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后刑事辩护制度的改革，建国以后刑事辩护制度的改革与发展

时间：2022-09-25 11:41:10来源：法律常识

编者按：为迎接建校70周年，学校正在紧锣密鼓地组织校史修订工作。自今年年初，组建学生志愿者团队采访学校老干部和老教授，记录他们讲述的法大建设发展历程中的重要事件，刻画法大师生与时代同行、为全面依法治国艰苦奋斗的一幅幅历史画卷。

个人简介

樊崇义，中国政法大学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研究院名誉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樊崇义于1991年被评为校级优秀教师，1987年被评为副教授，1992年被评为教授，1995年被聘为博士生导师。由他主持和领导的刑事诉讼教研室于1998年被评为先进教研室，本人被评为校优秀教研室主任。2002年被评为北京市劳动模范，享受国务院有突出贡献专家政府特殊津贴，全国最具影响的百名法学家。

社会兼职：曾兼任教育部法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海峡两岸法律问题研究会理事，北京市政协委员，中纪委特约监督员，中国法学会检察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行为法学会副会长，侦查行为研究会会长，中国警察学会学术委员，公安部特邀执法监督员，国家检察官学院兼职教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和北京市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和执法监督员，北京市诉讼法学会副会长等。

至今累计出版专著（独著、合著）和教材50余册，发表学术论文400余篇，主持并完成国家社科重点课题、最高检重点科研项目和横向课题十多项。讲授“刑事诉讼法学”“证据学”“刑事诉讼法专论”“独联体、东欧各国刑事诉讼法”等课程。

箪食瓢饮何曾畏，苦中作乐自有趣

（年轻时期的樊崇义）

樊崇义来自于河南南阳内乡县，1961年考入北京政法学院，他的夫人韩象乾与其为同一届的校友，来自天津。谈到当时的北京政法学院，他们都陷入了回忆。樊崇义提到，当时学校开设的专业课比较少，在前两年主要学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以及马列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等；三年级时才有了专业课，也被称作政法业务课，主要是讲授党的领导、实事求是和调查研究等内容。韩象乾回想，当时每一届政法系有12个班，一个班只有30人左右，加起来大约400人，另外还有一个政教系，一届大概1500人。提到师资和设备，樊崇义感慨，“那时候虽然苦一点，但是苦中作乐，大家对学习都充满了动力”。

（樊崇义教授与夫人韩象乾教授合影）

樊崇义陶醉于深奥的法学世界中，上学时专业课成绩全优。1965年7月他从北京政法学院法律系毕业，在学校的强烈要求和调配下准备留校任教。谈到这，韩象乾笑着说，“我们俩当时思想都很上进，毕业分配时填的地方均是边疆和贫困地区，如新疆和西藏，没想到都留在了北京。”

留校任教后不久，樊崇义几经辗转先后在河北香河县渠口村、安徽遂溪五铺农场工作，1972年4月，历经风雨的他回到北京，学校还没有复办，便在通县县委宣传部工作6年，直至1978年12月才“归队”。

也正是在这一年，一个新的选择摆到樊崇义面前，北京市委组织部和北京政法学院都找到他，对他给予厚望。“我这一生就要教书”，樊崇义拒绝了通县法院院长和教育局局长的机会，选择留在学校，兑现了最初的承诺，也坚守了教育的初心。

1979年北京政法学院开始招收首届学生，那时，学校的基础设施损坏严重，没有办公室和教室，也没有课本和资料，教材急需老师抓紧准备，困难重重。在筹备招生的半年多时间里，还遇上原有的校区被占，但老师们攻坚克难、齐心协力，以最快的时间盖了临建木板棚，曾经的教书先生们，回到家都累得面色憔悴，但心里满是欢喜，他们打算用双手为这所学校搭建一个“春天”。

那时，学校的桌椅板凳被运往安徽，从安徽空着手回来的老师只能在棚子里编写教材和教学参考资料，身为刑诉法专业的老师，樊崇义参与编写了“刑诉法讲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组织讲义” 。虽然没有参考资料，但一笔一画描绘了诉讼法的前沿，“莽莽撞撞但又全心全意的写”。受限于经济条件，樊崇义和夫人、长辈、孩子，一家五口人挤在筒子楼一间15平米的小房子里，只有等到老人睡下、孩子作业完成后，他和夫人才能坐下来静心写讲义。

（1965届北京政法学院毕业生在天安门前合影）

当时樊崇义一家人住在校内六号楼，每到六点，教研室主任张子培老师就会敲门，提醒大家起床工作。“无一张纸，无一本书”的困境在学校的努力下逐渐得到改善，每位老师每天都能完成3000多字的任务。回忆起1979届的学生，樊崇义满是感慨，“没有教室，没有宿舍，没有桌椅，一个个马扎，学生坐在树林里上课，由于北京歌舞团没有搬走，这边上课，那边在敲锣打鼓。住宿条件更是恶劣，50来人住在一个大教室里，也就是类似教学楼的208教室，在大钟寺还租用了大空房，大通铺的环境，也没有一个人叫苦叫累。”

