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尔滨找孩子抚养权律师多少钱，哈尔滨找孩子抚养权律师多少钱啊

时间：2023-01-15 06:09:29来源：法律常识

本文系“澎湃·镜相”非虚构写作大赛参赛作品

大赛由澎湃新闻主办，复旦大学、今日头条联合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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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张若水，图 | 视觉中国

（一）

“我们离婚吧。”十六年未见的丈夫如是说。

姚暮美放下手中的筷子，看着眼前这个也老了许多的男人，欣然同意了她十六年等待的结果。她什么也没问，她不想知道他需要别的女人，她不想知道他对她怎样好，至少，不想从他嘴里知道这些。从此，暮美不再称呼他为“我老公”，他失去了姓名，成为暮美口中的“这个男人”或“那个男人”。

姚暮美和那个男人相识于1980年的夏季。那天，她和妹妹身着同样粉色的裙子，从和平电影院出来，碰到一个穿西服的男人问她们要不要小礼物，带她们去前面的和平饭店拿。姚暮美想大庭广众之下，人家应该不会骗她们，就和妹妹跟着去了。

穿西服的男人叫她们在外面等，自己进了旋转门，不一会，出来一个黑人，远远地招手叫她们俩过去。暮美和妹妹吓得快步走开了，黑人也跟了上来，跟她们说了几句话，她俩也没听懂他讲些什么，只想快点甩开他，可黑人挤到她们中间，将她和妹妹分开了。

“侬快点好勿啦！”暮美对走在他们后面的行人大喊道，那行人是她们从电影院出来一直跟着她们的两个男孩。

两个男孩跑上前来，与她们并肩同行，黑人识趣地离开了。一开始，他们四人一排走着，然后，变成一男一女前后两排走着。交谈中，暮美得知，与她并肩而行的男孩比她小五岁，在城隍庙当经理。她告诉他，她在服装厂上班。男孩坚持要送她回家，她推辞不过。离家还有一条街的时候，暮美停了下来，说送到这就行了。临别前，男孩问她能不能做一套衣服送给他。为了打发他走，暮美答应了。男孩高兴坏了，说一周后下午两点在虹口公园等她。

暮美给男孩做了一套青年装，算是答谢他的解围。那时的街头，已经不时兴青年装了。她在虹口公园门口等了半个小时，没见到前来赴约的男孩，待她要离去时，男孩大汗淋漓地向她跑来，原来，他们俩一个在正门口，一个在西门口。

缘分，真是奇妙的东西。如果她少等几分钟，如果他跑得慢一些，他们彼此就错过了。在认识他之前，暮美有过一个心仪的对象，是别人介绍的。为此，她乘车去金华见相亲对象。到了人家家里，相亲对象太忙，叫来自己的弟弟与她相见。回到上海后，她写信给相亲对象的父母，告诉他们，她相中了他的弟弟。这封信，石沉大海。

1975年，暮美从黑龙江农场回到上海后，她开始自学做衣服。1979年，大批上山下乡的青年都回来了，暮美也弄回了自己的户口。那时，工厂招人，她考进一家服装厂。在车间做裤子的时候，因为流水作业，她是最后一个，她不愿意等，常把前面的人的活拿来做。后来，车间的人也懒得做了，她就一个人做。一个礼拜后，厂长拿着记件簿过来问，哪一个是姚暮美，车间的人都指指她。厂长看着她身上的衣服，问是不是她自己做的，暮美“嗯”了一声。那时的人都很朴素，穿得都是肥肥大大的衣服，可暮美喜欢穿紧身的，所以她就自己做衣服。暮美就这样进了新服装厂的技术组，每天晚上去上培训课，学习裁剪、排版等技术。

那时，常有人给暮美介绍对象，可她不喜欢年纪比她大很多的，又嫌弃对方长相难看的，同事都说她眼光老高了。这样一晃，晃到了30岁，遇到了这个比她小五岁的男人，长相不赖，工作也不错，对她、对她家里人都好。

暮美的妈妈也很喜欢他。因为他的母亲是苏州人，所以常给暮美家送来大闸蟹。一次，暮美妈妈说家里的木盆太重了，请他帮忙弄个轻一点的木盆来。第二天，他骑着自行车，带来大大小小的好几个木盆。自此，暮美妈妈家里做个晾衣架都要他来做，门口搭个凉棚也要伊来。

