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刑事档案（刑事档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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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公安月刊《啄木鸟》，作者：东方明

1949年初夏，北平市发生一起投毒命案。

案件发生地在德胜门内大街花枝胡同。就在案发几个月前，北平和平解放。1月31日举行入城式时，这条大街所在的北平市内五区还是一个又脏又乱、臭气熏天的地区，经过新政权发动群众大力整顿，至本案发生时的5月30日，情况已经有了不少好转。

花枝胡同是一条L形的胡同，南面一段与三不老胡同平行，然后向北拐，与三不老胡同相交。被害苦主侯晋豪一家三口就住在这条胡同的南段。三十六岁的侯晋豪是土生土长的北平人，在铁路局车辆段工作，是全段有名的技工。其妻朱照莲比丈夫小四岁，没有工作，平时挎着个篮子在附近一带穿街走巷叫卖香烟洋火针线之类的杂货，挣些零钱贴补家用。这对夫妇有一个十一岁的儿子侯继豪，上小学三年级。以当时的经济水平，侯家的收入在寻常家庭中还算不错，一家三口过着一份滋润的小日子。可是，谁也没有想到，这份日子过到5月30日，竟然到头了！

这天下午四点多，朱照莲和往常一样，在外面做了小半天的小生意，然后挎着篮子返回花枝胡同。行至与三不老胡同的交叉点时，遇到了从三不老胡同拐来的一个中年秃头男子，男子手里提着一个上面蒙着一块白布的柳条小筐，嘴里吆喝着：“哎——烧饼！哎——卤肉！贱卖嘞！”

叫卖声引起了胡同里一户住家的注意，从屋里出来问多少钱一斤。秃子驻步回答：“咱这是下午刚出锅的五香卤肉，上好的五花猪肉，祖传三代的秘制卤汁，不论斤卖，按块计价。”一边说一边掀起白布，用筷子夹起一块浓香扑鼻的卤肉，“这么一大块，咱只卖八百元（旧版人民币，即1948年12月1日发行的第一套人民币，与新版人民币的兑换比率为10000∶1，下同）。”

说话间，旁边已经围上了一圈人，卤肉色香俱全，而且的确便宜，大伙儿纷纷掏钱购买。朱照莲见之心痒，也买了八份烧饼、卤肉，准备作为当天的晚饭。

朱照莲回到家里时，儿子侯继豪已经放学回家做完作业，正要出门去玩耍。见母亲带回了烧饼、卤肉，孩子想吃，被母亲拦住，说这是晚饭吃的，等你爸爸下班回家后一起吃。侯继豪是个听话的孩子，当下蹦蹦跳跳出门而去。朱照莲刚把没卖完的货品收拾好，把儿子弄乱的桌子凳子摆放齐整，邻居刘婶忽然风风火火闯进门来，说大妹子你家老爷子摔了一跤，可能骨头断了，你妈让你赶快过去一趟。

朱照莲娘家就在三不老胡同，父母就两个女儿——她和姐姐月莲。月莲嫁得远，去了永定门外关厢那边，所以娘家二老有啥事儿都习惯招呼朱照莲过去照料。听说老爸摔断了骨头，这一惊非同小可，朱照莲当下锁上家门出去。走到花枝胡同与三不老胡同的交叉口时，正在那里玩耍的侯继豪见母亲神情慌张急急忙忙行路，便问妈妈有什么事。这孩子生性孝顺，跟外公外婆处得极好，听说外公出事，便撇下一干小伙伴随母亲直奔外公家。

娘儿俩这一去，先是张罗借板车送医，等整骨郎中处理好又把老人拉回来，已是天黑时分。外婆已经张罗好晚饭，母子俩是吃了晚饭才回家的。路上，朱照莲想起她先前买的烧饼和卤肉，寻思丈夫应该吃过了，估计他吃不了那么多，剩下的得放在通风处晾着，明天早上才不会变质。没想到，母子俩回到家，进门目睹的竟是铁路工人侯晋豪业已僵硬的尸体！

北平市公安局内五分局接到报警，副局长兼治安科长魏相如率三名值班刑警赶到现场。稍后，市局的法医也到了。现场勘查后，死者遗体被运走，连夜解剖，确认侯晋豪系中毒身亡。法医对现场提取的侯晋豪吃剩下的烧饼、卤肉进行了检验，在卤肉中发现了毒药成分。

当时北平解放不过四个月，治安情况依然严峻。而警力非常有限，中共方面接管旧警察分局的公安干部只有十多人，加上两个班的北平纠察总队军人也不过四十来人，其余都是留用旧警察。按说发生了命案，应该组建一个颇具规模的专案侦查组，但分局只能抽调四名刑警负责侦查，称为“5·30”专案组，魏相如指定参与接管的公安干部杨史主持侦查工作，另三名刑警衣端正、蒋友先、裴丰夫均是留用旧警察，其中年届五旬的老衣原是旧政权北平市警察局的老刑警，参与过多起刑事案件的侦破，具有比较丰富的破案经验。

次日上午，专案组召开案情分析会，魏相如也到场了。原准备一起分析案情，但坐下不到十分钟就接到区委电话，通知他去参加重要会议，只得匆匆离开。杨史等四刑警根据勘查现场时死者的妻子及周围邻居反映的情况，对侯晋豪中毒身亡的过程进行了初步还原——

昨晚将近六点钟时，侯晋豪下班回家。开门进屋，发现家里无人，而桌上放着烧饼和用干荷叶包着的卤肉。去问邻居，得知朱照莲因老父摔伤，匆匆回了娘家。他原是打算立刻赶到三不老胡同去探望的，但邻居提醒说，现在你岳父家只怕没人，照莲过去后肯定立马把老人送医了。侯晋豪想想也是，那就先吃了晚饭再过去吧。于是侯晋豪返身进屋，因有人扫街，为防灰尘，他随手把门虚掩上了。侯晋豪平时有晚餐时喝点儿小酒的嗜好，家里常备二锅头，当下取出酒瓶倒了一小蛊就着卤肉开吃。可能是酒精加快血液循环的作用，片刻，毒性就发作了。从现场痕迹判断，他曾一手捂着腹部，一手撑着台角站起来想开门呼救，可是，刚刚离开座位，就因剧痛倒地，挣扎着翻滚了几下，继而昏迷、死亡。

烧饼、卤肉的来源，刑警已经调查清楚。昨晚魏副局长走访了几户和朱照莲一起向小贩买了烧饼、卤肉的居民，他们都吃过了，没有任何人出现不适症状。看来，投毒之举像是专门针对侯晋豪的。那么，是谁投的毒呢？刑警想到了三种可能：一是那个出售烧饼卤肉的秃子小贩，二是曾经接触过食物的死者之妻朱照莲，第三就是朱照莲匆匆离家后另有他人潜入侯家下了毒。

专案组长杨史时年二十三岁，他是抗战胜利前夕参加革命的，四年间从事过情报交通和公安工作，但从未独立主持过刑事案件的侦查。这次由于人手紧缺，再说领导考虑到像他这样的年轻同志肯定要尽快成长起来，所以魏相如拍板将其推上前台。小伙子受命时心里没底，比他大五岁的魏相如给他打气，说没什么好担心的，有我给你在后面戳着呢！

杨史昨晚辗转反侧，一直想着这个案子。小伙子很聪明，上述三种可能性他早已考虑到了，不过，他还是征询了衣、蒋、裴三人的意见，达成一致后，决定立刻前往花枝胡同分头进行调查。

具体需要了解的有以下三个方面的情况：第一，那个疑似涉案的秃子小贩的情况，比如平时是否经常来花枝胡同、三不老胡同兜售，姓甚名谁，家住何处，等等;第二，死者妻子朱照莲的情况，平时跟丈夫的关系如何，两口子是否有过矛盾，男女双方是否有外遇，等等;第三，在朱照莲回娘家到侯晋豪下班回家这段时间里，是否有人进入过现场。朱照莲出门时是把大门锁上了的，侯晋豪回家进门时也有邻居目睹其掏钥匙开门，因此，如果有人潜入现场，那他必须具备一个基本条件，即持有侯宅的钥匙，那么，是否有非侯家成员持有或曾经接触过侯家钥匙的情况呢？

四刑警分头调查的结果如下——

关于秃子小贩：刑警衣端正会同分驻所警察走访了花枝胡同、三不老胡同及德胜门内大街这两条胡同周边地段的居民，大伙儿对那个秃子小贩都没印象，他昨天肯定是第一次来这一带叫卖的。走访中，刑警正好遇到经常在这一带出没，叫卖了多年馒头、花卷儿的王老头儿，向他了解那个秃子小贩的情况，也是一问三不知。

关于朱照莲：朱照莲与侯晋豪是1938年结的婚，两人是双方老父经人介绍撮合结的亲。侯家住在外一区左安门，侯晋豪、朱照莲在相亲之前从来没有见过面。当时，侯晋豪已经在铁路局车辆段满师四五年，跟的师傅原是北京（1927年以前的称谓）第一家洋人开的汽车修理行技术最好的行业名匠贺厚德。小伙子比较聪明，手也巧，遇事喜欢琢磨，一手技艺练得不错，在车辆段技工中有些小名气。如果那时流行自由恋爱，估计肯定有不少姑娘盯着他。因此，双方老爸议定这门亲事，老朱把小伙子的情况说给朱照莲时，朱照莲非常满意。而侯晋豪也完全听老爸的，再说若论长相，朱照莲在同龄同层次的姑娘中算是中等偏上，至于没有工作，那在当时司空见惯，侯家养得起这样一个儿媳妇。

侯老爷子是邮局的修车工，汽车、摩托、三轮车、自行车全都不在话下。那时的邮电工人属于最吃香的职业之一，坊间称为“金饭碗”。而拥有修车手艺，在当时更是相当于拥有高端技术，况且，修车工还可以在工余搞第二职业，收入颇丰。侯晋豪自己也是技工，收入不错，工余还能跟着老爸鼓捣些修车的私活儿。因此，侯家虽然属于劳动人民，搁在解放后亮出成分，乃是响当当的无产阶级，但若论经济条件，恐怕比寻常小业主还强些。侯老爷子不差钱，儿子的亲事定下后，立刻斥资在花枝胡同购买房子作为儿子的婚房，之所以选在花枝胡同，那是为了方便朱照莲照料父母。