满怀热忱为刑诉，辉煌故事看今朝

治学五十余载，樊崇义始终潜心学术研究，为推进刑诉法学科建设做出重要贡献。多年来，在他的领导和主持下，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中心成为诉讼法学专业唯一入选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百所重点研究基地的科研实体。自1999年底揭牌成立以来，目前已发展为国家级的学术研究中心。

北京政法学院复办后，樊崇义回校任刑事诉讼法教研室主任17年，继而担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诉讼法学研究中心主任7年。作为刑事诉讼教研室的第三任主任，樊崇义倾注了全部心血，为了申报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诉讼法研究基地，他带着四个学生日夜奋战，填写报表和材料，在极短的时间内收集齐每个老师的科研成果、学术代表作等内容。最终，完成7800页申报材料上报教育部。同时，为支持申报，学校提供了400平米的办公面积，樊崇义也找到多位校友寻求经费支持，使得刑诉法基地成功在第二批基地评选过程中脱颖而出。

谈起对学校诉讼法学学科专业建设的贡献，有五件事让樊崇义及其所带领的团队引以为豪。

（樊崇义受到李鹏接见）

一是开创了模拟法庭教学法。1995-1996年，樊崇义带领老师们开创模拟法庭教学法，成果推广全国，也正是因为如此，他获得了教育部教学科研成果一等奖，在人民大会堂受到了江泽民、李鹏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二是开展诉讼法基础理论研究。樊崇义重视诉讼基础理论研究，他申报的“诉讼原理研究”，获批教育部重大课题项目，最终结项成果被教育部推荐适用于全国研究生教材。除了对诉讼原理研究外，关于部门法学哲理化的研究也取得了重要的成果。2004年12月18至19日，由樊崇义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主任联席会议，就如何走部门法学哲理化之路，进行了两天的专门研讨。樊崇义带领的诉讼法研究中心团队，率先出版了《部门法学哲理化》和《刑事诉讼法哲理思维》两部专著，引领诉讼法学的研究向诉讼认识论、诉讼价值论、诉讼人本论、诉讼实证论等法哲学的高度和深度高质量发展。

与此同时，樊崇义主编的全国通用《刑事诉讼法学》和《证据法学》教材也进行了重大修改，把对刑事诉讼法的注释式转型为理性法学，从体例到内容按照法哲学思维进行了修改。在法学基础理论研究方面，樊崇义带领的团队，走在了全国同行的最前沿，其贡献有口皆碑。

三是开展证据规则研究。樊崇义是国内研究证据规则的领军人物。他在2000年《中国法学》上发表的文章《客观真实管见》提出法律真实的证明标准，这是国内第一篇提出“法律真实”证明标准的论文，在全国法学界引起了热烈讨论。2012年，他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项目批准号：12AFX010），该项目的最终成果《刑事证据规则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出版），既吸收了国外先进经验，又总结了我国的实践经验，创新研究了我国刑事证据规则体系和各项规则的概念、内容及制度建构。其中最大的亮点是我国的办案证据的证明标准研究，即如何“从客观真实”走向“法律真实”。

四是开展侦查讯问“录音、录像和律师在场 ”三项制度的研究。为了解决刑讯逼供问题，樊崇义早在2002年就开始着手进行刑事审前程序改革实证研究，在广东珠海建立了试验基地。为进一步深化研究成果，年逾花甲的他于2005年选定全国的三个地区，即北京海淀、河南焦作、甘肃白银的公安机关作为试点，进一步开展“侦查讯问犯罪嫌疑人建立录音、录像、律师在场制度试验”。樊崇义创造性地运用实证、试验的方法，根据50多个国家2200个案例进行实证研究，从实验报告中总结出三项对策，即录音、录像和律师在场。这一研究成果被2012年《刑事诉讼法》所吸收，写在“刑事诉讼法第121条” ，并于2007年3月出版了《侦查讯问程序改革实证研究》（樊崇义、顾永忠主编）一书。

作为业内领军人物，他被邀请到哈佛大学等世界各国名校讲学，得到广泛关注。成就的背后，是樊崇义教授和其他老师学生长达9年集中研究刑讯逼供这一顽疾，这一创新研究着力解决办案中刑讯问题，对防范冤假错案具有重大意义。

五是参与我国刑事诉讼法制订和三次重大修改。樊崇义不仅于1978年参与我国刑诉法的制订，而且在1996年、2012年和2018年刑诉法三次重大修改，尤其是1996年刑诉法的修改过程中做出重大贡献。他是提出专家建议稿的主要成员之一，而且全程参加讨论、论证，其积极主张的“统一人民法院定罪原则”、坚持“疑罪从无”、改革刑事辩护制度、改革审判方式、增设简易程序、完善强制措施等方面的建议对立法均产生积极影响。今年8月20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樊崇义也作为专家起草了建议稿，并全程参加立法论证。

笔耕不辍献余生，著作等身育桃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