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0-05 14:57:04来源：法律常识
作者：读史老张
今年11月2日，是复旦大学新闻学院90华诞。在复旦新闻学院办公楼二楼墙上，悬挂着历届新闻系主任（院长）的照片，排在头一位的是新闻系创办者谢六逸先生。谢六逸（1898-1945），贵州贵阳人，著名作家、翻译家和新闻编辑家。1926年2月，他到复旦中国文学科任教，同时建议刘大白主任设立新闻系。9月，中国文学科内设新闻组，聘他为主任。1929年，新闻系正式创办，他任首届系主任。复旦新闻系是中国最早的大学新闻教育机构之一，迄今已整整90周年。
一个让人猜不出年龄的人
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谢六逸的名字已经陌生，形象有点模糊。
在他短暂的一生中，留下的照片也不多。墙上悬挂的这一张，谢六逸穿浅色西装、系斜纹领带，是他难得的肖像照。这张肖像照究竟摄于何时，不得而知。看上去，肖像照上的谢六逸三四十岁的样子，但用茅盾先生的话来说，你很难用年龄去判断他，“三十以前的我，不知高低，喜欢发议论，喜欢和人争辩，六逸却是沉默寡言，被询问时亦不肯多说话，我们都说他‘有涵养’，猜想他岁数比我们都大些——后来才知道他比我小”。
谢六逸早年留学日本，1922年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是日本文学权威，曾写过三部日本文学史论著。赵景深先生记得，有一次去谢六逸家，“他正埋头写作《日本文学史》，案头堆着很高的一堆日文版日本古代文学作品，花花绿绿的书脊，约莫有四五十种，大都是硬面的”。（赵景深《文人剪影·谢六逸》）郑振铎先生所著的四大卷《文学大纲》，其中日本文学部分就是谢六逸写的。郑振铎说，谢六逸自己“从来不曾向人提起过”。
谢六逸在文学上的造诣，早已蜚声海外。1926年1月，日本唯美主义作家谷崎润一郎访问上海，谢六逸是他最想见的三位中国新文学代表人物之一（另两位是田汉和郭沫若）。谷崎这样描述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情景：“谢六逸君来了。穿一套薄薄的、似是春秋季西服般的浅色的西装，上衣的里面露出了羊毛衫。这是一位脸颊丰满、大方稳重、温文尔雅的胖胖的绅士。”这个描述，与肖像照上的谢六逸形象非常接近。有趣的是，与茅盾一样，面对眼前这位中国作家，谷崎也猜不出他的年龄，“从他稳重得体的举止和有些稀少的头发来看，使人感到已有相当的年纪了，但他说曾是精二（谢六逸的日本老师——引者注）的学生，一定还很年轻吧”。（谷崎润一郎《上海交游记》）
温和慈祥的“胖子”
谢六逸的个人肖像照很少，现在我们所看到的照片，很大部分是他与别人的合影——即便是合影，面世的也不多。1935年，谢六逸曾与时任复旦中文系教授的赵景深等人合过影，赵景深记得照片中的谢六逸，“他那胖胖的脸，嘴似乎要笑而忍住了的并成一线，幽默的瞪着眼睛，真像是和蔼的弥勒”。这张合影，不知今在何方？
前些日子，我去复旦档案馆和校史馆，在几张复旦师生的合影中找到了谢六逸。因年代久远，这些合影并不清晰，但我却能一眼认出他来——因为，谢六逸是个“胖子”。当年，“胖子”并不是贬称。曹聚仁先生曾以《三个胖子的剪影》为题，写过赵景深、李青崖和谢六逸三位复旦同事的“老友记”。赵景深本人也说过，“从前《文学周报》的八位编辑，四瘦四胖；四瘦之中郑振铎和徐调孚都在内，四胖之中有耿济之和李青崖，还有两位就是谢六逸和我。”徐调孚先生则记得，对于谢六逸，“朋友们有直呼他‘胖子’的，他总是承应”。
