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1-27 21:29:07来源：法律常识
病症一：影视名人劣迹现象频频爆发
2009年因吸毒被抓的歌手满文军，一时成为全国人民茶余饭后的谈资，激起了所有爱好歌曲《懂你》的人们极大的震惊。
满文军吸毒的“余震”刚刚退去，紧接着便爆出了“吸毒明星”柯震东、王学兵、房祖名、张元、张耀扬、李代沫和“吸毒编剧”宁财神等人。
一连串吸毒爆料后，又一个爆炸性的新闻，使得人们心目中的“偶像”，彻底地土崩瓦解。演唱歌曲《纤夫的爱》的男歌手尹相杰，因吸毒被判刑。可他出狱后，“毒瘾复发”，来了个“二进宫”，之前的道歉反省就像一个笑话。
2015年6月10日，媒体又传出中央电视台第六频道节目主持人边策，因吸毒于6月9日夜晚在北京市朝阳区某一小区8楼坠楼身亡。
人们不禁要问，娱乐圈这是怎么了？
如今，人们进入到网络信息的年代，电影、电视已成为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之一。“追星族”、“粉丝族”的热捧，已把影视名人、主持人推举到令人无法理解的“巅峰”之上。可是，那些缺失道德准则的影视名人、主持人们却沾沾自喜、自我膨胀，追求不受道德和法律约束的放纵，在一夜之间成为了令人唾弃的劣迹（吸毒、嫖娼、出轨、打架斗殴等）艺人——
著名导演张艺谋曾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曾亲眼见多名演员在拍摄间隙蹲墙角聚众吸大麻，甚至有很多人劝他尝尝摇头丸，还美其名曰“这是灵感来源”。
这些吸毒的影视名人们（除死亡者外），在事发后的审讯或者调查期间，似乎像事先串通好的，语调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相近的理由，那就是他们都把自己“吸毒”的原因，归纳为“压力大，借吸毒减压”。
著名演员陈道明一针见血地发问：“现代人谁没压力？难道只有你有压力？你的压力有老百姓大吗？”陈道明又说：“演员，比普通老百姓挣得多、社会关注度高，要非说有压力，也是在名利场想出名、想风光的压力。用压力解释吸毒，纯属借口。”“我们从艺者要永远记住，无论文化水平高低，首先要有基本教养：包括家庭教养和社会教养。简单地讲，在家尊老爱幼，在外遵守社会秩序。吸毒，就是没教养。”
如今，一轮轮举报，一个个影视明星因吸毒落网，人们实在是大失所望啊！
2014年5月15日16时许，在北京市朝阳区华威桥工大建国饭店，演员黄海波当场被抓。经审讯，黄海波对嫖娼一事供认不讳。按法律规定，嫖娼将被处以行政拘留十五日。5月31日，拘留期满的黄海波并没有被北京警方释放。当日上午，北京警方向媒体证实：黄海波被转为收容教育6个月。
一时间，从人们的街谈巷议到茶余饭后，“黄海波嫖娼”这五个字，一直保持着很高的出现频率。
除了嫖娼，影视明星出轨已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十几年来，影视明星们出轨肆无忌惮，并且公开出书相互披露、揭发，相互指责、嘲骂，一些媒体非但不加以批评指责，反倒通过炒作使出轨影视明星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各大电影制片厂、影视制作公司纷纷邀请他（她）们参加各种影片、电视剧的拍摄，而且还在影视剧里担任重要的角色。
影视明星打架斗殴的新闻经常见诸报端。2015年9月22日上演全武行的，是著名相声演员曹云金。曹云金与人发生冲突，随后视频、图片被传到网上。十几年来，影视明星打架斗殴的事件屡见不鲜——
2003年在河北廊坊开办酒吧的孙某与合伙人员发生利益冲突，从北京找来一批人，与对方在廊坊火车站发生火并，造成一人死亡，而那批人背后的老板便是歌手臧天朔。廊坊命案后，在北京市通州区武夷花园又发生了一起斗殴事件，斗殴参与方“幕后人物”还是臧天朔。
2005年3月，电视剧《神雕侠侣》剧组发生群殴事件。起因是群众演员对化妆师不满，上百人参与了打斗，剧组有3名工作人员受伤。
2005年9月8日，电视剧《地下铁》在南京拍摄。第一天拍摄时6名剧组人员与过路市民发生肢体冲突，导致该市民肋骨、盆骨骨折。当时在场的该剧演员林心如和霍建华则在一旁看热闹。
2006年金鸡百花奖结束后，范冰冰在萧山国际机场被记者跟拍，范冰冰拿出相机反拍记者。该记者一时言语略有不敬，立即遭到范冰冰的拳打脚踢。事后，范冰冰表示不后悔，称下次碰到这种事，还会再踢他一脚。
2008年4月2日下午，出演过电视剧《少年包青天》的演员周杰在北京798艺术区因为车辆通行等问题，和区内物业人员发生冲突，致使一名管理人员住院治疗。
2010年6月，著名演员刘烨与导演张扬参加上海电影节开幕式，去某一酒店喝酒后，因抢出租车，与外籍男子发生口角大打出手。刘烨与他朋友合力将外籍男子打倒在地，酒店保安见状报警。
2010年12月，演员孙菲菲遭到电视剧《血色浪漫》剧组导演助理、现场制片两壮男暴打。
2012年1月9日，相声演员郭德纲率德云社十余人返京，在首都机场与风行工作室记者发生激烈冲突。据目击者介绍，七八名郭德纲随行人员围住记者采访车，要求对方交出摄像设备。随后场面失控，两名记者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
2012年2月，电视剧《枪林弹雨》男主演印小天被爆在片场殴打女演员边潇潇，双方各执一词。印小天扬言要搬出监控录像作证，边潇潇则称自己被抓扯头发。
2013年3月19日，《笑傲江湖》的编剧于正在咖啡馆里商谈工作，因话不投机，被演员沈泰借机挑衅并暴力相向。
2015年 3月 9日凌晨，高峰、聂远、何睦等人参加完上海东方卫视《与星共舞》节目庆功宴活动后，因搭乘出租车与司机发生口角打伤司机。
……
如何对症下药？
2014年9月29日，国家新闻广电总局正式下发“封杀劣迹艺人”的通知，由“劣迹艺人”参与制作的电影、电视剧、电视节目、网络剧、微电影等都被要求暂停播出。
“禁劣令”出台后，给影视业造成了很大的震动，并形成了一连串的连锁反应。要想使得影视从业人员遵纪守法，抵制庸俗、低俗、媚俗之风，进一步净化荧屏和网络环境，营造良好的从业氛围，光有“禁劣令”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在“禁劣令”的基础上，再加上一道“紧箍咒”。
大家知道，机动车驾驶员实行的是违章扣分制，违章达到12分时，扣押、吊销驾驶证。那么，对于影视从业人员来说，相关部门为何不实行“违规扣分制”呢？
凡是影视从业人员上岗时，必须要实行考核、考评，持证上岗的办法，这是当前有关部门必做的一种改革尝试。对吸毒、嫖娼、出轨、打架斗殴者，实行不同等级的扣分，分别处以封杀5年、8年、10年、终身禁演。情节严重的、触犯法律的，除了刑事判决外，并要永远清除出影视队伍。
只有这样，我国的音频、荧屏、银幕和网络得以净化，影视天空得以风和日丽，影视人员得以体魄健康，影视领域得以高峰挺拔。
病症二：明星片酬犹如土匪“烧杀抢掠”“巧取豪夺”
2014年2月22日，中国电视剧上海排行榜颁奖暨2014年电视剧制播年会在上海举行。央视索福瑞公司副总经理郑维东作主题发言，严厉地指责2013年电视乱象，当指出“制作费与演员片酬配比倒挂”时，他说，随着中国电视剧产量的一路高歌猛进，对演员的需求也不断增加，随之而来的就是片酬的飙升。
2008年，演员李幼斌单集片酬报价15万元让当时业界咂舌不已。2010年少数演员已经达到了单集25万元。2011年部分优秀电视剧演员转投电影大银幕，电视剧演员的片酬开始集体暴涨。虽然业界大呼吃不消，但演员的片酬依然在一片骂声中继续攀升。到了2013年，一线男演员已经突破70万元一集。很多制片人纷纷抱怨，大腕演员的片酬占据了总投资的一半甚至更多，他们年收入过亿元，单片酬劳超千万元，这已不再是娱乐圈的奇闻了。2016年初，有一部改编自网络小说的电视剧《如懿传》号称男女主角片酬合计超过1.7亿元，主角片酬足够拍一部高规格电影，再度惊动了业界，令全国观众咂舌。
