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历史多伟人，世间多凡人。凡人一生，不是无可记，是无人记。我来做那个记述凡人的人。

这份口述家史，口述者是我的姥姥。二〇一六年春节，我在姥姥家与她做了系列访谈，共8次，总时长近500分钟，整理成笔录约11万字。后以姥姥家房子的变迁为线索，抽取相关笔录，并与其他史料如儿女口述、历史文献等比对，写成此文。

一个人的房子，便是这个人的一生。

1

沈阳城往西不到一百公里，曾有条河叫龙湾，龙湾河畔有个乡落叫肖兰坨。相传清顺治年间，朝廷下旨迁民山海关东，一满族肖姓人家行经此地，见蛟龙汲水降雨成河，土丘长满芝兰香草，喜之祥兆，遂取名河水为龙湾，土丘为肖兰坨，从此安家落户，繁衍生息。一九三五年腊月十五，我的姥姥就出生在那里，随她爷爷奶奶生活。玉蓉是后来读书时才有的名，他们这一辈属玉字辈，男女都用。姥姥的乳名叫金香，从小她爷爷总喊她 “ 金香，金香去，递宝贝壶去！”

满人迎娶新媳妇，都要有女童递宝贝壶。细颈锡壶，壶身刻铜色花，里面装上大米，冒尖儿用红纸叠成的小包覆上，两个女童一人一手抱一只，等到新媳妇下喜车，就跟在她身边进门，把壶放在炕面的长条桌上。之后新妇坐福，女童且在旁边守壶，如此一套礼仪，叫递宝贝壶。多半是六七岁小童来做，但乡人稀罕金香，都说她小脸儿抹上脂粉真俊俏，点名让她递，她一直递到十岁。

新媳妇嫁进肖兰坨，得学习规矩。穿长袍、踩寸子，请安行礼，说吉祥话，这些都由姥姥的爷爷来教。她爷爷肖天绪是个文化人，当地乡绅，德高望重，不止规训新妇，乡里大事小事都找他支招，逢春节写对联，大户小户全他来写。大排行老三，于是大家又叫他三爷爷。那时满族讲 “ 银粮当差 ”，人不用上班，钱粮交给官家，官家往上一报，人就有官衔。她爷爷也是这样的官，地位只次于地主乡长，于是家里盖的房子也只次于地主乡长，正房三间坐北朝南，高顶盖苇，大梁粗实，椽子刻兽刻花。

屋内北边有一丈二的大炕两张，中间隔一帘好木吊达，可轴卷起来，撂下即分成两家。姥姥的母亲王氏睡在南炕梢，她跟爷爷奶奶睡北炕头，直到四一年她奶奶死。北炕梢是她五奶过继的儿子儿媳住，五奶奶睡在南炕头。炕大，余烟烧不热乎，冬夜就在炕前放上地闷子，塞高粱芥子烧火取暖。橱柜吊在炕上，各家分着用，杂物宝物都有。

两炕横头还有个小炕，置祖宗龛，也搁物件。除三张炕，地上无它物，桌子椅子都没有。地阔且平滑，小孩常在此嬉戏玩耍，过年跪地上给长辈磕头。

屋有门连厨房，厨房有灶坑大锅和碗柜，墙上贴的灶王爷，是她爷爷每年前廿七八到老关坨赶集所买，背个钱褡子，凌晨看着天上三星位置启程，谁也不带，自己去回。除夕贴上新买的画像请灶王爷下界保平安，年廿三得先送灶王爷上天言好事，大人用扒掉皮的树秸给灶王爷扎马，再扎几个耳朵卷卷的小天狗，姥姥学着扎，成品大人见了，说 “ 金香做挺好，这个算一个。” 她二弟也跟着弄，最后啥也没弄成，就喊 “ 不要啦！” 啪啪踩掉跑走了。扎完分糖吃，粘住灶王爷的嘴，然后撕下灶台上烟熏火燎一整年的画像，哗啦一烧，灶王爷就骑马上天了。

屋外是园子，有棵桃树，两棵杏树，几株玫瑰。杏树夏季打杏，一棵好吃一棵难吃，玫瑰开出的花，王氏用糖沤上，给孩子们烙玫瑰饼。还有些不具名花，汁液能染布，王氏将家里被单抓起揪，搁大火烧热的花汁里煮啊煮，就把被单染成带绿的、紫的、红的花。园里还种小麦、旱稻、茄子、豆角、葫芦、西红柿、小白瓜、大白菜等，秋天时，她爷爷叫短工来收，麦子碾成精面，豆子打成油，一家口粮自给自足。

民随王法草随风，那时伪满朝廷仍满人当政，民间也满人为尊，汉民伺候奉承，当短工零工不但不计酬，还以为荣。肖兰坨办白喜事，扎纸人、哭丧户、鼓乐队，都是汉民赶来做，做得周全风光，也不要钱。小孩们都不怕死人，躲在一旁看上祭入殓，姥姥也在其间，爱听鼓乐队吹的唢呐声，呜哩哇啦，一波又一波。

红白喜事，逢年过节，都是儿时的热闹。但热闹归热闹，平日里没事，姥姥就跟她爷爷在炕桌边学习。天绪老太爷很重视教育，从小与她讲：“ 人得有文化，得识字，女孩子也得会识字，会算账。” 教她写毛笔字，拿着她小手持笔，笔杆对准鼻尖，端正抬头，“ 人——撇，捺，呵呵人—— ” 这样教她写。从简单字开始，“ 天地人 ” 之类，到 “ 風飛家 ”，说风飞家能写好，字就练成了。姥姥后来果真练成一手好字，她至今仍是我家字写最漂亮的人，姥爷和她子女们写了几十年板书，字不如她。我的字也不如她。她爷爷还教她打算盘，背九归口诀：“ 三一三余一……六三添作五……八五六余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搁九回去，都会打。