她每天晚上下课后，他都来接她，送她回家。谈朋友的时候，每个月15号发工资，时间再晚，他都会将工资送给暮美保管，哪怕是赚的外快，也全部交给她。他给她的每一笔钱，什么时候给的，暮美都会记在从厂里领回来的工作手册上。她想人家是小弟，她是大姐，她要用人家钱干什么，就算以后她不跟他好了，她也会如数还给她。但她也不会让自己吃亏，他们一起出去看电影、吃饭的钱，就从他给的钱里出，当然，每一笔开销，她也会记账。

（二）

“姚暮美，有人找！”车间主任叫道。

找暮美的人，是她喜欢的第一个男孩。他们在黑龙江农场的时候，就很要好。

1966年，暮美家门口贴着大字报，因为她父亲成份不好，她父亲是上海纺织机械厂的工程师，他们说他欺压工人。暮美还记得那时抱着父亲写的一堆材料，一家一家地跑，一家一家地说“我爸爸没有欺压工人”，请求他们签名证明父亲写的材料属实。

暮美的1967届同学都快走光了，只剩下像她这样顽固的人还留在上海。本来她想跟同学去安徽插队落户，父亲不让她去，说安徽太苦了。她又想跟几个要好的女生去云南，父亲也不同意，说云南一年两熟，又有蛇虫鼠蚁，老苦了。父亲帮她挑到最后，实在没有办法，选了黑龙江农场，理由是日本占领中国的时候，先占领了东北三省，那里铁路交通发达，这是其一；其二，那里每个月有32块的工资；其三，那里是一熟。

在农场里，暮美发了她人生中唯一一次的火。一天，不知道是谁的肥皂丢了，一个个排查下来，最后人家怀疑是暮美。寝室里与暮美关系要好的小毛告诉了她。晚上洗漱完之后，她拿着个锄头，站在炕上，一边敲锄头，一边说——“你们谁怀疑我，就请站出来与我对质，我会告诉你——是我还是不是我。”没人说话。因为她刚刚在身上跳蚤咬过的地方涂完药膏，那个样子，着实吓人得很。

她把小毛叫了过来，“侬讲出来，是哪个？”

“我……我我没有讲侬，是……是是人家讲的！”小毛吓得讲话都结巴了。

一排炕上睡16个人，暮美就一个个地问，结果没有人说自己怀疑她，她这才罢休。

12月5号，暮美把刚领的工钱放进包里，跟他们说她要回去了，她想家了。他们以为她瞎讲，没理她。她什么东西都没拿，穿好衣服，背了一个包，直奔公路上，举着毛主席像章拦车。

到了火车站，上了去哈尔滨的小火车，车上没人查票。到了哈尔滨，她跳上去上海的火车。没坐几站，有人来查票。那人将她领到列车长办公室，列车长问她为什么没买票。

“我要买票的——”暮美掏出包里的所有钱——32块，跟他说，这是她这个月的工钱，都给他买票。列车长接过钱，从中拿出几块钱给她，说是给她吃饭用的，叫她回座位上坐着，到站了会叫她。

快到苏州的时候，列车长将32块钱都还给了她。他说，火车有两个门，让她不要从站台门下去，他会帮她开另外一扇门，从那里出去走到火车站前面，买一张到上海的火车票，很便宜。然后，她花了一块两毛买了一张车票，到了上海。

摸索着到了家，她敲门，大喊：“爸爸妈妈，我回来了！”

那时，暮美家的灯还亮着，她姐姐正在窗台边给她写信，她打开门一看到暮美，激动得不得了。接着，哥哥妹妹们都跑出来了，说：“侬哪能跑回来了，阿拉以为一辈子看不到侬了！”

暮美从农场逃回来没几日，有着高血压的父亲，突发脑溢血走了。父亲一走，家里的经济来源也断了。本以为可以一直待在上海的暮美，因为父亲的离世，不得不再次回到黑龙江农场，那是1970年五一过后。每个月发工钱，她都会往家里寄10块钱，因为妈妈正等着她的钱养家。

