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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遗嘱事项,从《继承法》上看,貌似十分简单,但稍不注意,将可能影响到遗嘱的法律效力,也将可能对相关当事人的权益产生十分巨大的影响。
1、律所从事代书遗嘱见证业务,必须由两名律师进行;
2、律师对客户服务需求应做出专业判断和建议,而不是仅仅按照客户简单的理解进行,由此给客户造成损失的,律所将承担过错责任,即专业的人做出不专业的事情付出的代价!
▌案例一:上海律师见证遗嘱无效,法院判令律所赔偿百万
来源:中国裁判文书网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沪02民终10369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祁长宇律师事务所,地址上海市杨浦区。
负责人:祁长宇,主任。
委托诉讼代理人:孟宪中,上海祁长宇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蔡修浒,上海地球人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瞿飞凤,女,1949年1月30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普陀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瞿飞华,男,1953年11月17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浦东新区。
二被上诉人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周敏,上海豪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上海祁长宇律师事务所因与被上诉人瞿飞凤、被上诉人瞿飞华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2018)沪0110民初478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8年11月8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上海祁长宇律师事务所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发回重审或者改判驳回被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本案案由应该是法律服务合同纠纷,一审法院确定的案由是损害赔偿纠纷,被上诉人并非适格的诉讼主体。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未查明被继承人瞿关禾在立遗嘱时能否用手签名,也未明确代书遗嘱的法定生效要件,没有查明上诉人为被继承人瞿关禾代书及遗嘱见证的客观事实及过程,只是机械地套用、借用了另案继承纠纷案件的判决内容。一审法院没有正确分配双方举证责任,被上诉人未对自己的主张完成举证责任,而上诉人已经完全尽到了自己的举证责任。一审法院判决应当适用与本案相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有关条文,只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系适用法律错误。退一步讲,即使上诉人应对诉争代书遗嘱被认定无效负有一定过错,但也不应背负全部责任。综上,上诉人所作代书遗嘱的见证服务行为,是尽职专业合规的,上诉人此前以同样方式制作的见证遗嘱,一直都被法院生效判决确认。一审法院判决不符合事实和法律规定,剥夺了上诉人合法权益。
瞿飞凤、瞿飞华共同辩称,不同意上诉人的上诉请求。被继承人瞿关禾有订立遗嘱的真实意思表示,如果遗嘱有效,被上诉人可以得到遗产。因上诉人的过错,诉争遗嘱被法院认定无效,导致被上诉人损失,二者之间因果关系明确。一审法院判决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瞿飞凤、瞿飞华向一审法院起诉请求:判令上海祁长宇律师事务所赔偿经济损失人民币(币种下同)1,200,000元。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瞿关禾于2017年3月3日死亡,生前未婚,无子女。2017年2月28日,瞿关禾委托上海祁长宇律师事务所订立代书遗嘱,言明:“在我百年后,将我拥有的上海市广灵一路广中一村XXX号XXX室房屋产权,给我的弟弟瞿飞华(身份证号XXXXXXXXXXXXXXXXXX)和妹妹瞿飞凤(身份证号XXXXXXXXXXXXXXXXXX)两个人继承,每人各继承一半”。“立遗嘱人”处由祁长宇律师代瞿关禾签字,注明“祁律师(代签)”,并由瞿关禾捺印。代书人为祁长宇律师,见证人为祁长宇和李某某两位律师。同日,上海祁长宇律师事务所对该份遗嘱出具律师见证书。瞿关禾支付律师见证费6,000元。