春秋她爷爷带她去龙湾打鱼，龙湾里有鸡头米、菱角，还有荷花，鱼藏在荷叶下。冬天河水冻成厚冰，鱼又藏在冰下，老太爷把冰鑿一个洞，伸进笊篱，不一会儿准捞起鱼来。鲫鱼、鲶鱼最多，还有细溜溜长得小白漂子似的川丁儿，和浑身花里胡哨、脑袋上带三个尖的三丁儿。而夏天多雨，龙湾常涨水，一涨水，鱼漂得到处都是，家门口水沟、积水的地方白拣。她爷爷爱打鱼，家里搁三缸水养打回的鱼，一年四时总有得吃。小孩子囫囵，有一回被鱼刺卡到，姥姥自此一生都怕吃鱼。

她爷爷也爱看唱本，经常念，念着念着就唱起来，咿呀调调，姥姥听不懂。她有时在一旁给他装旱烟，把烟草搁进长烟袋锅，按巴按巴，用火柴点着，爷爷就 “ 啧啧 ” 抽起来。她私下偷偷试过那烟，特辣，受不了。

姥姥童年几乎在肖兰坨度过，间中也随父亲去别的坨子住了几年。她父亲肖却非，原名庆昌，庆字辈，却非是他的号。家里排行也是老三，三爷爷的独子，他便有些纵惯他，自小由他性子做事，从不当碍。他也没学坏，不抽大烟，但为人折腾跳荡，不能定性。一时去茨榆坨村公所做会计，带妻孩住到邻近的黄喇坨。

姥姥和她妹妹都在黄喇坨念的小学，四十年代初东北孩童几不知有中国，只知自己是 “ 满洲国 ” 的人，学校教唱满洲国国歌：“ 天地内，有了新满洲；新满洲，便是新天地！…… ” 她与妹妹在校不似其他低年级生被高年级的欺负，因她父亲与女老师交好，女老师待她们甚关照。雨天路泥泞，女老师留她们宿学校：“ 肖四记（四记是会计意）的女儿今天不回去了。” 让她们睡在拼起的课桌上，后来课桌也不用住，住进她宿舍。

不到三年，肖却非做厌茨榆坨的活儿，不干了，家也从黄喇坨搬走。搬家那日人坐大马车，马车过河，河水很深，人和东西在车里悠悠晃晃。接着还在满都户住过，房主是个抽大烟的女人，眼眶雀黑，神头鬼脸的，但待他们不错。之后又回肖兰坨。在肖兰坨，她父亲先是养一阵子鸡，鸡一只没活，全养死了；后来有乡长一职给他，他寻思乡里净是叔伯长辈，难管，只挂了乡长职衔，没有做事。一九四五年东北光复，乡长职衔也便不了了之。他有个好友叫杜春骄，家是资本家兼地主，在沈阳有买卖，那年正唤他去沈帮忙打理生意，他就去了，王氏带着孩子们也跟去沈阳。

2

刚到沈阳时，一家人在南市场的邮政局胡同落脚。南市场那地方是窑子窝，二层半圆式的圈楼，圈楼里一个一个小屋都带红门帘，老人们指着红门帘对小孩讲：“ 可别上那走去啊！那儿都窑姐儿。” 姥姥似懂非懂，有时看那圈楼里有人出来了，老鸨带着小的噼里啪啦跑，不大敢看人。一晃过，她只见得那些女人眉毛描可重，乌黑乌黑的，脸又洗得熟红熟红，与常人不同。

她父亲很快不再与人合伙，自己开了个捻纱厂，在小南门外，就把家搬到小南门里。那宅子原是郑亲王府，解放后王爷财产没收归公，公家又卖给数户人家居住。王府进门一个影背，首院两间配房，主院悉是大青方砖地，地上有正房五间，附耳房，东西厢房各三间，北边还有两间配房。正房卖价高，肖却非买下西厢房一间。王谢虽衰，住客亦非寻常百姓，皆有点道行，小富小贵。耳房受家屋狭，地下室却满当的宝贝，文革时期被抄过五回家，方抄伤了元气，败落不兴。在西厢房，姥姥直住到五六年考学去大连。她爷爷也老在这里，一天她给他剪指甲剃头，说 “ 爷爷，头剃好了。” 老太爷一摸头：“ 好啊金香……忒好了……” 不几天就死了。

小南门内外，家宅离捻纱厂颇近，她父亲却在家呆上没几天。厂里净雇女工，繁花迷眼，有个女工的姐姐张少兰，也常去厂里玩，肖却非很快跟她好上了，在外又有个家。次年国家颁布新婚姻法，实行一夫一妻制，他回来与妻谈判，说 “ 妳要是告我重婚罪我也认了，就进监狱，妳要是养活这几个孩子，我给妳钱，妳就养活孩子。” 王氏思量不告，遣姥姥去她父亲处领钱。光景不长，捻纱厂生意黯淡，她父亲索性甩手不干，携张氏偷偷跑去本溪另起炉灶。姥姥就带上家里给借的路费，独个坐火车到本溪寻父。得好心人指引，一下找到了人，肖经理这回变肖工程师，不晓得何时学会了画图的本事，给人画修桥的工程图，又风生水起。他也顾家，见玉蓉来，他也给钱。如此两三回，同事都知道他有两头家，其中一个李大爷，劝他事情总要解决。李大爷叫姥姥让她母亲亲自来一趟，王氏便去了。夫妻相见，寻争寻闹，最后倒是平睦收尾，肖却非应承按月寄钱养儿女，两人到法院离了婚。儿女听闻父母离婚，可委实难受，哇哇地哭，哭也无济。罢了，其父是时月高薪八十九元，固定邮三十二元回来，其母在街道里做缝纫活儿，每月也有二十四元，够生活，有餐有宿，不图其他。

王氏三十七岁时，娘家人劝她莫再守空房，且给联系到铁溪一户烧锅炉的老夫妇，要她把幼子小品送人，好无拖累。隔日老两口就上门来抱，是姥姥和她妹妹趴在小品身上护住不许，才没抱成。事后姥姥集合妹妹肖音、大弟玉邦和二弟玉信，说 “ 你们几个都过来，我们对妈怎样吧？” 弟妹齐心答 “ 对妈好，我们好好过！” 姥姥又说：“ 谁也不能不听话，都好好念书。” 志气算是立下了。

