去年8月确实应给她支付5260元工资。
“事发后，我马上与邹垠慧账户所在的招商银行联系，客服很认真地与对方联系上了，在电话中向她说明情况，还发了短信，但此人一直以各种原因推脱，不配合退款。银行也拿她没办法，建议我们报案或者起诉。”刘向楚说。
通过招商银行客服协调无果后，刘向楚先去了长沙市公安局某区分局某派出所报案。接待民警告诉她，这件事不归警方管，是她自己转错了账，对方也并没有诈骗行为。这是一起民事纠纷，警方没有管辖权限，建议她去找法院。
随后，刘向楚又来到企业注册地所在的长沙市某区法院，希望通过起诉对方要回自己的钱。
“工作人员说这种情况可以打官司，但立案需要提供被告的身份证号，我只有对方的姓名和银行账号，跑了好几次都没能成功立案，其中有一次还托人跟院长打了招呼。”刘向楚说。
记者近日与刘向楚来到上述长沙市某区法院。在立案大厅，一位窗口工作人员耐心地听完她介绍完情况，直接回复说，“不能提供对方身份证号码，相当于没有明确的被告人，按照相关法律规定，我们法院真的无法立案。”
“事发至今，已经差不多快1年时间，我咨询了无数人，跑了好几趟法院，搞得心力交瘁了。”刘向楚说。
差点就被逼着找关系“走后门”
第一次跑法院时，一位窗口工作人员向刘向楚建议，可以委托律师去湖南省公民信息管理局申请查询对方身份信息。
但没想到的是，这条路也根本走不通。刘向楚委托的律师告诉她，根据湖南省公民信息管理局相关规定，仅凭她提供的对方姓名和银行账号，是不符合查询条件的。
近日，记者与刘向楚的合伙人陈军来到湖南省公民信息管理局。查询大厅的一位窗口工作人员指着一本《律师查询人口信息管理工作规定（试行）》说，查询人口信息，必须且只能由律师申请，还要提供被查询人的“姓名+身份证号码”或者“姓名+出生年月日”，不支持模糊查询。
“跟律师反馈的情况一模一样。就是因为不知道对方身份证号码，才需要查询。但查询对方个人信息，却先要提供对方身份证号码或出生年月日，这就陷入了一个死循环。”陈军说。
“在派出所和法院，个别工作人员还开玩笑地说，让我自己或律师私下‘找关系’，弄到对方的身份证号码。”刘向楚说，“不是没有想过这条路，但钱并不多，而且那么做也是违法的，我不想触碰法律红线，所以迟迟没行动。”
实际上，刘向楚已私下找过关系。她私下托一个在政法系统工作的朋友查过“邹垠慧”，但电脑系统显示有40多个名叫“邹垠慧”的人，这位政法系统内部人士没敢将他们的信息透露给刘向楚。
“同名同姓的人太多了，查询是会留痕的，况且私下查询也不合法，我这个朋友也怕出事儿”。刘向楚说。
今年6月25日，在招商银行客服一再敦促下，邹垠慧主动给刘向楚打了个电话，“她说还要再去核对下”。
截至目前，刘向楚仍没有拿回这笔钱。在短信往来中，刘向楚对邹垠慧好话说尽，但对方一直说“搞不清情况”“不晓得你是不是诈骗”，最后丢了句“你去法院起诉吧”。
一些受访律师认为，这个案子其实并不复杂，刘向楚转错账，对方明显不当得利。只要法院判了，即使对方不主动归还，刘向楚也可以申请强制执行，要回钱并不难。
“银行跟对方沟通协调了好几次，但是对方就是不听劝。另外，没有司法机关介入，银行肯定不会告诉我对方的身份证号码，这是最起码的商业规则。”刘向楚说。
一些法律界人士还指出，如果不经过法定程序，不管是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还是个人，都无权将公民信息透露给他人。所谓“找关系”，肯定是违反相关法律的。
湖南一位不愿具名的律师透露，在代理一些民事案件时，有时当事人无法提供对方身份证号码，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只能走非正规途径，私下找人查对方身份信息。
“从表面来看，警方、法院和公民信息管理部门都没错，他们都按法律法规办事，但这个尴尬结果让群众其实挺无奈的。明明可以诉诸法律途径维权，最后群众却很可能被逼着只能搞‘私力救济’。”湖南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倪洪涛认为。
一些法律界人士还表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互联网应用的普及，陌生人之间的民事纠纷将会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让原告提供被告身份证号码，显然难度极大。
打通“信息壁垒”，保障公民诉权
就刘向楚的遭遇，记者采访了长沙一县级法院研究室主任，对方告诉记者，在民事诉讼中，如果原告提供不了被告身份证号码，法院立案系统就无法录入，出不了案号。
“民诉法第119条规定，原告起诉时，必须有明确的被告。按照我的理解，这个规定应该包含了防止个人滥用诉权的考量。但在民事诉讼的司法实践中，这个规定就具体化为，法院立案时，需要原告提供被告的身份证号码。”倪洪涛说。
遗憾的是，这极容易导致“刘向楚式困境”：由于无法提供被告身份证号码，法院无法立案，想打的官司根本打不了。
湖南天地人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曾文文分析，实际上，刘向楚有邹垠慧的姓名和银行账号，理论上来说就可以锁定唯一的人，具有可识别性，一个银行账户就对应着一个人。从这个意义来说，在这起民事纠纷中，应该是有“明确的被告”的。
湖南万和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健告诉记者，刘向楚的遭遇并不少见。在一些民商事纠纷中，经常出现当事人不掌握对方身份证号码导致无法立案的情况，最后要么官司打不成，或者当事人和律师在法律途径之外想别的办法。
部分法律界人士认为，刘向楚的遭遇折射了一些基层司法痛点：一是民事立案的制度设计还存在缺陷，导致立案登记制带来的“司法便民效应”打了折扣；二是一些基层部门犯了教条主义错误，适用法律比较僵化，没能真正急群众之所急。
实际上，这个问题在其他省市也引发了司法界关注，一些基层法院还从实际出发，针对性地推出了解决举措。
“原告需多次到户政部门查询相关信息，在法院与公安机关来回奔波。这道‘信息壁垒’不仅增加当事人诉累，加大法官工作量，同时也带来了廉政风险。”河南洛宁县法院院长李海雅说。
据不完全统计，2017年以来，洛宁县法院已受理的5881起案件中，有2116起案件因原告无法提供被告（自然人）准确身份信息而影响立案，占全部案件的36.1％。
针对这一问题，洛宁县法院经多方协调，同当地公安部门对接，于今年6月建立了被告（自然人）信息“点对点即时查询”机制。
具体来说就是，法院建立专线，与公安户政大厅对接。当事人到法院立案，如需查询被告身份信息，法院工作人员通过专线发送查询请求，公安户政大厅反馈查询结果。
6月中旬，外地农民工张某为追讨工资，到洛宁县法院提起诉讼，却无法准确提供被告王某的身份信息。
洛宁县法院立案大厅工作人员当即启动查询机制，快速锁定被告信息，经张某辨认无误后，即时立案，并采取保全措施，冻结王某资金账户，为张某兑现胜诉权益提供了司法保障。
此外，还有北京律师界人士表示，在少数地区，民事诉讼案件的原告如果不能提供被告身份证号码，但是能提供被告的送达地址和联系方式，法院也能受理相关诉讼。
部分法律界人士建议，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立案“信息壁垒”，有关部门应该加强调研，找准症结“痛点”，完善相关顶层设计，在确保诉权不被滥用的基础上，充分保障公民诉权。（刘向楚、邹垠慧、陈军为化名）（记者刘良恒、李丽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