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1-21 22:58:10来源：法律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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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方起诉离婚时，要求法院将其父母在自己婚后部分出资所购买房屋判令归自己所有时，能否得到法院支持？
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二十九条规定：“当事人结婚前，父母为双方购置房屋出资的，该出资应当认定为对自己子女个人的赠与，但父母明确表示赠与双方的除外。当事人结婚后，父母为双方购置房屋出资的，依照约定处理；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的原则处理。”
司法实践中经常发生的情形是，父母为子女婚后购买房屋支付了部分价款（往往是首付款），以子女名义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并将房屋所有权登记在一方子女或双方子女名下。这种情况下，根据上述规定，若双方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应按照《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的原则将该出资的首付款认定为对夫妻双方的赠与。相应地，婚后以子女一方或双方名义签订的不动产买卖合同并以该出资作为首付款所购买的不动产，不管登记在子女一方还是双方名下，都应视为夫妻共同财产。通常情况下，在当事人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或者双方父母为当事人双方购置房屋的出资，除父母明确表示该出资是赠与自己子女购置房屋款项的情况之外，根据法定夫妻共同财产制的原则规定，都应认定为夫妻共有财产。
人民法院在对当事人结婚后的财产所有权归属认定处理时，首先要适用法定的夫妻婚后所得共同制原则，即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或妻一方或双方所得财产均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其次再依照除外情形来认定是否为夫或妻一方所有。这也是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所得财产的一般处理原则。
2
双方协议离婚后，一方不愿按离婚协议约定将自己名下房屋赠与子女或他人时，另一方请求法院判令一方按协议约定办理房屋过户手续，是否支持？
答：实践中，经常出现协议离婚后，一方反悔，拒绝交付离婚协议中约定的赠与房屋的情形。对此，赠与方的理由往往是根据《民法典》第六百五十八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之规定，主张可以无条件撤销赠与。赠与方的观点是不对的。其理由在于，离婚协议中关于房屋赠与的约定并不构成一般意义上的赠与合同。根据《民法典》第六百五十七条“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之规定，构成赠与合同的前提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而不要求受赠人为此付出代价或承担任何义务。具体到离婚协议中的赠与而言，实务中很少出现受赠人在离婚协议上确认接受赠与的情形。也就是说，离婚协议中的所谓赠与并未在赠与人与受赠人之间达成一致，不构成赠与合同。既然不构成赠与合同，那么一般也就不存在赠与人依据《民法典》加以撤销的可能。那么从法律角度，赠与人在离婚协议中的赠与表示应如何评价呢？我们认为，这是赠与人为换取另一方同意协议离婚而承诺履行的义务。该义务的特殊之处在于，赠与人的给付房屋义务不是向离婚协议相对方履行，而是按约定向合同外第三人履行。根据《民法典》第一千零七十六条的规定，“夫妻双方自愿离婚的，应当签订书面离婚协议，并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离婚登记。离婚协议应当载明双方自愿离婚的意思表示和对子女抚养、财产以及债务处理等事项协商一致的意见”。