玉邦玉信争气，相继考上沈阳二中，后来一个去了东北工学院，一个保送到大连舰艇学院。他俩课余也帮家，糊鞋垫、糊口罩、糊纸盒火柴盒，什么零碎都干过。肖音对音乐有天赋有执着，单名音便是她自己改的，原名本叫做玉燕。但她打小体弱，那年代女孩不珍贵，没人重视，一路病病殃殃艰难长大，最后沈阳音乐学院学前体检查出她的心脏问题，没有接收。兄弟姐妹里姥姥是老大，自然更多帮母亲操持家务，却也没耽误学业，是班里的学习委员，数学尤其好。高中念完，她母亲希望她留下上班养家，她想念儿时爷爷教诲，认读书的理儿，老师了解她的彷徨，建议她报全公费的师范学校，学制也短。就这样一九五六年，姥姥考取大连师范学院，读数学系。

奉天（沈阳）地图，1942

3

五十年代国家建设所需，专科院校居多，人才培育讲求速成。大连师范学院当时也属专科，虽教程按本科排订，但不改制四年，仍压缩在两年内结课。一九五八年夏，姥姥学成毕业，被分配到喀左县一中任数学老师。地方即便僻陋，不必出省已是万幸，没有怨言。

喀左原无高中，也在那年，一中破天荒拟建高中年部，姥姥作为县里刚引进的少数大学生教员之一，顺理被纳入其中。同部共七人：王赤星、郝国荣、赵正刚、纪凤春、姚立身、李学举、肖玉蓉，就她一位女老师。次年春，年部正式成立，王赤星领大家搬进同间办公室，三两对桌而坐。姥姥与郝国荣是同学，桌子先与他对，矮一大截，拼上不好看，这时纪凤春搬桌进来，她又与他的对，两桌平齐不差一厘。王赤星正巧见了，说 “ 诶你俩这桌子对得挺好！” 于是她就和教俄语的纪凤春坐了对桌。纪也是年青老师，吉林人，沈阳师范学院俄语研究班毕业，与她同年分配。他原是被分到了锦州的，同学中有个锦州人抱怨自己得去喀左，他听见就跟他换了，说 “ 那我替你去吧，你回锦州，反正我一个人。” 时下这两个青年人，日日对桌共事，有着同样的教学愿景，又都从外地大城市来，更有相似的生活追求，他们渐渐走到一起。

同事并不看好，不少人私下劝阻姥姥，说纪老师品质不行。品质不行，指的是他头上有 “ 右派边缘 ” 的帽子，来自读书时打抱不平，觉得一个被打成右派的同学冤屈，就为那人写文章申诉，结果自己也遭牵连。姥姥不以为意，说 “ 他再不好也比犯人强呀，犯人都可以改造过来呢。” 这样回应来劝告的人。

五九年寒假，他俩想着结婚。姥姥把纪的照片邮给她父亲过目，老爷子回信说 “ 这小伙瞅着挺俊，但是长得怎么像个女的？还戴个眼镜。” 纪见了，较真道 “ 说我像女的我就是女的？我不是女的。” 继而找学校开介绍信，姥姥让他去，他迟迟走不动道，终于开口 “ 还是妳去吧，我一说脸红。” 姥姥问他 “ 那有啥，你想不想和我结婚吧？” 他忙不迭地回答 “ 我是最想的。那咱俩都去吧！” 就去了。到马毅民书记那，马一见面已知他们因何事来，毋须言语，直接给开了介绍信，又说婚事学校来张罗。

元旦那日办席，地点设在学校食堂。婚礼新式，简洁喜庆，县里和一中派代表发言，大家集资买一块红布都签上名，吃菜吃酒，新人的新日子就这样启始。结婚照还是后来去沈阳补拍的，五块钱。不过寄回的挂号信里没有相片，却是退回的全款和一纸说明，原来拍照那刻姥爷动了，相片糊掉作废。

他们的婚房是学校杂物间的一角，那时校舍尚未建成，腾出室隅已属不易。缺新被，姥姥把两人旧被都洗得干干净净，重新做了，又叠得整整齐齐，码成两趟；姥爷会剪纸，用红的、绿的纸张剪成各式小花做饰，这贴点儿那贴点儿，还把门口摞高的课桌都糊上彩纸帘。陋室不敌精心，拥有了新气象，吉喜而温馨。他俩在这过渡几月，搬进东小院。

东小院是校舍，开始白住，后来每月收三毛六的租金。也小，横竖四步半，摆上一张双人床就几乎塞满。墙黑，姥爷找出他母亲王玉莲在吉林街道收集的那些节庆彩旗和秧歌飘带，把墙围了一整圈。吉林产木材，寄来的包裹都以木箱封，扔掉可惜，他就想出再利用的法子，找木匠给箱子宽面中间开个方口，其他几面钉严，然后把开口这面的木边糊得花花绿绿的，写上 “ 电视 ” 俩字，立在床沿。这改良的木箱实际用来当衣柜的，两人一人一张纸皮，平日包好干净衣物往里归放，但姥爷新从报纸上见过电视，灵机一动，就做出个 “ 电视 ” ，犹自家也有了那稀奇玩意儿。带模带样，人们来家里做客总要赞叹 “ 纪老师真巧！” 姥爷因此落一个外号叫 “ 巧人儿 ”。

六零年前后全国粮食短缺，喀左也一样。有夜盗虫灾，整片整片的高粱地刚要甩穗儿，就被黑压压的夜盗虫大军扫荡，刷刷刷刷啃剩光杆。县里生产队要求学生参与抗灾防虫，姥姥硬头皮带了一个班去挖沟，挖一人宽一米深的大沟，虫涌来时，掉下去就难再爬上来。有时夜盗虫在土里，一挖把它也挖起了，两只犄角拖着粘腻的绿肚子乱甩。姥姥还带学生挖过鼠洞，“ 跟老鼠要粮食 ”。洞底阔绰，小仓库似的，一堆高粱、一堆黄豆、一堆苞米粒，都不掺，分得清清楚楚。

六零年尾，姥姥姥爷的大女儿冬梅出生，也即是我母亲。她幼时半夜总哭闹不停，吵得东小院住的老师晚晚睡不好。有人给姥姥出主意，说要写个 “ 天惶惶地惶惶，我家有个吵夜郎 ” 的纸条贴大道上就能消停，姥姥不信那套，抱孩子去看了医生，说是缺钙。医院也缺钙片，姥姥只得给沈阳娘家去电报要，她母亲当天买好钙片，一宿搁手针做了两双小童鞋，一双小绿面，黑鞋口；一双小花鞋。其中两只鞋坷里分别塞一个药瓶，加急邮来。冬梅吃上钙片，不几天就好了，夜里再不哭闹。