婚后小两口一向和睦相处，邻居也好，双方父母亲戚也好，都没有听说两人发生过什么矛盾，也不曾见过二人争吵，更谈不上动手了。对于朱照莲每天挎着个篮子做小买卖之举，丈夫是持反对态度的，但妻子说整天在家除了做点儿家务零活儿闲着没事闷得慌，提着篮子沿街叫卖不图赚多少钱，就是想有点儿事做。几年下来，朱照莲在家也好，外出做小买卖也好，这一带的邻居从来没有听说过她跟哪个异性有过什么出格的交往。

至于侯晋豪，那就更简单了。他上常日班，天天两点一线朝八晚五，就像设计好的程序一样。有时遇到加班，他肯定会打个电话给附近德胜门内大街上的“祥福鞋帽店”（他长期义务给该店修理三轮车、自行车，双方关系不错），请店里派人给朱照莲捎话关照一声。车辆段的工人是清一色的男性，工作中也很少接触异性，在这方面，车辆段上不曾有过关于侯晋豪的风言风语。

关于侯家钥匙的情况：据朱照莲、侯继豪母子说，他们家的钥匙一向管得很紧，概由侯晋豪、朱照莲两人掌握，侯继豪直到今年春节满十一岁了方才获准持有一把大门钥匙，妈妈给他用麻丝编了一截细绳子挂在胸口，从不离身。侯晋豪、朱照莲的钥匙则随时放在身上，外出回家后也不像大多邻居那样随手放在桌上或者挂在墙上。

汇总了上述调查情况，刑警们都感到有些失望。杨史说看来我们的工作做得还不到家，还得继续查摸。于是，当天下午四点，四刑警再次出动，分头走访朱照莲的家人以及花枝胡同、三不老胡同的群众。

杨史和老刑警衣端正去了朱照莲的娘家。那里的气氛可想而知，老爷子骨折卧床，老伴儿榻旁伺候。朱照莲那边出了大事，老两口没法儿相帮料理，深感歉疚。朱照莲守寡年余的姐姐惊闻噩耗赶回娘家，一下子面临两桩都需要自己出力相帮的大事，顿时六神无主不知所措。倒是朱照莲方寸不乱，说姐姐你在娘家待着照料父母，我那边料理丧事自有主张，婆家说要把灵堂设在老家，一切由他们张罗，那我的事儿就少了许多。我先把花枝胡同家里的事儿处理好就去婆家，忙不过来再请你过去。

这次走访，杨史、衣端正遇到了朱照莲的姐姐朱月莲。他们之前来过，那时朱月莲还没赶过来，现在遇上，正好可以听她说说关于妹妹、妹夫平时的情况，比如他们两口子相处得怎么样，是否发生过矛盾纠纷之类。

与妹妹相比，朱月莲是个话比较多的人，而且表述能力也比朱照莲强。可是，她跟刑警说了二十来分钟，杨、衣两个并没获得什么线索。朱月莲说妹妹平时向无不良嗜好，跟外人也没有比较近的交往，闲下来无非就是织织毛衣什么的。刑警又跟朱家老两口聊了一会儿，也无收获。

傍晚，专案组在德胜门内大街刘海胡同内五分局碰头。在食堂吃晚饭时，魏相如副局长拿着馒头端着汤碗坐到专案组四人这边，问白天调查得如何。听了杨史的汇报，魏相如又问他们接下去打算怎么办。杨史说我们已经商量过，晚上再去找朱照莲谈谈，看之前是否遗漏掉什么线索没有。魏相如点头赞同，说我今晚值班，整夜在分局，那就坐等大伙儿的好消息了。

不料，魏相如等了半夜，等到的却是朱照莲、侯继豪失踪的消息！

侯晋豪排行老二，上有一个哥哥，下有一个弟弟，三兄弟每人只差一岁。三人中，父母最喜欢老二;而侯晋豪自幼遇事最有主见，哥哥弟弟都听他指挥，连几个堂兄堂弟也都视其为首，遇上事情总要向他讨教后心里才踏实。所以，他是侯家这一辈中的核心人物，没想到，竟莫名其妙遭遇飞来横祸。

侯家老两口得知噩耗不久，侯老爷子这一辈的兄弟姐妹一干老头儿老太纷纷赶到，很快就形成一个统一意见——由侯氏家族出面主办丧事，灵堂设在左安门侯家老宅。可是，问题也随之而来。

侯晋豪的遗体被警方运到医院去解剖后，家属没有接到让领回的通知。按照当时的习俗，灵堂必须摆放棺材，内置死者遗体，棺盖覆盖三分之二，留下三分之一供前来吊唁的亲友瞻仰遗容。因此，侯家就向警方提出领回侯晋豪遗体的要求。公安局的意思是，北平已经解放，这事要按照解放区的规矩办，由死者配偶提出申请。如果死者配偶因故不能前来，可以让其在申请书上签名后由其他亲属送交警方;也可要求管段派出所出具证明。所以，侯家就指派老三侯晋杰前往花枝胡同把嫂子接去办理此事。

侯晋杰赶来跟朱照莲一说，朱照莲说我已去分局问过，知道这事，正要去老宅商量准备接灵的大车。内五分局的人说了，把申请书送去由治安科盖个章就可以去医院领出遗体。侯老三说那边已经把申请书准备好了，嫂子往上面签个名就行，至于大车，可以去附近的大车店临时租一辆，不就去一趟医院吗，用不了多长时间，不会耽搁人家明天上路。

于是，朱照莲叫上儿子侯继豪准备一起过去。可是，十一岁的少年侯继豪却不肯立刻跟母亲去老宅，他正在同学帮助下一起扎办丧事用的纸花，说要扎满三百朵才行。侯晋杰寻思，去医院接遗体是大事，孩子应该在场，但扎纸花的事也不能耽误，便和嫂子商量，自己先去把租大车的事落实了，朱照莲帮着继豪把纸花扎完后一起过去。朱照莲想想，也只好如此。

本来这活儿是可以在下午四点前完工的，不巧的是，才完成三分之一，发现细铁丝用完了。当时市面上出售铁丝的店铺很少，而且不肯按尺寸卖，动辄就是一卷，普通居民家一般用量很少，也不去店铺购买，多是从有条件能从工厂拿到这类东西的邻居熟人那里讨一截来使用。现在，也只好用这个方式去找人商量。这样一来，等到三百朵纸花全部做好时，已是七点左右。朱照莲收拾了纸花，叫儿子出门。侯继豪嚷嚷肚子饿，但这会儿也来不及做吃的了，朱照莲只得跟儿子说路上买了吃。

花枝胡同到侯家老宅大约十公里，坐三轮车得个把小时。可是，侯家老宅那边一直等到八点半，也没等到这对母子。侯老爷子吩咐老三去大车行让人家提前出动大车，干脆跑一趟花枝胡同，把娘儿俩接过来。侯晋杰坐着大车赶到花枝胡同，邻居告诉他朱照莲母子俩七点钟就离开了。这时已经过了九点半，即便是步行也该到了。侯晋杰便让车夫调转车头往回赶，到家一看，嫂子却仍旧不见人影。

侯老爷子不是一个脾气很好的人，又刚刚失去儿子，当下便恼了，说遇上这等大事，还不赶紧过来，娘儿俩钻到哪里去了？遂命两个儿子分头寻找。老大侯晋天和老三侯晋杰商量下来，认为朱照莲可能先到内五分局办理领回遗体的手续去了，之所以还未过来，可能是在分局办事时遇上了意外，比如经办人员正好不在之类的情况。兄弟俩遂决定去分局看看。

哪知，赶到内五分局一问，值班的警察说朱照莲根本就没来过。这不奇怪了吗？眼下领回死者的遗体乃是最大的一桩事儿，还有什么事情比这桩事更重要，值得朱照莲舍此就彼呢？两人在分局门外嘀咕，推测嫂子可能已经去了老宅，也有可能半路上想起什么要紧事，临时回去处理，耽搁了时间。弟兄俩决定分头行动，老大回老宅，老三去花枝胡同。

结果，两路都扑空了，朱照莲、侯继豪母子始终不见影踪。侯家人都急了，联想到侯晋豪无端中毒身亡，难道母子俩也出了什么事？没别的办法，一大家子全体出动四下寻找，凡是朱照莲有可能去的地方都不放过。侯晋豪、朱照莲平时人缘不错，花枝胡同那边的邻居这时候都已休息了，获悉朱照莲母子失踪，都出来帮忙寻找。众人一直找到次日（6月1日）清晨，找遍了朱、侯两家的亲戚朋友，以及侯继豪的同学、老师等几十户人家，仍未发现母子俩的去向，那就只有报警了。

当时，警方对于人口失踪基本不过问，除非是涉案对象。由于侯晋豪命案的原因，朱照莲母子自是属于涉案对象的范围，警方不但受理，分局长汤光礼也非常重视，跟魏相如交换意见后，说这个案子看来不会那么简单，先找人吧。魏相如就把这活儿下达给了专案组。

专案组正在打听朱照莲的下落，即使人家不来报警，四名刑警也准备着手寻找的。接到命令，众人商议片刻，杨史采纳了衣端正的建议，即以内五分局的名义给全区五个片的分驻所打电话，让他们通知下辖的派出所派员寻找朱照莲、侯继豪母子。然后，杨史在分局留守汇总信息，其余三个刑警衣端正、蒋友先、裴丰夫去花枝胡同、三不老胡同了解朱照莲的情况。

衣端正三人还没离开分局，杨史就接到了电话，德胜门分驻所接到管段群众报警，称附近草鞋巷的一口水井里发现两具尸体，其性别、年龄、衣着符合分局刚才来电要求寻找的朱照莲母子的特征。专案组刑警随即出动赶往现场。