由于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离婚登记的前提条件是双方对子女抚养和财产分割问题达成一致意见，所以急于离婚的一方可能会在离婚协议中对财产分割作出一定的让步。这类离婚协议中双方主要义务表现为，受赠人配合赠与人办理协议离婚，受赠人向第三人交付房屋。在相对方已经按约定与赠与人协议解除婚姻关系的情形下，赠与人也应按约定履行给付房屋的义务。如果赠与人不履行该义务，则构成违约，离婚协议相对方有权请求法院判令其履行房屋交付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六十九条第二款“当事人依照民法典第一千零七十六条签订的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以及债务处理的条款，对男女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定可以理解为上述精神的体现。
我国正在走向法治化，离婚协议的签订和履行应当贯彻诚实信用原则。对那种签订协议时就没有打算履行，特别是对那些将签订在财产分割间题上大幅度让步作为换取对方迅速同意离婚的权宜之计，却动辄反悔，根本没打算认真履行协议的当事人，绝不能予以支持。
3
如果离婚诉讼的当事人只有一套性质为夫妻共同财产的房屋居住，又均无能力补偿对方，法院能否判令双方离婚后对该房屋各占1/2产权？
答：这样判决是不对的。因为一物一权是物权法的基本原则，一个特定物上只能存在一个所有权是一物一权的应有之义。在不具备分别登记产权的条件下，在一个物上判决两个所有权存在，明显违反法律规定，对物权归属的确定性和交易秩序的稳定性造成损害。既然该套房屋的性质为夫妻共同财产，那么，如果在离婚诉讼中不作分割，实际上双方仍然处于共同共有状态。夫妻共有是共同共有的一种典型状态。一般情况下，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是一人一半，因此，如果判决一人一半，实际上只是判决确定从夫妻共同共有到按份共有，并不能解决这对夫妻离婚后实际面临的居住问题，因为对于按份共有人来说，仍然存在由谁实际控制、使用该房屋的问题，如果当事人自己能够协商解决这一问题，就没有必要由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发生了离婚事实，意味着共同共有的基础已经丧失，如果不能协商解决间题，在当事人明显失去共有基础的条件下，人民法院强行判决按份共有，有可能造成新的矛盾。
所以我们认为，在上述情况下，判决当事人离婚后对夫妻共同所有的房屋产权按份共有不是离婚案件中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好办法，一般不宜采用。
4
我与妻子均是再婚，再婚前双方均有自己的住房。我于婚前按揭贷款购买了一套两居室楼房供双方婚后共同居住，至今贷款尚未还清。离婚诉讼中，我主张此套住房归我所有，对方亦表示同意，但要求从3年来房屋价格上涨带来的收益中分一半给她，我现在又不想卖房，房价上涨我也没有实际得到收益。请问法院会支持她的要求吗？
答：她的要求是合理的。你婚前以个人名义签订购房合同，支付首付款，按揭贷款购房并将房屋登记在个人名下，但婚后夫妻双方共同偿还贷款，因此，上述房屋中有一部分属于你的个人财产（首付部分以及尚未还清贷款部分），但也有一部分具有夫妻共同财产的属性（夫妻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共同还贷部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七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夫妻一方婚前签订不动产买卖合同，以个人财产支付首付款并在银行贷款，婚后用夫妻共同财产还贷，不动产登记于首付款支付方名下的，离婚时该不动产由双方协议处理。”第二款规定：“依前款规定不能达成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判决该不动产归登记一方，尚未归还的贷款为不动产登记一方的个人债务。双方婚后共同还贷支付的款项及其相对应财产增值部分，离婚时应根据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原则，由不动产登记一方对另一方进行补偿。”既然对方已经同意房屋归你所有，因此，你们之间争议的只是你如何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偿还银行贷款所形成的财产权益向对方支付补偿的问题。如果你们不能通过协商解决争议，人民法院在判决时，必然要判令你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共同还贷支付的款项及其相对应财产的增值部分，给对方予以补偿。尽管你现在不出售房屋，但房屋的增值是客观存在的，既然离婚后房屋所有权归你，则此增值必然由你享有。而这一增值是与配偶一方参与共同还贷的贡献分不开的，对方还因此丧失了购买属于自己的房屋的机会。所以，由一方独享因房屋升值所带来的利益，对另一方来说是不公平的。因此，建议你主动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共同还贷支付的款项及其相对应财产的增值部分向对方支付补偿，或者与对方协商解决争议。