2017年5月,瞿飞凤、瞿飞华以遗嘱继承纠纷为由起诉案外人瞿某1、瞿某2、瞿某3,要求按照遗嘱由瞿飞凤、瞿飞华各半继承瞿关禾名下上海市广灵一路广中一村XXX号XXX室房屋产权。一审审理中,证人李某某出庭作证称:“此次见证由祁长宇律师主要承办,据祁长宇律师说,2017年2月28日,瞿飞华来事务所与祁长宇联系,称被继承人瞿关禾想订立遗嘱,并将相关人员的身份证件和房产证文本交与祁长宇律师。同日下午4点左右,我和祁长宇还有一个助理三个人到新华医院,为瞿关禾订立遗嘱。瞿关禾见到我们,就表示系争房屋由瞿飞凤、瞿飞华继承,瞿飞凤、瞿飞华一人一半产权。谈话过程中,我们询问了瞿关禾的身份情况、系争房屋地址等,从我们与瞿关禾的对话来看,瞿关禾神智清晰,只是中气不足,谈话中助理负责拍照,但未制作谈话笔录,也没有录音录像。了解被继承人意愿后,三人返回律所,根据之前瞿关禾的口头表述为瞿关禾制作遗嘱,房产证、瞿飞华、瞿飞凤的身份证复印件应该是瞿飞华在委托的时候已经提交给祁长宇了,所以遗嘱中我们写了瞿飞凤、瞿飞华的身份证号码。之后我和祁长宇返回新华医院,分别用上海话和普通话为瞿关禾宣读遗嘱,并要求瞿关禾签字,但瞿关禾的手无力握笔,最后祁长宇在立遗嘱人处签字,让瞿关禾捺印,每份遗嘱有四个捺印,目的是为了保证有清晰的手印,印泥是我们随身携带的。被继承人捺印后,我们当场在见证书上盖了律所的公章。遗嘱一式三份,一份律所保留,一份留在瞿关禾的病床上,另一份交给瞿飞华、瞿飞凤保管。此次见证收取了律师费,也出具了律师费发票,但我没有看到过委托合同,律师费发票复印件也是庭前祁长宇交给我的。”
一审法院另查明: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9月27日作出(2017)沪0109民初19198号民事判决,认为系争遗嘱并非代书人在遗嘱人口述遗嘱内容时的当场记录,而是代书人根据自己的记忆在事后整理的版本,整理过程中也没有遗嘱人口述时的谈话笔录、录音录像等资料可供参考,并不符合时空一致性的要求,无法证明遗嘱系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遗嘱应由遗嘱人签名确认,原告(瞿飞凤、瞿飞华)与证人均未提供遗嘱人立遗嘱时无法握笔的证据,故遗嘱人仅在遗嘱上捺印并不符合代书遗嘱的形式要求,认定2017年2月28日瞿关禾的遗嘱无效,上海市广灵一路广中一村XXX号XXX室房屋产权由瞿飞凤、瞿飞华、瞿某2、瞿某1、瞿某3按份共有,各占20%产权份额。
一审判决后,瞿飞凤、瞿飞华不服,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中,瞿飞凤、瞿飞华提供新华医院呼吸内科孙香渊医师于2017年10月16日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瞿关禾入院时双上肢肌力严重下降,无法抬离床面,难以完成书写动作。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未将该证明作为新的证据予以采信,并于2017年12月25日作出(2017)沪02民终10065号民事判决,认为瞿关禾所订立的代书遗嘱并非代书人在遗嘱人口述遗嘱内容时的当场记录,而系代书人返回律所后根据记忆整理而成,且无整个过程的录音、录像等证据予以佐证,故不符合代书遗嘱时空一致性要求,也无证据证明该遗嘱系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一审法院认定遗嘱无效且按法定继承处理,并无不当,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18年4月18日,法院前往新华医院调取瞿关禾2017年2月22日至2017年3月1日住院病程记录,该记录显示上述期间瞿关禾日日神志清晰。
一审审理中,依瞿飞凤、瞿飞华申请,法院委托上海八达国瑞房地产土地估价有限公司对上海市虹口区广灵一路个一村XXX号XXX室房屋2017年12月25日的市场价值进行评估,估价结果总价值1,980,000元。上海祁长宇律师事务所对估价报告有异议,申请重新评估,因未提供证据证明估价报告存在法律规定应予重新评估之情形,故未获准许。