然而，对于影视明星片酬的多与少，值不值那些高得出奇的片酬，一直是全国广大观众关注的热点话题。
有些影视明星一出场、一出镜，就“狮子大开口”。十几万元一集不够，百万元一集不到劲，千万元一集不过瘾，胃口越来越大。他们不光自己一人大肆敛财，还“父子联合”“夫妻携手”“全家出动”。
2012年初，东北某省的边境城市一位剧作者常编剧，叩开了某市主管文教卫广的副市长的办公室。
常编剧将自己倾心撰写的30集电视连续剧《边境风云》（化名），小心翼翼地放在副市长的办公桌上，说：“这是我五年来废寝忘食创作的、反映我市百年沧桑历史变化的电视剧啊！”副市长看过剧本后表示，市政府可以考虑安排拍摄方面的准备工作。
经过边境市政府的反复考察论证，并邀请北京市某影视公司进行策划。基调、主题、目的、标准确定以后，影视公司决定《边境风云》的男主角由我国实力派演员来担任。《边境风云》剧组领导小组一听说，顿时感到格外地兴奋。
根据边境市政府的经济实力和本市两家企业提供的赞助，共计筹集到近2500万元资金。依照以往拍摄经验，这些资金是够用了。
正当人们盼望电视剧《边境风云》早日开机拍摄时，从北京方面传来了一条令人意想不到的消息。该演员同意参加拍摄电视剧《边境风云》，但本人的片酬必须是每集50万元。否则，概不接戏！
副市长听后，当即脑袋就大了，急忙用手机与北京某一影视公司进行沟通协调。影视公司经理显得格外为难，便与他进行了第二次协商。他的态度依然特别地强硬：“没有商量的余地！我的身价就值这么多钱！”
副市长只得亲自给该演员打电话，述说了筹集电视剧《边境风云》的艰难，恳请他在片酬问题上让一让步。对方在电话里沉思了一会儿，说：“既然副市长都发话了，那我就让一让步吧！我的总片酬只能降到1200万元。不过，我还有一个条件。”接着提出让他的儿子参演并担任男二号的要求。副市长问：“那你儿子还要片酬吗？”对方轻轻地笑了一声：“那当然得要了！”副市长什么话都没有说，放下了电话。
另一案例则是夫妻携手“抢钱”。电视剧《兑现诺言》（化名）准备开拍，剧组决定邀请我国著名演员担当男一号，以原本打算的20万元每集的片酬进行协商，结果在对方的强烈要求下变成40万元每集。
在电视剧进行开拍时，第一天第一次试镜，男主角就与女一号发生了争吵。十天过后，男主角与女一号的争吵，已经发展到大吵大骂的程度。男主角跟剧组提出若不换女一号，自己退组的要求，还称因为这位女演员影响拍摄进度，后面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与他无关。在男主角的强烈推荐下，他的爱人最终成为该剧女一号，并且每集片酬50万元。
现今，全家出动参演某一电视剧或电影“抢钱”的案例也并不鲜见。
某一大型战争题材电视剧的方案，已经摆在了制片人面前。制片公司经理正与某导演商议该剧拍摄前的准备工作，同时确定电视剧演员人选。
当谈到片酬时，该导演直截了当地要求自己的片酬必须在3000万元以上。公司经理考虑到他在拍摄战争题材电视剧颇有造诣，便与制片人默许了这个要求。可令制片人和公司经理意外的是，该导演却提出这部电视剧的男一号演员、女一号演员和化妆师必须由他来选。后来在几番商议的情况下，导演的儿子成为男一号，导演的儿媳是女一号，化妆师则是导演的老婆，导演全家人的片酬高达9000万元，占去了该剧总投资的三分之二。
针对影视圈这一病症，则得用反腐利器惩治过高的畸形片酬。
眼下，影视明星们的片酬，一张嘴就是上千万元、几千万元，甚至逼近亿元。一旦达不到，就以“罢演”“闹演”“拒演”，甚至是暗中使“坏”，迫使影视公司、制片人不得不屈从就范。这些影视明星们到底在干什么？如果说他们是旧社会的土豪劣绅，作者认为一点都不为过。如果说他们是当今的新生腐败分子，作者认为是恰如其分的。为此，作者建议我国政府应迅速地祭起反腐的利器，向影视明星们的畸高片酬进行“追缴”和“围剿”：
其一，政府相关部门首先要制定出既保护影视明星们的利益，又杜绝畸高片酬继续泛滥的有关规定和政策。同时，要以一、二、三线影视演员为标准，分别制定出每部电影、每集电视剧不得少于5万元、8万元、10万元的合理片酬的具体标准。
其二，纪检部门要抽出一定的人力，对全国所有影视公司、制片公司、制片厂以往拍摄的电影、电视剧的账目进行清理，对畸高的片酬进行清缴、退还、退赔。如有影视明星拒不接受的话，就会被移送司法机关予以严惩。
其三，今后有此类事件发生，轻者相关部门对其进行批评教育，重者将其演出证吊销，并予以禁演处理。情节严重者，对其诉诸法律进行严惩。
病症三：影视明星招摇炫富的负面效应
奢靡之风，实际上就是一些人的低级趣味在作怪。作为明星大腕们来说，腰包揣得鼓鼓的，有了钱就随便花，谁能管得着？的确没人管得着，钱、物是你自己的，可资源是全社会的。没有人民群众的捧场，没有国家政府的支持，哪有你们今天的“风光”？你们的奢侈，你们的浪费，造成极大的负面效应，带坏了社会风气。
2013年6月的一天下午，在北京市某豪华大饭店里，正厅高悬着巨额横幅：著名影星某某50岁生日盛典。饭店外，鼓乐队以庞大的阵容演奏着古今中外名曲。花篮已摆满了饭店大门两侧，正厅摆满了各种各样的鲜花，争奇斗艳。
年纪不算大的寿星笑容可掬地站在大厅左侧，迎候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客人。众多娱乐圈明星纷纷到场，一些体育界的奥运冠军们也都鱼贯而入。这一景象引起了过往行人的驻足观望。
据了解，凡是在国内有名的明星大腕们基本全都来到这里，央视几位著名主持人等各界名流也出席了宴会，当晚宾客数量超过400人。如此强大的明星阵容，宴会现场简直就像一场颁奖盛典，就连央视春晚都望尘莫及。
晚宴一直到晚11点30分左右才结束。一时间，这条街道的交通严重堵塞，几名交通警察前来指挥疏通。一直到凌晨1时，饭店才变得安静了。
饭店经理带领员工连夜对宴会大厅进行了清理，足足忙到凌晨5时许，垃圾装满了28个泔水桶，矿泉水瓶堆积了整整四个仓库，打碎了的酒瓶子装满了26个编织袋。据该饭店经理透露，这一场寿宴所有花费5000万！
近年来，一些明星大腕们特别喜欢讲排场、比阔气、摆架子，奔波忙碌于庆典、宴会、舞会之间，喝得软绵绵，玩得天昏地暗，他们炫富攀比的手段层出不穷。从包包、衣服、钻石到飞机、豪宅，无一不拿出来秀一秀。似乎不炫富就不是明星了，不攀比就不是大腕了。为了证明自己的吸金能力，他们个个粉墨登场，竞相“斗富”、“比富”。
红时众星捧月，一旦过气，走到哪里都没有人搭理，这是明星状态的真实写照。这样的巨大落差，让明星大腕们难以承受。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明星大腕以信佛的姿态出现大众面前，出现在各地寺庙之间，有的还郑重地在家中设有佛堂。明星大腕们信佛的背后，却是铺张浪费。
某天一大早，一明星就和朋友们驾豪车来到了著名的红光寺。他们买了数万元的捆香、工艺品、书籍和工具。
之后，寺院住持与这名昔日走红的明星攀谈。明星告诉住持：没有什么行业比做明星更需要运气的。不红的人希望自己哪一天突然走红，红的人又害怕自己哪一天突然跌到谷底，在这个行当里摸爬滚打相当不容易啊！久而久之，内心失衡，因此来到贵院寻求慰藉，祈求保佑。
寺院住持听后，向他介绍，佛家有经过开光的珠链和吊坠，只要他戴上，佛家会保佑他事事顺心。明星问珠链和吊坠的价值时，住持却说，佛家之物不以价值取向，都取决于人的心意。明星取出6万元放在了寺院的案桌上，换了一条珠链和一个吊坠。
回去以后，他一连半年没有出镜。于是再一次来到红光寺时，又在寺院消费了近4万元。
除了明星爱跑寺院，电视剧开机也会去寺院“祈福”。
内地某一电视剧组马上就要去横店影视城开机了。剧组导演率领着全剧组近120名演职人员，拥进了寺院。在寺院闹腾了整整一天，花费十数万元后，才打道回府。
许多明星大腕为了祈求新的一年能够大红大紫，都会在1月1日的早晨，早早地来到寺院顶礼膜拜。有些明星甚至前一天晚上就在寺院里度过，为的是能供上一年当中最灵验的第一炷香。
2011年12月31日上午至晚上9点，北京市一座寺院分别迎来了14名明星大腕前来入住。
