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1-24 05:46:40来源：法律常识
他不厌其烦，在不同的镜头前熟练地说着相同的话：案子还没有结束，他希望看到人贩子得到应有的惩罚，梅姨落网，九个被拐儿童全部找到。
3月6日晚上8时许，申军良驾车一天一夜抵达广州。视频截图
文 | 新京报记者 王翀鹏程
编辑｜陈晓舒 校对 | 吴兴发
►本文约5535字，阅读全文约需11分钟
寻子15年，申军良终于找到了儿子申聪。3月7日晚7点，在广州警方的安排下，父子见面。他们避开了所有的媒体。
为了这次见面，申军良一家准备了近两个月。1月16日，他便收到消息，15年前被抢走的大儿子申聪，经过DNA比对配对成功。
但他一直担心，申聪会不会接受他？愿不愿意和他回家？在去年，DNA比对上的另外两个被拐孩子至今还没回归原生家庭。
过了一整个忐忑的春节，3月5日晚上8点，申军良一家出发了。这趟旅程的终点站是广州市增城区，和他所在的济南市有1800多公里，驾车需要将近24小时。
他把两个儿子送到亲戚家借住，给车加满油。后备厢里的行李几天前就已经收拾好了，还装着他事先做好的锦旗。他说给帮助过他的人都制作了一面锦旗——办案民警、律师都有，他告诉新京报记者：“也有你的一个。”
这并不是申军良第一次去广州。之前，他每次都是单独前往，提着一个破旧的黑色旅行箱，里面装着厚厚一沓寻人启事。
但这次，他就是去认亲的。
1月16日接到电话时，申军良正在济南的家里准备开庭要用的材料。2018年底，参与拐卖他儿子的张维平、周容平等五人一审被法院判处死刑、无期徒刑和十年有期徒刑，五人不服判决，向法院提起上诉。去年年底，申军良得到消息，二审不久后将要开庭，他每天窝在家里就忙活这点事。
济南当地的派出所给他打来电话，核对过个人信息后问他，你是不是有个孩子叫申聪，在广州丢了？这15年，申军良对于“申聪”两个字格外敏感。“怎么了？”他反问，对方没回答，他又问：“是不是申聪找到了？”对方嗯了一声。
申军良几乎是从椅子上弹起来的。他给广州侦办此案的警官打电话，上来就问“真的假的？”声音颤抖着。“找到了。”办案警官说。
他说不出话了，拳头一下下砸在身旁的床垫上，一种声音正在脑子里旋转，是真的，是真的。
3月7日凌晨，申军良接受记者采访。新京报记者王翀鹏程 摄
申聪是他的第一个孩子。申军良的记忆里，他爱笑，生得圆头圆脑、白白嫩嫩，两条胳膊像刚出水的藕节。夫妻俩给他买了一对银手环，脖子上还戴着绿色的玉观音。
申聪丢了之后，妻子于小莉的精神出了问题，提起申聪就哭个不停。每年到申聪的阴历生日，她的身体就会条件反射似的不舒服。
为了找到他，这15年，申军良辞掉工作，带着一沓寻人启事辗转去过东莞、珠海、河源等地，欠下了50多万元的债务。
寻子路上，他结识了同样被张维平拐走孩子的另外八个受害家庭，他将寻子家庭们链接到一起，把9个孩子的头像都印在了寻人启事上，帮着他们一起找孩子。
听说找到申聪时，于小莉愣住了，几秒之后才开始放声大哭。
整个春节，申军良夫妻过得很煎熬。按照广州警方原来的安排，正月初七就会安排他们跟儿子见面。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计划。
在家等消息的这些天，申军良每天像无头苍蝇在屋里走来走去。他只关注两件事：广州、山东的疫情情况和办案人员的QQ运动步数。在他看来，办案人员的步数增加，意味着行动已经展开，孩子离他越来越近。
通过几天的观察，他发现QQ步数的统计数据在每天早上六七点更新。他每天早上四五点就盯着那个数字，过几分钟就刷新一次。“虽然心里知道数据还没更新，但就是忍不住盯着看。”他说。
