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转发了一篇《律师出书指南》，有律师朋友以为是我写的文章，也就“逼着”我写了今天这篇文章。

律师出书，我的理解是“门槛高，收益大，影响远”。随便出一本书，不仅被人看起来缺乏诚意，而且很容易暴露自己是“菜鸟”，适得其反。

一、门槛高

律师出书“门槛高”，一些出版商哄着律师“你出钱，我出书”，似乎只要钱能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其实这些仓促出书的律师忽视了一个问题，你出了这本书究竟是“宣传特长”还是“暴露短板”？如果你花钱耗费不菲出了一本书，结果却引起别人对你专业素养的质疑，这样的书还是不出为妙。

记得2017年12月金牙大状首席律师王思鲁来惠州与我“跨年”时说，刑事辩护律师需要跨过“三道门槛”才有资格写书，否则很难被认可。他说的“三道门槛”就是二审改判案例、死刑免杀案例、无罪判决案例。所谓“死刑免杀”是指原审判决死刑立即执行，后来改判免杀或者死刑复核不核准。我直到2018年拿到洪某运输2.9公斤毒品案件省高院发回重审改判无罪，这才算跨过了王律师所言的“三道门槛”，这才让我2019年有底气写《三十而律》。

我今年在写《技术辩护》，却坐等增加一个无罪判决案例。虽然2019年有“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不起诉案例甚至无罪上诉发回重审后法院允许检察院撤诉案例，但相对于无罪判决案例，还是有点“成色不足”。在新的无罪案例“到手”之前，我只能用《技术辩护三十六讲》的方式网络上推出。

律师出书，除了“成功案例”所形成的“能力基础”外，还需要“文笔基础”。一些律师有不少成功案例，问题是他的文笔太一般，写出来的书可读性不强。这些律师最好的方式是找一个文笔不错的“合作伙伴”，这位合作伙伴可以是一起出书的律师，也可以是专门聘请的“撰稿人”，还可以是出版商推荐的优质编辑，能够保证这本书的“文字美”。一些律师喜欢写《无罪辩护》，这就门槛更高，要求办案律师至少有6个以上的无罪判决案例，否则如何服众？

还有些律师“缺乏诚意”，因为自己是大学兼职教授或者是“知名律师”，将一些粗制滥造的文字拼接成书籍，严重影响他们的“江湖地位”。更有甚者，找知名出版社出一本“法律汇编”，这种毫无技术含量的出书，除了被律师同行拿来作为茶余饭后嘲讽的谈资，真的起不到任何作用。这种出书，真的不如多写点有质量的文章，多办点有质量的案件。

二、收益大

那些跨过了“三道门槛”的律师出书，甚至仅仅跨越两道门槛就出书的律师，或者是短期内从律师助理变成律所合伙人乃至律所主任的律师，还有从“南漂”、“北漂”突然变成知名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的律师，都能找到自己的“亮点”出书，赢得广泛关注，甚至赚得盆满钵满。

律师出书，严格意义上讲不是“学术创作”，而是“文化营销”。律师需要通过自己的书，来显示自己的业务能力，来解析自己的“成功密码”，从而让潜在的客户或者律师同行关注自己。律师出一套书，更多是“花钱赚吆喝”，能够回本已经不容易，靠出书赚钱除非是“名家”。但这些书只要有一本带来了哪怕一单案件，对律师而言就足够了。要知道“慕名而来”的案件，基本都是“大案要案”，客户“海选”找到你，当然有付费的心理准备。

2018年曾有律师要求把我的两次讲座全文与4次点评全文编入他的书，我表示欢迎，这完全是借用他的出书平台来宣传我。后来竟然有两波客人拿着这本书找到我，要求我帮他们代理案件。这么多年来我的不少文章被人转发甚至收录，我从来都是心存感激。这是帮我“免费宣传”，何乐而不为？即使有些律师把我的文章署上他的名字发布，我早些年有些不舒服，这几年也逐渐习惯了。我的文章都是谈如何技术辩护，他们拿去署上自己的名发布，也是在宣传技术辩护嘛。甚至文章中还有我专用的“防伪标识”即我的案例，这还是在“宣传我”。

如果这些书“再版”时可以作为“畅销书”，更是可以带来直接收益。当然，这样的书籍要求专业性、艺术性的完美结合，让人在“愉快阅读”中学到新知识。“信达雅”不仅是翻译的要求，其实也是专业写作的要求。词语不仅要准确表达作者意思，而且要有文字美，通俗易懂。律师最初写书时也许这些书只是“偶尔”带来收益。一旦这些律师能够坚持写书，例如每两年写一本甚至每年写一本，这就形成了“规模经营”，甚至随着律师知名度的提高变成“名家名作”。

三、影响远

司马迁写《史记》是为了“藏之名山，传于后世”。古人追求的“三不朽”其中就包括“立言”，所谓“立言”不仅是孔子那样“述而不作”，而且包括老子、韩非子甚至李白、杜甫、苏轼、李清照那样“写作”多少言。律师能够出书，甚至有那么几本“文有可观者”的传世之作，很容易给他带来深远的影响。一位律师所在的时代，往往会因为他的某本书而被后人关注。

张云龙律师这些年主打传销犯罪辩护，甚至把他办案经验写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精准有效辩护论》，引起业内一片好评，张律师也俨然是传销辩护的代表性律师。刘平凡律师也把自己专业化、精细化辩护经验形成文字，出版了《刑事辩护规范化 文书卷宗示范》，不仅成为年青律师成长学习的“入门教程”，而且带动了律师界“规范化辩护”的潮流。

王思鲁律师更是早在2008年就出版了《胜者为王：与您分享如何赢在法庭》，奠定了王律师作为“技术辩护带头大哥”的业界地位。王律师提出“案例为王”、“案例营销”、“为当事人谋求利益最大化”等观点，成为大量技术辩护律师的“基本教义”。客户找律师要求的是“实战能力”，这就引导律师必须在“实战”上下功夫，拿出成功案例说服他人，而不是“蹭热点”或者通过一些行为艺术去“制造热点”。

这些年我去外地办案，经常有律师同行与我交流甚至要请我开讲座，我都欣然接受，当然少不了现场赠书或者签名售书。以前外出交流只能“空手”，最多带几盒茶叶给朋友。有了新书则可以奉上两本书“请君雅正”，也是一种文人的心性。这些年甚至有些老乡、朋友把我的书送给他们的客户，“这是我的兄弟余律师写的书”。还有律师事务所把我的书当成青年律师培养的参考资料，让我骨子里的文人气息又散发出来。

我给自己定的目标是从去年开始，“每年单独出版一本书”。我的朋友每年都可以参加我的新书发布会获得赠书，也很有趣。律师骨子里应该是文人，这才有辛勤之余的“岁月静好”，才有折冲樽俎后的“诗和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