现场已由派出所警察封锁，正在打捞尸体。刑警了解到，这口位于偏僻地点的水井有至少五十年的历史。内五区当时没有自来水，居民的饮用水靠卖水的每天送一次，生活用水则靠水井提供，这口老井就是为附近居民提供生活用水的。清明前刚刚请人淘过老井，顺带往下挖深了一米，水源充足。今天清晨来打水的居民大多注意到井内水位有所提高，但都以为是地下水自然上升，谁也没有往其他方面去想。刚才，有个妇女来打水时不小心把手腕上套着的一串佛珠掉到井里去了。这串佛珠要说价值，那也一般，但这个四十来岁的妇女是寡妇，佛珠是已故丈夫留给她的，于她来说弥足珍贵，就央求邻居相帮打捞。邻居把前端系着粗铁丝弯钩的长竹竿伸到井里，竹竿往下一戳就发现了异样。

两具尸体打捞起来，侯家的人也赶到了。一干男女老少只一看，就叫的叫，哭的哭——毋须辨认，死者即是朱照莲、侯继豪母子！

专案组刑警对周围群众进行了询问，有人反映，昨天晚上七点半左右，有一辆三轮车进了胡同。蹬车的是一个三十来岁的男子，穿一件黑布褂子，敞着怀，头戴一顶半旧草帽;后面坐着人，因为拉上了撑篷，加上胡同里的路灯光昏暗，看不清楚坐着什么人。

由于水井边整天有人打水洗涮，井台周围的泥地总是潮湿的，之前刑警勘查时就已经发现泥地上有车轱辘印痕。现在听群众这么一说，便断定那辆三轮车就是运载两个被害人的交通工具。至于运载的是活人还是尸体，那就有待于法医鉴定了。

市局法医的鉴定结果很快就出来了，认定朱照莲、侯继豪母子系被掐死后将尸体扔入井内。法医和专案组刑警交换意见后，对两人的遇害过程进行了初步推测——

朱照莲母子在离开花枝胡同前往侯家老宅途中的某个地点上了那辆三轮车，行驶过程中，凶手将车拦停后持械登车（估计车夫也是凶手的同伙），威胁母子俩不得声张，然后坐在母子俩中间将两人控制。凶杀现场显然是预先选择好的，三轮车停在那口水井旁，两个凶手逼迫朱照莲、侯继豪下车，随即下手将两人掐死，投尸井中。

这就是发生在二十四小时内的一起谋杀一家三口的灭门血案。联想到5月30日朱照莲向那个秃子小贩购买的准备用来作为当天晚餐的烧饼和卤肉，可以推测凶手的作案目的就是为了制造灭门血案。可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凶手没有料到朱老爷子会临时发生骨折事故，导致朱照莲母子俩去娘家照料老爷子，那顿有毒的晚餐只有侯晋豪一个人吃了。这样，原先策划的灭门案只完成了三分之一，还有三分之二就得另外设法解决了。对方的灭门之心看来非常迫切，相隔不过一天，就把尚未完成的那三分之二给解决掉了。

北平解放以来的治安情况虽然比较严峻，但像这样丧心病狂的灭门血案还是首起，分局领导立刻向北平市公安局报告。

当天午后，内五分局局长汤光礼接到市局第三处（治安处）处长赵苍璧打来的电话，说经市局领导班子会议决定，5月30日、31日发生的两起命案串案并侦，市局增派三名刑警充实原专案组力量，由内五分局副局长魏相如担任组长主持侦查，市局派去的三刑警之一、治安处股长石振庭协助（相当于常务副组长），原组长杨史担任副组长。汤光礼马上把魏相如叫到办公室，刚刚转达了上级指示，石振庭就和另两位市局刑警熊先胜、张景时赶到分局来报到了。

下午，新专案组举行案情分析会，局长汤光礼和另一分管侦查、保卫的分局副局长张登瑞均到场，魏相如主持会议。大伙儿没有废话，开门见山直接分析案犯残杀一家三口制造灭门案的动机，亦即本案的性质是属于仇杀、情杀、因财杀人，抑或其他原因。

分析下来，大家认为首先可以排除仇杀。侯晋豪、朱照莲夫妇出身平民家庭，平素跟外界交往有限，跟人相处一向和睦友爱，别说结仇了，就是寻常口角也没听说过，应该不至于有什么人会冒着特大风险冲这家子不依不饶地连下杀手，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那么情杀呢？根据之前杨史、衣端正等四刑警的调查，这两口子一向安安分分过日子。侯晋豪在铁路局车辆段上班，平时接触的几乎是清一色的男性职工，工作时间不可能离开岗位去段外有女性职工的部门闲谈培养感情;工余则是正常下班回家陪老婆孩子，要说离开，也不过是受邻居或朋友之托，帮人家修修自行车、三轮车或其他物件，况且这种情况并不多见。另外，这个小家庭中掌握经济权力的是女主人朱照莲，侯晋豪每月领了薪水后，只给自己留下些许零花钱，其余都交由妻子支配。留下的零用钱，大部分也是花在儿子侯继豪身上。侯晋豪的这种生活方式，与婚外情的规律不合——婚外情是需要时间和大量花销的。

至于朱照莲，其生活内容就更是简单了。她平时除了操持家务，空闲下来就是提着篮子在附近穿街走巷做小买卖。朱照莲原本就是三不老胡同的老住户，出嫁到花枝胡同老侯家置下的婚房后，与娘家不过咫尺之距，所以这一带的老住户都认识她。这样一张熟面孔，多年在这一带做小买卖，可以想象，其一举一动肯定都在众多街坊的眼里，如果她跟哪个男性接触得多一些，别说进人家屋里了，就是在门口驻步时间长一些，日久天长只怕也会引起人们的议论。可是，杨史等四刑警在走访中根本没有听说过关于朱照莲的任何风言风语，因此，朱照莲在这方面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仇杀、情杀被排除后，接下来就是财杀。这对夫妇属于普通劳动人民，因为只生了一个孩子，生活条件比寻常劳动人民家庭要好些，但绝对算不上富裕。男女双方父母的经济条件也不过中等偏上，都是靠劳动挣钱谋生，最多算个小康而已。这样的家庭，不太可能会被歹徒盯上。当然，不排除有小偷窃贼之类把他们作为目标，但因此将一家三口灭门，那就说不通了。

那么，还有其他可能吗？众人正要往下分析，分局长汤光礼接听了一个电话，大伙儿便借机抽支烟，休息一会儿。很快，汤局长返回，说很抱歉，区委熊书记让我去参加一个重要会议，我不能和你们讨论了。关于凶手的动机，我有一个观点——会不会跟敌特分子有关？请同志们议一下。

汤局长离开后，大家就接着局长的话题讨论。敌特这一摊儿，由分管侦查、保卫工作的副局长张登瑞负责，魏相如便提议请张副局长先说说。

张登瑞是从老区抽调来的一位县公安局副局长，根据地小有名气的政保干部。这人平时沉默寡言，说话不多，但言简意赅。现在，张副局长的发言还是这个特点，用最简洁的措辞表达了以下意思：但凡灭门案，其用意一为深仇大恨，要搞一竿子扎到底的复仇;二是不一定有深仇大恨，但苦主掌握了案犯一方的重大机密，一旦泄露，将对案犯一方造成灭顶之灾，为安全计，那就不顾一切非要制造灭门案了，灭门就是为灭口。从本案三位死者生前的情况来看，深仇大恨可以排除，那就只有从灭口的角度去考虑了——他们一家可能在无意间接触到了案犯一方的重大秘密。什么秘密？估摸应该是政治方面的，多半跟敌特有关系。

张登瑞这一说，魏相如连连点头：“言之有理啊！”

于是，定下了调查内容，其中包括原专案组已经调查过的几点：第一，查找那个叫卖烧饼卤肉的秃子小贩;第二，对5月31日晚朱照莲、侯继豪母子离开花枝胡同后在何地上的三轮车、三轮车行驶途中的情况，以及杀害朱、侯母子的现场进行调查（案犯显然对现场比较熟悉，那就有可能曾在草鞋巷住过或者去踩过点）;第三，对侯晋豪、朱照莲的个人经历、社会关系进行梳理分析。

专案组刑警随即启动对上述几方面情况的调查，一连查了三天——

专案组长魏相如与石振庭、杨史商量调查工作的分工时，考虑到留用老刑警衣端正熟悉内五区的社会情况，决定派衣负责查摸5月30日下午出现在花枝胡同冒充小贩叫卖烧饼、卤肉的秃子。

之前，原专案组已经对秃子的来龙去脉进行过调查，刑警不但走访了花枝胡同、三不老胡同的群众，还接触了几名经常在这一带叫卖花卷、馒头、烧饼、卤菜等的小贩，没有任何收获。现在，衣端正和分驻所、派出所借调来的小李、老辛三人重新对此进行调查，打算换个思路，改从卤肉的来路查起。他们分头走访了那天曾经买过卤肉的十多户居民，询问那卤肉有什么特征。衣端正记得，在他向朱照莲询问为什么买那个秃子小贩的卤肉时，对方回答说除了价格便宜，还因为香气扑鼻，十分诱人。如果这不仅仅是朱照莲一个人的感觉，而是买了秃子卤肉的顾客共同的感觉，那就说明秃子叫卖的卤肉具有某种特殊性，如此，没准儿就能通过对北平卤菜行业的调查顺藤摸瓜查到那个秃子的下落。

一番调查下来，三位刑警终于从一个年近七旬的资深老食客那里了解到，那卤肉之所以特别诱人、让人一闻之下就食指大动的原因，多半是在烹饪时往汤里放了大烟壳。

民国时期官方表面上也禁毒，那时的毒品主要是鸦片，所以称为“禁烟”，蒋介石还亲任全国禁烟总监。但是，在实际执行中却属于挂羊头卖狗肉，说得好听，其实是只说不做或者少做。所以，禁烟的效果基本等于零。只要有钱，大烟甚至白粉（海洛因）在社会上能轻易买到，更别说大烟壳了。不过，旧时各个行业都有约定俗成的行规，由同业公会负责监管，若有违反，轻者认罚，严重的就要歇业了，而且，只要被勒令歇业，那就永远别想再入行，甚至换个城市都不行（各地行业之间有简报互相寄阅）。

禁止在加工食品时放大烟壳，那是从业者必须遵守的一项基本准则。如果有人违反，行业内应该有些传闻。衣端正相信，凭着他在北平当刑警多年结下的三教九流的人缘，是有希望查摸到那秃子小贩的下落的。当然，这桩活儿不一定那么轻松。刑警已经估计到，那秃子应该并非正式从事这一行的小贩，而是一个冒牌货。这样，卤菜那一行里的人就多半不知道有那厮。