一审法院认为,律师是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接受委托或者指定,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律师事务所是律师的执业机构。律师担任诉讼法律事务代理人或者非诉讼法律事务代理人的,应当在受委托的权限内,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瞿飞凤、瞿飞华之兄瞿关禾生前委托上海祁长宇律师事务所代书并见证遗嘱,目的是通过熟悉法律事务的专业人员提供法律服务,使其所立遗嘱具有法律效力。作为专门从事法律服务的机构,上海祁长宇律师事务所应当明知瞿关禾的这一签约目的,在收取对价后,有义务为瞿关禾提供完善的法律服务,以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但在代书遗嘱过程中,遗嘱人口述遗嘱内容时,上海祁长宇律师事务所指派的两位律师既没有做谈话笔录,也没有录音录像,而是回到律师事务所后仅凭自己的记忆整理出遗嘱版本,致使代书遗嘱因不符合时空一致性的要求,无法证明系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而被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确认为无效,瞿关禾名下的房屋按法定继承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律师违法执业或者因过错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由其所在的律师事务所承担赔偿责任。律师事务所赔偿后,可以向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行为的律师追偿。瞿关禾立遗嘱行为的本意,是要将遗嘱中所指的财产交由瞿飞凤、瞿飞华继承。现瞿飞凤、瞿飞华不能按遗嘱继承瞿关禾遗产的根本原因,是上海祁长宇律师事务所没有给瞿关禾提供完善的法律服务,以致瞿关禾立下了无效遗嘱。上海祁长宇律师事务所在履行自己职责中的过错,侵害了瞿飞凤、瞿飞华依遗嘱继承瞿关禾遗产的权利,由此给瞿飞凤、瞿飞华造成损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至于上海祁长宇律师事务所辩称遗嘱被确认为无效是瞿飞凤、瞿飞华在遗嘱继承纠纷一案中存在重大失误所致,事实证明即使瞿飞凤、瞿飞华提供了瞿关禾因病无法正常握笔书写的证明,也无法改变代书遗嘱不符合法定生效要件的客观事实,故该抗辩意见不成立。至于赔偿范围,应以瞿飞凤、瞿飞华因遗嘱被生效判决确认为无效而被减少的继承份额为限。
判决:上海祁长宇律师事务所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瞿飞凤、瞿飞华经济损失1,188,000元。案件受理费15,600元、评估费6,638元,由上海祁长宇律师事务所负担。
二审中,当事人没有提交新证据。一审查明事实无误,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上诉人的有关律师,因违反代书遗嘱订立的法律程序,导致所订立的代书遗嘱被法院认定为无效遗嘱,上述情形已被生效法律文书认定为法律事实。根据上诉人的律师在被继承人瞿关禾遗嘱继承纠纷案件中的陈述以及法院查明的被继承人瞿关禾订立代书遗嘱时的身体及精神状态,被继承人瞿关禾具有遗嘱能力。依据被继承人瞿关禾所订立的“代书遗嘱”的相关内容,若该代书遗嘱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七条所规定的代书遗嘱的法律要件,或者上诉人的律师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规定的其他遗嘱方式完成被继承人瞿关禾委托的订立遗嘱事务,则被上诉人瞿飞凤、瞿飞华可以取得被继承人瞿关禾的遗产,但上诉人的律师所订立的代书遗嘱却因严重违反法律程序而无效,进而使被上诉人实际丧失了获得相应遗产的遗嘱继承权。依据上述法律事实,上诉人的律师在执业行为中显然存有过错,且造成了被上诉人的损失,上诉人所应承担的责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五十四条有明确规定,一审法院也已论及,本院予以认同并不再赘述。关于上诉人应承担的损失范围,一审法院的认定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予以确认。上诉人主张不应承担全部的责任,缺乏相应依据,本院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5,600元,由上诉人上海祁长宇律师事务所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李迎昌
审判员 王冬寅
审判员 黄 亮
二〇一九年二月八日
书记员 陆 乐
▌案例二:北京律师见证遗嘱无效,法院判令律所赔偿十万
公报案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5]第10期出版
[裁判摘要]
根据律师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的规定,经律师见证的遗嘱因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要件被确认无效,致使遗嘱受益人蒙受经济损失的,律师所在的律师事务所应当承担过错赔偿责任。
