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找专业的刑事会见律师事务所，追诉时效 案例

前言

追诉时效期限，是个有意思的话题，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引起大家关注，尤其是涉及故意杀人案件。

前段时间，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一批指导性案例，其中一个是，女子杨菊云因家暴杀死丈夫后，携子潜逃，在潜逃24年后被抓获，后最高检察院核准不予追诉。

追诉时效，是指刑事法律规定的对犯罪分子追究刑事责任的有效期限。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的，不再追究刑事责任。根据《刑法》规定，犯罪经过下列期限不再追诉（一）法定最高刑为不满五年有期徒刑的，经过五年；（二）法定最高刑为五年以上不满十年有期徒刑的，经过十年；（三）法定最高刑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经过十五年；（四）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死刑的，经过二十年。如果二十年以后认为必须追诉的，须报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

追诉时效期限的规定，主要是考虑既要实现正义，同时也要兼顾执法成本、执法效率问题，也要考虑到是否还有社会危害性问题。本案中，杨菊云杀害丈夫，涉嫌故意杀人罪，法定最高刑为死刑，但超过了二十年，须报请最高检察院核准。最高检察院综合考虑本案因家庭矛盾引发，且被害人的父母、儿子都已经谅解，不要求追究杨菊云的刑事责任，且事情经过二十多年，在当地的影响已经淡化，杨菊云本人也不再有社会危害性，最终决定对杨菊云不予核准追诉。如此处理，能够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有利于化解矛盾。社会主流对家庭暴力也是谴责态度，本案不追诉不至于冲击社会稳定和民众观感。

作为刑事辩护律师，我们在办案中，时刻紧绷追诉时效期限这根弦，才能在能用的时候用起来，最大化地维护当事人权益。近期，我办了一个案件，就是利用追诉时效期限成功辩护。

申请取保候审未遂

王成（化名）被抓了，涉嫌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伤害罪、寻衅滋事罪。

王成的老婆找到我，说王成是个朴实的人，没有干过违法犯罪的事。

家属的陈述固然是一面之辞，但毕竟是朝夕相处的人，有利于我们了解当事人是怎样的人。

我的当务之急是会见王成，了解情况再选择辩护策略。

王成先被某市公安机关监视居住，后转为刑事拘留。疫情期间，会见不易，我隔着一道玻璃，和王成通过打电话会见。

王成一开始很消沉，随着会见，他的状态慢慢好起来。

王成说，1998年左右，他在一家运输公司从事售票工作，老板是于某。最近，运输公司老板于某因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被抓了，牵连了一大帮人，但他是无辜的，他没有参加老板的什么组织，和老板二十年没联系了。

据王成回忆，1998年有一天，驾驶员肖某、售票员王成和另一个售票员李某出车。经过一个地段时，一群农民工正在修路，交通堵塞，农民工催促他们赶紧离开，但是一时半会走不了。后农民工开始辱骂驾驶员和售票员，驾驶员肖某下车对骂，农民工手持铁器击打驾驶员肖某。售票员王成和李某赶紧下车劝架、拉架。不料，又来了一群农民工，手持铁器击打劝架的售票员王成和李某，王成被迫一边回击一边躲闪，很快就逃跑了。王成的头部受伤，缝了四针。对方有人受伤，轻伤或重伤。

会见后，我向公安机关递交《取保候审申请书》，和办案民警沟通。我认为，王成不构成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伤害罪、寻衅滋事罪，且本案超过追诉时效，不应再追究刑事责任。对王成采取取保候审也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

办案民警态度客气，说会再研究。不过，公安机关最终还是不同意取保候审，而是报请检察院批准逮捕。

和检察官火速沟通

检察院有七天时间审查是否批准逮捕，这七天至关重要。我写好《建议不批准逮捕的法律意见书》，驱车前往检察院，和承办检察官当面沟通。

我和检察官说，面对一群人行凶，不能强行要求王成不去回击。王成并未手持钢管随意殴打他人，只是被动地用拳头回击，被动地实施防卫行为，系正当防卫，不构成犯罪。王成供述的“手持钢管”，系办案人员逼供，与事实不符。

我进而提出，本案追诉时效是五年或者十年。本案发生在二十多年前，显然已经超过追诉时效期限，不应再追究刑事责任。案发后，王成一直遵纪守法，没有其他的违法犯罪行为。王成也没有逃避侦查，而是正常上下班。因此，追诉期限要正常计算，本案已经超过追诉时效。二十多年来，王成没有和老板于某联系，没有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

检察官说，这个案子比较复杂，涉及到二十多年前的事，当时是否刑事立案要核实，再看是否超过追诉时效，再决定是否批准逮捕。同时，毕竟是涉黑案件，也要汇报。

此后，我又多次和检察官打电话良性沟通。我说，王成不符合逮捕的条件，建议尽快决定不批捕。

审查逮捕期限的最后一天，检察院最终决定不批准逮捕。王成在当天被释放。

王成出来后，和我说，因为这段时间的事情，公司辞退他了，他要去找下一份工作养家。

一年后，王成顺利解除取保候审，回归正常生活。

刑事案件关乎每个具体的个人的生命和自由、财产，不可不慎。

蓝天彬律师：江苏法德东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刑事业务研究会副主任，南京市律师协会刑事法律风险防控委员会委员，前政法记者，毕业于厦门大学，专注于研究公司人员、公职人员法律风险防控和刑事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