果然，衣端正、小李、老辛三个跟多名卤菜行业的熟人接触下来，都说没听说过有这么一个家伙。这样跑了一天多，参加工作才一个月的新警察小李正对衣端正此举是否会有效果产生怀疑时，忽然遇上了一个人。这个人的出现，意味着衣端正他们的调查终于看到了一线曙光。

刑警遇到的这位仁兄姓秦，本名不详，排行老四，熟人都唤他“秦老四”。秦老四并非从事烹饪营生之人，他乃是前门“迎瑞饭馆”的一个寻常跑堂。该饭馆的位置比较好，处于交通要道黄金市口，早在抗战前就已被小偷扒手之流作为固定碰头点。像衣端正这样的刑警自然知晓这一点，十多年前，他就把秦老四发展为线人，每月给秦一些钱钞，有时局里下发的活动经费少得可怜，他就设法从收缴的赃物中截留若干送给秦作为补贴。因此，秦老四对衣端正言听计从，只要是老衣吩咐下去的事儿，不问长短，肯定要办到办妥。北平解放后，衣端正不知道新政权是否还允许他们使用以前的眼线，一直没去找过秦老四。这次由于案情重大，他专门请示了专案组的领导，得到了批准。

不过，对于衣端正此举，另外两位“临时工”却表示不解。小李是新手，原以为秦老四以前干过卤菜这一行，待到听说此人并没有沾过卤菜的边，只不过是个资深跑堂后，尽管因为资历浅不敢开口提出质疑，但那眼神一看便知是很不理解的意思。另一个老辛就不同了，他也是留用警察，以前就跟衣端正相识，曾一起办过案子，两人比较熟，他干脆就开腔了，说老衣你这是想干啥呢，他一个跑堂的还能提供啥线索啊？有这份闲心，倒不如咱三个找个地方凉快凉快，沏一壶大叶茶喝喝，没准儿倒能聊出个名堂哩。

衣端正听了没有吭声，只是打了个“跟我走”的手势。那二位没法子，毕竟他们是借调来帮忙的，领导关照过凡事听专案组刑警的吩咐，让干啥就干啥，只好跟着老衣奔前门。到得饭馆，见到那个貌不惊人的秦老四，待对方听明衣端正的来意，沉思片刻缓缓开腔，小李、老辛的眼睛立马睁大了。

秦老四说了什么呢？他说我不熟悉卤菜那一行，干那一行的通常也不会上馆子，我也不认识他们。不过，我倒有个主意献上供衣爷参考。您三位打听不到卤肉的来源，可以去打听烧饼的出处呀，不是说那厮卖的烧饼也是一等一的好货吗？既然他是冒牌小贩，卖的东西肯定不是他自己做得出来的。烧饼不比寻常的馒头、花卷儿，一般人家想做就能做，那得有技术，还得有专用烤炉，所以，他只能通过买现货的方式把那上百个烧饼批到手。上百个烧饼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做出来的，那他就必须预约，跟人家不熟悉的话，还得付点儿定金。因此，卖烧饼的人肯定记得有这样一个主顾。衣爷，您说我说得对不对？

接下来调查的结果证明秦老四的思路对头。当天晚上，衣端正三人终于从内三区东四牌楼“留香饼铺”打听到5月29日有人向该店预订了一百二十个烧饼，并且预付了全款。5月30日下午两点多，那人骑着一辆自行车来把货取走了。使刑警感到兴奋的是，“留香饼铺”的店主虽然说不出那个订货人的名字、住址，可是他说记得以前见过对方，依稀还有印象，可能是居住在马市大街老鹰窝一带的。

凭着多年的刑侦经验，衣端正认为查到这一步，离找到目标也就不远了。不过，鉴于他的留用警察身份，他不敢继续往下走了，跟小李、老辛一番商量，决定先向专案组领导报告。魏相如闻报，当下便带着衣端正三人前往内三公安分局，向分局长干苇求助。干局长随即指令治安科协助调查，当晚九点多，那个冒充小贩叫卖的家伙被抓获。抓捕行动魏相如带着衣端正三人也参与了，把那主儿控制住以后，定睛一看，果然是个四十来岁的秃子。

把人押到内五分局后立刻提审。秃子名叫屠富禄，三十八岁，出身平民家庭，父母均亡，兄弟姐妹互不联系，各过各的日子。曾结婚并生过子女各一，后妻子与其离婚，携子女嫁给了郊区一个地主做填房。屠富禄从事过唱戏（草台班子）、掮客、车行账房、煤矿管理等多种职业，还开过杂货店铺，目前无业;沾染酗酒、赌博等恶习，经常欠债。

问到其是否参加过敌特组织或者反动会道门，他摇头否认。那么这回冒充小贩出售烧饼、卤肉又是怎么回事呢？屠富禄说是受朋友之托，那个朋友名叫康守仁，系天津“老嘉富绸缎庄”的少东家。

二十年前屠富禄在天津唱戏时，康少爷在戏园子里为些许琐事跟几个小混混儿发生争吵。当时康守仁带了几个外地朋友，人多势众，摆出打架的架势，把对方吓跑了。哪知津门地面上的混混儿是不可轻易得罪的，不一会儿，对方便纠集了二三十人，各持铁尺、匕首、三节棍、九节鞭，怀里揣着石灰包之类冲进了戏园。为首的混混儿一摆手，二话不说就开打。康少爷的那几个朋友来自河北沧州，那里被称为“国术之乡”，他们自幼就习武，不一定拜过名师，但技击功夫肯定是有一些的。如果双方都是徒手格斗，估计也吃不了多大亏，但津门混混儿是江湖上出名的亡命之徒，而且都是持械上阵，交手不多时，康少爷这一方就被打得落花流水。

康守仁见势头不好，拔腿就逃。朝戏院大门逃肯定是不能脱身的，只好朝舞台上奔。先前被吓退的那几个混混儿是把他作为主要目标的，当下紧追不舍。康守仁逃到后台，走投无路，正遇屠富禄在收拾道具箱，连忙求救。屠富禄倒也仗义，胆子也大，把康藏于道具箱内，给追击者胡乱指点了一个方向将其引开，康守仁侥幸脱险。如此，康就跟屠富禄交上了朋友。不久后，屠富禄不慎摔伤了腿，再也上不了台唱不了戏，康守仁便资助其开了一间杂货铺。再往后，屠富禄离开天津回到北平，跟康守仁联系渐少。

“七七事变”后，康守仁也离开了天津，不知去了哪里，从此两人就断了联系。直到这一年的5月28日，也即案发前两天，康守仁忽然登门拜访。此时的康守仁已经发福，如果在街头遇上，屠富禄绝对认不出来。就在屠富禄愣神的工夫，对方一迭声“老朋友”，一把将屠富禄扯出门，去了附近一家小酒馆。

两人喝酒时，康守仁告诉屠富禄，抗战爆发后他去了南方，后来入川，在成都与人合伙经商。抗战胜利后，与人合办的贸易公司迁往上海，还在南京办了一家分公司。因为局势不稳，他和合伙人黄天商量不如把公司转移到境外去，首选香港，在港岛开一家实体企业。黄对于这个设想很赞同，两人遂着手做准备。康守仁一直认为，黄天是自己的多年好友，情义如同嫡亲兄弟，甚至比嫡亲兄弟还铁。哪知人心隔肚皮，自己过于相信对方了。最后的结局之惨他做梦也想不到——

今年1月，黄天处理完最后一笔需要转移的账款后，称款子在南京“大瀛贸易”老板俞先铁那里，已经说好由俞老板负责兑换黄金一百五十两，劳烦康守仁跑一趟南京，把黄金取回，持由国防部出具的特别通行证返回上海，然后搭乘英国“蓝色维多利亚号”邮轮赴香港。黄会在香港等候康守仁动身的消息，届时将去码头迎接。交代完毕，黄天拿出与“大瀛贸易”签订的合约正本，以及国防部出具的特别通行证，上面贴着康的照片，一一让康守仁过目。

康守仁和对方合作多年，再说早在合作之前就是铁哥们儿，哪有不相信的道理？于是一口答应，遵嘱照办。可是，当他抵达南京见到俞老板后，方知一百五十两黄金早在三天前就已经交付给黄天了，对方还出示了黄亲笔签署的收条。康守仁一眼就认出确是黄天的笔迹，况且还有办事一贯谨慎的俞老板在黄签字时让人当场拍摄的几张照片，不由人不信。

康守仁气急败坏，连夜搭乘火车返回上海，想乘“蓝色维多利亚号”赴香港找黄天算账。赶到虹口汇山码头，一问才得知，早在昨天他去北站乘火车离开上海的时候，“蓝色维多利亚号”就已经启航。无奈，康守仁只好自己买飞机票赴港。不料，黄天事先已经做了手脚，航空售票处一看康出示的那纸特别通行证，当即拒绝出票，让他改乘轮船。而轮船公司售票处一看通行证上的姓名，马上说已经接到通知不能售给他轮船票，还顺便通知他，即便他买到了船票，到码头也上不了轮船，稽查员手里有他的照片。

至此，康守仁终于意识到自己被那位最铁的朋友耍了，他多年拼搏挣下的财富全部给掠走了，如今已是两手空空，连吃饭都快成问题了。大醉三天后，康守仁想起早年他在北平炒股票时，曾有一笔股票款在其表弟顾培生那里，于是决定去找表弟取回，用来作为经商本钱，不指望什么东山再起，但解决今后的生计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3月下旬，康守仁来到北平，顺利找到表弟。表弟挺痛快，当场先给了他一笔钱钞，但之后这位表弟就失踪了。康守仁明白这是打算赖账，思来想去，考虑到表弟生性胆小，而且知道他这个表兄在江湖上颇有些不走正道的朋友，这次之所以不敢彻底赖账，而是先主动掏一笔钱钞给他，显然是生怕他叫些江湖人物来对付自己。既然如此，那就可以想个办法，吓唬吓唬表弟，让他知道利害，老老实实还钱。不过，北平如今刚刚解放，警方肯定很忙碌，民间债务这种事他们虽然没精力管，但如果把事情闹大，惊动了警方，那也不是闹着玩的。由此，他就想到了请屠富禄相帮。