2012年1月1日凌晨4点钟时，这14名明星大腕不约而同地走向寺院售货处购买高香。此时，售货处的桌子上早已立放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一束高香售价五千元。
第一个明星买了4炷高香，第二个明星就得买6炷高香，第三个明星就得买8炷高香，后面的依次跟着往上加。第一轮刚刚结束，第二轮又开始了。等他们烧香拜佛完以后，已经是上午9时。很多人戏言：逢年过节你想要见一见明星大腕们吗？那你就去寺院吧！
病症四：烂得没边儿的影视剧是怎样诞生的
影视演员黄磊在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坦言，中国的电视剧的确病得不轻，比如有意义的电视剧少得很，无聊的电视剧却多如牛毛；短小精悍的电视剧少得很，注水的电视剧却比比皆是；优质的电视剧收视率平平，烂剧竟然收视率奇高。他说，现在每次观看电视剧都非常纠结，“这都是什么戏啊？整个在乱拍，演员也在乱演，动不动就大喊大叫，表演得非常浮夸，人物关系也非常混乱，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中国的电视剧确实病了”。
的确如此，中国电视剧已经呈现出“物腐虫生”的病症。那么，中国电视剧的病根到底在哪里呢？
北京市朝阳区某一影视公司准备投拍的电视连续剧《花蕾凋谢》（化名），无论是剧本还是演员的确定，都不具备开机的条件。根据导演和策划人的意见，再等一段时间，条件成熟了，再开始拍摄也为时不晚。
可是，对制片人、某煤老板贾某来说，那是一时一刻都不能等的。他以撤资要挟导演，要求编剧到影视基地去写剧本，来个边写边拍。拍摄期间，编剧站在导演和贾某的后面，听从这两个人的调遣。拍着拍着，男一号和女一号觉得台词很生硬，主张进行改动。贾某便怒斥编剧：“你是干什么吃的？！连台词你都写不好？！你还是一个合格的编剧吗？！”
这种情况，前几次编剧还能忍，后来就忍不住与贾某大吵一架，离开了剧组。导演十分为难，征求贾某意见，贾某居然说：“剧本夹生了，我们就边拍边改，台词不好，就得靠你这个导演和男女一号演员现场即兴发挥，临时给我边拍边演边侃！”导演只能硬着头皮拍。
除了不懂戏的外行投资人干涉拍摄外，一位监制曾爆料：现在的导演不说女一号换不了，就连女八号也都换不了。因为近年来投资拍摄的电视剧里，潜伏在影视圈中的“投资关系户”很多。
2014年下半年，一部清宫戏正在北京某影视城紧锣密鼓地拍摄着。导演汗流浃背地与副导演交流着拍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弥补的措施。
副导演建议，为了保证这部戏的质量，应该把女二号、女三号、女四号和男二号、男三号、男四号换掉，因为他们根本不会演戏，入戏特别困难。导演一听，无奈地表示，这六名演员不能动，他们是这部戏的投资者的关系户啊！这部清宫戏的投资者，是河北省某地出了名的房地产开发商甄某。在拍摄选用演员时，甄某已经明确地向剧组摊了牌，他的六名亲属必须加入这里边来，角色都分别指定好了。否则，他就将6000万元的投资全部撤出。副导演听后，只能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这叫什么事儿呀！这不是纯粹糟蹋艺术嘛！”
另有一例，2013年上半年，一部投资过亿的抗日题材剧正在浙江横店影视城昼夜不停地拍摄着。一天临近中午，这部电视剧的投资人、北京市某大款钱某，突然出现在剧组里面。在他的身后，跟随一男一女。钱某指着身边的女的，跟导演说：“你们得多多照顾这位小姐，没有她，我根本就不可能投资的！”钱某回过头来，用手轻轻地拍着这名小姐的肩膀，冲着剧组所有人说：“她前一阶段身体不佳，我怕累坏了她，就让她在剧里担任女二号。现在她的病情大有好转，因此剧组从今天开始要为她加戏。这不，我把这部电视剧的编剧也带来了。”
导演提出疑虑：“钱总！这样随时加戏码，是不是有些不合适呀？”钱某听后便发火了：“这有什么不合适的？抗日影视剧不就是打击日本鬼子嘛！你就和编剧给我多加集数。只要是她能多出镜，我钱某再为你们剧组赞助1000万元。”导演只得表示，一定按钱某的意见办。
一部优秀影视剧，是靠编剧、导演、演员等人共同完成的，而不是靠财大气粗、为所欲为的投资者胡编乱造出来的。目前，我国一大部分影视剧令全国观众心里非常纠结。在这些烂剧中，一个最值得人们关注的问题就是注水剧。以前的电视剧三十集就觉得够长了。可现在的剧集四五十集的很普遍，七八十集的也为数不少。
究其原因，就是幕后的投资人在作祟。电视剧的投入不是随心所欲的，而是按照剧情的发展、艺术的升华所决定的。更不是七大姑八大姨，说加入就加入，说出镜就出镜的。
某抗日剧中的雷人台词
病症五：抗日“神剧”因何泛滥成灾
影视剧的题材就那么多，老百姓爱看的元素也明摆着。但古装剧、涉案剧被踢出黄金档，宫斗、穿越的被禁止，家斗、谍战的数量太多被调控，现实题材更是禁忌多、边界不清难以琢磨，剩下的只有抗日剧这个避风港可以大做文章。可是，当所有的创作者都被赶到狭窄的池子里，一边不可避免造成创作的同质化，一边也无可挽回地疯狂地加料博出位。于是，偶像化抗日、家斗式抗日、武侠抗日、爱情抗日等，这些牛鬼蛇神全都来了——
横店影视城位于中国浙江省金华东阳市横店镇的影视主题公园，是中国四大影视基地之一，同时也是中国唯一一个影视产业实验区，号称全球最大的影视拍摄基地，被称为“中国好莱坞”。横店影视城创建以来，累计接待影视剧组600多个，拍摄影视剧1.6万多集。就在2012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54.97亿元之际，2013年的全国“两会”上传出来另外一种声音，一些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纷纷斥责，新的一年到来，正在横店拍摄或已经拍完的抗战剧依然有增无减。用政协委员、著名编剧高满堂的话来说，“你去横店看一看，四五十个剧组都在那里打鬼子”。
2013年初，26岁的“横店一漂”庄某突然成为“网红”了，原因是他扮演了日本鬼子兵，一天竟然在不同剧组“死”了10次。
2012年，庄某一共参与演出了40多部抗战戏，出演了260多次日本兵。一年来，横店里究竟死了多少“鬼子兵”？庄某说：“我知道的还是比较清楚的，横店影视演员公司2012年使用群众演员共计是30万人次，其中60%的人演过鬼子。全年48个剧组在这里排演抗日剧，我一天最多死过10次。一部30集电视剧至少拍摄4个月，横店在2012年‘消灭鬼子’接近10个亿吧！我说的还有一部分数字是保守的！”
外地参观者逗趣地问：“我们听说你是网络里走红的‘鬼子兵’，那你是如何取得每个剧组信任的？”
庄某用手挠了挠头发，显得有些害羞：“这个嘛！还有点说不出口。其实经验就是，每当剧组挑选群众演员时，你装得越猥琐越好。”
庄某回忆起自己被影视剧组挑选时的情景。开始时，庄某没有经验，他挺胸抬头，显出一副高大魁梧的样子，却没被选上。后来，一位群众演员告诉他：“你越是‘高、大、全’，剧组越是看不上。你越是猥琐，越会被剧组选中。”三天后，又有一剧组前来挑选“鬼子”。这一回，庄某故意将眼睛耷拉斜睨着，装出窝窝囊囊的样子。剧组工作人员一眼看中。
2015年，一段3分21秒的视频火了，正是当时热播的抗日神剧《一起打鬼子》里的桥段。剧中银妹看望被日军关押折磨的爱人棒子。在两名日军的监视下，被折磨得遍体鳞伤的棒子跟银妹缠绵一番，银妹让爱人将手伸到自己衣服里，先摸前胸，后摸裤裆，再激情热吻。最后，棒子从银妹裤子里拉出了一颗手榴弹，一对爱国眷侣与两个日军同归于尽。
媒体评论了三天，网络上也骂了三天，大家合力痛批这一“很黄很暴力很脑残”的雷人桥段。网民们讥讽抗日剧“没有最雷，只有更雷”。一时间，“裤裆藏雷”作为网络热词横空出世，这个明显带有意淫色彩的双关语搭着抗日剧，残忍而无声地消解着抗日历史与官方叙述的严肃性。