2月底的一天，办案民警走了一万多步。刷到这个数字时，申军良从椅子上跳起来了。电话马上拨过去：“是不是去接申聪了？”他问。办案民警说，行动还没获批，让他耐心等待。挂了电话，他自己嘀咕，“我在家急得转圈，每天都能走一万步。”
于小莉也每天都陷入忙碌之中。她把两个孩子的房间收拾出一间，把申聪的床拉出来里里外外洗刷了一遍。
“这张床等了申聪三年。”申军良说。2016年，抢走申聪的人贩子落网，全家人都以为孩子要回来了。着急忙慌地托亲戚从家具厂买了新床、书桌和柜子。后来才知道，警方当时并未掌握申聪的线索。
新床收拾出来，铺上全新的床单被罩。两个弟弟想进去玩，申军良马上拦住：“这是哥哥的房间，谁也不许进去。”
3月5日下午接到广州警方的通知后，晚上8点，申军良一家就开车从济南出发到广州市增城区。
二十多小时的车程，话题始终围绕着申聪。于小莉觉得申聪至少有一米七五高，数据来源于两家人的身高和另外两个孩子的身高。除了申军良，家里人的个子都不算低，比申聪小两岁的二儿子今年也快长到一米七五了。
被人贩子抢走时申聪不满一岁，刚学会叫“爸爸、妈妈”。如今已经长成十六岁的少年。
“就是没买到合适的衣服。”于小莉坐在后排念叨，出发之前，她和申军良去过商场，于小莉建议按照身边孩子的体型买，申军良琢磨半天，“他在南方长大，南方人都偏瘦，说不定还要矮些。”转了半天也没拿定主意。
“见了申聪，第一时间给他买衣服，很方便。”申军良的弟弟安慰她。他提议首先该考虑带申聪去哪里玩。“得去趵突泉、大明湖、再去爬山。”“申聪被卖到山区，天天爬山，你还要带他爬山？”于小莉开玩笑地说。
3月7日早上，申军良给记者展示为申聪准备的衣服和鞋子。新京报记者王翀鹏程 摄
申军良开着车，听着他们一唱一和，越来越坐不住了。他总觉得车跑得太慢，几次狠踩油门，被导航系统提醒严重超速才放慢速度。“估计有好几个罚单了。”
他很难不回忆起15年前的那一天。2005年1月4日，星期二。申军良照常上班，妻子于小莉在家照顾申聪。当天上午，刚刚踏出会议室的申军良接到妻子电话，“快点回来，申聪被人抢走了。”申军良手中的材料散落一地。
好心的同事们也帮他追孩子，但没几个人见过他的儿子，追了一段路，无功而返。
在派出所里，从于小莉断断续续的描述中，申军良了解了当天的情况。上午十点四十分左右，她正在厨房做饭，厨房门被人打开了，她刚想回头查看，一名男子忽然冲进来，用手捂住她的嘴。另一名男子用胶带把她绑住，还在她的眼睛和嘴巴上涂了东西。于小莉只觉得凉凉的，有一点酒味，吸入之后很难受，之后就讲不出声了。
“捆起来，捆起来。”于小莉听到男子说。他们又用胶带围着她的头缠了几圈，接着反绑住她的双手。
睡在床上的申聪哭了。两名男子找了个蓝色的塑料袋套在于小莉头上，用胶带固定住，然后迅速离开了。大约过了两分钟，于小莉挣脱掉胶带，申聪已经不见了。她追出去，跑到楼下才能讲出话来，但孩子和男人早已没了踪影。
后来申军良才知道，抢走孩子的是住在对门的邻居。他们搬来不久，和申军良一家没有讲过话。孩子被抢走后，于小莉甚至说不出两个男人的外貌特征，只记得其中一人好像穿了米黄色衣服，另外一个男人穿着蓝色的衣服，两人都讲普通话。
3月6日凌晨，三人在车上吃了碗泡面就继续上路了。申军良原本打算休息下，但怎么也睡不着，索性连夜赶路。从山东省出来，车子驶入河南地界，就到他的老家周口了。
今年春节，申军良专程回到老家过了个年，把申聪的消息告诉亲戚。前几年，他每隔两三年才回去一次。他不知道该和父母说什么。家里人凑在一起，几句话就会聊到申聪，然后全家人陷入沉默。“找不到孩子，这种痛就永远都在。”申军良说。