再次回到农场的暮美，有了第一次的春心萌动。在农场的五年，因为有他，显得单纯而快乐。

1977年恢复高考，他考上了哈尔滨的大学。暮美回到上海不久，接到了他的电话，说他要回来参加葬礼，他的妹妹自杀了。暮美赶过去的时候，他正在写挽联。见暮美来了，他拿起旁边一个很大的花圈，说要把她的名字也写上去。暮美不肯，她也不知道当时自己为什么不愿意把自己的名字写上去。进进出出的亲戚见他们为此争执，都过来劝她。一气之下，暮美走了。那一刻，绑在他们腿上的那根红线散掉了。后来想起他，暮美也觉得惋惜，她觉得自家老怪了，人家还送了她一块手表呢。

这一次，他来找她，是为了户口的事。他大学毕业之后，留在了哈尔滨。那个时候，在农场的人的户口可以调回来，在市里的人就不行了。但是，他们未婚妻的户口在上海的话，他们的户口就可以调回来。暮美也很想帮他，但是她和那个男人都快谈婚论嫁了。

（三）

暮美34岁那年，因为妊娠高血压，住在医院里，预产期过了，孩子一点动静也没有。一天半夜的时候，羊水破了。她赶紧叫护士，护士说不急，等医生来，医生来了后，说摸不到孩子的头发和头，要马上安排剖腹产，问家属在哪，需要家属签手术同意书。

“家属还没来呢，签字我自己签。”暮美说。

“不行，赶紧打电话！”

护士帮忙给那个男人打电话，但是已经来不及了，暮美扫了一眼手术同意书，就签了。

赶来医院的那个男人，正在手术室外跟护士吵吵嚷嚷。

“这同意书上写的什么‘大人小孩都不保’？！”

“是你老婆自己签了字进去的。”

护士的话气得他甩了护士一耳光。这时，手术室的门推开了，只听见一句“你老婆生好了，是个儿子，七斤六两。”他赶紧给护士赔礼道歉。

儿子出生的时候，刚好是冬天，她怕冷得很，不想给他喂奶。买奶粉需要报户口，暮美的妹妹帮她儿子去上户口，可她还没想好名字，就叫妹妹报一个“高王儿”。派出所的人一听，说“哎呦不得了，下次还要弄个公主配配呢”，不给报这个名字。暮美躺在产妇病床上想名字，正好瞅见对面墙上一行字——“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如就取名“高飞飞”吧。要么飞上天，要么就不飞，他爱飞不飞。

暮美跟他结婚的第二年，生下了儿子高飞飞。她和他们一家人住在城隍庙的石库门房里。暮美的小家住一个16平方的灶间，他爸妈住一个16平方的灶间，他哥哥住在后楼，大概9个平方。

虽然住的地方小了些，但那段时间是暮美人生中最开心的时候。她厂里的工作不错，老公好到她再也找不到比他更好的男人了。他从不让她扫一下地，或者擦一下东西，家务活都是他做。每个星期天，她带儿子回娘家，他都会提前叫好出租车。平常，儿子是他妈妈和姐姐帮忙照料。她每天下班回来，婆婆煮好了饭菜等她。

如果非得说对他有什么不满，暮美能想到的是他工作太忙应酬太多，对孩子不上心。星期天的时候，她想带着孩子去动物园看看老虎、大象长什么样。有一天，她就跟他说明天去西郊公园。第二天，他早早地叫了一辆车在家门口等，他告诉她，他不去，他已经联系了她妹妹，由她妹妹陪他们去公园。然后，又扭过头嘱咐司机送他们到西郊公园，四点半的时候，再去公园门口接他们。付完车费，他才走。

有时候，暮美也会因为他对孩子不上心的事闹脾气，抱着孩子就回娘家。她母亲从不让她在娘家过夜，叫她赶紧回去，说他待会就来了。这刚把孩子放在床上，窗外就响起车喇叭声。

（四）

1988年4月16号——是暮美永远也不会忘记的日子，她记得那天天气很好，有很多朋友去送他，包括他之前做财务的同事。从去机场的路上一直到候机大厅，她抱着儿子眼泪不止，儿子也不停地用小手给她擦泪，他一声不响。他跟每一个朋友家人告别，却不跟她说一声“再会”，就走进了安检的队伍里。突然之间，暮美抱着儿子朝队伍奔去，如果她不叫住他，过了这道门，她可能再也见不到他了。

