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2-03 20:54:24来源：法律常识
“我今天（9月13日）才接到重庆市渝中区公安分局的电话，他们说想上门来跟我当面沟通，要来道歉。”
9月13日，因投诉民警被传唤铐走的重庆王女士接受华商报记者专访，表示将追究相关执法人员的责任。
王女士被民警戴铐强制传唤（视频截图）
2020年6月18日晚，重庆王女士通过110投诉望龙门派出所民警，约半小时后，就被该民警以传唤为由从家中铐走。在此过程中，相关民警以妨碍公务为由，对王女士父母使用了催泪喷射器、警棍等警械。
此后，王女士一家人起诉望龙门派出所。今年7月，法院一审判决：望龙门派出所民警对王女士父母使用催泪喷射器、警棍等行为，不符合使用警械的条件，其行为违法；对王女士未使用传唤证而进行口头传唤的行为，违反法定程序，确认为违法。
9月12日，重庆市公安局渝中区分局通报称，针对“渝中区法院判决望龙门派出所民警口头传唤王某违法，派出所提起上诉”一事，傅某、陈某等处警民警已被停止执行职务，接受纪检、督察部门调查处理，责令派出所撤回上诉，并对当事人王某及其父母深表歉意。
“昨天（9月12日）发这个通报之前都没有跟我们有任何沟通，我感觉他们主要是回应网友的关切吧。”
王女士对渝中区公安分局的通报持异议，“警方的通报是昨天朋友发给我，我才看到。他们说接受纪检、督察部门的调查，去年6月份事发以后，我就一直在找这两个部门，但他们没有找我核实和了解，现在是因为大家比较关注，他们才将涉事民警停职。”
王女士说：“我持怀疑的态度，因为事发已经一年多了，我早就找过这两个部门，但都没有处理，包括今年7月收到法院判决书以后，这两个部门也没有给我一个说法。”
王女士表示，从去年6月19日，她就开始向重庆市各级公安机关实名举报渝中区公安分局望龙门派出所当事民警的执法行为。
“我向渝中区公安分局的纪检、督察部门，包括重庆市公安局警务督察部门反映，他们把我的举报转回给渝中区公安分局的督察部门处理，督察部门没有人和我联系核实我所反映的问题，一直是在跟我玩儿捉迷藏吧，他们现在的通报估计早就找过了纪检、督察部门，他们的通报只是对媒体舆论和网友的回应。”
王女士表示：“当时除了电话反映，还以书面材料的形式交给他们，我也去现场找过他们，基本上都不见我，我提出的问题也没有回应。”
2020年8月，王女士投诉后渝中区公安分局答复结果是其反映情况不属实
2020年5月，望龙门派出所民警陈某曾负责调解王女士与朋友矛盾，王女士承认，在这个过程当中确实存在摩擦。
“陈某带情绪不能很好地处理，我才希望上级机关更换另外的民警来处理，我指出他一些地方处理得不是很恰当，他就人身攻击我。”
2020年6月18日晚，陈某电话通知王女士去派出所调解做笔录，通话中，陈某说“不要以为你是研究生就很懂”，并表示要传唤她。
王女士说：“他意思是说我是研究生，未必懂得法定程序。我从来没有告诉他我的研究生学历，我认为他私下里查询我的个人信息，而且拿我的这个学历来说事，我有一种个人隐私被窥探、被冒犯的感觉。”
“我为什么最后打110投诉他呢？”王女士解释，“当时我在电话里指出他言行不当的时候，他已经在电话里说要来传唤我，我当时并没有想到他真的会来传唤，我认为事情没有到那个严重程度，而且我之前一直在积极联系他们，并没有不配合他的调查，我当时觉得他在电话里说要传唤我，非常的随意，有一点涉嫌滥用职权的感觉，所以才投诉了他。”
“我打110投诉之后，他们5个民警就上门来了。”王女士回忆当晚案发细节：“当晚他们上门不到1分钟，就突然采取强制措施，他们没有传唤证，我和父母当时都穿着睡衣、拖鞋，他们看到我父母在家，所以才说是口头传唤。”