我们不妨梳理一下抗日“神剧”的离奇情节：全裸女与红军战士互敬军礼；奶奶与捡来的“孙子”发生爱情并又不断升级；我抗日战士们与日本鬼子兵激烈枪战，一连打了两天两夜，灭敌无数，我抗日战士竟没有任何伤亡；抗日猛汉双手抓住日本鬼子兵，用力一撕，便将其撕成两半；一位少年用弹弓对抗鬼子兵的手枪并击穿鬼子的身体；在八百里外，我战士一枪干掉鬼子的机枪手；一战士用一颗手榴弹将日本鬼子飞机炸毁；游击队员用骑自行车的绝技飞跃铁轨截住火车……剧中雷人语言有：“同志们！八年抗战开始了！”“我爷爷九岁的时候，就被日本鬼子残忍地杀害了！”等等，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新华社斥责这些粗制滥造、剧情奇幻的抗日剧，是“披着民族感情的外衣，用性和暴力挑逗观众，在历史的疮疤上纵情欢乐”。所谓抗日剧已成为武侠、爱情、悬疑、科幻的混合体，纯粹拿“抗日”作幌子卖娱乐。
对于层出不穷的抗日“神剧”，国家广电总局一直发文整顿。可仍然有制作方等从业者为了制造噱头追求收视率，违背职业道德，将这些神剧搬上荧屏。有些观众也看得不亦乐乎，认为是茶余饭后的谈资，也是一种娱乐方式。
中国的抗日战争充满艰辛惨烈，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在中国人民的长期努力下，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一段沉痛的历史，本应以严肃的态度对待，“神剧”中却充斥了娱乐恶搞、弥漫着乌烟瘴气，呈现出的历史观和价值观更是扭曲病态。“抗日神剧”泛滥，很容易对广大的青少年，尤其是那些还没有判断力的孩子们，造成认知偏差和错误导向。各种奇葩狗血的剧情，消解了抗战的残酷，让观众尤其是青少年感受不到历史伤痛，树立不起对抗战先辈的崇敬，认识不到我们民族经受的磨难。曾有媒体采访抗战老兵，老兵们表示，战争极其残酷，“抗日神剧”把敌人描绘得过于弱智，不仅是对历史的歪曲，更是对浴血捍卫家园的先烈们的不敬。
我们需要鼓励优秀影视从业者，立足观众，尊重历史，脚踏实地，精益求精，创作出像《亮剑》一样经久不衰的优秀抗日正剧。
病症六：原创动力奇缺
目前，无论是电影、电视剧、综艺节目，都出现了一个令人担忧的现象。那就是电影“买别人用过的瓶，装别人喝剩的酒”，电视剧翻拍经典、专炒“回锅肉”，综艺节目屡抄韩国。
人们看过以后，禁不住地问：中国的影视界怎么了？为什么如此缺乏原创动力，尽吃“别人嚼过的馍”。难道我国的原创动力“弹尽粮绝”了？
近几年，一大把韩国电影纷纷改头换面登上了中国的大银幕。2015年10月30日公映的电影《我是证人》票房一路飘红，口碑却不尽人意。不少影迷们观看影片时错愕：这不是韩国的《盲证》么？！情节、布景、演员站位、摄像机位，甚至连主角挤牙膏的动作都一模一样！可电影制作公司则向媒体解释：“我们买了版权，请来的韩国原版导演，不是抄袭，是翻拍！”
2014年，韩国导演郭在容将《我的野蛮女友》翻拍，推出了中国定制版的《我的早更女友》；2015年初，在韩国大卖的《奇怪的她》，故事结构原封不动又被拍成中国版的《重返20岁》。此外，国产影片《晚秋》、《我知女人心》、《结婚大作战》、《保持通话》、《十二怒汉》、《危险关系》等统统都是翻拍韩国或好莱坞的电影……为何会有如此大量的外国电影被中国翻拍？
北京的一位制片人说，韩国卖座电影都有一个好故事，情节吸引人，放到中国来几乎没有地域和文化差异，直接就可以拿来用，省了原创剧本的研发过程。再加上原来卖座片就很有知名度，对很多电影投资商来说，翻拍是一桩好买卖。但这也说明中国电影在遭遇“剧本荒”，好剧本少了，会讲故事的编剧也太少了，只能去国外寻找。
近年来，中国电视剧专吃“回锅肉”现象也十分普遍。《红楼梦》、《水浒传》、《三国》、《西游记》、《亮剑》、《还珠格格》、金庸经典武侠剧等都被再次翻拍。
由李幼斌主演的《亮剑》，绝对是近年来中国最火的电视剧之一。从其开播到现在，仍然是在各地电视台最受欢迎的重播剧之一。于是，就有人打起了翻拍的主意。
其实，制片方明知原版《亮剑》的成功不可能复制，翻拍只能挨骂，但仍然要这么做，无非是借机炒作，在本已非常浮躁的电视剧市场中捞一把就走人。新《亮剑》说要打造“偶像版”的新《亮剑》，制作上更为精良，对“亮剑精神”也有很深的揭示等等。出演李云龙的妻子的演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新版《亮剑》中的田雨和李云龙还有一些激情戏。
结果，新版《亮剑》搬上电视荧屏以后，草草收兵不了了之。
已经播出的投资8000万元的新版《红楼梦》、投资9000万元的新版《三国》、新《水浒传》、新《包青天》、新《还珠格格》等等。这些翻拍的作品，没有一部在收视率或者口碑上达到原作的高度。国家广电总局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荧屏上的电视剧，翻拍剧占了50%。
由李幼斌主演的《亮剑》从开播到现在，仍然是各地电视台最受欢迎的重播剧之一
不止“回锅肉”难吃，还有“二作”式的“回锅肉”，比如2013年《青春期撞上更年期2》遭到北京卫视腰斩，2012年《新编辑部故事》、《大宅门 1912》、《金枝欲孽2》等备受期待的“二作”，同样制作质量粗糙。
中国电视剧开发创新能力匮乏，作品一成功马上就想到拍续集。用好前作的品牌效应营销先行，当然是一种策略。美国电视剧的系列化开发是常态，但与我国的区别在于，美国电视剧开始的设计就是系列化的可延展的内容，加上很多系列小说的底子，创作起来不断翻新，观众看得意犹未尽。
在综艺节目方面，近年来各大卫视也都是采用“拿来主义”，从韩国“拿来”的最多。
2016年初，韩国媒体称，中国东方卫视的综艺节目《四大名助》被指抄袭韩国KBS综艺节目《大国民脱口秀你好》（以下简称《你好》），但东方卫视方面予以否认。报道称，《你好》每周一晚11点在KBS播出，内容为普通人上节目向选定的委托人讲述烦恼，现场观众进行投票，选出优胜者。东方卫视制作的《四大名助》每周四播出，节目的基本设定、进行方式等细节与《你好》如出一辙。东方卫视表示，《四大名助》是参考、继承多个脱口秀节目形式的节目，内容完全不同，节目中出现的烦恼也都和中国特有的价值观有关。
韩国并无阻止抄袭行为的有效法律对策，仅仅凭著作权法，很难解决这一问题。报道称，中国抄袭韩国综艺节目的现象愈演愈烈，2015年与中国CCTV正式签约制作中国版的《无限挑战》也曾遭到无端盗用。东方卫视把MBC《无限挑战》的名字改动了一个字，变成《极限挑战》，内容大幅借鉴《无限挑战》特辑。《朝鲜日报》称，除上述节目外，TVN《花样姐姐》变成湖南卫视的《花儿与少年》，KBS的《GAGCANCERT》变成了江苏卫视的《一起来笑吧》，《2天1夜》变成了山东卫视《明星家族的2天1夜》，《不朽名曲》变成了山东卫视的《歌声传奇》。上海娱乐频道、深圳都市频道、北京文艺频道、广州综合频道四个频道联合制作、联合播出的《隐藏的歌手》形式上与 JTBC的《HIDDENSINGER》极其相似。
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灿烂文化和历史沉积的文化底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文艺群星灿烂，百花齐放，大批脍炙人口的电影、电视剧、歌曲、曲艺等深入人心，家喻户晓。可是，为什么如今人们看不见、听不见那些喜闻乐见的影视剧的出现呢？为什么看到的尽是“翻拍剧”、“专吃外国冷饭”的电影和“抄袭外国”的综艺节目呢？
2015年，法院认定于正《宫锁连城》侵犯琼瑶《梅花烙》的改编权和摄制权。图为《宫锁连城》海报
病症七：影视编剧相互抄袭官司连连
曾经改编了《黄河谣》、《霸王别姬》、《红樱桃》等作品的编剧芦苇，直言当今的影视编剧界，照搬、抄袭成为一个惯例，已经陷入恶性循环之中。
2014年4月15日，76岁的琼瑶因不满于正新戏《宫锁连城3》抄袭其旧作《梅花烙》，怒发公开信给国家广电总局，要求停播《宫锁连城3》。琼瑶痛心疾首地表示自己“一气之下，已经病倒”。而于正方面，除了心平气和地否认抄袭，更说明一切“只是巧合和误伤”。