“你不要走——”她拽住他的胳膊，大声哭喊着，“你不要走——”。他推开她的手，什么也没说，暮美大哭。他姐姐跑过来抱走了她怀里的孩子，将她从队伍里拖了出来，她全然顾不不得围观的人群，只是放声大哭，泪眼朦胧中是他头也不回地走进了那道门。她想，他在日本赚够钱就会回来的。

有人形容80年代末的上海，弥漫着这样一种空气——认为只要去了日本，就能赚到钱。他听他从日本打工回来的嫂嫂的弟弟说，那里的钞票赚起来容易。因此，他也一心要去外面赚钱。他跟暮美说，他要让她和儿子生活得更好一点，给他们换一套大房子住。他告诉4岁的儿子，他出去赚钱给他买摩托车。他要出去暮美也拦不住，就像她想做什么事，他也拦不住她一样，所以她同意了。暮美将国债券换成现金，拿出家里所有的积蓄，一共两万块不到，他用这笔钱去了日本。

他走了之后，暮美每天下班回到家，觉得家里全都变了，她看不到他了。她翻出他所有的照片，贴在茶几上、柜门上、台子下面，贴了满满一屋子。每天晚上，望着睡着的儿子，她流泪到天亮。暮美觉得自己一生的眼泪，都是在这个时候哭干了。

不久后，她受不了家里到处都是他的照片，看不到他的人，看这些照片有什么用。她将所有的照片，还有墙上的结婚照，一一取下，包起来，藏在床底下。再后来，她把他的东西也打包了起来。

每次公共电话处的人喊暮美接电话，她都是满心欢喜地拿起听筒，不一会，又失落地放下听筒。他问的无非是——“你好吗”，“儿子好吗”，“吃了吗”，“你自个注意休息”。有时，她也让儿子听电话，可儿子不听，她就拼命地将听筒塞在他耳边。

又过了一段时间，暮美收到了他的几封信。按理说，这几封信不应该全部都送到她厂里来，但送信的人叫她帮忙转交其他几封信。一封信是给他姐姐的，有几封信是给他朋友的，还有一封是给她的。她先拆开了自己那封信，没有什么内容，是一些 “我在日本很好，不用担心”，“把儿子养养好”之类的平常话。她有些不甘心，想看看他给他姐姐写的信。她拆看一看，差点气晕过去。他在信里说，如果暮美要走，就放她走，让她把孩子留下来，请姐姐帮忙抚养孩子。看样子，他是觉得他离开了，她就守不住了。好，她就等他回来，看他怎么办。

但是，她不能任由自己沉浸在过去的回忆里，她要重新开始，她不能再住在都是他影子的灶间了，她决定搬回虹口区的老窝，那里正好空着没人住。很快，他寄来一大笔装修房子的费用。她拿着他寄过来的日元去银行换钱。一个在银行旁边走来走去的人，叫住她，说跟他兑换的话，汇率比银行的高。暮美觉得那挺不错的，那人说有一张不灵的，给她换一张。她拿着亲眼看对方数对的数目，去了华侨商店，买了两件羊绒衫，一件送给儿子的老师，一件自己穿。一件羊绒衫180块，付钱的时候，暮美才发现钱的数目不对。被骗之后，再要换钱，她都直接去银行了。后来，他不直接寄钱给她了，而是寄到他姐姐那里，再由他姐姐转交给她人民币。他每年给她寄一万二，一个月一千块钱。后来，她才明白，那是他给她养活儿子的钱。

（五）

搬到虹口区之后，暮美与他家里的人来往得少了，但每个星期还是会带孩子去看他奶奶。她觉得应该体谅奶奶，毕竟人家儿子在国外，人家要看孙子总不能不让她看啊。

一天，弄堂口管公用电话的阿姨喊暮美接电话，一开始她以为是他的越洋电话，可电话那头传来的是一个女人的声音。她问侬是啥人。女人先说了这个男人的名字，然后说，她厂里有个女人天天说我男人在日本哪能哪能。女人给了她厂里的地址，叫暮美中午过来一趟，因为那女人今天刚好上中班。暮美告诉对方她没空，挂了电话。