“他（陈某）进门就拿着手铐，他当时来家里就是为了强制传唤我，为了羞辱我，所以我母亲才会质疑他。”
王女士解释：“当时他的手铐一直拿在手里，一边给我上手铐，双手铐在背后，一边说铐起铐起。他们当时只带了一副手铐，我母亲反复说‘你铐我’，他们就没有手铐，对我母亲只用了辣椒水，因为只有这一副手铐是留给我的。”
王女士强调：“他们当天来，我并不是不配合，他们一来就是强制传唤，并没有给我们配合他们的机会。我在家穿的是拖鞋，他们把我往外拽的时候，我明确告诉他们，我换鞋跟他们走，我说了两次，说得是重庆话，但他们根本不理我，我是怕我父母受到伤害。”
怕什么来什么，王女士没想到，事情发展最终还是牵连父母受到了伤害。
“他喷辣椒水是对着面部，我妈妈两只眼睛都睁不开，一直喊眼睛看不见，她用手在摸找方向，民警就把她这个动作说成是抓扯民警。”
王女士回忆：“我母亲被喷后，我爸爸说执法者为什么随意伤人，陈某拍打我父亲后背，等我父亲转身就又对我父亲使用辣椒水，我父亲是为了制止他进一步伤害到自己和我母亲嘛，因为当时我母亲在叫，陈某又开始喷，所以我父亲才和他发生争执，陈某还向我父亲喷，他把那瓶辣椒水喷完扔在地上，一边用警棍击打我父亲，一边喊着不要妨碍执行公务。”
随后民警呼叫增援，望龙门派出所领导带民警赶来，要求王女士的母亲去派出所。“我母亲并没说不去，只是说眼睛看不见，需要在场民警扶她去，我母亲因为看不见，用手摸，民警趁机把我母亲的手反扭过来拖拽出去，被他们反手押着下楼。母亲有肩周炎、腱鞘炎，平时胳膊都没办法背在身后的，当时疼痛难忍，一直在求叫，痛得惨叫，我父亲也在一旁苦苦哀求，请求不要这样对我母亲，但他们毫不顾忌。”
王女士表示：“当时只要我父亲一说话，用手一指，就被用警棍打。法院给我们提供了不是很完整的警方执法记录仪，可以为证，我看到4个不同的时间点，他们使用警棍打我父亲。”
王女士称早年因公负伤的父亲腿部被打淤青
即便是犯罪嫌疑人，也需要保护隐私。王女士表示，事发时被带离，民警没有使用头套或者衣服遮挡，直接就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将她铐上警车。
“当天晚上，他们强行传唤我，把我押回派出所嘛，当时小区有上百人围观，我当时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他们把我强行反铐着押上警车的时候，有人把脸贴在警车玻璃上往里看，还自言自语说这是犯了什么大事呀，以为小区出了人命案，我平生只有在电视中才可以看到这种情形。”
王女士表示：“当时小区有围观者问现场的民警，人家女孩子犯了什么法，偷了还是抢了？出警民警说‘她有罪’，让大家不要管。”
当晚的遭遇，让一家三人充满屈辱感。王女士说：“我妈妈当时穿着睡衣，被他们拖到走廊，摁在地上，连内裤都能看到，旁边还有很多围观者，对她不仅仅是一种身体上的伤害，也是精神和人格上的侮辱。”
王女士表示，事发当晚，她被先行带离，父母随后也别带强制带到派出所。
“当时我已经顾不上被羞辱了，我特别担心我父母被打，一直在向周围群众求助，也一直在向强行押着我离开的辅警求情，让他带我过去抚慰一下我的父母，但遭到了拒绝。”
9月13日，接受华商报记者采访时，王女士坦承：“这个事对我的工作生活影响肯定很大，因为这个事情，去年6月30号我不得不从公司离职，我也没有心思去工作。”
王女士说：“我父母被打了以后，被他们采取强制措施，被监视居住，在身心上受到很大伤害和折磨。我们一家心理压力都很大，而且在小区都被当作犯罪分子来看待，感觉叫天不应。”
王女士表示，警方如此执法，让他们一家蒙羞甚至受歧视，“小区的居民对我，对我父母都指指点点，戴着有色眼镜看我们一家。”
去年8月，渝中警方提请检察院逮捕王女士的父母，但被检察院驳回。