在朋友们眼中，谢六逸脾气好、谦逊、低调，“胖子的性格，以有耐性、富涵养者为多……谢先生正是一个胖子的典型人物，有谁见过他‘怒发冲冠’或‘剑拔弩张’的状态吗？他平日常是静默寡言，开起口来，又老是温和慈祥，他从不曾有过疾言厉色”。（徐调孚《再忆谢六逸先生》）“他喜欢和谈得来的朋友们在一道，披肝沥胆，无所不谈。但遇到了生疏些的人，他便缄口不发一言。”（郑振铎《忆六逸先生》）谢六逸在商务印书馆任编辑时，茅盾、郑振铎和徐调孚等都喜欢跟他开玩笑，“我们见面的机会多，我们给他上了个尊号：‘贵州督军’，尊号何必称‘督军’，但凡见过六逸而领略他那沉着庄严的仪表的，总该可以索解；至于‘督军’而必曰‘贵州’，一则因为他是贵州人，二则我们认为六逸倘回家乡去，还不是数一数二的人物，至少该当个把督军”。（茅盾《忆六逸兄》）对于这些玩笑，谢六逸大多“随了大众而欢笑，绝不提出否认”。（徐调孚《再忆谢六逸先生》）
“和颜悦色”的另一面
谢六逸到复旦任教后，深受学生爱戴。舒宗侨先生回忆，1932年初，他到复旦新闻系读书，谢六逸主持入学口试，“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敦厚谦和……”学生们一致认为，谢先生“是一个标准的与人无争与世无悔的学者，对人很和善，包括对学生在内，总是和颜悦色”。（冯志翔《新闻系的前前后后》）
因为好脾气，也曾让谢六逸吃过亏。1922年底，商务印书馆某次裁员，谢六逸被辞退了。这次辞退，大概就与他的“与人无争”有关。据茅盾记述：“我们知道这消息时，都很惊讶不平，振铎尤为愤慨，六逸默不作声，似乎有点不能释然……在知识分子心目中，这还不是一个饭碗问题，而是感到被侮辱了。”还有一件事，更为离谱：谢六逸在复旦教“小说概论”一两年后，一位学生找到他家，说自己写了一部《小说概论》准备出版，请他作序，谢六逸欣然同意。后来该书出版后，谢六逸一看，原来就是自己的上课讲义，“差不多一字不易”。对于这个学生的荒唐之举，郑振铎、徐调孚等都为谢六逸鸣不平，但谢六逸却并不在意，只是苦笑道：“他穷得很，让他出了罢。”（徐调孚《再忆谢六逸先生》）此后，谢六逸就再也没有开过“小说概论”课。
“和颜悦色”的谢六逸，有没有过发脾气的时候？从一位老校友的回忆中，我总算找到了他的另一面：有一次，新闻系一位姓潘的男生去复旦子彬院（今复旦600号）看戏，因无票而遭守门女生拒绝，心生怨气，便在学校墙报上写了一篇特写，用咸涩隐晦的文字挖苦该女生。谢六逸看了，异常愤怒。他在上“通讯练习”课时，当场请那位男生站起来念这篇特写，“等念完了，谢先生乃板着面孔，打起一口贵州腔，声色俱厉地责训道：‘像你这种写法，实在丢脸，咸色之至。复旦新闻系里不该有你这名学生。’”那位男生听罢，面红耳赤，懊悔不已……
穿长衫的守门员
谢六逸的《三等车——A Sketch》，是一篇揭露国民党当局腐败的著名随笔，文中的“夏布衫”（穿白夏布长衫者）是一个重要角色，他与“中山装”（穿中山装者）的对话，令我印象深刻。读完随笔，再仔细端详几张谢六逸的照片，我忽然发现一个细节：他似乎偏爱穿长衫。在与复旦师生的合影中，谢六逸几乎总是一袭长衫，风度不凡。
对于自己的教授角色，谢六逸非常满意。他先后开设过东西方文学史、小说概论、文学纲要、日本新闻事业、实用新闻学、新闻学概论和通讯练习等课程，他创设的新闻系课程及设备标准，被国民政府教育部列为大学新闻系的准绳。1935年1月，他在《东方杂志》上刊文称：“这八九年来，我的生活，就是所谓‘教授’，如果成了‘做一行厌一行’的心理，这种中国特有的大学教授生活，是颇难持续到如此长久的……如是者八九年，我还是跑我的路。我不想改行做医生或者做律师，我有一股傻劲儿，就是想多看一点书。”
谢六逸热爱复旦，下课后总喜欢在校园内外溜达。他曾用散文诗一样的语言赞美复旦周边景色：“除了假日以外，我每天总得经过江湾路和翔殷路（今邯郸路）一带。对于这一条平坦的大路，我可以算是一个‘通’。我亲眼看见道旁的稻田里，建起一座一座的洋楼。在田里吃草的小羊，穿红绿衣裤的乡间小孩，撷棉花的村妇，一天一天的不知他们的去向。路旁的草，依然由绿变黄，由黄变枯，再由枯变成绿色。”有一次上“通讯练习”课，他叫学生们先步行到江湾镇上走一趟，回来写一篇通讯《途中所见》，以锻炼观察能力与写作技巧。谢六逸自己也多次从复旦出发，去江湾“新市区”（今江湾五角场一带）考察。有一次，他去察看虬江码头后，沿着五权路（今民星路）折返，特地走到市政府大厦（位于今上海体育学院内），“瞻拜那一所雕阑玉砌的宫殿”。