又两年，秋，他们的二女儿秋芝出生。不久姥爷的母亲要来儿子家住，先行寄到几箱行李，屋里实在没处置放，只好放进隔壁。隔壁住的李建俞和陈连弟，都是单身汉，一听邻居的窄屋又要顾小又要顾老，直接抱铺盖走了，腾出全屋任姥姥家借用，到老太太返吉林才再搬回来。

冬梅和秋芝，1966

4

那时姥姥姥爷已想好要离开喀左，调回城市。吉林可以，老太太在街道当主任，既想投靠儿子又惦记上班，他们回吉，她便心愿两全；沈阳也可以，姥姥娘家还在郑亲王府胡同，弟妹也多在沈，彼此好照料。与组织一报告，县里好不容易分得的人才，哪里肯放？领导发话强留，只要不走，提什么条件都满足。人可不能为难组织，他们遂打消走的念头，彻底认喀左做第二故乡。只提了一个条件：换处稍大点的房子，老太太来有地方住。县里立马给安排了发电厂宿舍三间大房，超出教职标准一倍余，半百平方，这下住人搁物，屋里啥都容得落。

双职工家庭，顾得上工作，带不了孩子。我母亲很小就被送去幼儿园，有回她和一个叫隽乔的小孩闹失踪，隽乔也是一中老师家孩子，园里就派人慌忙去一中叫家长。姥姥课正要结束，一听冬梅没影，赶紧出来找；姥爷和隽乔父母都还有课，课得上完。后来在北山前的小坡上找见的，多亏了四月季咋暖还寒，那早姥姥给小冬梅穿一件薄棉袄，蓝地儿里带小红皮球，翠亮生生，特别醒目，姥姥是老远先见着那件蓝棉袄。连跑过去，俩孩子躺在地上呼哧呼哧喘气，小嘴正嘀咕 “ 哎呀忒累了…… ” 原来都想妈妈，约着一起要回家，路口走岔也不知，就越走越远，走到北山去。再往前，山里山楂酸枣，长野果的树丛灌木密密茬茬，听说里面就有狼。姥姥也不敢后怕，抱起俩孩儿领家去。

二姨还在襁褓，姥姥就得带班教课，家里也没人看，她把小芝带回学校，一有课就裹好往办公桌上一放，拜托没课的老师帮忙照看，跑去上课，下课再跑回来管。这样往长不是办法，那时也没有托儿所，姥姥一咬牙拿出半数工资，十六块一月，雇了个保姆专门带小颖。保姆名叫刘雅新，方脸长巴眼，一笑露两小虎牙，才十六岁，也还是个孩子，姥姥只要求她注意安危，别把小芝摔了磕了碰了。小姑娘天天背着小芝，直到小芝满两岁，她有天被刚又从吉林来的老太太气哭，不久就辞了工。

大舅小时真差点丢。虚三岁送幼儿园，连哭闹几天不去，老太太心疼宝贝孙子，不去就在家带。姥姥于是重又雇保姆，这回要二十二元一月，工资可没涨。但保姆加老太太也没看住他，有天不知怎的就不见了，全家都去找，好险天黑前在县汽车站门口找到。那时虽说拐骗事少，男孩毕竟知重，姥姥到现在都心有余悸，提到这事，总说要是当年没找见，整山沟早给娶媳妇了，四十多载还到哪里认。但她也说，大舅两耳一边一个小窟窿眼儿，叫 “ 仓儿 ”，是胎记，人丢了也不怕认不回的。那俩仓儿其实随大舅长大早已长实，姥姥不提，仿佛当母亲的都确信自己始终了然儿女的标记，再浅淡也无妨。

一九六六年六月，高考前自由复习正好还剩一周，学校广播喇叭播送最新通知：“ 全校师生注意，高考，今年高考停止，今年高考停止。” 此后十年，学生不作业，老师不备课，“ 停课闹革命 ”，“ 复课闹革命 ”，课堂诵读红宝书语录，老师念一句，学生念一句。学生要批斗老师，斗争校长马毅民七天七夜不休息，幼儿园礼拜六日放假，姥姥只得带上冬梅小颖一起参会。礼堂里，马在前面低着头猫着腰，老师们得在后边听着，隔会儿喊句口号： “ 打倒马毅民！” “马毅民投降！……就叫他灭亡！” 伙房做好饭菜端来，也不能吃，眼看冒着的热气散尽，浮层油花凝成了乳白色颗粒。小芝扯姥姥衣襟：“ 妈咋还不吃啊，这肉都冻啦！” 吓得姥姥赶紧说 “ 快别说了，再说该说咱们了！” 想了想，又要安抚孩子：“ 一会儿就吃饭，一会儿就吃。”

学生斗完，战斗队还得斗，有天直到特别晚结束，姥爷抱着小芝，姥姥领着冬梅往家走。回发电厂宿舍得过一片高粱地，羊肠小道，乌漆麻黑，突然前边传来王赤星的喊声：“ 肖老师！肖老师靠边走！靠那个边上走，不要走中间。” 姥姥下意识拉冬梅躲边，正心里发怵，只觉身旁嗖一阵风，好像过去了什么。是狼，一只野狼就从小冬梅身侧掠过，要不是避开及时，小孩挡了狼道，多半被叼走。隔夜仍得走这小道回家，绕大路远上三四倍，夜深人倦，都耗不起。且那年头使人惶惧之事也不止这一桩，人见多了，就习惯了。

抄小道回家这事，后来被写进 “ 揭发 ” 姥姥的大字报：“ 走路不走大路，净踩庄稼，没有劳动人民的感情，把庄稼都踩了妳吃什么啊！” 姥姥的其他 “ 恶行 ” 还包括：“ 穿呢子裤子裤线太直 ”、“ 穿高跟鞋还烫发，资产阶级作风 ” 以及 “ 对学生太好，充斥母爱，不讲阶级斗争 ”，姥爷的则是 “ 教外语，一有机会就会逃到国外去 ”。他们两个没得罪过人，待学生也温和，风雨年代都没挨着斗，只被贴些大字报，日日这几条内容按席上一粘，席子被粘满了，就往地上搁。姥姥每天瞅着，自己都会背。