有意思的是，于正抄袭事件被曝后，编剧李亚玲和微博名为“瞬间倾城的微博”的编剧又挺身“补刀”，回忆当初作为编剧界的小虾米是如何被于正要求代笔抄袭的。2014年4月15日15时，编剧李亚玲在微博发声，称于正曾让她抄袭：“早在2009年合作《大丫鬟》时，于正就要求我把《胭脂雪》副线和《梅花烙》主线结合起来写成一部戏给他制作，被我拒绝。后来，我另创作了《大丫鬟》给他。他说，你这样自命清高成不了大事。还说，抄袭只要不超过20%，比如你把20集戏全抄了，但只要扩充到100集时，法院就不会追究的。五年后，由他编剧的《宫锁连城》终于问世了。”
之后，“扬州王波律师”在微博中透露，称于正的《美人制造》涉嫌抄袭作家周浩晖的小说《邪恶催眠师》。与此同时，周浩晖也转发并表示期待开庭。之前，《宫锁连城》的女主角之一戴娇倩曾在电视剧开播前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宫锁连城》故事内核脱胎于《梅花烙》。此言一出，遭到于正几番微博声讨，指责戴娇倩侮辱了他的创作，更撂下“走好不送”的狠话。
一时，微博上的一边是七旬高龄的著名作家、编剧，另一边是近年来声名鹊起的青年编剧兼制作人。两人在网上各执一词，一时间引起广大网民围观。
2015年12月18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就琼瑶诉于正侵权一案作出二审判决。法院判决驳回于正上诉，维持原判，即认定《宫锁连城》侵犯《梅花烙》的改编权和摄制权，判令被告方停止侵权，于正向琼瑶道歉，被告方赔偿原告500万元人民币。
琼瑶诉于正侵权的案件刚刚平息不久，《鬼吹灯》的作者天下霸唱状告《九层妖塔》侵权，索赔100万。据天下霸唱的律师透露，著作权包含人身权和财产权，虽然《鬼吹灯》系列前四部的财产权已经转让给第三方，随后第三方又授权改编了电影《九层妖塔》，但作品的人身权依然由天下霸唱所有。
在这两起事件前，央视播出的电视剧《我在北京，挺好的》多个桥段及情节抄袭《小麦进城》剧本。《小麦进城》作者倪学礼将播出方、制作方及编剧诉至法院，并索赔53万元。2015年3月25日，北京朝阳法院一审宣判该案倪学礼胜诉，制片方及编剧共同赔偿倪学礼2万元。
近年来，涉嫌抄袭的电视剧不在少数，《宫锁珠帘》被人质疑抄袭《后宫甄嬛传》，《传奇之王》被质疑抄袭名著《基督山伯爵》……类似的抄袭，在“学习借鉴”境外剧中，更是常见。喜欢看日韩剧的观众，随口就能报出《一起来看流星雨》系列复制的是日剧《花样男子》，《少年包青天》的剧情照搬了日本侦探漫画《金田——少年事件簿》系列。在这此前，写过《十月围城》、《游龙戏凤》、《投名状》等电影的香港著名编剧阮世生，曾在微博中爆料称：由权相宇、张柏芝联袂主演的影片《影子爱人》剧本，涉嫌抄袭其原创故事《假凤真凰》，矛头直指该剧制片人谭杰文。反特题材悬疑剧《凤凰迷影》因涉嫌抄袭，被同类题材剧《梅花档案》告上法庭，成为国内第一个涉嫌电视剧抄袭的事件。此后，《凤凰迷影》制作方被法院判赔50万元，同时停止该片的发行和播映。
编剧芦苇道出了“抄袭门”的背后秘密，他说，近年来，年轻编剧越来越多，小说作者、网络写手纷纷转战编剧，零门槛入行让许多影视作品的品质受到质疑。他们既无力表达现实，也很难精彩讲故事，拿出来的作品不必期望有多么高的品质。究其原因，是导演、编剧身份转换，他们都是投资人，一切都是跟商业挂钩，想的是如何多挣钱，大家不再追求精品。每年电影、电视剧需求量那么大，投资商那么多，要短时间端出剧本，又要维持自己的水平，就会去模仿其他剧本，或者原封不动照搬桥段。以前，法律对抄袭处罚较低，导致了影视从业人员中仍不乏抱有侥幸心理之人。
病症八：优秀剧本难以出笼屡遭“滑铁卢”
不可否认，在文艺创作方面，存在着抄袭模仿、千篇一律的问题，存在着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的问题。那么，我们到底还有没有人民群众“喜闻乐见”、“接地气”的优秀剧本呢？
肯定是有的，但是就在那些“有数量缺质量”、“抄袭模仿”、“千篇一律”、“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的掩盖下，一批批优秀剧本却面临着“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氛围，一个个编剧面临着“长夜漫漫盼天亮”的处境。
我们仅以北京市文联连续举办两届剧本推介会为例，好好地诊断一下优秀电视剧剧本难以出笼的病根！
2013年初，北京市文联向全国发出举办首届剧本推介会的征集启事和通知。一时间，全国各地的编剧们纷纷拿出自己的得意之作，争先恐后地进行投稿。
在征集的两千多部电视剧本中，经过专家、学者评定，北京市文联首届剧本推介会评选出优秀电视剧本有唐靖《绽放》、赵伟《望乡台》、孙利《梦魂燕京金中都》、杨迪《我爱家车》、彭哲愚《蛇女》等15部。
在总结首届剧本推介会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北京市文联于2014年举办了第二届剧本推介会。同样，在国家级专家、学者认真审阅、评定下，此届推介会又评出刘春纺《四季河》，刘艳、刘玉、刘高觉《京城琉璃厂》，陆有军《围追堵截》，王进栋《嘎子的后代们》，张玉甫《陆唐》，李广龙《玉洁冰清》，李显刚《爱，从未离开你》等22部优秀作品。
可令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些优秀剧本却连连遭遇冷落、闲置的命运。从2013年至今无人问津！
2015年12月15日，第三届北京市剧本推介会在中华世纪坛正式开幕了。在第二届剧本推介会获得优秀电视剧本的一位剧作者，按照推介会的计划安排，于16日上午10时许，来到了推介会的现场。意想不到的是，剧作者竟是第一个到达会场的参观者。
在世纪坛的展厅里，除了十几个服务生外，前前后后，剧作者没有见到一个人。正当剧作者欲要回转时，某影视公司的一对青年男女走了过来，问她有什么事情。剧作者回答：我想找影视公司洽谈一下剧本。青年男女说，可以谈一谈。于是，剧作者除了说到自己的团队外，还说到了现行的剧本制作和发行。
根据剧作者的亲身体验，现将青年男女的言论摘编如下：我们不接受剧本。剧本在我们那儿，没有人看，甚至连翻一下的也没有。我们的老总和我们，就是盯着网络媒体和网络小说，什么事情吸引人们的眼球，什么网络小说最有人气，那我们就上门花个五六万元将版权买下，由我们自己的班子去“创作”，哪家公司也不会花几十万元或者上百万元去买本子。说穿了，就是买“创意”。少花钱，多办事。这就是当前的实际“运作”方式。
青年男女还说，你们是获得优秀电视剧剧本的剧作者，并是我们的前辈，都有一定的功底。我们尊重你们。可你们应当转变观念，将本子以“小说”的形式发到网上，才有可能引起我们老总的重视。主办方并又叮咛剧作者，千万不要以剧本的形式发在网络上。
听到如此的“高谈阔论”，剧作者惊讶得一下子想到了编剧董润年回应当前娱乐圈的现实所说的话。董润年说，现在的方式是颠覆性的，我们不会再做专业编剧，包括国际大导演都是这样。我们会请IP（知识版权）的贴吧吧主和无数的同人小说作者，最优秀的挑十个组成一个小组，然后挑几个人写故事。我不要你写剧本，就是写故事，也跟杀人游戏一样不断淘汰。最后哪个人写得最好，我们给重金奖励，然后给他保留编剧甚至是故事原创的片头署名。之后，我们在这些大导演的带动下找专业编剧一起创作，我们觉得这个符合超级IP的研发过程。现在，很多人都在讲IP，但不是所有人都具备IP的开发能力。
就这样，剧作者沮丧地走出了世纪坛。
目前，电视剧的“理论标准”和影视公司的“市场标准”已经形成了双轨制，既有所兼容又取向不同，而“市场标准”在某种程度代替了“理论标准”。有官方机构评选出的“优秀电视剧本”，影视公司并不青睐。因此，当今电视剧市场也就呈现“唯利益”、“唯金钱”、“唯胡编乱造”的趋势，其结果必然导致电视剧品质的衰败和行业的乱象丛生。