15年前，他是一家电子玩具厂里最年轻的经理，喜欢穿九牧王的衣服、戴浪琴手表、用最新款的诺基亚手机。在平均工资500元的时候，他就能挣好几千。
儿子申聪被抢走的那天，河南男人申军良的体面、志向、自尊也和申聪一起没了踪影。为了寻子，他辞掉工作，卖掉了老家的房子，花光了所有积蓄。还背上了50多万的债务。
2009年前后，他在济南租了间房，如今已经住了十一年。小区位于市区的北边，周边有不少物流企业，住户以务工人员为主。
申军良多次在媒体面前描述过家里的清贫：水泥地、白灰墙，基本就是毛坯房；仅有的几件简易家具，还是捡人家不要的，没有一件不掉漆的。
申聪没找到之前，他的心思完全不在家里。他天天想着往外跑，只有凑不到钱的时候才会在家待一段。
一度，他听说人贩子抢完孩子去了珠海，就追到珠海。三年中，他白天抱着一只塑料袋，里面装着一摞厚厚的寻人启事和一瓶胶水，在大街小巷贴传单；晚上困了，就靠在路边睡一会儿，醒了继续贴。
申军良在贴寻人启事。受访者供图
珠海太大了，寻找无从下手。每次走到路口，申军良就掏出手机放在地上转圈，手机头指向哪个方向，他就往哪个方向走。没有目的地，也没有期限。
没有收入来源，申军良寻子的费用大多靠借。这是他最头疼的事。每次借钱，亲戚朋友总问，你天天往外跑，找到了吗？什么时候是个头？他只能尴尬地笑笑，不找怎么能找到？会找到的。
他几乎没管过家里的两个孩子。他们吃百家饭长大，习惯了家里有菜吃菜、没菜就用咸菜拌饭的日子。只有过年时才能多吃点肉。2016年给申聪买床，申军良也把家里的另外几张床换了。在此之前，那几张床早已坏得不成样子，几块砖头垒着搭了块木板，两个孩子就睡在上面。
3月3日吃早饭时，申军良第一次正式和两个孩子谈论起申聪。“我没陪着你们成长，你们不要怪我，都是我的孩子，我不能不去找。”申军良说。
申聪找到之后，他开始琢磨给家里添置物件。“你说，申聪看到家里这么破，会不会嫌弃？”认亲前，他问妻子。他还惦记着买电饭锅，等申聪回来给他做饭。“申聪在广东长大，肯定爱喝汤，爱吃米饭。”
3月6日下午，跨过江西，申军良的车进入广东省，距离目的地还有一百多公里。
最先到达的是河源市，前几年，申军良在这里待的时间最长。2017年，人贩子张维平在面对警方审讯时终于承认，他把申聪卖到了河源市紫金县，通过中间人“梅姨”转手卖了13000元。同时，他还交代了另外八起拐卖案件。
2018年12月，人贩子张维平、周容平一审被判处死刑，申军良在法院门口拿着判决书。受访者供图
申军良又坐不住了，收到消息的当天就坐车赶往紫金县。一个男人给他提供了一个线索：“你儿子就住在我家隔壁，你快来吧。”
“什么时候买的？”申军良追问。男人说出的时间和申聪丢失的时间非常吻合。
“那孩子刚来时和申聪一模一样，错不了，和你长得很像。”男人信誓旦旦地说。
他还不时给申军良发消息汇报孩子的行程，“你的聪聪正在去上学的路上。”“申聪放学回家正在吃饭。”
申军良睡不着了，他租了一辆车，在孩子家门口守了好几天才见到人。他用手机偷偷拍下孩子的侧面照，放大看，照片中的男孩穿着蓝色的上衣，皮肤很白，身板薄薄的，很像弟弟小时候的样子。他把照片发给模拟画像专家林宇辉，林宇辉也觉得像申聪，申军良更确定了。
他甚至想好了该请哪位亲戚过来帮忙，如何与孩子的养父母谈判，如何修补和儿子的关系。可在最后一刻，DNA没能比对成功。
申军良不相信，他甚至怀疑是DNA检测出了问题。但经过几次检测，孩子确实不是申聪。
接到通知时，年近40岁的申军良站在路边号啕大哭。
还有一次，他根据爆料人提供的信息锁定了一个孩子，男孩和申聪年纪相仿，皮肤比较黑，但五官看起来和妻子于小莉很像。经过比对，证实也不是申聪。