5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用夫妻共同财产购买房屋，产权登记在未成年子女名下，离婚时应如何处理？
答：审判实践中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根据《民法典》物权编第二百一十七条的规定，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如果夫妻将购买的房屋登记在未成年子女名下，那就意味着将购买的房屋赠与未成年人，离婚时应作为未成年人的财产处理，夫妻双方无权予以分割；另一种观点认为，不能仅仅按照产权登记的情况将房屋一概认定为未成年人的财产，还应审查夫妻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我们倾向于第二种观点。双方婚后用夫妻共同财产购买房屋，子女尚未成年，如果产权登记在该子女名下，夫妻离婚时不能简单地完全按照登记情况将房屋认定为未成年子女的财产。因为，不动产物权登记产生的是将登记记载的权利人推定为真正权利人的效力，分为对外效力和对内效力。对外效力是指根据物权公示公信原则，不动产物权经过登记后，善意第三人基于对登记的信赖而与登记权利人发生的不动产交易行为应受到法律保护；对内效力是指在权利人与利害关系人之间，应根据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来确定真正的权利人。实际生活中，夫妻双方共同出资购买房屋后，可能基于各种因素的考虑而将房屋产权登记在未成年子女名下，但这并不意味着夫妻的真实意思是使未成年子女成为该房屋产权的权利人，因此，该房屋的真实产权人未必是未成年子女。
人民法院应注意审查夫妻双方在购买房屋时的真实意思表示，如果真实意思确实是将购买的房屋赠与未成年子女，离婚时应将该房屋认定为未成年子女的财产，由直接抚养未成年子女的一方暂时管理；如果真实意思并不是将房屋赠与未成年子女，离婚时将该房屋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处理比较适宜。
6
文某与沙某系夫妻，于2005年在A市登记结婚，二人户籍所在地均为A市。二人婚后一直居住在A市文某父母的家中。2006年至2008年，文某与沙某以夫妻名义在其省会城市B市购得房产三处。2009年1月，沙某向B市法院起诉离婚，并涉及位于B市三处房产的财产分割，则该三处不动产所在地法院是否有权管辖？
答：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对公民提起的民事诉讼，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被告住所地与经常居住地不一致的，由经常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规定：“公民的住所地是指公民的户籍所在地，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住所地是指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因此，在被告文某户籍在A市的情况下，则A市应是文某的住所地。对于本案的管辖，依据民事属地管辖“原告就被告”的一般原则，在被告住所地即其经常居住地的情况下，则应由被告的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因此本案应由A市法院行使管辖权。《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第一项规定：“因不动产纠纷提起的诉讼，由不动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其中“因不动产纠纷提起的诉讼”应理解为以不动产作为讼争标的而发生的纠纷。对于夫妻一方起诉离婚涉及不动产分割的案件，则应该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确定的原则确定案件管辖。在本案中，虽然离婚案件涉及不动产财产分割，但由于本案是以离婚为前提而包含不动产分割的，所以应根据“原告就被告”的原则确定管辖，即由被告文某的住所地法院管辖。当然，如果夫妻双方已经根据法院判决离婚或者协议离婚，而仅仅以涉案房地产分割为诉讼内容，则应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院的专属管辖原则。综上所述，即使本离婚案件涉及不动产财产分割，也应该由文某住所地A市法院管辖。
本文节选自《民事审判实务问答》（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编）
来源： 山东高法