她不知道打她电话的女人是谁，也不知道她是怎么找到她虹口区的电话的，对于她口中的那个女人更是无从得知了。暮美想起他还没去日本时，有人跟她说，他和城隍庙的财务关系很要好。那时，她觉得他是经理，跟同事关系好是正常的。这个财务，逢年过节时还给她儿子送皮鞋送衣服，偶尔还上她家里坐坐。她那时，不信闲话的。

这一天，她又接到了一个电话，是儿子的老师打来的。老师在电话里说，高飞飞昨天没把饭盒带回家，今天午饭用没洗过的饭盒盛饭。

下午去学校接儿子的时候，暮美带了两件厂里做的女式衬衫。

“老师，以后你帮我们洗饭盒。”她把衬衫送给老师。从那以后，儿子的饭盒就是老师帮忙洗了。因为老师常跟她告状，她没少给老师送礼物。

有一次放学，暮美去学校接儿子。老师问她是不是从来不打她儿子的，她说是的。老师又问她是不是从来不骂她儿子的，她说是的。

“你今天回去一定要打打你的儿子，他上课一直搞小动作。”

“好的。”

暮美将儿子放在自行车后座，跟他说，她今天一定要打伊的，儿子说好的呀。

回家之后，她嘱咐儿子去房间，脱了裤子，趴在床上，等她来打他。儿子进屋后，她开始生炉子准备晚饭。

“妈妈，我准备好了，侬好进来打了呀！”

“侬不要急，等妈妈生好炉子，再进来打侬！”

忙着忙着，她就把这事给忘了。进屋一看，儿子的小屁股趴在那里，他把里面的棉毛裤都脱了下来，这样是要生病的，她叫儿子赶紧穿好。

吃完饭，给儿子辅导完功课，她跟他说，如果以后老是这样皮，妈妈就不要他了。她让他整理完书包，就进屋睡觉，她去帮他铺床，一个转身的功夫，儿子不见了。她在门口喊了两声，无人应答。

暮美骑上自行车，大街小巷到处蹿，她大声喊——“飞飞，侬回来呀”。骑了好几条马路，终于在一家水果摊边上看到儿子小小的背影。昏暗的灯光照在儿子的身上，她的心，在那一刻软了下来。她将自行车停在远处，不敢喊他，怕他又跑了。她慢慢走过去，说：“飞飞，阿拉回去好吧。”

儿子回过头，一下子抱住她，“妈妈，妈妈。”

她问他为什么跑出来。

“侬讲不要我啰，爸爸也不要我啰，侬再不要我啰……”

（六）

儿子这天背着书包准备去上学，暮美告诉他，待会她有个中学同学来看她。儿子马上停下脚步，问是男的还是女的，她回答说是男同学。儿子放下书包，说他今天不去上学了，“侬不是有男同学到我家来嘛。”

暮美叫儿子放心去学校，她会打电话给阿姨，叫她来陪她。

“真的，侬要叫阿姨噢。”

她说她不会骗他的，儿子这才拿起书包去学校了。那次，她真的把阿姨叫来陪她了。暮美没想到儿子这么小，会这么敏感。

一次暮美在家洗衣服，一群小朋友涌了过来，儿子的手包着一块床单，还有血往下滴。原来是他打球的时候，不小心擦到玻璃了。

她骑着自行车，把儿子带到医院。医生给他的伤口缝了七八针。从医院回来，她去找儿子扯下来包扎伤口的床单是谁家晾晒的，找到了，赔给人家。拆线的时间到了，她没时间带儿子去医院，就给他拆了两针。第二天老师打电话来，说高飞飞上课的时候拆线。她一开始还纳闷，经老师解释，方才想起。等她去学校接他，儿子告诉她，一点都不痛，一下子就拆掉了。“侬老勇敢了”，她表扬他。

一个平常的周日，暮美加完班回到家，在老虎窗口收衣服。一个警察在楼下叫她，说她儿子在派出所。暮美一听，手里的衣服全都掉了，赶紧奔到派出所。原来，每个星期天，孩子们都会翻墙进一所中学里打球。那天，为了教训他们，学校的人就将孩子们送到派出所了，大部分孩子都跑掉了，只有她儿子和另外一个小朋友没跑掉。人家小朋友打电话叫爷爷奶奶给领回去了，她儿子不知道她厂里的电话，才留到了现在。