也被抄过家，抄出给孩子们祛痱子的爽身粉，不认得，一闻还挺香，就咬定老师 “ 擦胭抹粉 ”，没收了；又翻笔记本，看见有 “ 罗隆基 ” 三字，明明只是学校教育会的记录，非怀疑老师认识北京大右派，本子也 “ 带回去仔细研究 ”。翻箱倒柜，连灶坑也要捅，看藏没藏着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一回两回，姥姥有些担惊，想着姥爷过去在沈阳看戏留下一卷子戏票，画的可都是 “ 才子佳人 ”，被抄出来肯定要游街的，就一把火先烧个干净。烧前也没打开看，结果结婚证卷在里面，一起烧掉了。

老师减员下放，大城市来的尤在此列，然学校外语组得有姥爷撑着，他就幸免，姥姥也跟着不用去乡下。学生没有这种幸运，六八年，六六到六八届三届学生一块毕业，毕业都要下乡。那些青年大多从农村来，凭着念书本想到高阔天地里有所作为，不成想又被打回去。毕业那日，几辆敞篷大卡车来拉人，学生哭号着不愿走。姥姥站校门口送，见着伤心，没憋住泪。有学生呜咽着问她，“ 老师，我们为何得回老家，我想在大城子……” 她答 “ 政策在那你哭也没法。” 又有什么法子呢，浩劫当时，也都道是寻常。

姥姥姥爷及四子女，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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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一年，发电厂失火，改成染织厂，染织厂三落三起，六七年恢复生产，需用到原发电厂宿舍。姥姥一家从其宿舍搬离，学校重新分房，供县医院西边的家属院七栋房或一中前家属院两处备选。姥姥选定后者，虽比七栋楼房子小些，但由教室改建而成，三间屋规整敞亮，最好处是离学校近，校里打钟在家都能听得清楚，上下班方便。这里房子，一家人一住二十年。

老太太不几年前已搬来喀左同住，那时还只有孙女冬梅秋芝，老太太想抱孙子，天天念秧。六八年大舅出生，取名立中，后来他自己改成单字涛。随后六九年有了小姨铁英。如此上有一老，下有四小，姥姥当时工资涨到五十一元，姥爷五十九元，都属高薪，但要支撑一家七口还是艰辛，且老太太隔年去一回烟台女儿家，往返车票钱、期间零花钱都要预备，走一趟就是两百块。

七五、七六年，海城唐山相继地震，人人危惧不敢回家，都在外空旷平地上盖防震棚。姥姥家和隔壁孙继荣家合盖，让学校木匠给木头钉铆，搭好人字架，组成四梁八柱，然后挂起布帘做门，油毡纸做屋顶，屋里搪上板子做床。不高，人进去刚好，夜晚姥姥家靠南头睡，老孙家靠北头。蚊多，姥姥到街里买来布料，用缝纫机轧了个蚊帐吊起来，笼住七口人。

后来又盖间好些的防震棚，八九平米，有门有窗，墙抹上泥，屋顶抹灰。灰是姥姥姥爷自己抹的，白灰掺点洋灰和匀，用小桶吊到屋顶，拿抹子一下一下蹭。姥爷干这种活儿手笨，抹成呛起的鱼鳞似的，不平整，就换姥姥来。但姥爷擅长装饰，他用先前帮新华书店扎纸花得来的许多装书纸壳钉在棚上，棚就有了色彩，不单调；又撕下《红旗》杂志糊墙，墙也生动起来。孩子们爱在棚里玩，白天也不出去，两个小的七八岁，正是好学年纪，我二姨不知从哪整来个小棍当教鞭，指着墙上的杂志页，天天做小老师教他们认字背文。头天教，第二天还要考试：“ 你就给我背这个文章，你背，小立中！” 他就背。然后又叫小英子背，小英子背得又快又准。防震棚其实不防震，就是矮，万一塌了也砸不死人，住上一段时间，地震的恐慌散去，且入冬天候始冷，人就搬回屋里。

一中前家属院这房子，姥姥没少改造。那时改造都先自己拆，拆完找学校房产科来建，镶封搭砌，材料人工都不花钱。南北屋之间的壁子打掉，墙靠去北小炕，通整出一间大屋，居中开个大窗，又亮堂又对流。这是大改，还有打架子、搭抗、垒烟筒这些小改，姥姥给日子添增许多新花样，房产科都快被她踩平。

七七年学校落实政策，说纪老师肖老师家小，把隔壁迁走了，房子也归他们。姥爷一听，嫌大，自愧多占了公家便宜，就把新分的房让一半给同组老师王致富。王找来房产科砌墙，砌完姥姥一量，自己这边还短十几公分，西大东小，这叫棺材房子，姥姥就不愿意，怨姥爷惹出的祸，可木已成舟，也便不了了之。

姥爷是完全做学问的人，心无旁骛，世情寡通。孩子都大些，姥姥与他分工，他尽管忙工作，家里老人孩子由姥姥多照顾些。对于孩子，她有大愿望，是让他们都考上大学，到外面寻找宽阔出路。为人母亲能做的她很清楚：让孩子吃好饭，睡好觉。她便每早四点多钟起来做饭，做好的放圆桌上，都用罩子罩起，干净些，到点招唤他们起来吃饭，吃饱才上学；晚上则经营大家都睡了才睡，冬夜烧煤，她要杜绝一丁点煤气中毒的隐患，总看着、看着，等炉子炭火落净再睡觉。

八O年，二姨考取北京航空学院火箭发动机专业，成为家里这代人中第一个大学生。暑假里，姥姥给她准备行李，做了两条被子，一薄一厚，又两床褥子，也一薄一厚，这些叫做两铺两盖。还给织的毛衣，翠青色，前襟带杠纹，另买几件新衣，一个箱子。穿好拎好站在人前，瞧见的老师都说 “ 看人肖老师，给孩子打扮得利利索索的。”