屠富禄当即点头应允。但是，怎么个相帮法儿呢？康守仁说对方是他的表弟，尽管贪婪，不讲情义，但毕竟是亲戚，不可能真的把他弄得如何难堪。针对表弟那胆小如鼠的性格，也就不过小小地警告一下即可。接着，他就亮出了方案——

表弟住在德胜门内大街花枝胡同，别看他生意做得不错，可是一向吝啬到极点，十足一只一毛不拔的铁公鸡，常年如寻常劳动人民的打扮，上下班寄一辆自行车。这还不算，最离谱的是竟然拿老婆不当老婆，一年到头让老婆提着个篮子沿街叫卖香烟火柴桂花糖什么的。所以，康守仁的这个表弟媳妇很好认，花枝胡同、三不老胡同那边只有她一个做这种小买卖的女子，此外，她的左额头上有一块指甲盖大小的胎记，一看便知。

康守仁拿出三十万元交给屠富禄，让他去找家好点儿的烧饼铺子，订购百十来个烧饼，后天下午去取;康守仁自己呢，亲自下厨给表弟他们整点儿加料卤肉，下午两点前送到屠富禄的住处。准备好后，让屠富禄去花枝胡同和三不老胡同的交叉口那边，先不叫卖，在那里溜达片刻。四点过后，表弟媳妇会提着篮子从德胜门内大街进花枝胡同，一路叫卖过来。看见她来了，屠富禄就可以开始叫卖了。表弟媳妇听见价钱便宜，必定会驻步买若干个，这时候，就可以把康守仁预先准备好的加料卤肉和烧饼一起卖给她。表弟一家三口肯定会在当晚把烧饼夹着卤肉当晚餐，这样，他们就有罪受了。当然，腹痛不会很强烈，但泻肚是少不了的，而且泻得不会很轻。那表弟是个聪明人，肯定会立刻领悟这是对他的警告。然后，他就会乖乖还钱了。康守仁还向屠富禄许诺，办妥了这件事，必有重谢。

屠富禄听着这事似乎不算犯难，他原本做过沿街叫卖水果的小贩，又做过戏子，临时客串个叫卖烧饼卤肉的小贩自是不在话下，就收下了那三十万元钞票。

次日下午，屠富禄去“留香饼铺”订了烧饼，为稳妥起见，还特地去了趟花枝胡同，四点过后，果然看见有那么一个三十岁出头、额头上有一块指甲盖般大小胎记的女子提着篮子叫卖而来，寻思这就是康少爷的表弟媳妇了。之后，一切就按照预先由康守仁拟定的计划行事了。只是，直到此刻被捕，屠富禄也不清楚花枝胡同那边因为他的光顾发生了什么。

专案组领导立刻指派市局刑警张景时率衣端正、小李、老辛三人急赴天津调查“老嘉富绸缎庄”的少东家康守仁及其社会关系，以便查摸其在北平这边的落脚点。

调查秃头小贩有了眉目，与此同时，负责调查涉案三轮车相关线索的刑警蒋友先、熊先胜那一路的情况也比较乐观——

据草鞋巷见过那辆三轮车的群众反映，这辆三轮车是有正规牌照的车辆，七八成新，与那位群众擦身而过时，那个不知是真是假的车夫还按铃示意他让开，铃声很脆。可惜，那群众根本想不到接下来会发生人命案，没有留意车牌号码，只记得车夫是个三十来岁的男子，看上去身体很是壮硕，浓眉大眼，一副好相貌。蒋友先、熊先胜两人分析，车夫多半是假货，盯着车夫查的难度肯定很大，倒不如先查三轮车。

从车夫是冒牌货这个角度考虑，那辆三轮车很有可能是案犯临时偷来用一用的。那时候，丢失三轮车这样的事儿相当于如今的出租车司机发现他的车不翼而飞了一样严重，车夫应该会在第一时间报案。于是，蒋友先、熊先胜两人决定先向全市各区公安分局的治安科打电话询问情况。

当时的北平市一共有二十个公安分局，其中内城七个、外城五个、郊区八个，称为“内七外五郊八”。两刑警一一往这二十个分局的治安科打了电话，出乎意料的是，竟然都说没有接到过三轮车失窃的报案。这就令人不解了，难道之前的判断有误，那个车夫并非冒牌货，而是正牌车夫，用来作为作案工具的那辆车就是他平时营运的车辆？想想似乎可能性不大，车夫蹬着自己的三轮车拦路劫持苦主，再运送到现场杀死，这胆子未免太大了。继而，他们又想到了另一种可能，那辆三轮车并非营运车辆，而是某个资本家之类的富户人家的私家三轮，临时盗了块牌照挂上去，冒充营运车辆。如此，对于丢失牌照的三轮车车夫而言，其严重性就没有车辆失窃那么大了，也不必向公安局报案，只要向车行说一下，由车行老板到公安局补办就是。

在以往，遇到这种情况，车行是要罚车夫一点儿钱的，但解放后车行老板鉴于形势，不敢再这样做了。不过，车行方面也有治车夫的办法，因为生怕个别车夫可能会以此手段发泄对老板的不满，在接到车夫牌照丢失的报告后，车行一般会先晾几天再去公安局补办。这几天对于车夫来说并不轻松，他要交车份儿，每天的营运压力都很大，不可能把三轮车停在家里干等着补办牌照，只有硬着头皮照样上路载客。这种行为如果被交警发现，尽管不会像旧社会那样扣车扣座垫什么的（三轮车座垫被扣之后就无法载客了），但接受一顿批评教育那是少不了的，还要通知车行来领车领人，那就占了时间，也就等于减少了收入。

想到这儿，两刑警便去人力车同业公会调取了全市车行的名录，看看数量不少，就先把其中有电话机的那些勾了出来，一家家打电话。可是，对方都说他们没有接到过哪个车夫报告牌照丢失之事。这下，刑警知道需要他俩累一把了，必须得靠两条腿对剩下的车行逐家走访。

刚刚接管的旧北平市警察系统的交通工具堪称简陋，跟南京、上海那是根本没有可比性。拿内五分局来说，整个儿分局竟然连自行车也没有一辆，更别说汽车、摩托车了。那么，分局的正副领导下去检查工作、亲自出现场或者去市局开会怎么办？有一辆旧三轮车，配备了一个车夫供使唤。下面的科长、警员有事外出，都得靠两条腿。蒋友先、熊先胜两人商量下来，觉得可以一步步进行查询，先把内城七个区的车行一一跑到，指望运气好，查到有哪个车夫丢失了牌照，那就盯着这条线索往下查。

查到第二天，触角已经延伸到北平外城，二位刑警的两条腿都快要跑断了，总算在外三区撞到了运气。

那天中午，熊先胜经过北平市公安局外三分局，觉得饥肠辘辘，便想进去蹭午饭。外三分局局长慕丰韵担任河北省建屏县（今平山县）社会部长兼公安局长时，熊先胜曾当过他的警卫员，如今找上门去蹭一餐饭料想没有问题，除非他不在分局。进去转了转，老首长在，这顿饭就有了着落，伙房还加了一盆炒鸡蛋。同桌吃饭时，慕局长问起他的工作，得知小熊在走访车行，两条腿已经快累断了，动了恻隐之心，说我这边正好缴获了一辆摩托车，案子还没结，没上缴，下午就借给你用吧，省点儿力气，调查速度也可以快一点儿。熊先胜说那敢情好，就是我不会开摩托。慕局长说没关系，我这里有人会开，让他捎你，你要去哪儿就让他开到哪儿。

熊先胜寻思蹭饭顺利，这个开头倒还不错，指望往下能够撞上好运。摩托车开出外三分局的大门，先去了距分局一里开外的“荣仁车行”。该车行除了出租三轮车、黄包车，因老板徐某是修车工出身，还兼营修理人力车、自行车、摩托车，分局的这辆摩托车刚弄来时有些故障，就是请徐老板给修好的。因此，驾车的民警小齐跟徐老板已经比较熟了。当下，徐老板见小齐驾车过去，以为摩托又出故障了，一面吩咐徒工沏茶，一面迎出门来问车怎么样。小齐说不是为车的事来找你的，市局这位同志想向你打听点儿事情。熊先胜上前把情况跟徐老板说了说，徐老板露出笑容，说这位同志您的运气可真好，之前打听了两天没打听到的情况，到我这里一问就着了！

徐老板告诉刑警，5月31日上午有个姓丁的朋友找他，说是有桩小事相托。老丁的小舅子小郝，以前是在内一区“大发粮行”打工的，北平解放后粮行关门歇业，小郝也就丢了饭碗。粮行刘老板跟老丁有些交情，便对小郝说，按说我这种关门歇业，是要给你们这些伙计发一笔遣散费的，可是大伙儿都知道，粮行之前给国民党军队折腾得厉害，我已经没钱钞可发了。现在我连自个儿干啥挣钱都没方向了，准备去河南找朋友商量，看有啥事儿可以做。车夫老项跟我一起去，那辆三轮车是我的私产，就借给你用吧。你去办一纸临时营运证照，先做做载客的生意，以后怎么样，只好走一步看一步了。这样，小郝就蹬上了三轮车，营运证是老丁托人给办的临时证照，有效期三个月，到期可以续。

一晃两个月过去，小郝用这辆三轮车营运，因为不必交车份儿，而且车是七八成新的，也不必修理，每天工余自己保养就行，倒是挣了一些小钱。小郝的心情不错，每天晚上回家都要喝上二两。可好景不长，一周前传来消息，刘老板关闭粮行并非经营不善难以为继，而是他在抗战时期曾做过日本宪兵队的密探，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权本要追究其汉奸罪行的，因其向具体经办官员行贿才被压了下来。北平解放后，刘老板知道当初的档案肯定要落在新政权手里，迟早要跟他算这笔账，所以赶紧关了粮行脚底抹油。果然，新政权清理档案，很快就发现了刘老板的劣迹，继而开始调查。