那段时间，暮美厂里特别忙，有时候还需要她出差。可她不在家，孩子就没人管，她只得跟老师请假，带着儿子一起出差。

一次去宁波出差，儿子在车间里也是很招人嫌。快下班的时候，她没找到他，全厂的人都帮忙找孩子，愣是没找着。

“姚师傅，你儿子在河边！”

她跑出去，喊他的名字，他也不理她。儿子坐在河边的石头上，手里拿着根棍子，正撩拨河里的鸭子。

还有一次去安徽出差，因为他们去的时候穿的单薄，儿子感冒发烧了。厂里帮忙给孩子做裤子做衣服，还给他买了保暖鞋。儿子怎么都不肯穿保暖鞋，气得她要动手打他，这下倒好，他在车间里跟她兜圈。

乘火车回去的时候，他们买的是软卧上铺。晚上睡觉时，暮美一转身，一个男的正赤身裸体地躺在对面床铺上，吓得她不敢作响，马上下来去找乘警。乘警过来查看完毕，给他们换了一个床铺。

那个时候，那个男人除了寄钱回来，也会给儿子寄衣服回来。没有给儿子买摩托车，给他买了一辆捷安特自行车。没两天，自行车就被人偷了。不过，因为那个男人给车上了保险，他们也拿到了赔偿金。再后来，儿子的电脑也是他给买的。

（七）

暮美出去买东西，从提篮桥走回来，经过下海庙的时候，一个算命先生朝她看了一眼，问她要算命吗，她说不算，因为她妈妈告诉过她，命是不好算的。在暮美抬腿要走时，那算命先生说：送你一句话，你是一个自由人。

一转眼，暮美50岁了，她在2001年退休了，每个月的退休工资一千块不到。厂长说给她每个月1300，叫她再多做几年。当时她也想继续留在厂里，转念一想，这些年她已经够苦了，就没去上班，过上了退休生活。

每天午饭结束，暮美将家里收拾干净，将晚餐所需食材准备妥当，她会去公园跟老师学交谊舞。有时，她也去舞厅里跳，但她不是很喜欢舞厅里的氛围。比方说，51岁的暮美不可能找到50岁以下的男性来跳舞的，只有比她年纪大的人来找她，可她并不想跟一个60岁的人来跳。舞厅里每个人都有舞搭子，如果对方的舞搭子没来，可以邀请她跳。一次，一个男的邀请她跳舞，跳到一半，就把她扔下了，原来是人家的舞搭子来了，她觉得真是怪吓人的。还有一次，一个年纪比她大的男的想跟她跳，不想跟他以前的舞搭子跳。他跟她说，他带她出去跳专场。她想她才学不久，出去跳专场蛮好的，正要答应人家，另外一个男的悄声告诉她，跟那人学跳舞，要每天给他一包烟，跳好舞出来，要请他吃一顿饭。

她很是生气，从此，就不去舞厅了，换成搓麻将了。去舞厅的人，会打扮得漂漂亮的去。而麻将室呢，是一个三教九流的地方，可以穿拖鞋、短裤去，天热的时候，男人可以赤膊，香烟吃吃。上海有一种吃吃荡荡的人，他不工作，整天拿个杯子东晃西晃，站在边上，看别人打麻将身体都不带动的。暮美搓完一局，他也看完了，真是老挫气了。

（八）

那个男人回来的那一年，是2006年。

他先去见了儿子，那时，高飞飞在鼓巷大酒店上班。听见他爸爸在咖啡厅等他，兴冲冲地去了，在他对面坐下了。这些都是高飞飞下班回来后告诉暮美的，他跟他妈说，他们没聊什么。暮美以为这个男人见到儿子的时候，会给他一张银行卡，跟儿子说喜欢什么东西自己去买。她想她是电视剧看多了，这个十三点的男人，十六年没见儿子，却一点表示都没有。难怪会面之后，儿子不开心。

两三天后，他打电话约暮美在一个小饭店见面。

菜上了一盘又一盘，他却没动筷子。终于，他开口了，说——“我们离婚吧”。

“嗯，我同意。”

暮美想自己一个人将他儿子从5岁养到21岁，就等来他这一句话。这16年来，他不可能一个人在外面的，她愿意和他离婚。她告诉自己，她和他从恋爱到结婚的时间加起来也就8年，怎么比得过他和那个女人在一起的16年，她放他走。暮美回来后也是这么告诉儿子的，儿子什么话也没说。