八六年，大舅考取复旦大学数学与计算机专业，成绩全县第一，复旦送来喜报。放榜那日姥姥刚从菜市场出来，走在路上，同事学生见了都忙给她报喜，她手上提着好些菜，就没去看榜，回家告诉纪涛他考上了，纪涛噌噌噌跑去学校，光着脚丫，没顾上穿鞋。下午三四点，正式录取通知也到了，他又腾地一下跑出家门，去招生办拿。姥姥又做两铺两盖，还有五条裤衩、四条长裤，长裤都带小喇叭，那时候兴。家里缝纫机做薄活儿好，厚活儿差劲，最后有条呢子裤做不动了，就上后边赵小子家，让他父亲帮忙做成。还做了一个褥垫，后来在复旦，大舅班里捡到一只小狗，小狗没衣服穿，他就把那褥垫拽巴拽巴，给小狗裹上当衣服了。

八七年，小姨高考剩一周时肾结石发病，住院打了一周吊针，考后郁郁不乐，到了放榜日子，通知书也迟迟不见来。姥姥以为落榜，琢磨联络复读。那时姥姥姥爷都已调离一中，郝国荣还在一中当主任，她回去找他，他说 “ 没问题，放我这。” 没过三五天，武汉财经学院统计系的录取通知竟来了，原是招生办领通知书那人顺道在朝阳串了几日亲戚，误了送期。这回两铺两盖，用的都是当时流行的条绒面料，喀左一有卖，姥姥就买来。

四个子女，只有我母亲没有考走，姥姥算是如愿大半。我母亲十四岁时遭过一场车祸，县里医疗勉强只够救命，救回的人嘴歪脸偏，姥姥不忍女儿俊俏模样从此被毁，咬咬牙扔下家，独自带她去北京协和医院神经科复健。住院费用很高，只好改成门诊，先寄住到姥姥大弟玉邦家，后又托她老舅给开了省介绍信才住上旅馆。旅馆一个单间，条件一般，好在就在前门，不远就是协和。每天姥姥带女儿到医院，医生往孩子小脸上扎针，把药打进去以后再扎上电针，通电震动，刺激面部神经恢复。如此有大半年，我母亲撑下来，她的母亲也撑下来。

伤休后冬梅跟回原班，照常升年级，照常参加高考。她最后成绩只差了七八分，喀左是蒙古族自治县，县里蒙民高考加四十分，当时许多非蒙民学生为有加分资格，纷纷把民族改成蒙族，姥姥姥爷没想着给自己儿女钻这空子，差七八分便是差七八分，落了榜。也没有让她复读。姥姥后来总说，当时两口子都在教育系统，却没有让女儿借到一点光。

留在身边的大女儿，到了二十二三，他们开始挂心她的婚事。夜里睡不着觉，两人躺在炕上，把冬梅班上的男同学、自己教的与她年纪相仿的男学生，名字拎出来一个个地排，直排到杨伟中时说：“ 还行，这小伙儿还算行。” 别的不是长相歪瓜裂枣，就是家里农业户，家况知之甚少，就一个杨伟中，人挺漂亮，家里一样都是双职工。那时候我母亲与杨，也即是我父亲，其实已经恋爱，只是还没最终确定关系。他当时是海员，姥姥有些犹豫，问姥爷 “ 海和尚不常在家。” 姥爷说不是问题，“ 好男儿志在四方。” 之后确定了关系，老太太还差点又给搅黄，说 “ 杨伟中有福，短胳膊短腿儿，可是不说话啊！几个扁担压不出一个屁来，我那么好的孙女给他。” 说他老不吱声。姥姥私下叫冬梅自己拿主意。但之后老太太去烟台，我父亲把她送去的，她回来后全改了口，说 “ 这杨伟中好得没有那么好的了！” 谁说他不好都不行，婚事也顺着定下。

老太太也埋怨过二孙女婿不好。八八年二姨带二姨夫回喀左，她见了，说他 “ 挺高大个子，大长胳膊大长腿，没福！” 要照全家福，她腿脚不灵便，二姨夫抱她出屋，她忘记先前的数落话，换作说 “ 他还真挺会来事儿。”

老太太一直是家里权威，北方话讲 “ 有牙招 ”，说话有分量，言一别人不敢言二。她有许多老式规矩道理，言传身教给了孙辈，我母亲四姐弟至今在一起念嗑，还会叨记他们奶奶的那些老话。老太太脾性也刁，那些年没少作闹。她生日十月廿五，姥姥前晚给她包好饺子，当天一早煮一碗放桌前，中午下课回家，饺子还在桌上，问她，她说 “ 妳就给我煮这么点饺子，妳是叫我吃吗？这是不让我吃啊！我怎么能咽下去呢？” 瘫之前几天，要吃馄饨，大家一起包馄饨。她手已不机灵，捏不住馄饨皮了，姥爷说她，她嗙当把盖帘儿往地上一㨄，一盖帘儿的馄饨摔七八烂。姥爷蹲地上捡，边捡边掉眼泪。冠心病发作伴抽搐，姥姥给她含药，手指咬出血印。但老太太始终是个明白人，临死也不糊涂，叫姥姥过去，交代事情： “ 我那个，北边有一个小包，那包里呀，有一件衣服，那衣服兜儿里有二十块钱，妳拿过来。” 姥姥问干啥，她说 “ 妳拿出来——到时候我不行了，妳（还没找到的话）就拿不着了……”

老太太八九年去世，我不到一岁，不记事。听说她走前几日还照看我，我坐她床前，拉撒她全不知，姥姥忙完来抱，赶紧收拾。她还要说 “ 哎呀这孩子，拉撒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 人都老到那个程度。

那年已分得楼房，准备搬家上楼，老太太没赶上。挑骨灰盒时，姥姥选了最好最贵那件，四百八十元钱，刻绣的纹路隽永。她说，“ 老太太没上楼，也给她住好房子。” 过三年，我父亲在后山挖好墓坑，亡人骨灰入土为安。林间向阳，傍山依水，她在那里长眠。

而一中前家属院，一家人住了二十年的房子，有些老物文革时烧了，有些随着岁月一道流逝了，还有些搬家时遗漏了带走。墙上挂的一杆铜秤，六一年从吉林带回，是姥爷的爷爷生前用件，后来，也就永远留在了那面墙上。

