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2-23 03:26:31来源：法律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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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站在我们祖国庄严的法庭上，对日本帝国主义分子战犯武部六藏、古海忠之，奉行侵略政策，操控伪满洲国政权，奴役东北人民的罪行作证。”
1956年7月2日，沈阳特别军事法庭上，中国“末代皇帝”溥仪出庭指控战犯古海忠之等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
审判席正中坐着的审判长，是时任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刑事审判庭庭长贾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审判长贾潜（中），审判员杨显之（右）、王许生（左）。
毛泽东亲自点将审判日本战犯
1931年，“九一八”事变在沈阳爆发，自此，日本开始了对我国长达14年的侵略战争。
1945年，日本战败宣布投降。1946年，反法西斯盟国依据国际法，开设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东条英机等25名罪大恶极的甲级战犯进行了审判。与此同时，遭受日本侵略的中国等国家也分别设立乙级战犯法庭。
1956年，最高人民法院据此组成特别军事法庭，贾潜担任庭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审判长贾潜（中），审判员杨显之（右）、王许生（左）。
据贾潜的秘书沈关生回忆，一开始，贾潜深感责任重大，提出另选有法律权威的人担当此任。但周恩来总理对他说：“你是毛主席考虑再三的人选，不好更改。我认为你是受过高等法律教育，又有多年高等法院的工作经验，在我国你就是有法律权威的人，你不主持，让谁主持？”
对日本战犯的审理，尽管有一些国际经验可以借鉴，但究竟如何做好，面临诸多未知与挑战。在审判中如何确定法律依据，以及组织分工、法庭布局、审理程序等，贾潜都作出周密安排。
在审判日本战犯的准备工作会议上，贾潜多次强调，这次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战争犯罪分子的审判意义重大，所有参与审判的工作人员，无论职务高低都必须再次认真学习国际法与我国的法律政策，一丝不苟地研读每个被告人起诉书所列举的犯罪事实、证人证词、被害人及其亲属的控诉书、被告人供词等材料。
作了充分的准备工作后，贾潜亲自与武部六藏、古海忠之等主要战犯逐个进行了面谈，了解其认罪态度，也多次前往察看正式开庭审判场所，确保审判工作能顺利进行。
“日本侵略我国的罪恶历史不能抹掉”
在贾潜的主持下，特别军事法庭于1956年7月1日至20日在沈阳对武部六藏等28名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战争犯罪分子进行了审判。
武部六藏在1940年7月到1945年8月任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长官，古海忠之任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次长。他们都是操纵伪满政权，制定和推行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种侵略政策的首要分子，犯有屠杀、逮捕、刑讯、毒害、烧毁房屋、制造“无人区”等各种罪行。
1956年7月1日，法庭开始对各被告人的犯罪事实进行调查。公诉人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对武部六藏等28名战争犯罪案的起诉书，起诉书上列举了各被告人的犯罪事实。这些犯罪事实以档案书刊315件、证人证词360件、被害人和被害人亲属的控诉书642件以及被告人的供词等大量材料作为证据。
1956年7月2日，溥仪出现在法庭上。
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上，溥仪证明被告人古海忠之（ 右一）操纵伪 “ 满洲国”，统治和奴役我国东北人民的罪行。
“细高的个子，长脖子，戴着黑框眼镜。”当时，作为书记员的权德源，对于溥仪的证词印象十分深刻，他一字一句地做了记录。