接着，她去咨询法律顾问，是通过法律途径离婚好还是协议离婚好。法律顾问建议她协议离婚，他说：“如果你要告他，你们已经16年不在一起了。像他们这种回来的人就是无赖加流氓，他可以说他一分钱也没有，他说自己在那里吃人家住人家的，没钱！就算调查他的财产，也是查不到的，他可以将财产转移到对方的账户里。”

过了几天，那个男人又来找她，他赞成他们协议离婚，说他们之间没有财产纠葛，儿子也成年了毋需争夺抚养权。

“儿子长大了，没有结婚的房子，你要给他预备好，还有结婚的钱，就这两样。”暮美说，至于她自己，她不需要什么精神损失费。

他说可以的，会有的，以后虹梅路的房子就是儿子的。虹梅路的房子，其实是那个女人妈妈中山公园的房子拆迁后分的房子，那个女人的妈妈死了之后，他们一回来就住进那里了。可他当时却骗她说住在宾馆，实际上是跟那个女人一起回国的。

在民政局离完婚以后，他们去了对面的银行。他拿出一张金卡，要给她转钱。他说，这张卡的账户名不是他的，是雯雯的。原来，那个女人的名字叫“雯雯”。

后来，暮美才知道那个女人有一个同她儿子一般大的女儿。同样，两个孩子在上学，人家的孩子早早就送去新加坡读书了，她儿子却不知道在什么破学校读书呢。

离婚一年后，他在闵行区买了一套三室两厅的房子。他是这么分配的，他们夫妻一间，他女儿一间，儿子一间。暮美也不是霸道的人，就叫儿子住到他们那边去，跟他们搞好关系。儿子也听话，下了班就去了。没想到，儿子第二天就回来了。

飞飞说，晚上吃饭的时候，看着爸爸，还有别人的妈妈和孩子，他就在想，如果是爸爸妈妈和他在一起就好了。第二天是星期天，那个女人在飞飞起床后，叫他明天洗澡先把自己的袜子裤子洗掉。可飞飞哪里懂得洗衣服，他从来没洗过这种东西的。暮美后来反思，是自己太溺爱儿子了。可儿子缺失了这么多年的父爱，她是想尽可能多地给他一些母爱，所以，才什么家务活也不让他做的。她觉得她做的东西都让他看到了，船到桥头自然直，他自然就会了。

（九）

暮美站在窗口，一手拿着离婚证，一手拿着医院小结，她想跳下去，一了百了。

那是2008年年初，暮美确诊为乳腺癌中晚期，肺积水，肝脏旁边有囊肿。她想跳下去，上天对她实在是太不公平了，她真的过不下去了！她想到了儿子，还未成家的儿子，若她走了，就没人照顾他了。她要活下去，她要把病治好！

在去新华医院开刀之前，她叮嘱儿子不要来医院看她。

她躺在手术台上，医生叫家属签字。她说没有家属，我自己来签。

那个男人来医院看她，给了她一万块钱，走了。儿子来看她，问她疼不疼。

“不疼的，有止痛针的，侬明天不要来看我了。”

暮美不想儿子来看她，她觉得他会受不了的。但在饭店工作的飞飞，不时地会带些甲鱼汤来给她喝。

开完刀以后，要做六个疗程的化疗，她的头发都掉光了。每次化疗的时候，她找中午的时间过去，晚上在医院住一夜，第二天早上8点开始吊针，直到晚上9点。然后，她回家，咬着牙，爬上楼梯。

暮美出门去买菜，小区里三五群人围着，指指点点。她知道他们在说她。她走过去，问他们：“你们想知道我吗？”她想既然人家背后议论，还不如走到前面，让他们了解情况，她告诉他们，她得了乳腺癌，现在正在化疗，所以头发也没了。后来，她还是买了一顶假发。

买完菜回家烧饭，她洗个菜要洗三回才能洗好。刚洗的时候，她觉得撑不下去了，就回房间睡一会，觉得好些了，再起来洗菜。那个时候，她只有一个意念：为了儿子，活下去。

2008年年底的时候，她又去医院开了一刀，因为肝脏旁边的囊肿长得有小碗那么大了，如果再不开刀的话，就要破掉了。她告诉医生，打开她的腹腔之后，看到什么不好就拿什么。