老太太王玉莲在一中前家属院房前，六十年代末

6

姥爷五八年来喀左县一中任俄语老师，后中苏关系交恶，改教语文。八四年喀左县蒙古族高中建校，他被调任蒙中，做了十年教务主任，担任副校长至退休。姥爷教学很有一套方法，那些年喀左尚是穷乡僻壤，高中教育却未落后，班里校里年年升学率高，出过不少清华北大生。姥爷还是学校的笔杆子，县里第一篇学术论文由他研究且执笔，专人送审锦州，评上优秀论文。校里多年文章材料也由他撰写整理。但他从不留底稿，也不署个人名，以致后来国家评特级教师，学校连给他报了两次，皆只因论文一项不够数，没有评上。不过八十年代末落实四级教政策，他无疑够格，搬进蒙中所建的八户教职家属小楼。四层，一层两户，姥姥家在二楼西侧。

三室一厅，厅小。两个南屋一个北屋，我父亲那时常常出海，一出海，母亲就带我住来姥姥家，住在小南屋。

我七个月上托儿所，托儿所在蒙中院内，姥爷送我接我。他单手抱着我，另一只手还要提着打好水的暖壶，我淘气，抽他衬衫胸前口袋里的钢笔玩儿，嗖一下抽出来，啪扔在地上，姥爷就要放下水壶，蹲下去捡。捡完又放原处，我就又抽，他又要捡。如此一路很短，却走上很长时间，沿途其他老师见了，都不能忍俊。

楼下是蒙中大操场，我爱在那放风筝，我父亲买的，教会我放。一只黑色老鹰风筝，吃风很凶，飞得很高，我总要用尽全力地拽住，仍被它带着跑，好不容易把线收回来，双手勒出红印，生疼。第日还要去放。

也爱在屋里玩，把布娃娃摆一排，站在沙发上拿教鞭敲墙，给它们上课。课余跑到小厅窗口，望楼下操场上的高中生哥哥姐姐踢球跑步，心想他们双腿怎么能那么长呢，跑得那样快。

姥姥家离我小学也近，从墙外绕过蒙中校园，就是二小。我可以自己走去上学，中午自己回来吃饭。有一次，小学数月发不出工资来，老师罢了课，全班号啕大哭，好似天都塌了。没老师，午后提前散学，我走回姥姥家，站在阳台上发呆，心里堆起心事。彼时天正下完一场冰雹，雹后有夕阳，夕阳又西去，余晖洒落整片操场，动人的金黄。我看着看着，竟觉得安宁，继而怡悦，仿佛一下子，世间恒是好事。

阳台不久就封起来。刚兴有人家封阳台，姥姥也上街找工匠，割了几块玻璃及钢筋栏框，焊成透明阳光房。她从是爱革新，即便不做这种大的改造，逢佳节或有客人来，她都要换换桌柜位置，移移沙发朝向，使屋里有新意。县里有卖马赛克了，她买回来，唤我父亲镶到阳台的水泥地上去，绿白绿白的小方块，一格格地，干净且利整。九二年个人家可以装电话，她也早早备好钱款，接进电话，从此与外地子女亲戚联络方便多了。

为老人送了终，子女也送去远方有自己生活，姥姥且已退休，本该颐享悠闲的，却也没有。她帮我母亲带我，从我只一臂长，呜哇啼哭，到满屋乱跑，咿呀学语，又到背包上学，读书识字。姥姥给我做过不少衣服，从小启蒙我认钟表秤杆，背《唐诗三百首》，随我母亲带我上大船看望父亲，抱我到甲板看海，又怕我掉进海里去。大舅的大女儿在沈阳出生，她也去带过一阵。

九七年夏，我父母决意南迁江门工作，并在二姨和小姨帮助下，半年即办好一切手续。姥姥姥爷亦随我们一道南迁养老。

命运有时很吊诡，姥姥姥爷年轻的时候，在那个年代，稀里糊涂从大城市分配到小县城，许多年间有许多次机会想调走、准备走——调吉林、调沈阳、甚至朝阳调令都派到喀左，也被县里组织部密下了，悄无声息，八十年代要调烟台投奔姥爷大姐，因怕孩子换地方读书跟不上，又没走成。可都过完了大半辈子，眼瞅把喀左当根落定了，反倒一退休就真要远走，突然好似浮萍漂，从北到南，从他们奉献过所有青春又养育了所有家人的县城，到只打过照面的城市，一往至今，再没回去。

姥爷自九五年退休一直返聘，至南迁事已定才真退下来。退下来又要马上走，他不愿再与熟人多见，纪家有句老话：“ 房顶开门，灶坑打井 ”，他就是这样的人，一世不喜人情交往。于是姥姥姥爷带我匆匆离开喀左。蒙中派车来送，我记得那个晚上，家属小楼下乌泱泱的人，都是他们往时同事朋友，握手挥手，说着告别话。话我都听不清楚，夜黑得吞掉了声音，然后车里只有我和姥姥姥爷，我们仨，司机开车走，车驶过蒙中，驶过我的小学，驶过我从不认识的道路。那仿佛是我第一次知道离别。离别，是来不及也不知道和什么告别，也不知道未来在哪里，但是走是确定的，只有离开是确定的。

只需一个晚上，姥姥姥爷永远离开了喀左，离开他们奋斗半生、从少到老的第二故乡。我也永远离开了喀左，离开我出生的地方，以及那从属于喀左的、本该是却再也不是我未来人生的可能性。

不久，我父母卖掉房子，托运好家俬行李，也来到江门。那个姥姥姥爷立业安家、四个子女及外孙女我出生成长的喀左，从此纪家肖家只有老太太还在那儿守着。老太太没有随家人从平房搬上楼，也没有随家人南迁，但她是我们家的老祖宗，家人心里能追溯到的永远的根。

一个大集装箱，能带的东西几乎都带了，不能带的当然还很多，要不怎么说搬家损财。而比起能说得清的遗漏之物，我总是想，那些我们都说不清的、每人各自遗漏了的什么，才更遗憾。