王某与刘某于1999年经人介绍相识，于1999年11月4日登记结婚，婚后生育一女王甲。2021年，王某以双方婚前缺乏了解及沟通，婚后夫妻之间缺少关心照顾，导致夫妻感情变淡为由，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并要求对夫妻共同财产——坐落于某市区的一套房屋进行分割。庭审中刘某称其不清楚该房屋是否办理了产权登记，王某诉称该房屋系小产权房，未办理房屋产权登记。目前房屋由刘某和女儿王甲居住。
离婚时，夫妻双方对尚未取得所有权或者尚未取得完全所有权的房屋有争议且协商不成的，人民法院不宜判决房屋所有权的归属，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判决由当事人使用。当事人就前款规定的房屋取得完全所有权后，有争议的，可以另行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在本案中，王某和刘某均承认涉案房屋未办理产权登记，故双方对该房屋未取得完全所有权。因此，对于该房屋，人民法院不宜予以处理。目前该房屋由刘某占有使用，且双方协商离婚后女儿王甲随刘某一起共同生活。鉴于上述情况，法院判决在该房屋办理产权登记之前，房屋由刘某居住使用。王某可待该房屋办理产权登记取得完全所有权后，再另行主张权利。
在司法实践中，离婚时法院对夫妻共有的小产权房一般会做如下处理：
(1)小产权房已被有权机关认定为违法建筑的，法院不予处理。
(2)小产权房虽系违法建筑，但已被行政程序合法化的，可以对其所有权归属做出处理。
(3)小产权房虽未经行政准建，但长期存在且未受到行政处罚的房屋，可以对其使用做出处理。当事人应变更相关诉讼请求，请求人民法院对小产权房的使用做出处理。如小产权房能分割使用的进行分割使用，不能分割的则采用协商、竞价询价等方式给予适当补偿。
(4)法院关于小产权房使用处理的判决不代表对小产权房合法性的认定，不能以此对抗行政处罚，不能作为产权归属证明或拆迁依据等。
了解更多相关事件关注我，此文章摘抄自—-《爱的法则》·杜志红（侵权删）
原告、上诉人、再审申请人、申诉人……这些在法律文书中加在程青名字前面、随着诉讼程序变换的不同称谓，记录了在2020年春至2021年冬的中国北京，一名中年女性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时的倔强和她对国家法治的坚定信仰;这起案件经检察院抗诉后获改判，也成为这一年中，检察机关贯彻落实能动履职、精准监督司法理念的又一次鲜活实践。
“你的案子市检察院已经向法院提出抗诉了”。2021年8月13日，北京市检察院第二分院检察官助理李莹打电话通知程青案件的进展情况。
“电话里，我听到她哭了”，李莹说。
程青是李莹参与办理的一起申请民事检察监督案件的当事人。因离婚时房产分割产生纠纷，程青将前夫汪军诉至法院，请求法院按照房产登记时与前夫约定的份额分割房产。案件经过一审二审，法院均以“双方未对房屋权属作出明确约定”为由，驳回其诉讼请求。程青向北京市检察院第二分院提出申请，要求检察机关对案件的审判结果进行监督。
在得知检察院已向法院提出抗诉的那一刻，程青涌出的泪水中有感激、有委屈、有心痛……15年的婚姻和感情，最终要用法律来作出了断。
??十五载婚姻解体 为房产分割诉至法院
2011年2月，程青与汪军登记结婚。一年后，夫妻俩在北京某区购置了一套93平方米的商品房。2012年3月，程青支付了首付款39万元，其余88万元贷款于2014年3月还清。程青说，原本汪军的收入就低，后来很多年一直都没有工作。因此，购房首付与之后偿还房贷的钱主要来源于自己的工资收入、向父母借款及自己的婚前收入，汪军出资只有不到4万元。正因如此，2014年3月，新房收房时，两人在开发商处签订声明：该房产为夫妻按份共有，其中程青占99%，汪军占1%。2019年6月17日，这套房产在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了产权登记。办手续那天，程青因身体不适没有到场，而是委托汪军代自己签字办理。不动产权证书主页“共有情况”一栏显示“按份共有”;附记页中显示“汪军占有份额1%，程青占有份额99%。”此外，两人还在不动产登记中心签署《声明》，约定汪军占1%，程青占99%，《声明》签字处也是由汪军代程青签的字。让程青没想到的是，2019年12月，汪军突然提出离婚。程青虽对这份感情和这个家很不舍，但汪军不肯回头的态度，让她最终同意离婚。2020年1月，在将离婚事宜提上议程的那些日子里，夫妻二人的微信沟通中还时常流露对彼此的关心。直到提起财产分割时，两人的争议摆到了桌面上。“他最初说自己什么也不要，最后又提出要平分这套房子。”程青说。可是，当初房产登记时是按份共有的，两人因此谈不拢。无奈之下，程青将家事诉至法院。
??难以认定对房产已“明确约定” “按份共有”诉求被驳回
2020年4月，程青向法院递交诉状，请求法院判决自己与汪军离婚，并请求法院以房产证书登记为准，依法分割与汪军按份共有的那处房产。