这个消息使小郝非常不安。刘老板的那辆私家车在他手里，政府调查过来，立马会把三轮车收缴，弄不好还会把他逮起来判刑。六神无主之下，他去跟姐夫老丁商量，老丁说要么你歇两天，看看风头再说。小郝寻思，交警当道拦他的车是不可能的，交警不会管这种事，他们只管是否有牌照和营运证。如果公安局要找他，一定会另派人来。那该怎样应对呢？想来想去，他决定照常营运，只是不再把三轮车骑回家，而是寄存在外面，过一段时间再说。如此，小郝就把三轮车寄存到外三区的一个亲戚家里。

5月31日那天，小郝的堂兄成亲，他歇工一天去相帮打杂。亲戚家住房小，小郝的那辆三轮车一直在门口放着，以为锁上就保险了。哪知所谓锁具是防君子不防小人，对偷儿没有用，下午两点多，亲戚突然发现三轮车没了，几时没的、怎么没的一概不清楚。亲戚并不知道这三轮车是一辆问题车，赶紧给小郝报信。小郝这下慌了，也顾不上给堂兄打杂了，马上去找老丁。老丁说首先不能报案，一报案，警察肯定要问这辆车的来路，还要查看原始凭证，你说不清楚车的来路，又拿不出购买或者受赠的凭证，那就是赃车，把你关起来都有可能。那该怎么办呢？老丁的主意是，由他出面跟地面上的朋友打招呼，请他们发挥人头熟的优势，把丢失的三轮车找回来。当然，到时候可能要破费一些，但这跟一辆车的代价相比那就是小意思了。

老丁找的相帮寻车的朋友中，车行老板、前修理师傅老徐是其中一位。老徐因为会修车，社会上人头很熟，三教九流各方面都有结交。他接受老丁的委托之后，也就不过差一个徒弟骑了辆自行车去跟五六个朋友提了提此事，次日上午就有人把那辆三轮车完好无损地送到了车行。当天，小郝就重新骑着这辆三轮转悠着兜活儿了。

这个送车人是谁呢？徐老板说是住在附近的一个绰号“三把刀”的哥们儿。

半小时后，“三把刀”已经被传至分局，坐在熊先胜、蒋友先面前接受讯问了。据其供称，他在接到徐老板的通知后，向手下那班跟他练武的弟子发出指令，命他们四处转悠寻找这样一辆三轮车。6月1日上午，其中一个少年弟子小猴子在他家附近的“钟记洗染店”门前人行道树下发现停着一辆三轮车，上前一看牌照，正是师傅吩咐留意寻找的那辆。于是，二话不说，上前踩了就走，直奔“三把刀”家。“三把刀”又把三轮车骑到徐老板的车行，算是销差。

熊先胜、蒋友先两人返回专案组驻地报告情况，魏相如、石振庭闻讯，随即加派人手协助熊、蒋往下追查，追查的重点是小猴子家所在的朝阳门外南小街区域，要弄清那辆三轮车是由什么人停放在“钟记洗染店”门前的。

熊先胜、蒋友先和两个临时增派的年轻民警一番忙碌下来，走访了不下百名群众，却毫无收获，谁也没有留心那辆三轮车是什么时候、由什么人停放在那里的。然后又调查这一带居民中是否有与曾在那对母子被害现场出现过的三十来岁的车夫（即疑似凶手之一）相似的对象，因搜索条件太过宽泛，也未得到什么有价值的信息。

这一路的调查陷入僵局，赴天津调查康守仁情况的那一路刑警也碰了壁。

张景时、衣端正、小李、老辛四人到天津一打听，“老嘉富绸缎庄”还在，不过老板早在十一年前就已换人。了解下来，该绸缎庄创始于清咸丰年间，到民国也算是天津卫的一家老字号了。老板康慎中是第四代传人，接手绸缎庄后把生意做得风生水起，赚了个盆满钵溢。本来，绸缎庄应该不会易主，可康老板的独子康守仁却给老爸惹出了一场大祸，最终不但店铺易手，连父母的性命也给弄掉了。

康守仁倒还不算笨，早年考取了高中。读到高三上学期时，结识了复兴社特务处（“军统”前身）天津站的特务，竟对从事特务职业大感兴趣。天津站站长、大特务王天木知晓后，指示下属将其发展为编外人员。当时的复兴社特务处不像后来的“军统”那样名声大噪，南京方面拨款有限，经常发生经济困难。康守仁对这份“事业”却非常执着，不时从家里拿出些钞票资助。上面由此认为这人还不错，就在抗战爆发前夕正式批准康守仁为“团体”正式成员。

不久抗战爆发，康守仁被指定为潜伏成员留在天津，给了一个少尉军衔，其实还是一个四处转悠钻天打洞收集情报的小特务。1939年，康守仁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其时，其父绸缎庄老板康慎中已投敌成为伪商会头目。康守仁被关押期间，其父生意场上的老对头梁耀宗借机发难，勾结日本商人吞没了康家的产业，康慎中夫妇也被关进牢房，双双死于狱中。

不幸中的万幸，康守仁逮到一个被押解去医院治病的机会，得以脱逃。康守仁越狱后去了哪里没人知道，但从其在抗战胜利后返回天津向梁耀宗等汉奸复仇时的那股气势看来，他很有可能仍旧效命于“军统”。

1946年初夏，康守仁得法院批准，亲手于刑场枪决仇人梁耀宗。其后，谢绝媒体采访，当晚即离开天津不知去向。直到解放后刑警这次去天津调查，也没人看见他在天津露过面。但有一点似乎可以认定，康守仁应该是继续供职于国民党特务系统，多半属于由“军统”改组的“保密局”下面的某个部门。解放后其在北平露面并指使屠富禄投毒杀人，并非屠供称的个人恩怨，而应是敌特分子的灭口行动。

既然在天津一时找不到康守仁的线索，那就只有从死者这边查觅了。可是，北平这边对侯晋豪、朱照莲夫妇生前社会关系的调查也无收获。这下，已经折腾了多日的专案组上下都难免沮丧：往下该怎么办呢？

6月15日午前，市局第三处处长赵苍璧来电询问情况，得知侦查无果，鼓励侦查员说，这不过是成功道路上必然会碰到的一点儿小曲折，请同志们继续努力，细致分析案情，相信必见曙光。专案组刑警受到鼓舞，干脆放弃午休，放下饭碗立刻开会。魏相如和石振庭、杨史交换意见后，给这次案情分析会定下的调子是：没有框框，没有重点——事实上该想到的都已经想到而且进行过调查了，眼下真的已经想不出什么新的框框和重点了——大伙儿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指望有人能够正好说到点子上，那就把这种近似于歪打正着的点子作为重点来落实。

这一议，整整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到快下班时，不知是谁出了一个主意——如果一开始他就提出这个主意的话，多半会立刻被众人否定，可现在这种无路可走的状况，那也就只能死马当作活马医了。这个主意是什么呢？这位侦查员说，侯家三口被杀的原因目前不明，但肯定跟男女主人中的某一人甚至两人都有密切关系，这种关系的存在必须有一个接触点，那就是对方跟他们有过接触，甚至一度有比较密切的交往。然后，不知是什么原因，他们之间出现了矛盾，而矛盾激化的后果会给凶手一方造成巨大威胁甚至是灭顶之灾，因而作下了这起灭门血案。鉴于此，有必要继续调查男女主人侯晋豪和朱照莲的社会关系。这种调查之前已经进行过，但很有可能遗漏了什么，现在继续调查乃是一种补救，或许可以发现什么线索。

这没有办法的办法获得了专案组全体成员的一致赞同，魏相如当即作了分工，决定次日上午就着手继续调查。

当晚，轮到魏相如在分局值班，上半夜竟然出乎意料地清闲，整个儿辖区内没有发生一起需要分局出警的案子，他正好可以喝着大叶茶考虑灭门案的调查思路。想来想去，最后产生了一个走捷径的思路：白天会上作出的分工是对侯晋豪、朱照莲夫妻的社会关系、人际交往同时进行排查，但这样做就涉及警力问题。专案组人员紧张，又苦无交通工具，工作效率太低，大家都疲惫不堪，这两天已经出现了病号，他自己也是咳嗽连连低烧不退，这些情况都会影响工作进度。因此，战线不应拉得太长，相反，应该考虑适当收缩。

如何收缩？看来只有找重点了，两个对象的调查先进行一个。通常说来，如果一对夫妻跟外人产生矛盾，而且是严重到会导致杀人灭门的巨大矛盾，那一般都是在外活动得比较多的男性造成的，像朱照莲这样的家庭主妇，没有职业，她的交际面肯定比较狭窄。既然如此，不如先对男主人侯晋豪进行调查。

考虑至此，魏相如决定调整工作安排，当然，这需要跟常务副组长石振庭商量。石振庭参加专案工作后，为上下班节省时间，暂时把住宿地从市局集体宿舍搬到内五分局后面的分局宿舍。现在魏相如想找他很方便，只需往分局集体宿舍门房打个电话，请门房转达即可。很快，石振庭匆匆赶到，见面就说我正有事想过来跟魏局长说说呢。石振庭一开口，魏相如笑了，原来两人的想法竟然是一样的。于是，就对次日调查工作的人员分工重新作了安排。

这回，连同非专案组正式成员一共十多人全部出动，盯准侯晋豪生前的社会关系和人际交往重新进行周密细致的调查。周密细致到什么程度？举个例子，刑警裴丰夫和派出所民警小黄两人被分派去侯晋豪的儿子侯继豪生前所上的小学，了解这孩子以前是否向老师或同学提起过自己的父亲，都说了什么。这个主意是留用老刑警蒋友先向专案组长提出来的，他说解放前他参加过一起抢劫案的侦查，最后就是用这个法子从案犯那个上小学四年级的儿子那里获得了关键信息，最后顺藤摸瓜破了案。

还别说，就是蒋友先的这个建议使专案组意外获得了一条线索：据侯继豪生前同班级的两个男生反映，侯家出事前五天（5月25日），侯继豪曾向他俩津津乐道吹嘘过一桩事儿，说昨晚他们全家去什刹海“祥福饭店”吃了一顿饭，是一个伯伯请的客。那个伯伯很大方，叫了一桌子菜，还有好几样好吃的点心，请他爸爸喝最好的二锅头，他和妈妈不喝酒，就给点了汽水。