姥姥姥爷、爸爸妈妈和我在蒙中家属小楼，1991

7

到江门，房子买在丰乐花园怡苑。九十年代末，那里还是新区新楼，买同层两套打通，四房两厅，姥姥家比以前任何一处房子都大。装潢也是那时代时髦的设计，镂空雕花木制拱门隔断餐厅客厅，长条大桌，真皮沙发，屋顶、电视柜、厨具、衣橱，做了许多的木活儿。

一住又是十几年。十几年间，姥姥姥爷去了三回日本，帮大舅小姨带孩子，更多是去看望儿女，以及休闲旅行。姥爷也住了四回医院，取结石、上支架、抗肺内感染。老年生活便是如此，有安逸有病痛。

十几年间，我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到大学都毕了业。初二骑车上学，从姥姥家到学校这一路，丢过四五辆单车。初三那年人人追《流星花园》，我借同学的影碟看完，好喜欢花泽类，把小书房贴了一整墙的仔仔，用从各种杂志报章上剪下来的照片，一寸到海报那么大的都有。那满墙的花泽类，直到房子卖掉都还在，卷边泛黄，灰浸在纸里，拂也拂不去。高一有个周末，只有我在家，请好友来做饭聚会，饭后他们租来鬼片，看完都走了，我越回想越怕，默默躲床角直到父母回来。高三毕业那个暑假，有晚昙花终于开放，我坐在小板凳上陪伴花开，觉得世间夜晚真好。

十几年间，丰乐路成了大马路，人车川流，怡情苑的房子却都变老变旧，邻居也换了几茬。楼下的肠粉铺，好吃的猪肝瘦肉肠从一块五涨到三块一碟，又涨到四块五，后来有一年，我再从大学回家，就不见了。

只有姥爷养的花常在常开，十几年如一日。一角的簕杜鹃，四季都绽放，冬春两季尤甚，姹紫簇拥，枝条伸展出防盗网漫向天际，四面八方看得见，像一团升腾的蘑菇云。昙花从一片茎叶长成一株灌木，首三年无花，第四年初开两朵，错落四层，第五年同，第六年始孕育多花，亦一年内多次含苞，最盛时有十一朵次第盛放又闭合，一派皓洁且繁荣。最多是长春花，一株十好几朵，粉英英的小平伞，又像是还没长大的紫荆，星星点点整个窗台。花期很长，极易生养，有时姥爷把风吹掉的小花放进小碟，用水生着，仍经久不谢，姥爷便把它们放在屋里木格上，或柜边，或桌角，随处有生机。

8

人难未雨绸缪，如我近时骨折方知腿脚不便走楼梯多艰，十几年前，谁也不曾想到随着年纪增长，五层楼梯对于老人有多困难。姥姥姥爷不爱麻烦子女，也习惯了安于现状，故此就这般五楼走上走下，走到将近八十岁。还是子女孝顺，自作主张，一三年合力给他们换了房，换到对面小区的电梯房里，还是熟悉的区巷街坊，生活却便利多了。

户主本来要写姥姥姥爷名，签合同那日，姥爷说自己腿脚折腾不起，责成姥姥全权代表了。姥姥随中介四楼一楼跑了几个来回，签好所有的字。签字时中介说，“ 阿姨，妳字写得真好，就好像工艺品。”

新家靠西边，几个房间都有西晒，买房时还曾顾虑，一度犹豫，住进来却发现这样正好。不单西边在外，视野开阔，而且阳光照进屋里，夏日白昼长似永恒，冬日又暖。傍晚姥姥在厨房摘菜煮饭，夕阳穿过窗纸打在案台上，蔬果米肉都熠熠生辉，她的人也在斜晖里。她还喜欢坐客房飘窗上给亲戚老友打电话，往沈阳，往北京，也往喀左，蕾丝窗帘让日光温柔，映在她的脸上亦是温柔。一切处境，光明最好。

姥爷自退休后，常与电视相伴。他听力不好，人与人说话没有字幕，听不真切，但电视有，他便能理解电视里的人言，自己也似是个常人。炽爱戏曲，咿咿呀呀的调，听了看了一辈子，百次不厌，万次也不厌。阳台的花仍是他照看，每日专在日光最盛时淋水，说花彼时最渴，其实违背养花道理，但是阳台的花竟都鲜活，枝叶也茂。给花淋完水，姥爷都会扶栏眺望一阵，看路上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入夜他也到阳台来看，看远处逸豪酒店的夜景灯亮起，金光灿灿，整个城市都跟着繁华。他不太有心思读书了，但最近翻出一本《梅兰芳述舞台生活四十年》，又日日伴着中央台戏曲频道，痴痴地啃。老书，不知摩挲多少次。

平日姥姥打理屋子，她有许多时间琢磨家里物件怎么安放好看，细致到一个茶盒、一块靠枕，都归置得周妥整隽。最喜欢蒙帘，电话、药箱、书架、衣柜、木桌椅、缝纫机、报纸堆，甚至未来得及卖破烂的空纸匣子，她都要给它们蒙上布帘。样式不一，有纯青的、纯白的、绣花的、镂空的，尺寸也不一，皆按所蒙之物选择，也按它们本来的形状覆出棱角，以别针定型。东西有帘，自有一份独到的珍重，又使厅堂显敞中平添一分含蓄。蒙帘素是姥姥家的规矩，以至有时我觉得虽换过好几处房子，这里跟怡清苑，跟蒙中的家属小楼，也无甚分别。姥姥家的房子，都有姥姥家风格。

这么多年过去了，岁月留下的东西是真的留住了。饭厅的水曲柳木桌，一九八五年学校发木材，姥姥找学生王成义所做。睡房窗台上的北极星机械座钟，国营烟台钟表厂制，一九七二年姥爷大姐的女儿史丽娜所买。客房长桌下的樟木皮箱，二尺四寸长，一尺八寸宽，一尺二寸高，一九二八年产，老太太王玉莲十七岁出嫁时的陪嫁。她且有一把铁梨木老尺，一分一刻度，背面有她的名字 “ 莲 ”，如今在姥姥家客厅桌上，姥姥写字记账，不时用到它。还有两铁盒老照片，整个二十世纪的相纸，定影一百年间的风景人事。比这些更古老的，是姥姥姥爷的回忆，那里有数不清的陈事老物，故人旧地。

姥姥姥爷在厅里读报，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