程青认为，汪军婚后长期不工作，她的工资常被汪军滥用，现汪军已无法履行家庭义务。2019年底，汪军突然提出离婚，严重伤害了夫妻感情，现感情已完全破裂，请求法院判决其与汪军离婚，并维护其合法权益。
汪军则辩称，同意离婚，但房产比例不能按99%和1%分。“这对我是不公平的。这么多年我对这个房子也是有付出的，我要求对房产平均分。”
法院经审理查明，原、被告婚后因生活琐事产生矛盾，2020年3月分居。婚后双方购买房屋一套，该房屋的不动产权证书显示房屋共有情况为按份共有，汪军共有份额为1%，程青共有份额为99%。关于不动产按份共有的情况，原告称，“根据房屋的出资情况，他当时是认可我出资多的”。被告称，“办理房产证的时候我并不清楚1%和99%是什么意思”;关于买房时具体的出资情况，被告称，“我大概出资三四万元，房屋从购买到提前还贷确实是她出的多。”
案件审理过程中，经程青申请，法院委托房地产评估公司对涉案房屋进行评估，房屋价值总额为300余万元。
法院经审理准许双方离婚。但关于涉案房屋的分配，法院却认为，虽然不动产权证书显示房屋共有情况为按份共有，然该房产为双方婚后购买，在婚姻存续期间共同偿还贷款，双方就该房屋亦无其他约定情形。原告请求就以房产证登记为准，即按99%的比例给原告、原告再按1%的比例给付被告折价款3万元，没有法律依据，因此不予采信。
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从照顾女方权益的原则出发，法院最终认定涉案房屋归原告程青所有，由程青向被告汪军支付相应房屋补偿款150万元。
房产登记证书上白纸黑字的份额比例为什么会被认定是“没有法律依据”?程青实在想不通。2020年11月，因不服一审判决，程青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在审查该案时明确争议焦点为“是否存在夫妻财产约定，双方离婚时如何分割财产”。法院认为，按照婚姻法相关规定(当时民法典尚未正式实施)，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而程青、汪军所签《声明》系为办理产权证书出具，且汪军表示不清楚该《声明》的内容及意义。在双方未单独以书面形式作出明确约定的情况下，难以认定双方对涉案房屋存在夫妻财产约定。程某虽然提交了录音、微信聊天截屏等证据，但结合录音时所处情境，汪军对于房屋份额的表述并非在理性平和状态下作出，亦未采取法律规定的书面形式，无法据此认定程青主张的对房屋的份额约定。
经过综合考量，二审法院认定程青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汪军就涉案房屋权属作出过明确约定，遂于2021年1月25日驳回了程青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审判决。
程青不服，向上级法院申请再审。2021年3月17日，北京市高级法院作出民事裁定，驳回程青再审申请。无奈之下，程青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
??检察机关提出抗诉 应认定夫妻对财产已作出约定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涉案房屋权属问题是否存在夫妻财产约定”，北京市检察院第二分院第六检察部主任齐红与检察官助理李莹接手办理此案后，经过充分调查核实与认真研判，认为法院终审判决认定事实缺乏证据证明，适用法律错误，于2021年6月30日向北京市检察院提请抗诉。
在提请抗诉报告中，办案检察官详细阐述了对此案的监督理由——
夫妻将婚后购买的房屋登记为按份共有，不仅是一种特别的意思表示，而且是双方已经完成的行为，该意思表示和登记行为经过了房屋管理部门的确认。由此可见，双方通过权属登记的方式明确约定了涉案房屋的份额，审判机关认为双方未单独以书面形式作出明确约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申请人程青提交的证据，能够佐证被申请人汪军知晓并认可房屋份额的约定，系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汪军作为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对自己的行为承担相应的后果，其称不清楚《声明》的内容和意义，但未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故法院认为汪军对于房屋份额的表述并非在理性平和的状态下作出，富有强烈的主观色彩，认定事实缺乏证据证明;