那年头儿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普遍比较低，寻常劳动人民家庭能够糊口就已经不错了。像侯继豪这样的家庭，属于中等偏上，日子过得也非常节俭，下馆子这样的好事儿侯继豪还是第一回遇到，自然回味无穷，就带着炫耀之意向小朋友吹嘘了一下。对于他的同学们来说，这种情况别说亲身经历了，就是听也没听人如此这般详尽地述说过，所以不但听得仔细，还顺带搞传播，很快，全班同学甚至连其他班级的同学也都知道了。现在，这个信息传到了刑警耳朵里，裴丰夫听说后，立刻和小黄一起向其他同学进行核实。了解下来，除了最初听说的那两个小哥们儿，另外至少还有七个同学亲耳听侯继豪说过此事。

那么，那个请侯氏一家三口吃饭的“伯伯”是何许人呢？这个，所有反映情况的小朋友都摇头，说小侯没有说过，他们也没有打听。这样，刑警就只好去饭馆打听了。裴丰夫也是留用老警察，去的路上他对小黄说要做好白跑一趟的准备，因为“祥福饭店”是一家颇有名气的馆子，平时顾客盈门，跑堂忙得脚不沾地，不大可能顾得上留意某几个普通食客。果然，裴、黄两个过去一打听，问遍了饭庄的所有跑堂，都说“没有印象”。

尽管是无功而返，专案组领导听了裴丰夫的汇报，却照样给予表扬，说这应该是一条有价值的线索。石振庭说老裴这条线索很重要，你们三个先休息，我另外安排人员设法进行调查。然后，石振庭就出去了。经过院子的时候，正好看见治安科两个民警推着一辆涉案自行车从外面进来，后面还跟着三个垂头丧气的男子，估计是刚闹了纠纷被民警带到分局处理的。他上前对民警说我有急事，先把自行车借我骑一下。没等人家反应过来，他抢过车龙头飞身上车，骑了就走。

说是另外安排人员设法调查，实际上，石振庭是想自己跑一趟。刚才他听了汇报，注意到裴丰夫三人去“祥福饭店”调查时光问了跑堂，没去向老板打听。他认为这是一个遗漏，便想亲自跑一趟饭庄，问问账房和老板是否认识那个请侯家三口吃饭的家伙。

石振庭自己都没想到，他的运气有这么好，偶尔冒出的念头，竟然让他算准了。“祥福饭店”的老板周祥福老先生听石振庭说明来意，点头说是有这么一茬儿买卖，那是铁路局车辆段的侯师傅一家三口呀，我们认识，他给敝号修理过鼓风机。周老板这一说，石振庭恍然：原来，德胜门内大街靠近花枝胡同的那家鞋帽店的老板跟周祥福是连襟。平时，鞋帽店的一应小修小弄都是请侯晋豪相帮的。去年夏天“祥福饭店”的鼓风机发生故障，周老板就是通过连襟把鼓风机运到侯晋豪家给修好的。

和周老板聊下来，石振庭觉得对方似乎还不知道侯晋豪一家遭遇了不测之祸，一问，果然。周老板听说噩耗，惊得架在鼻梁上的眼镜都差点儿滑落下来，连问“这是怎么回事”。倒是一旁的账房先生镇静，说是不是跟那天他们四人来饭庄吃饭有关系啊？石振庭说目前我们正在调查，一时还难下判断。我想请您二位说说那个请侯师傅一家吃饭的先生的特征，不知二位是否还有印象？

周老板已经年近七旬，又是高度近视眼，那天也没跟那个先生当面说话，只是在跟侯晋豪打招呼时远远地瞥了一眼，记忆中那是一个高个子，跟饭庄里个子最高的厨师老莫差不多。于是就把老莫唤来，石振庭一看，目测其身高大约一米八。账房先生吩咐一个跑堂去隔壁裁缝铺借了根软尺，石振庭量了量，五尺三寸八，合一米七九。然后，轮到账房先生回忆了。本来，账房先生一般是不跟顾客打照面的，结账时由跑堂把顾客付的钱钞送到账房，再把找零送回去。但这天饭庄给侯师傅面子，饭钱打了折，侯晋豪就去账房间表示感谢，那个掏钱请客的男子尾随其后。

那人约莫四十二三岁样子，一张长瓜脸，两道浓黑眉毛下的那双三角眼略微小一些，鼻梁比较挺，嘴唇似乎比常人稍厚;体态特征除个子高外，从整体角度看两条胳膊好像显得有些长。这男子穿一件米黄色丝米斜纹布夹克衫，黑色卡其布西装裤子，脚上是一双崭新的藏青色球鞋，显得比较醒目。这身打扮使人不易猜得透他的身份，说是商人吧，商人应该不穿球鞋的;说是教书先生吧，此公说话似乎有些不大利索，甚至有点儿结巴;掮客？也不像，似乎缺乏那种活络劲儿。不过，从他那白皙而且保养得不错的肤色来看，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人不是体力劳动者，也不可能是打拳习武的武术师傅。最后，账房先生用不大肯定的口吻说，也许，这人是个从事技术工作的工程师之类的知识分子。

石振庭请周老板把正在忙碌的跑堂一个个叫过来，询问他们是否记得那天晚饭时间曾有这样一个顾客前来用餐，和他同桌的是一对带着一个十来岁男童的男女。他想了解那个身高近一米八的男子跟侯晋豪夫妇聊了些什么内容，哪怕片言只语也好。遗憾的是，跑堂们谁也回忆不起饭庄曾经接待过那样几个顾客，更别说听到他们在说什么了。

这个高个子与被害人一家下馆子用餐的情况是专案组展开新一轮调查以来唯一的收获，自是特别受到重视。当天晚上，专案组在汇总调查信息的碰头会上，将此作为重点情况进行了分析。曾前往天津参加查摸康守仁其人的留用刑警衣端正说，这个人的相貌有点儿像我们的调查对象啊，不过，身高好像不对，据天津市公安局提供的材料，康守仁的身高只有一米七三。

这话提醒了石振庭，他从卷宗里翻出衣端正等人从天津带回的由天津市公安局提供的那张康守仁年轻时的照片，看来看去，也觉得与饭庄账房先生所说的那个请侯晋豪一家吃饭的高个子比较相像。专案组另一副组长杨史也把头凑过来，他的感觉和石振庭一样。石振庭又从卷宗中找出当初提审秃子屠富禄时的讯问笔录翻阅，屠富禄对康守仁情况的陈述中并无相貌描述，只是说“他个子比我高”。众人讨论下来，决定先派员带着照片前往“祥福饭店”，请账房先生辨认照片，看那天请侯晋豪一家吃饭的男子与照片上的主儿是否是同一人，这边坐等结果。

很快，消息传来，饭庄账房先生确认高个子与照片上的康守仁是同一人。想想似乎还应该走另一程序，又派人把照片送分局看守所，让已被收押的秃子屠富禄辨认，也证实确系康守仁其人。

那么，身高是怎么回事呢？档案中记载康守仁只有一米七三，饭庄老板怎么会认定他和身高一米七九的厨师差不多高呢？刑警分析，可能康守仁当时穿了有增高效果的球鞋，这也是用来化装的一种手段。案件破获后，发现果然如此。康守仁所穿的那双藏青色球鞋是从香港邮寄来的美国货，穿上后可以增高五六厘米，而且不会影响正常活动。

如此，总算确认了本案的一个关键性环节：侯晋豪一家三口被杀害，应系康守仁所为。鉴于康历史上的“军统”天津站特务身份，专案组有理由认为本案具有政治背景，极可能与敌特方面有关。据此，专案组连夜向市局递交了书面报告。

6月17日上午，市局三处副处长武创辰来电，传达了北平市公安局首任局长谭政文的指示：不论该案属于哪类性质，都须尽快破案。武副处长还说，考虑到专案组工作的需要，市局决定临时调拨一辆三轮摩托车供办案专用。

接下来，专案组需要弄清楚的是康守仁其人的下落。这是一个难题，即便百分之百确定康守仁隐藏在北平市，但北平那么大，根本没法儿判断这厮藏身何处。一干刑警讨论下来，认为可以找一个切入点来解决这个难题。这个切入点就是康守仁是怎么跟侯晋豪认识的。从康守仁请侯全家吃饭这一点来看，两人似乎并非刚刚相识，其熟悉程度甚至可以延伸到侯晋豪的妻子朱照莲、儿子侯继豪，这可能就是康守仁要把这一家三口全部杀害的一个原因，其目的是为掩盖某个关系到康守仁安全的漏洞。

通常说来，可能是康要侯做一桩什么事情，侯先是答应考虑，但之后决定拒绝。而这对于原以为没有问题的康来说，显然已经构成了威胁，为保守秘密，就采取了灭门手段。因此，如果盯着侯晋豪的人生轨迹排查，就有可能找到侯与康守仁何时结识并开始交往的切入点。有了这个切入点，相信可以顺藤摸瓜寻觅到康守仁藏身何处的线头。

侯晋豪每天的生活比较简单，无非是单位和家庭两点一线。既然如此，专案组认为他与康守仁的相识可能肇始于铁路局。魏相如当即作出决定，全组刑警前往铁路局车辆段，分头调查侯晋豪自进入铁路局工作以来直到被害之前的所有人际交往情况。

这一轮调查，能够有什么新的发现吗？

一干刑警在车辆段待了整整两天，接触了上百个平时跟侯晋豪有工作关系或者私交的职工，并出示康守仁的照片请他们辨认，可是，大伙儿都说没有见过这么一张脸。

这样到了6月21日中午，刑警在车辆段食堂吃午饭时，大家的脸色都是严肃中带着焦虑。两个副组长石振庭和杨史坐在一起，一边进餐一边低声交换意见，对下一步应该怎么走，两人均感到为难。

这时，车辆段军代表郭雄安端着两个馒头一碗汤过来了。坐在他们这一桌的刑警张景时寻思他可能有事要跟石、杨商量，便起身让开地方，去另一张桌子用餐了。老郭过来果然有话要说，刚才从办公室来食堂的路上，一个姓林的工人向其反映，解放前铁路局车辆段有个叫段大午的稽查官，是反动派当局派下来的。这个段大午有一辆英国“宾利”吉普车，大概是抗战胜利后以接收名义巧取豪夺来的。这车经常发生故障，段听说侯晋豪是修车好手，请侯为其修过几次，经侯晋豪鼓捣下来，调换了一些零部件，那车又变成了一辆好车。段大午从此对侯晋豪非常赞赏，听说1948年2月过年时还送了些面粉、豆油和猪肉给侯晋豪。