审讯武部六藏时，律师提出武部六藏患有“长期严重的瘫痪症，不能坐立”。为了保障其诉讼权利，本着人道主义的精神，贾潜作出“就地讯问”裁定。于是，特别军事法庭派法官杨显之到武部六藏病床前进行讯问。
受特别军事法庭指派，审判员杨显之（左三）到病房对被告人武部六藏进行开庭讯问。（王俏翻拍）
武部六藏被假释之后，他的妻子向中国政府表达了深深的谢意，并表示今后一定努力教育孩子，要孩子为中日两国友好，为反对战争和维护和平做一些工作。
1956年7月20日，经过法庭评议，审判长贾潜代表特别法庭宣判，判决书指出，这些战争罪犯积极执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政策，支持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操纵或参与操纵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僭夺中国国家主权，残害中国和平居民，违反国际法准则和人道主义原则。法庭分别判处他们12年到20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最后，始于沈阳的侵华暴行，以战犯受审的形式终于沈阳。
后来，贾潜回忆说，在他历经的沈阳审判中，被审判的日本战争犯罪分子都承认了他们在侵略中国时犯下的罪行，感谢了中国政府的宽大处理。
被判处二十年徒刑的伪“满洲国”总务长官武部六藏在宣判后忏悔说：“日本侵略了中国的神圣领土，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我被判处徒刑二十年。中国的判决是真正基于正义的正确的判决。”
被判处十三年徒刑的前佳木斯日本宪兵队中佐队长宇津木孟雄说：“我在侵略中国期间所犯的任何一条罪都足以判处死刑。”
提议法科院校由“法政”改为“政法”
1903年，贾潜出生于河南省滑县，原名贾荣卿，字光尧，抗日战争时期改名贾潜。1946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4年秋，考入素有“南东吴、北朝阳”盛誉的北平朝阳大学法律科。
贾 潜 （资料图）
毕业后，贾潜长期从事律师工作，因对国民党政府的司法腐败深感愤懑和失望，随即投身于革命，后一直从事根据地的司法工作。
北平解放后，党中央决定在原朝阳大学的基础上，创办一所新型法律院校，贾潜是筹备委员之一。在讨论和酝酿新校名时，他认为，法律是形式，政治是内容，过去法科院校一般称“法政”，我们可以叫“政法”。
接管后的朝阳大学初称为北平政法学院，后改为中国政法大学，再与华北大学、华北人民大学合并成立了中国人民大学。贾潜提出的“政法”一词后来被1952年新组建的北京政法学院采用。
新中国成立后，贾潜担任了最高人民法院委员、党组成员、刑事审判庭庭长，后又兼任中央法律委员会民事法规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务。
当时最高法院仅有数十人，却要面对华北人民法院移交过来的两百多件民事、刑事案件，以及北京、天津等地的上诉案件，还要对各地法院请示的案件及问题作出批复与解答，工作异常繁忙，几乎没有休息日。
有一年，贾潜偶然计算了下，连国庆观礼和春节算上，他仅仅休息了9天。
1954年11月，贾潜被任命为最高人民法院庭长的“ 任命通知书”。
贾潜还参与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等。
新中国成立初期，施行的法律、司法制度深受苏联影响。当时有位苏联法律专家提出无期徒刑不人道，主张取消无期徒刑。讨论这个问题时，多数人赞同苏联专家的意见，贾潜却认为，依据中国国情，若取消无期徒刑，对一些恶性案件，就不得不适用死刑，这将大量增加死刑数量，因此需要保留无期徒刑。经反复研究，贾潜的意见获得了更多的认同，无期徒刑得以保留。
1982年离休时, 贾潜曾赋诗自勉: 工作一生听安排, 向不逢迎故作态;尹贵我贵两无爱,又何喜愠上面来。
1996年12月25日，贾潜在北京逝世，终年93岁。
参考报道：
《严正不失宽大：中国审判日本战犯的创举》，中国法院网，2015年9月6日。
《毛泽东指令贾潜审日本战犯》，作者刘勤学，《党史博览》2005年第5期。
《丹可磨而不可夺杰》，作者蓝天，《法学家专访》1984年1月 11日。
《审理日本战犯的法学家贾潜》，作者韩伟、黄俊雄，2021年1月21日。
《沈阳审判溥仪作证 日本战犯跪地认罪》，作者邢世伟， 2015年8月31日。
《贾潜回忆当年审判日本战犯时指出 日本侵略我国的罪恶历史不能抹掉》，人民日报，1982年8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