依据相关规定，夫妻间无书面财产约定，但双方均认可或有证据足以表明存在财产约定合意的，应认定财产约定成立。本案中，程青提供的房屋产权证书足以认定财产约定合意，在已经存在不动产登记的情况下，机械地要求当事人作出书面形式的财产约定，与立法本意不符。不动产登记具有公示效力，对内对外均有约束力，对于认定不动产的归属、定分止争、维护交易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本案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行政机关将《声明》等程序作为登记规范，目的在于确定登记内容，保护权利人合法权益，减少纷争，树立行政权威。在没有相反证据证明的情况下，司法裁判结果不应与行政登记内容相悖。”齐红说。
北京市检察院受理案件后，经审查认为，法院作出的民事判决书认定双方未对房屋权属作出明确约定与证据证明的事实不符，不按双方约定共有份额分割涉案房屋确系适用法律错误——
从双方意思表示上看，在办理房屋产权证之前，汪军持程青的授权委托书接受了办理不动产权登记中心工作人员的询问，并以自己及程青的名义签署了《声明》。之后，他也曾多次表示对涉案房屋的明确认可，法院关于汪军对于房屋份额的表述“并非在理性平和状态作出”的认定缺乏证据证明;
从要式法律行为要求上看，汪军以自己及程青的名义签署的《声明》系采取了书面形式，本案不应机械地以双方之间没有一份名为《夫妻财产约定》的书面材料就否认双方关于财产份额的约定，而应结合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书面材料及立法本义进行认定，《声明》实质是双方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按份共有的书面约定，符合法律关于夫妻财产约定采取书面形式要式的规定，二审判决认定双方“未采取法律规定的书面形式”与证据证明的事实不符;
从房屋产权登记结果看，不动产权证书是落实共有权人关于财产约定的载体，房产登记机关亦是按照所有权人的意思表示进行产权登记，一经登记即具有确认共有权份额的法律效力。不动产登记中心向汪军、程青颁发的不动产权证反映了二人对财产份额约定的结果，在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对涉案房屋的份额认定不应与不动产权登记内容不同。
依据法律规定，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的约定，对双方具有约束力。本案中，双方存在合法、明确的按份共有的财产约定，涉案房屋应按照双方约定进行分割。原审判决未按双方约定分割婚内房屋，适用法律错误。
2021年8月13日，北京市检察院就此案依法向北京市高级法院提出抗诉。
??再审撤销原审及二审判决 房屋按房产登记份额分割
北京市检察院提出抗诉后，北京市高级法院对此案发回重审。
法院再审查明，汪军、程青在办理涉案房屋登记时，双方出具《声明》，该《声明》约定双方对涉案房屋按份共有：程青占99%、汪军占1%;登记机关的询问记录记载“申请人登记事项是否为申请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回答为‘是’”，汪军在该询问笔录上签字。
根据查明的事实，法院认为，汪军、程青将房屋产权登记为按份共有，并且在办理登记的《声明》中明确约定为按份额比例为汪军1%，程青99%。汪军签署《声明》(并代程青签署)并向登记机关表明是其真实意思表示，这意味着当事人双方对房产作出了按份共有的约定，并且已按照该约定进行了物权登记。该约定和登记具有法律效力，对汪军、程青具有约束力。因此，对于涉案房屋，应当按照按份共有的约定进行分割。程青的诉请于法有据，法院予以支持。原审法院对于房屋分割处理有误，再审予以改正。
2021年12月23日，法院判决撤销有关此案判决中的财产分割部分，判决涉案房屋归程青所有，程青在判决生效三十日内给付汪军房屋折价款3万余元。
“案件虽然尘埃落定，但办案过程引发了我们诸多思考。”齐红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最高检党组提出，抗诉案件不在于多，而在于精准。要注重对司法理念方面有纠偏、创新、引领作用的案件开展精准监督，努力提供更好更优更实的民事检察产品，促进法治精神的传播和法治理念的养成。
齐红认为，相较纷繁复杂的社会经济生活，法律总是归纳和抽象的。依法与适法相比，后者的难度更大。对于每一件民生小案，民事检察官都要“举轻若重”，确保对案件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的判断不出偏差。一个法律事实几经裁判到了检察环节，在抽象条文与具体案件事实的冲突中，需要一个价值判断，要作出妥当的案件处理结果且于法有据。