病症九：群众演员市场招聘诈骗比比皆是
2012年10月26日，北京市丰台警方打掉了一个垄断某一影视基地群众演员市场、大肆敛财的团伙。该团伙负责人孙某借助垄断势力，克扣群众演员薪金、殴打群众演员、控制剧组等。这一团伙的被抓，掀开了国内影视基地群众演员市场病象的一角。
在北京市充斥着大小不一、参差不齐的影视培训公司，只要你打开他们的网站，全都是一部部远近闻名、家喻户晓的电视剧、电影的海报，并连篇累牍地承诺将应聘者包装送进每一个剧组。这些演艺培训公司不仅专门盯住各个影视城外梦想成为“王宝强”式的幸运儿，还盯着梦想一夜之间发家致富的“影视劳工们”。
影视培训公司将门槛设置得非常低，若有应聘者来，培训公司先让应聘者交付五千元不等的保证金，并承诺对方每月工资不低于三千元，接下来则是近万元的指导费。可是指导费交纳后，没有剧组，没有指导老师，没有电影、电视可拍，只是每天守在电脑和电话旁边，帮助影视公司继续招人。应聘者每天收来的押金、指导费，都要悉数交给负责人保管。
一位名叫姗姗的女孩，被北京某影视培训公司招聘后，觉得自己上当受骗了。可一想到缴纳一万多元的各种费用，姗姗就不忍心轻易地放弃。她只能替公司招聘新人，然后又指导新人再招新人。三个月过去了，姗姗为这家公司招聘了近30人以后，公司便将姗姗等20多人送到了怀柔、密云等地的农家小院，让他们当群众演员，这意味着他们被影视公司转手“卖”了。后来，走投无路的姗姗，只好向别人借钱回了老家。
在北京市怀柔影视基地里，有一大群被称为“影视劳工”的群众演员，他们是中国每年数以万集电视剧产业中的牺牲品。
在某一古装电视剧的拍摄间隙里，有几位老资格的群众演员被一大群“影视劳工们”包围着。这几位“老资格”正在讲“戏”，讲拍摄期间的“注意事项”。不一会儿，“影视劳工们”就像泼出去的水，向四周散去。这些“影视劳工”多数是从网络上看见的招聘信息。招工方并不是剧组里的工作人员，而是属于包工头性质的头目。
浙江横店影视城某电视剧拍摄间隙，群众演员在休息
初到这个古装电视剧组时，包工头声称，每一群众演员月薪必达到三千元。但是，还需要交纳一千多元钱的食宿费、服装费、介绍费等。缴纳了这些费用以后，劳工们被拉到怀柔影视基地附近的农家院里居住，这里就是所谓的群众演员集体宿舍。大家在一起，每天同吃、同住、同出工。
一个月下来以后，包工头一直没有提起发放薪水的事情。紧接着，他们便被包工头领到另一拍摄民国时期的电视剧剧组，继续重复着同吃、同住、同出工的生活。如果有人提出发放薪水的事，包工头就会打“太极拳”，一直拖着，实在拖不下去时，又因为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克扣他们工资。因为没有规范的合同约束，劳工们也没办法寻求法律帮助。
这里的群众演员更新得特别快，但很快，包工头又能骗来许多新人来填补空缺。
刚刚来到影视基地的影视劳工们，如果没有人带，一般都住在“群头”安排的宿舍里，环境简陋、卫生状况很差。比如，北京怀柔影视基地附近有很多“怀柔小院”，大部分是“群头”租赁的农家院舍，三间房能住60多人，房间脏乱不堪，被子脏得分不清颜色。
这里的群众演员收入很不乐观。一般是30元至40元一天，超过8小时外的每1小时加5元，8小时外超过4小时算一天。群众演员工资低、待遇差不说，地位更是低得惊人。在北京的影视基地里，导演和工作人员动不动就骂人，暴力事件时有发生。在影视基地当群众演员，手续很简单。群众演员小齐说，“有时候剧组为了找群众演员凑数，来了就能上，什么证件都没有看”。比如电视剧《潜伏》里的群众演员吉思光，就是潜伏了13年的袭警逃犯，直到《潜伏》公映时才被发现并抓获。
还有的影视基地管理很混乱，一些“群头”垄断了群众演员市场、剧组道具租赁，甚至连配送盒饭等都包括在内。一位制片人说，群众演员市场的混乱已是多年的顽症。“剧组要用他们的置景，就必须要打包他们的演员。而这些演员大部分是附近的村民或者临时招来的廉价劳动力。有的时候，一匹马都要由他们提供”。
目前，全国各影视基地有的已经成立了“群众演员工会”，相比之下，他们真正地发挥了为劳动者说话、维护劳动者利益的作用。可是，没有成立“群众演员工会”的影视基地却出现了“影视培训公司诈骗”、“克扣群众演员工资”、“群众演员切身利益得不到保障”、“群众演员队伍管理混乱”等现象。
病症十：导演队伍良莠不齐缺乏信仰
近年来，我国的电影、电视剧的导演队伍里出现了一大批新面孔。其中有些人的眼睛只顾盯住市场，急功近利，普遍缺乏信仰。
在上海国际电影节“华语电影新生代成长路径”论坛上，导演何平不客气地批评当下导演界的弊病。他说，像徐峥、赵薇都是从演员转型为导演，刁亦男、薛晓路都是从编剧跨行做导演。事实上，今后还将有更多成功的演员、摄影师转行做导演，邓超、黄渤都在此列。日本导演岩井俊二表示，对中国导演界的跨行现象感到不可思议。他认为，日本年轻导演都是师从大导演而逐渐成长起来，日本的演员、摄影师很少见到转行做导演的情况，他们的观念是干一行就会一辈子把这行干好。
导演何平直言不讳地说，中国电影导演行业非常开放，很多人都可以跨行当导演，但这会形成自己的问题，好演员、摄影师都不思长进，都想着去当导演。当下中国导演需要不同专业的人才，但这些本来很优秀的从业人员离开自己的本职工作，结果让一些年轻的新手去顶替，其实对整个电影行业的发展是不利的。
除了跨行当导演现象外，大部分年轻导演的影片内容都来自于网络IP。
2013年中国共生产了700多部电影，第四代导演提供的只有1部，第五代导演提供的不足6%，第六代导演的产量不足4%，其他600多部电影全都是年轻导演拍摄的。导演何平遗憾地指出，这600多部影片里，优秀的影片那是凤毛麟角。“中国年轻导演有机会，但缺少好作品。”他感慨地说。
何平指出，许多年轻导演太过于急功近利，都赶着拍中小成本电影，甚至只是小成本制作，他们不自信，担心作家掌控不了大制作。“年轻导演没有在大导演身边当助手，没有学会掌握大制作的经验，这跟好莱坞差别太大”。何平还感叹，导演行业也需要讲师承关系，像吴天明导演背后站着一大批第五代导演，而如今张艺谋、陈凯歌这些导演背后却看不到一个年轻导演。
最要命的是，何平认为当下年轻导演缺乏信仰，没有文化价值观，根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拍电影。“这个信仰有可能是文化、美学上的追求，是你的价值观，这样你就知道你所要表达的东西。因为你就应该知道你跟普通大众不一样，你是搞创作、搞艺术的，你的思考要比观众更深更专业。”他说，导演必须有自己的信仰和价值观，讲的故事才会打动人，可是许多年轻导演没有这个东西，拍出来的影片自然就不知道要表达什么。
“回想当初为什么要拍电影，就觉得像爱上一个年轻姑娘。”日本电影导演岩井俊二动情地说起自己的导演生涯，认为拍电影必须要保持一颗初心，知道自己为何要当导演。在他看来，如果只是把导演当作谋生的一个职业，注定会走不远的。“你要把自己的情感、人生，都投入到电影中，观众自然会感觉到。哪怕是拍一部昆虫题材的电影，其中也要有你自己的人生的投射”。
病症十一：电视收视率屡屡造假
近年来，人们已经发现和电视媒体相关的排行榜越来越多。有以广告收入排行的，有以频道覆盖排行的，有以收视份额排行的，有以观众满意度排行的，更有以公信力、影响力或者品牌价值排行的，还有以电视剧或者综艺栏目排行的。一时间各种排行，好不热闹。日益混乱的排行榜和黑幕重重的评比，使“电视排行榜”逐步失去公益、公正的面孔，转而成为商业化、娱乐化的符号。
2014年7月1日，国家标准委批准颁布了《电视收视率调查准则》，成为国内首个电视收视率调查国家标准。即使这样，电视剧、综艺节目里，依然收视标准不统一，收视率造假，电视台“唯收视率论”，这些现象已经严重到荒唐的地步！
据悉，中国电视收视率统计采用传统方法，通过在样本客户家庭电视机上加装收视测量仪来计算。样本客户家庭成员在收看电视节目时，只要在某一频道停留一定时间长度，该装置就会记录，生成统计数据。而目前，全国只有“央视索福瑞媒介研究有限公司”这一家收视率调查机构。但这一家机构却有两套统计来源——全国网和城市网。