王女士说：“检察院作出不批捕的决定，说明检察院都已经认定当时民警不是依法执行职务的行为，而且明确告知了渝中区公安分局。他们接到检察院的决定以后，以没有犯罪事实为由，才撤销了对我父母的刑事立案和监视居住，但当时也没有给我们一个公平公正的说法，对于我反映的问题也没有调查反馈。”
事发已近15个月，王女士的父母仍有后遗症。“我母亲被喷辣椒水后，被限制人身自由，无法及时去就医，一直到第二天晚上被放出来之后才去医院就诊。她到现在经常眼睛看不清楚，看东西都是很吃力的状态。我父亲的身体本来就有残疾，并不适宜警方强制传唤：父亲当年因公腿部、手部都受过伤，落下残疾，这次被打伤左腿、右腿，包括关节和手臂。”
活了一辈子，还没被这样粗暴地对待，王女士六旬父母完全不能接受。
王女士说：“我父亲当时66岁，我母亲也快60了，我父母的精神负担很大，他们被刑事立案和监视居住后，很担心会不会被逮捕嘛，这种精神折磨比肉体伤害更大。”
“我也不知道还能如何配合，他们当晚在现场的做法根本就是故意制造冲突。”王女士表示：“他们就是要制造现场的冲突，这跟民警后来在法庭上辩称的完全不符，并不是网友想象的我们一家人不配合警方，他们根本没有给我们配合的机会，他们一开始就采取强制措施，他拿手铐就是为了激起我们在现场的本能的反应，让不知情的人以为我们是不配合民警。”
9月13日，王女士向华商报记者证实，“我今天才接到渝中区公安分局的电话，他们说想上门来跟我当面沟通，要来道歉，因为我这边为这个事情确实比较累嘛，我给他们讲了，我对他们的通报有异议，他们也没有明确回应。我问他们如果上门的话是哪些人员，他们说让我确定好时间，他们才能确定哪个部门哪些人员来，我暂时没有同意他们上门来。”
相比轻重，王女士认为，调查处理比道歉更重要。“他们就是道歉，也已经迟到一年多了，也不知道他们说的哪些人来道歉？我希望公安机关回应我的意见，渝中区公安分局通报中也没有提到对涉事民警进行追责。当天晚上，对我父母决定采取强制措施的也是渝中区公安分局，现在让他们自己调查自己来追究责任，我认为不合适，应该是更高级别的部门或者是其他纪检监察部门来调查才公平。”
王女士表示：“国家赔偿应该是一个很漫长的程序，应该查清事实，厘清责任，处理涉事民警之后再来考虑申请国家赔偿。
“当时去法院立案的时候，法院要求分开，先确认警方违法，才能提国家赔偿，所以我们把国家赔偿这块诉求内容去掉了，现在法院的判决支持了我们的诉求。”
“我父母都是国企退休工人，我现在没有工作，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一直是节衣缩食，一直在为这个事四处奔走维权。”
王女士告诉华商报记者，“这件事情对我们以后的生活、工作肯定也有影响，而且我这个年龄也比较尴尬，这个事情发生时我差不多34岁，也是我职业生涯中的一个转折点吧，在个人生活中也是挺尴尬的。”
王女士性格直率：“我这个人说话比较直，如果是没有道理的事，可能就会当面指出来。”她承认，如果当时换了其他女性，可能就乖乖听话。
王女士承认，现在经济压力很大，“现在确实挺困难的，挺艰辛的，我父母还需要后续治疗，要请律师，我请外地律师一个人需要好几万的代理费，我感觉整个家庭生活都被毁了。”
王女士说：“已经耗了一年多，现在也没有处理结果，我们也感觉遥遥无期。我给他们写过很多信，一开始我还是相信公安机关的，打了很多次电话，但一年多的时间都没有处理，确实让我们很失望。”
华商报记者 李华 编辑 陈有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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