每个提供线索的人都说，这个孩子和你很像，肯定是你的儿子。起初，申军良看每个孩子都觉得越看越像。几番折腾下来，他开始怀疑自己的判断。再有人说发现某个孩子像申聪的时候，他会反问：“像吗？”
但前几天第一次看见申聪的近照时，他马上就肯定地说找对了人。“他和小时候没什么变化，你看圆脸、白白净净的。”
他从办案民警那里打听到，申聪养父母家的条件并不算好。养父母有三个孩子，申聪是老二。姐姐比他大很多岁，弟弟比他小一岁。养父母在外打工，常年不在家。
听完这些，申军良很难受。办案民警安慰他：“至少申聪的童年不孤独，而且他很健康。”
这句话说到了申军良心里。申聪刚丢的那段时间，他最怕见到路边乞讨的残疾儿童。看到类似的新闻，也要难受好几天。他怕申聪也成为乞讨儿童中的一员，每次见到这些孩子，总要多看几眼。
出发24小时后，3月6日晚上8点多，申军良驾驶的白色轿车出现在增城区高速口。增城警方带他去医院做核酸检测。做检测时，申军良已经站不住了。在路上的二十多小时，他只吃了一顿饭。
3月6日晚上八点多，申军良开车到达广州增城。新京报记者王翀鹏程 摄
回到宾馆，熬了一个通宵的申军良又度过了一个不眠夜。找到孩子的消息发布后，二三十家媒体涌到了申军良所在的酒店，让申军良谈认亲前的感受。和之前十几年一样，他不厌其烦，在不同的镜头前熟练地说着相同的话：案子还没有结束，他希望看到人贩子得到应有的惩罚，梅姨落网，九个被拐儿童全部找到。最后还不忘感谢警方的支持和大家的关注。
去年11月，九个孩子中的两个对比成功，警方组织他们和亲生父母认亲。两对父母不愿意面对媒体，申军良站出来说：“希望申聪也能早日回归家庭。”
采访次数多了，他能像背课文一样说出申聪被抢走时的经过。问及十五年的寻子经历，他也能一段不落地复述出来。
采访持续到清晨才结束。申军良休息了二十分钟，马上开始准备认亲的事情。
3月7日一早，朋友把按照申聪尺寸准备的新衣服送到宾馆。都是年轻人喜欢的运动品牌：红色的卫衣、黑色的运动裤、黑色外套、白色板鞋，还有两套内裤、几双袜子和四个口罩，算是申军良送给申聪的见面礼。中午一点左右，警方带他进入广州市公安局增城区分局刑警大队。
3月7日下午1点左右，申军良夫妇和家人在警方的带领下进入增城区公安局刑警大队，准备和申聪见面。新京报记者王翀鹏程 摄
申军良最后一次出现在各家媒体镜头前是下午五点半。他还穿着那件深紫色的衬衣，戴着口罩，隔着刑警大队的铁门，像做最后总结一样，说出一套事先准备好的“场面话”：“感谢大家对我找回孩子的帮助和关注，感谢负责侦办和督办案件的所有领导。”
随后，广州警方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会上，广州市公安局增城区分局副局长李光日说，“今年1月警方在梅州找到申聪，还没让申军良和他见面，孩子需要一个缓冲期，他们将在合理的时间和地点安排双方见面。”
至于当年买卖孩子的事，警方调查称是申聪养父的父亲一手操作，但他已于六年前去世。目前申聪的养父母正在配合警方调查。
另外，根据张维平的供述警方核实了所有细节，也做了排查，但至今仍没找到直接证据证明梅姨的存在。警方没有放弃对其他被拐儿童的寻找，但什么时候能找到，没办法预期。
四个小时后，广州警方再次发布消息，申军良已于3月7日19点和申聪见面。
通报发布时，申军良一家避开所有媒体，悄悄离开了宾馆。
所有人都在寻找他，但都没有得到回应，他的朋友圈停留在认亲的前一天，“我想大家都会为我而感到高兴！我终于可以骄傲地说一句‘大家好，我是申军良，申聪的爸爸。我的儿子找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