[一审法院查明]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2001年,原告王保富之父王守智与被告三信律师所签订了《非诉讼委托代理协议》书一份,约定:三信律师所接受王守智的委托,指派张合律师作为王守智的代理人;代理事项及权限为:代为见证;律师代理费用为6000元;支付方式为现金;支付时间为2001年8月28日;协议上还有双方约定的其他权利义务。王守智在该协议书上签字,三信律师所在该协议书上加盖了公章,但该协议书未标注日期。同年9月10日,王守智又与三信律师所指派的律师张合签订了一份《代理非诉讼委托书》,内容为:因见证事由,需经律师协助办理,特委托三信律师所律师张合为代理人,代理权限为:代为见证。
9月17日,三信律师所出具一份《见证书》,附王守智的遗嘱和三信律师所的见证各一份。王守智遗嘱的第一项为:将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北太平庄钟表眼镜公司宿舍11门1141号单元楼房中我的个人部分和我继承我妻遗产部分给我大儿子王保富继承。见证的内容为:兹有北京市海淀区北太平庄钟表眼镜公司宿舍3楼4门2号的王守智老人于我们面前在前面的遗嘱上亲自签字,该签字系其真实意思表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的规定其签字行为真实有效。落款处有见证律师张合的签字和三信律师所的盖章。王守智于9月19日收到该《见证书》。
2002年12月9日,王守智去世。原告王保富于2003年1月起诉至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要求按照王守智的遗嘱继承遗产。2003年6月30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终审判决认定:王守智所立遗嘱虽有本人、张合律师签字且加盖北京市三信律师事务所单位印章,但该遗嘱的形式与继承法律规定的自书、代书遗嘱必备条件不符,确认王守智所立遗嘱不符合遗嘱继承法定形式要件,判决王守智的遗产按法定继承处理。王保富因此提起本案诉讼,要求三信律师所赔偿经济损失。
经核实确认,按法定继承,原告王保富所得遗产比按遗嘱继承少114318.45元。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非诉讼委托代理协议》、《代理非诉讼委托书》、《见证书》、三信律师所接待笔录、(2003)海民初字第3229号民事判决书、(2003)一中民终字第5122号民事判决书等证据证实。
[一审法院认为]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认为:律师事务所是依靠聘请律师去为委托人提供服务,从而获取相应对价的机构。继承法律规定,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律师与普通公民都有权利作代书遗嘱的见证人,但与普通公民相比,由律师作为见证人,律师就能以自己掌握的法律知识为立遗嘱人服务,使所立遗嘱符合法律要求,这正是立遗嘱人付出对价委托律师作为见证人的愿望所在。原告王保富的父亲王守智与被告三信律师所签订代理协议,其目的是通过律师提供法律服务,使自己所立的遗嘱产生法律效力。三信律师所明知王守智这一委托目的,应当指派两名以上的律师作为王守智立遗嘱时的见证人,或者向王守智告知仍需他人作为见证人,其所立遗嘱方能生效。但在双方签订的《非诉讼委托代理协议》书上,三信律师所仅注明委托事项及权限是“代为见证”。三信律师所不能以证据证明在签订协议时其已向王守智告知,代为见证的含义是指仅对王守智的签字行为负责,故应认定本案的代为见证含义是见证王守智所立的遗嘱。三信律师所称其只是为王守智的签字进行见证的抗辩理由,因证据不足,不能采纳。《非诉讼委托代理协议》的签约主体,是王守智和三信律师所,只有三信律师所才有权决定该所应当如何履行其与王守智签订的协议。张合只是三信律师所指派的律师,只能根据该所的指令办事,无权决定该所如何行动。三信律师所辩解,关于指派张合一人去作见证人的决定,是根据王守智对张合的委托作出的,这一抗辩理由不能成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规定:“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被告三信律师所在履行与王守智签订的《非诉讼委托代理协议》时,未尽代理人应尽的职责,给委托人及遗嘱受益人造成损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但赔偿范围仅限于原告王保富因遗嘱无效而被减少的继承份额。虽然三信律师所在履行协议过程中有过错,但考虑到王保富在本案选择的是侵权之诉而非合同之诉,况且王守智的继承人并非只有王保富一人,故对王保富关于三信律师所应当退还王守智向其交付的代理费之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三信律师所在代为见证王守智所立遗嘱过程中的过错,不必然导致王保富提起并坚持进行了两审继承诉讼,故对王保富关于三信律师所应当赔偿其在两审继承诉讼中付出的代理费和诉讼费之诉讼请求,亦不予支持。