在复旦任教时，谢六逸还有一段插曲：他曾当过由“亚洲球王”李惠堂执教的复旦足球队守门员。他的学生们记得，有一次，复旦新闻系队与《时事新报》队比赛，“谢六逸镇定自若，处险不惊，以其准确的判断、敏捷的反应和稳健的动作，多次扑出了势在必进的险球，博得了球迷们阵阵喝彩。他那娴熟的技艺和幽默滑稽的神态，逗得观众捧腹大笑不止”。（苏锦元《足球“门神”谢六逸》）还有一次是1935年校庆30周年当天，“谢先生兴致勃勃……穿了长衫，当守门员，胖胖的个子，奔东跑西，十分积极，给人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章玉梅《复旦新闻系第一任系主任谢六逸》）在学生们的笔下，谢六逸的“门神”形象栩栩如生——他居然“穿了长衫”还能“奔东跑西”、“处险不惊”，这完全颠覆了我对守门员的所有想象！
最后的“金刚怒目”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复旦与大夏大学组成联合大学西迁。1938年春，联合大学分家，复旦抵达重庆北碚。谢六逸也辗转入川，到北碚复旦任教。8月，谢六逸因病离开重庆，返回家乡贵阳，到入驻贵阳的大夏大学任文学院院长——从此，他告别了任职长达12年之久的复旦。
谢六逸离任前，复旦新闻系学生举行了欢送仪式。北碚夏坝江堤边，师生依依惜别，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合影。这张照片，大致可以确定拍摄时间——时值8月，重庆地区气候炎热，男女学生都穿着短袖衬衫或短袖旗袍，唯有谢六逸与众不同：他依然穿着长衫，居中站立，显得卓尔不群，气场强大。
谢六逸到贵阳后，抗日战争进入到相持阶段。1939年2月，日机轰炸贵阳，谢六逸房屋被毁，他和家人被迫避居乡间。那时贵州物价飞涨，他生活窘迫，贫病交加，全家不得不以野菜和豆腐渣充饥。那几年，凡见过他的好友都发现，“胖子”谢六逸瘦了。萨空了先生评论道：“一个大胖子居然瘦了许多，这瘦完全说明了二年来他的遭遇。”1942年5月18日，叶圣陶先生路过贵阳，他在当天日记里写道：“饭罢至文通书局始晤六逸，比前消瘦多矣。”1944年，蹇先艾先生到访谢家，见谢六逸“人比从前瘦了一大半，两眼深陷很没有神，说话有点微喘”。
复旦校友们也惦念着谢六逸。1939年秋冬，中文系毕业生凤子（封季壬）路过贵阳时，特地与舒宗侨一起去看望谢六逸。凤子记得，“他留我们吃了晚饭，谈到战时生活，看来他虽在家乡，而战争前途渺茫无期，生活不宽裕，心境似不佳，未想到这竟是最后一面！”1941年，新闻系毕业生冯志翔专程去贵阳拜谒谢六逸，“他住在贵阳乡下，送我在田间走了一大段路，谢先生显得苍老许多，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1945年8月8日，谢六逸溘然长逝，年仅47岁——这一天，离抗战胜利只差一个星期。
就在去世前几个月，谢六逸还有过一次“金刚怒目”：年初，四川军阀、时任贵州省主席的杨森忽然心血来潮，发起“短衣运动”，反对民众穿长衫。他组织宪兵“剪衣队”，凡遇市民穿长衫者，一律剪短。这让爱穿长衫的谢六逸忍无可忍，他在报上发表《对于“剪衣队”的意见》一文，批判这种愚昧行动。文章刊出后，杨森暴跳如雷：“我要看看枪杆子与笔杆子究竟哪个硬？”后来，他因忌惮于谢六逸的声望，只好取消了“剪衣”。谢六逸这次最后的抗争，让好友章锡琛先生十分感慨：“平常只看到他态度安详，沉默寡言，但到了愤怒填膺的时候，他真有奋不顾身的气概。”
谢六逸去世时，口鼻流血，他究竟是死于心脏病，还是其他原因，一直是个历史之谜…… （读史老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