据媒体报道，全国网收视统计覆盖全国13亿人口，但只有6000户样本，而城市网的数据样本为4万户。城市网之下又细分为好几个统计类别，大多数卫视使用的就是48城（之前为44城，后来发展到46城，如今是48城）数据；还有一部分卫视使用的是32城数据，这32城为全国的各省会城市、直辖市和数个单列城市，覆盖了内地一线、二线城市。
也正是由于收视率统计数据标准的不统一，所以就出现了同一时段“三个收视第一”（2014年2月21日的《中国好歌曲》全国网第一，《我是歌手》是48城收视第一，《最强大脑》则是48城份额第一）的现象。由于只有一家机构提供收视率数据，所以它既是游戏的参与者，又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而这种体系漏洞也一直为业内诟病。
2010年，《人民日报》曾报道，收视率样本户被收买控制，花钱买收视，“做”收视等恶意造假行为，以及惩戒机制缺失的行业背景，成为个别地方卫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力争上游的“法宝”。随后，当年7月，《人民日报》又连续4次发文，剑指收视率造假问题，呼吁实行行业监管和惩戒机制，由此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两年后，湖南卫视遭遇了一次收视“过山车”，将收视“造假”问题再度摆到人们面前。2012年5月数据显示，湖南卫视夏日收视首次跌出前十，刷新了最差纪录。而在6月20日，湖南卫视则又以较高的全天收视成绩重回第一。湖南电视台制片人张一蓓爆料称，有人用非法手段操作收视率。
同年8月份，央视丰德董事长王建峰爆料：有电视研究机构称可以以“推广费”换取收视率，并表示只要通过交钱就可轻而易举地帮助拿到至少全国前10数据。此事发生以后，公安部门也曾一度专门立案调查。
“收视率造假”的曝光曾给电视行业造成极大的震荡，虽然相关机构采取多项措施重拳抗击，但显然收视率的污染仍然存在。
为了保障所谓的高收视率，提高广告收益，不乏有电视台在收视率上大做手脚，严重地破坏了业界的风气。还有，近年来，影视演员片酬出现“井喷”，央视曾报道指出，因一线演员片酬过高，导致影视作品其他方面资金不足，只好粗制滥造。电视台为了能够分摊购剧的“风险”，就产生了与制片方签订“收视率承诺书”这样的现象。
有媒体披露，“收视率承诺书”便是在购剧合同里标明，如果收视率达不到某个指标，电视台就要扣钱甚至要求制作公司赔钱。对于这样一个“霸王式”的条款，制作公司敢怒不敢言。因为国内目前500部电视剧的年产量，一年大约只有80部能播出的残酷现实，制作公司不得不为“收视率承诺书”而低头。所以，制作方为了不影响收益，也只好“想尽办法”提高收视率。
比起数据的变化，更令人胆战心惊的是专业造假机构的发展壮大。越来越多的影视机构和数据公司加入到造假阵营之中，或成为卫视收视率造假的帮凶，或直接沦为造假的主谋。
某西南卫视中层管理干部L女士提到，“现在圈内很多人做数据公司，这些所谓的数据公司，有部分其实就是之前的第三方造假团队。而这些公司前几年只是幕后帮助操作，现在却也公开地涉及影视、制作行业”。华北地区某电视台工作人员G先生说，“造假现象已成为圈里的公开秘密”。华东地区某一电视台工作人员Z则直接指出：“长江三角洲的某些卫视，北方某实力雄厚的卫视，都是参与造假的大户，这是公认的，你知道了又能怎么样？敢怒不敢言啊！”
驱使收视率造假的，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广告。据统计，目前在国内，电视台每年收入中有80%以上是来自于广告售卖。对于电视台来说，只有将收视率提高，广告收益才会跟着增加。而对广告商来说，除了那些已成现象级的电视剧和节目外，他们用来评估投放价值最重要的衡量标准就是收视率，别无他法。
据了解，广告商在与电视台签订合同前，会根据该台多个时段的收视表现进行综合评估。如果收视率没有达到广告商的预期，电视台便直接出局，甚至在广告合同中，还会明确标明需要达到的收视点数。如：收视率为1，广告商支付多少钱；收视率达到2，广告商再支付多少钱，足见收视率背后隐藏着赤裸裸的商业利益。
我们不难发现，电视台的广告收入排名和其在收视榜上的排名几乎一模一样。即使当中存在收视造假现象，广告商们还是无法抗拒地将大笔银子砸向那些收视率好的电视台和影视剧、综艺节目上。
大家知道，德国政府完全不允许商业公司介入电视收视调查。他们认为，电视是一个大众媒体，它的影响非常巨大，有可能影响人的价值观、行为方式，社会舆论或者说某一段时间的社会主流情绪。德国法律规定不允许AC尼尔森和央视索福瑞这样的商业调查公司进入多个的大众电视调查市场，他们由电视台、制作人、广告人和其他与电视相关的机构共同出资组建德国电视收视调查委员会，委托一家不盈利的第三方收视调查公司进行德国境内的收视调查。所有出钱的会员无权影响它，只是有权利得到收视数据。
病症十二：各类晚会纷纷“烧钱”观众怨声载道
有一幅漫画刊登在某一杂志上：一群演员盛装载歌载舞，舞台前放置四个分别标有“巨资大投入”“高价抢明星”“豪华大场面”“争夺收视率”的巨型礼花筒。礼花筒打出的是一捆捆的百元大钞，而由这些百元大钞烘托着的则是“电视春节联欢晚会”八个醒目的大字。
无疑，这幅漫画意在讽刺一些地方电视台千金尽散、争夺明星、制造卖点，耗费巨资熬成一锅锅春晚“珍珠翡翠白玉汤”。然而，因运营模式、节目内容等方面缺乏创新，以致深陷同质化竞争怪圈，造成了人力、财力、物力的巨大浪费。
每年除夕，中国人都非常喜欢观看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后来，辽宁电视台推出了自己的春晚，号称“中国第二个‘春晚’”。随即，吉林电视台、黑龙江电视台、北京电视台、江苏电视台、上海电视台等相继跟风，各自打出自己的品牌，以本地特色为依托，举办了一台又一台的地方春节联欢晚会。
小范是某银行职员，他喜欢观看综艺节目，尤其是对各类大型文艺晚会情有独钟。近两年，小范对电视里的综艺节目越来越厌烦了，究其原因，小范觉得这些节目变得千篇一律，一个腔调，有的甚至是同一个演员同一个节目在不同晚会或频道播出而已。小范感慨道：“电视台举办的春节联欢晚会，难道一点创新意识都没有了吗？一个内容、一个模子，让人看了一遍，再也都不想看了！”
2011年的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叶慧贤严肃地指出：从元旦到元宵，一个多月时间内，国内各大电视台共举办了16台跨年晚会、18台春节晚会以及6台元宵节晚会，每场平均成本几乎超过1000万元，有些明星特别多的晚会，成本高达6000万元。据业内估算，40台晚会砸钱就达5亿多元钱。针对电视晚会攀比浪费、扎堆重复的现象，叶慧贤代表建议，有关部门应予以高度重视，将各类节庆晚会纳入规范管理，限制规模，限制数量，防止过度同质化。
当前，中央大力提倡“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有的人大声疾呼，坚决制止文艺演出追求大场面、大制作的浪费现象。几年来，一些艺术活动特别是各类形式的晚会中，大场面、大制作、追求豪华、奢侈浪费，已经盖过了艺术本体，这是文化艺术团体中的不良习气。
南方某一省级电视台，准备举办一台元旦迎新年文艺晚会。根据导演组的策划呈报，这一台文艺晚会只请本省的著名演员、歌唱演员，节目时间大约在一个半小时左右，节目类别有小品、歌曲、舞蹈、诗朗诵、曲艺等。
当这一策划书呈报到电视台台长手里时，台长认真审阅了三遍后，将晚会导演约到办公室。
台长用手点着策划书：“你们的策划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不大气！我们这台晚会的原则是，大制作、大手笔、大气派、大场面，一定要办出我们电视台自己的特色来！”