身体痊愈后，暮美仍像以前一样，每天出门前都会打扮得清清爽爽的。

过了两年，她参加了上海市癌症康复居委会。第一次在会上介绍的时候，她说大家都是有福的人，生病时有老公或子女倒一杯茶吃，还要问烫不烫，可她呢，喝一口水都要自己亲手去烧。她希望大家要积福，爱惜自己的家人。

（十）

飞飞生了点小病，在医院挂点滴。暮美跟他说了之后，他匆匆忙忙地来了，递给她一沓钱，说是雯雯叫他给她的3000块。暮美听了这话，有些不舒服，但还是不客气地接过他的钱，说了一句谢谢侬。

从医院出来之后，飞飞看到小摊上有卖手套的，就说他想买个手套，这样开电动车的时候就不冷了。这个男人拿出300块钱给儿子。买好手套，飞飞顺手将剩下的钱放进口袋。走到一家肯德基前面，飞飞说肚子饿了。

这个男人的脚步慢了下来，他问暮美，钞票有没有多带。

暮美听着他的话，觉得这人真是傻气，她忙说不要紧，她来付钱。她想这300块钱应该是那个女人叫他请他们吃饭的，谁知道半路上儿子要买手套，他以为买了手套，就好坐车回去了，谁知道儿子又说要吃肯德基。看样子，他姐姐说得对，以前他把所有的钱交给暮美，现在他把所有的钱交给那个女人，他自家是一分钱也不要的。

吃肯德基的时候，暮美指点他，“侬呢自家要藏点钞票。”这个十三点的男人却说，雯雯每次给他零花钱，他都说不要给那么多，他用不完。暮美只得告诉他，你总归还有一个儿子。暮美实在搞不懂这个男人，他回国之后在苏州的工地上工作，在那边要租房子要吃饭，挣的每一分钱全交给那个女人，那个女人的朋友圈是全世界旅游的照片。她后来实在看不过，就把那女人拉入黑名单了。

一天，暮美打开信箱，收到一封银行的催款信件。她问儿子是不是欠人家钞票了。

儿子说他没钱还信用卡，因为他的工资卡在老爸那里。暮美这才知道，之前儿子叫他给他买一个手机，他同意了。买手机的时候，那个女人也去了。手机买好以后，他要去了儿子的工资卡，说买手机的费用从他的工资里扣。飞飞没有了工资卡怎么生活呢，他就办了两张信用卡。对钱没有概念的飞飞，瞎吃八用，就这样欠下了一笔卡债。

暮美叫他打电话给他爸爸——

“老爸，江湖救急。你能先帮我还一下信用卡吗？我有了钱就会还给你的。”

“自家出了事情自家处理，侬来找我做啥？”

飞飞大概也没料想到父亲会绝情至此，没有办法的暮美，只得帮儿子欠的钱都给还了。好在自此以后，儿子也不用信用卡了。

这件事以后，飞飞不再跟父亲说话了。没过几天，他跟暮美说，他不想上班了。

飞飞那天做完了自己的单子，领班看他在那闲着，就把别人的单子给他做了。心情本就不好的飞飞，实在搞不懂别人做不完的工作为什么要派给他。然后，暮美去飞飞的物流公司，找到他经理，人家领导说，他已经很照顾飞飞了。

儿子每换一份工作，暮美都会去帮他搞好关系。之前帮他联系的饭店工作，做了一年，他就不想干了。现在，他又不想去上班了，还不跟她说话，也不出门见朋友，只是待在家里。暮美怕儿子得抑郁症，开始带他去看心理医生。

心理咨询的第一天回来之后，他还是不说话。第二天，她又带他去了，儿子说了一句话——“浪费钞票”。暮美只得去问心理医生，心理医生说她儿子不配合，两次都没怎么开口说话。暮美想那岂不是白来了，她跟儿子说，以后不来了。她想儿子既然不配合，那说明儿子没病。

（十一）

2017年，暮美所在小区的居委会领导来找她，希望她可以带领舞蹈队去参加比赛、拿奖。因为之前她身体不太好，就不太去舞蹈队。现在承蒙领导这么看得起她，她就答应了下来。没两天，舞蹈队里就有人开始传闲话，说——“那个女人离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