“北京市检察院检察长朱雅频提出，要进一步树牢‘检察工作只有融入大局、服务大局才有天地，检察制度只有支撑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城市治理、基层治理才有价值’的理念。民事检察官要提高服务大局的自觉性和针对性，就要有依法治国的系统思维。”齐红说，婚后购房、产权登记，这种与百姓日常生活紧密关联的法律规定，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依法安排生产生活的理念和需要。司法裁判在深究了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忠实于事实的基础上，应作出有利于维护行政机关权威、保证产权登记稳定和交易安全的裁判结果。要以执法、司法标准的统一，引领人民群众采取合法适度的方式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引领诚信、友善、文明的社会风尚。(文中当事人均为化名)
专家视角
??“合同”在双方内部发生法律约束力
本案主要涉及到两个民法学上的问题，一是不动产登记的效力问题，二是夫妻财产约定的效力问题。首先，在不动产登记的效力问题方面，原物权法第16条规定，不动产登记簿是物权归属和内容的根据。不动产登记是物权公示的重要方面，本案中的夫妻二人在进行不动产登记时已经对份额作出明确约定，并在不动产权证书主页共有情况一栏中也有登记，出于对物权公示权威性的考虑，应当予以承认。其次，在夫妻财产约定的效力问题上，本案中并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丈夫一方在签署《声明》和登记时有意思表示瑕疵，而且双方约定的意思非常明确，并不存在合同无效的情形。这一个双方之间的“合同”都应该严守，在双方内部发生法律约束力，不应当轻易否认其效力。(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 张力)
??《声明》符合“书面”的形式和实质要求
本案的关键在于程青和汪军之间的《声明》是否构成夫妻财产约定。原婚姻法规定的夫妻财产制包括法定财产制和约定财产制。按照法定财产制，除法律规定的特别情形外，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财产归夫妻双方共同共有。按照约定财产制，夫妻之间可以就财产的归属进行约定，如果夫妻之间有特别约定，则应按照夫妻之间的约定来确定财产的归属，而不再归夫妻双方共同共有。案涉房屋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获得的财产，如果认定《声明》构成原婚姻法第19条规定的夫妻财产协议，则应依照《声明》的内容来确定权属和进行房屋分割，否则仍应按夫妻共同共有财产进行分割。值得注意的是，登记机关登记的份额比例并不当然能够作为存在夫妻财产约定的依据。实践中，夫妻双方在婚后以共有财产购买的房屋可能仅登记在一人名下，但这并不意味着房屋仅属于登记的一方，而是仍属于夫妻双方所有。因此本案是否存在夫妻财产约定的关键在于《声明》，而非登记机关的登记。关于夫妻财产约定，我国原婚姻法仅作了原则性规定，要求采取书面形式，并无其他要求。因此只要协议符合“书面”的形式，内容是夫妻双方关于财产归属的约定，且双方意思表示真实即可。本案中，《声明》符合形式和实质要求，而且程青的签字系汪军代签，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应当认定属于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北京化工大学文法学院法律系副教授 李超)
??行政确认认定的事实具有法律效力
产权登记作为行政确认，是行政机关依法对行政相对人的法律地位、法律关系或法律事实的确定、认定、证明或予以宣告的具体行政行为，它具有稳定法律关系、减少争议纠纷、保障社会秩序、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重要作用。本案中，涉案双方当事人在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了产权登记，并且在不动产权证书中载明份额比例。这意味着双方就涉案房产的共有比例这一法律事实及相应的法律关系已达成共识，并得到行政机关的确认。在没有充分的反证足以推翻上述行政确认的情况下，该行政确认所认定的事实就是法律事实。汪军作为成年人，应当知道相应的法律后果，且其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上述行政确认违背客观事实或者违背其真实意思，其亦未通过行政诉讼来否定产权登记这一行政确认行为的效力，故涉案的产权登记这一行政确认行为应予支持。本案中，北京市检察院第二分院依法对本案提请抗诉，适用法律正确，捍卫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同时也捍卫了产权登记这一行政确认行为的公信力，值得称赞。(中国人民大学行政法学博士、哈尔滨理工大学教授 王晨)
来源：检察日报，作者：刘文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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