导演这下子明白了，连连点着头。台长还向导演透露一则消息：“我听邻省电视台的朋友说，他们要不惜花大钱邀请国家级的大牌明星、名人，甚至还要把港澳台明星、名人请来，以此来证明他们省的经济实力和艺术实力。我告诉你，咱们电视台这台文艺晚会也不能示弱，一定要与邻省电视台比一比高低。希望你们导演组认真地去执行！”
导演从台长办公室里走出来，马上将有关人员召集在一起，重新对这一策划书进行认真研究和落实。当他们研究邀请北京某一女明星前来助阵时，导演有些犯难了，因为这位明星已经被邻省电视台邀请了。
导演思考了一会儿，拿起手机与邻省电视台同行们通话，经过打听，该女明星在该台出场费是20万元。同行们又告诉某导演，该女明星又被一地市级电视台邀请，出场费是24万元。
放下了电话，导演走进了台长办公室里，一五一十地汇报了这一特殊情况。最终，台长让导演以30万的出场费，邀请到了该女明星。接着，导演分别又以不等价位邀请了北京10名著名演员。这10名演员当时也分别被多个电视台邀请参加各省市的文艺晚会演出，他们在那一阶段里，就像赶场一样，在天空中飞来飞去。
明星大腕们邀请完后，导演和导演组成员们一起，研究舞台、灯光、美术、设计、音响、舞蹈效果等问题。
一切安排就绪后，导演仔细地算了又算，所有的费用已经接近6000万元了。他忐忑不安地将厚厚的策划书送到了台长的办公桌上。台长看后，却特别满意，并夸导演“具有时代性、前瞻性、超越性、独特性”。
像这样的情况，只是我国层层办春晚、行行办晚会的一个集中缩影。各种晚会的泛滥成灾、扎堆雷同、奢华攀比，助长了电视节目娱乐化、消费化、同质化倾向，已经成为一种严重浪费人力、财力、物力资源的“无序竞争”，沦为人们痛斥的“面子工程”。
一篇《少办晚会，不仅仅是环保问题》的报道写道，2013年全国两会期间，政协委员、著名演员濮存昕说，中国的晚会太多了，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像我们国家有这么多的晚会。
平时十分关注环保事业的濮存昕，更多的是从环保的角度看待晚会扎堆的，“一个晚会用了多少材料，搭个台、喷塑、灯光，且不说几百万元，几千万元的费用，晚会过后所产生的垃圾都不知道往哪里堆了”。晚会的许多舞台置景全都是一次性的塑料制作的，晚会结束后只能当成垃圾来处理，加之无法重复利用的东西，一台大型晚会产生的垃圾令人惊异。
环保之外，人们也发出了和濮存昕同样的疑问：为什么咱们国家的晚会这么多？
咱们的晚会，从来都不是简单的娱乐活动，越是大型的晚会，越是被赋予了许多概念化的东西。比如，对宏大场面的追求，对“纪念性”的喜好……一些内容空洞的晚会，被长年复制，成为一种惯性行为，导致不同级别、不同规模的晚会，却像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
几年前，党中央向全党颁布了反对铺张浪费的“八项规定”。一时间，各省市争相举办晚会之风有所收敛。可是，近一二年来各地举办各类晚会的情况又有所抬头。从目前的状况来看，晚会节目重复、演员演出重复、内容重复等所造成的浪费，令人匪夷所思。
病症十三：电视节目播出花样翻新愚弄百姓
电视剧、综艺节目播出也出现了病象，电视剧好剧注水，烂剧中途停播，综艺节目不择手段愚弄观众等问题，已成为人们见怪不怪的现象了。说实在话，不管电视台如何地播出，遭罪的还是全国广大观众。
赖水清执导的新版《天龙八部》自2013年12月22日登陆湖南卫视不久，就遭到了湖南卫视停播。这几年来，遭到电视台腰斩的电视剧已不在少数。电视台对电视剧进行的“暴力剪辑”已经严重地影响了观感，无论是对电视剧负责还是追逐利益，广大观众却是无可奈何。
在此之前，曾有几部电视剧因为剧情烂、雷、沓，或者时间编排等原因，遭到卫视腰斩。2013年3月，《青春期撞上更年期2》在北京卫视仅播出了18集后即遭停播。因为该剧收视状况未达到预期。看了几集的观众不难发现，什么“夫妻分床”、“孕期能否吃柿子”等就讨论了半个小时，就连配角去逛商场、试衣服都可以配乐演上五分钟。剧情无聊、注水严重，让人忍无可忍。
小沈阳和海清主演的《后厨》，东方卫视把后面十几集压缩播出，可黑龙江卫视直接就给砍掉了。因为要赶上和央视共同联播的进度，2013年12月湖南卫视播出的《最美的时光》只能在每晚《咱们结婚吧》开播前播出一集，用来填充《新闻联播》与《咱们结婚吧》之间的空档，而且湖南卫视硬是把每集45分钟的剧情剪辑成为25分钟。
当一部电视剧播出以后，收视率不断高涨且口碑不错时，为了获得更持久的收视和广告收益，电视台便不择手段地加长剧集，将原版的电视剧不断地注水，使得一部好端端的电视剧成了“注水猪肉”。2013年遭到注水的电视剧很多，最经典的一例莫过于江苏卫视独播的军旅题材电视剧《特种兵之火凤凰》：每晚三集中的第一集播出前集回顾，第二集为新内容，第三集变成了明日预告，一部DVD版46集的电视剧硬是被电视台注水成为62集播出。
这样的例子很多。最开始宣传只有102集的《隋唐英雄》，被电视台播着播着竟成了120集；80集的《因为爱情有多美》最终竟让电视台变成了108集。40集电视剧《幸福爱人》的播出更令观众生厌，这部剧在东北某一地方台播出时，每一集的前一段，竟是前一集的后一段，重复播出前集内容长达15分钟。
当观众们纷纷指责电视台这一病象播出时，电视台的具体负责人竟说出这样的“混账话”：我们的腰斩停播是“对观众负责”，我们的注水是“让观众更加充分地欣赏好剧”。
此外，电视剧片名也可以随意更改，每个省级卫视和地方频道经常出现这种事情。作者就被东北某一省级都市频道戏弄过。
2014年春节期间，这个都市频道播出由著名演员刘之冰主演的家庭情感剧《兄弟情深》。作者一连一个星期在每天20时进行观看，后来因采访去外地，作者便放弃了对该剧的观看。当采访结束时，作者准备接着观看时，此剧已经播完。
没办法，作者只好求助于电脑。当作者在百度上寻找《兄弟情深》时，怎么也没有找到这部电视剧。后来，作者的一位亲属告诉说：很可能这部电视剧叫《美丽谎言》。作者半信半疑地重新寻找《美丽谎言》，一点击，果然是要找的那部电视剧。
2016年2月23日，东北某一省级电视台的都市频道第二次播出电视剧《美丽谎言》。可这一次的片名，他们又改动了，名字叫《谎言》。
优秀节目反复插播广告的现象，也令观众反感至极。
随着优秀电视节目的深入人心，收视率随之不断地攀升。有的电视台抓住了每一期节目最精彩的时段，反复不断地加进广告。同时，每一时段的广告少则2分钟，多则5分钟。这可急坏了等待结果的全国电视观众们，他们不得不“心里骂着，电视机旁边还要照样守着”。
2016年春节，央视综艺频道正在播出《星光大道》2015年总决赛的实况。当最后宣布冠、亚、季军时，首先由嘉宾黄豆豆宣布：“2015年星光大道总决赛季军是——”随即，电视里出现了2分多钟的广告。广告过后，嘉宾黄豆豆大声地宣布：“山东姑娘！赵俊承！”接着，电视里又出现了2分多钟的广告。
紧接着，嘉宾师胜杰继续宣布：“2015年星光大道总决赛的亚军是——”随即，电视里第三次出现了2分多钟的广告。广告过后，嘉宾师胜杰大声地宣布：“阿吉太！”接着，电视里第四次出现了2分多钟的广告。
随后，嘉宾王晓棠继续宣布：“2015年星光大道总决赛的冠军是——”紧接着，电视里第五次出现了2分多钟的广告。广告过后，嘉宾王晓棠大声地宣布：“紫凝！”
就这样，本应该就是一两分钟宣布完的结果，央视竟插播了5段广告。
不光是中央电视台这么干，全国各地电视台全都这么干。有的电视台还有更损的播出方法：好看的电视剧的最后一集，电视台竟将其分割成四集、五集播出，里面插播的广告竟达十几分钟！电视剧《璀璨人生》的最后一集，华北地区一家电视台就把它分割成四集播出，而华南地区一家电视台竟将电视剧《大秧歌》最后一集分割成五集播出。
大家都知道，人的病痛很多都是自己造成的，有不得已而获得的，有能避免而放任的，还有只顾眼前利益而忽略了长远和事后的。不论病痛是如何造成的，只有早日诊断，早日医治，从病源上清除，才能达到使病人早日康复的目的。那么，我国的娱乐圈如今呈现出的病态，不也应如此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