据此,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于2004年5月判决:
一、被告三信律师所于判决生效后7日内赔偿原告王保富经济损失114318.45元。
二、驳回原告王保富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4208元,由原告王保富负担412元,由被告别三信律师所负担3796元。
[二审法院认为]
本案争议焦点为:(1)三信律师所“代为见证”的,究竟是王守智在遗嘱上签字的行为,还是王守智立遗嘱的行为?(2)三信律师所的见证行为是否侵犯王保富的民事权利,应否承担赔偿责任?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的律师,是指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律师事务所是律师的执业机构。”第二十七条规定:“律师担任诉讼法律事务代理人或者非诉讼法律事务代理人的,应当在受委托的权限内,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公民在不具有法律专业知识,又想使自己的行为符合法律要求时,通常向律师求助。律师是熟悉法律事务,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专业人员。律师在担任非诉讼法律事务代理人时,应当在受委托的权限内,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被上诉人王保富的父亲王守智委托上诉人三信律师所办理见证事宜,目的是通过熟悉法律事务的专业人员提供法律服务,使其所立遗嘱具有法律效力。作为专门从事法律服务的机构,三信律师所应当明知王守智的这一签约目的,有义务为王守智提供完善的法律服务,以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三信律师所不能以证据证明其与王守智约定的“代为见证”,只是见证签字者的身份和签字行为的真实性;也不能以证据证明在签约时,该所已向王守智明确告知其仅是对签字见证而非对遗嘱见证,故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三信律师所上诉主张其仅为王守智签字行为的真实性提供见证,没有证据支持,不予采信。
《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律师违法执业或者因过错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由其所在的律师事务所承担赔偿责任。律师事务所赔偿后,可以向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行为的律师追偿。”王守智立遗嘱行为的本意,是要将遗嘱中所指的财产交由被上诉人王保富继承。由于上诉人三信律师所接受王守智的委托后,在“代为见证”王守智立遗嘱的过程中,没有给王守智提供完善的法律服务,以至王守智所立的遗嘱被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确认为无效,王守智的遗愿不能实现。无效的民事行为自然是从行为开始时起就没有法律约束力,但这只是说王保富不能依法获得遗嘱继承的权利,不是说王守智从来不想或者不能通过立遗嘱把自己的财产交由王保富继承,更不是说王保富根本就不能通过遗嘱继承的途径来取得王守智遗产。王保富现在不能按遗嘱来继承王守智遗产的根本原因,是三信律师所没有给王守智提供完善的法律服务,以至王守智立下了无效遗嘱。三信律师所履行自己职责中的过错,侵害了王保富依遗嘱继承王守智遗产的权利,由此给王保富造成损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综上,原审认定事实清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上诉人三信律师所赔偿被上诉人王保富因不能按遗嘱继承而遭受的财产损失,适用法律正确,处理并无不当,应当维持。三信律师所的上诉理由均不能成立,应当驳回。据此,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于2004年12月1日判决如下:
[二审裁判结果]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审案件受理费按一审判决执行;二审案件受理费4208元,由上诉人三信律师所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