石振庭一听顿时来了兴趣。在接管国民党警察局前，他曾跟随一大批接管干部集中在长辛店学习，接触过一些北平地下党收集的材料，知道铁路局的稽查官都是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派下来的特务，打着稽查官的招牌，刺探工人中的进步活动，收集中共地下党的情报。这个姓段的特务跟侯晋豪有过接触，会不会跟眼下这起灭门大案有关系呢？段大午现在又在哪里呢？

郭雄安说，当初他参与接管铁路局时，段大午也在欢迎解放军代表进驻的那些中高级职员行列之中，还向他们组长递交了车辆段的接管材料目录。尽管知道稽查官都是“保密局”特务，但按照上级布置，当时并未采取措施。不料，第二天段大午就逃跑了。几天后，上级指令让把各单位逃跑的人员名单上报军管会公安部，铁路局上报的名单中就有段大午的名字。之后，没有再听说过段的消息。郭雄安作为分管车辆段保卫工作的军代表，曾按照市军管会公安部的要求，在车辆段职工中收集过关于段的亲友以及社会关系的线索。但段是安徽人，在北平并无亲戚，朋友当然是有一些的，都是狐朋狗友，解放后早已作鸟兽散，所以职工们也说不出什么来。

下午，结束调查的刑警们返回专案组驻地，立刻开会分析案情。大伙儿对郭雄安所说的关于侯晋豪跟段大午打过交道的情况进行重点讨论，认为到这当儿，不如盯着段大午这条线索试着查摸。想法似乎是对头的，可是从哪个方向着手去调查呢？一番讨论后，有人提出，解放前“保密局”向北平铁路局这种必须进行重点控制的单位派下的特务应该不止段大午一个，肯定还有其他特务，是否可以考虑找找其他顶着“稽查官”之类头衔的特务分子试试，没准儿有人知道段大午的下落。

散会后，石振庭、杨史向没有参加车辆段调查的副局长魏相如汇报情况，也说了打算通过段大午以前的同僚查摸线索的想法，魏相如表示赞同。于是，专案组刑警再次出动，四处寻找那些奉“保密局”派遣打入旧北平铁路局执行使命的特务分子。两天后，刑警裴丰夫、蒋友先终于从一个打入旧铁路局工程部担任技术督察官的特务分子焦某那里打听到段大午的下落。

先说一下焦某的情况。他虽是“保密局”特务，但在解放前夕受身份系中共地下党员的表弟的影响，决定投诚，并为地下党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情报。因此，北平解放后他未受到处理，只是给换了个地方，让他去市军管会下设的工业部从事技术工作。现在，专案组刑警辗转打听到他的下落后前往调查，一问，焦某不但跟段大午熟识，还有一点儿私谊。

他告诉刑警，段大午在北平解放后没几天就逃往天津了，通过亲戚的介绍，改名换姓进了一所私立中学教书。前几天，段大午之妻柳芝兰带着十二岁的儿子从天津来北平找他，说段大午酒后跟人吵架，动手把人家打伤，被公安局拘留了。公安局的处理意见是，赔偿对方医药费、误工费等相关费用，获得对方的谅解后，可以考虑从宽处理。但对方开出的金额有点儿高，柳芝兰一时凑不齐，遂来北平向焦某商借。

焦某这才知道原来段大午去了天津，寻思这事得考虑考虑是否要向公安局举报，至于凑钱之事那是不能答应的，否则段大午出来后再次滑脚逃离天津的话，他的行为等于资助敌特，一旦穿帮，后果就严重了。所以，他只给了段大午的儿子一点儿钞票作为见面礼，就把人家打发走了。本来，焦某准备写一封匿名举报信寄往北平市军管会检举此事，但这几天工作上的事儿太忙，日夜加班，晚上都得留宿办公室，根本没精力做这事，就只能先往旁边搁一搁了。反正柳芝兰一时也凑不齐那笔赔偿金，段大午不可能离开看守所。

专案组得知这个情况，立刻指派刑警前往天津，通过天津市公安局治安处的帮助，找到了尚关押在看守所、已经改名伍达至的特务分子段大午，随即对其进行讯问。

段大午交代，抗战前他就认识康守仁。此人系天津人，当时是“军统”天津站的小特务，后来去了南方，听说曾去“军统”香港站干过些日子，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还被占领香港的日军逮捕，关押过两年。抗战胜利后“军统”搞复员，大量裁减特务，康守仁也在被裁减之列。他也知道自己没有后台关系，被裁减是免不了的，但想多拿些复员费，为此曾到北平来找过段大午，请段为他托关系。段给他写了一封信，让他去找“军统”负责复员工作的一个朋友。之后就没有消息了，直到1946年秋，他突然出现在北平车辆段。原来，他受了高人指点，以曾在香港坐过日本人的牢、受了刑罚留下了健康隐患，应当受到照顾为由，给“军统”高层写了一封信。此举发挥了效用，他最后未被裁员，而是被安排到“军统”北平区（1947年7月“军统”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后改称“保密局”北平区）当了一名特务。

自此，段大午与康守仁恢复了交往。那么，康跟车辆段工人侯晋豪是否认识呢？段大午说这两人认识，而且就是他介绍的。康守仁当时驾驶一辆从接收物资中捞得的二十年代的福特轿车，该车外表看着还不错，实际上已经破旧不堪，经常发生故障。听说车辆段能工巧匠颇多，康守仁就请段大午帮忙给介绍一位顶尖的师傅，把轿车给拾掇一下。段大午自无二话，就介绍了曾替自己修理过吉普的侯晋豪。以康守仁的特务身份，不适宜经常在车辆段露面，就让侯晋豪去他那里修车。据康守仁反馈给段大午的信息，他对侯晋豪很满意。康是天津老字号少东家出身，一向讲究场面，出手阔绰，据说每次侯晋豪去修车都可获得若干礼品以及现钞。

刑警对段大午老实交代的态度很满意，往下就要看真章了——那么，康守仁在北平有些什么重要的社会关系？他会藏匿在哪里呢？

这里有必要说一下段大午的长相。这人从事的虽然是特务职业，但长着一张弥勒佛式的脸，不管见人还是自己独个儿待着，不管升官发财还是面对厄运，竟然都保持着一份得体的笑容。而且，任何人见之都不得不承认这种笑容里没有藏刀，也没藏着什么奸诈，你所读到的只有和善和热情。所以，当刑警向段大午提出这个问题而得到的竟是一个意想不到的回答时，他们几乎就要怀疑人生了。

段大午说了什么呢？他说：“我想跟你们谈一个交易……”

交易条件是，他可以提供刑警需要的情况，但警方应该保证这种行为属于重大立功表现，可以将功折罪。具体折到什么程度？他自认为虽是特务，但没有血债，所以应该体现政策，承诺不再追究他的历史问题。

刑警简直哭笑不得，没办法，只好把他先带到北平去。反正这主儿是上了北平市公安局（军管会公安部）的追逃名单的，迟早得押解北平处理。

段大午遂被押解北平，随同被带往北平的还有其老婆柳芝兰，但夫妻俩上的是两节车厢，互相之间没有见面。刑警为什么要把柳也一并带去？其中自有奥妙。

却说段大午被押解到北平后，还是这套话。后来他供认，最初刑警在天津讯问他时，他注意到刑警们的神情紧张而迫切，联想到康守仁的特务身份，寻思这家伙可能奉命潜伏在北平进行地下活动，这会儿大概是作下了使中共方面非常头疼的案子，因此警察才急火火赶到天津来寻找这厮的下落。他便想趁机跟警方谈笔交易，以便让自己获得从宽处置。后来警方干脆将其带往北平，他心里不但没紧张，反而暗暗得意，认为自己的猜测没错，谈交易有希望。

哪知，专案组找他谈过一次后，就再也不理睬他了，将其晾在看守所的监房里。段大午以为这是公安人员想讹他服软，于是自己要求提审。可是，等了两天没见动静，第三天却惊讶地看见康守仁戴着手铐脚镣步履蹒跚地从走廊里经过，被关进了一间特地为他准备的单人监房。

专案组是怎么找到康守仁的呢？这是石振庭的主意。当初赴天津调查的刑警打电话向北平方面汇报了段大午提出的要求，接听电话的常务副组长石振庭在问明一应情况后，认为段大午如果真的坚持反动立场，不肯交代康守仁的下落或者线索的话，那就只好另外设法了，绝对不可能同意段犯的条件跟他谈什么交易。继而他就想到了段大午的老婆柳芝兰，寻思既然段、康两人称兄道弟走得很近，那柳芝兰也是有可能知道些康守仁的情况的，便决定把柳芝兰一并带回北平。

柳芝兰并未涉案，不能关押，专案组将其安置在内五分局附近的“群英旅馆”里，派两个新入警的女警察陪伴。在天津上车时，柳芝兰与丈夫不是同一车厢，不知道其夫也被带到北平来了，对于自己被带到北平更是感到不解。专案组副组长杨史、老刑警衣端正负责向其了解相关情况。她没有其夫段大午那样的“交易”意识，有问必答，刑警几乎没费什么劲儿就从其嘴里套出了想要了解的情况——

北平解放前一年多的时间里，康守仁确实跟段大午接触得比较多，康经常去段家，有时还带了相好一起登门，让相好帮柳芝兰打下手烹饪菜肴供他们下酒。两个女人待在一起总有话要唠的，柳芝兰因而了解康的那个相好张关春的一些基本情况：张关春是个三十岁的寡妇，住在复兴门城隍庙后面的小巷内，无业，靠亡夫留下的积蓄过日子，跟康守仁交好是因为其做生意的兄长被北平这边的“保密局”特务疑为“共党交通”而被捕，具体承办人正是康守仁。为营救兄长，张关春除了行贿，还搭上了自己的身体。

专案组立刻对张关春进行外围调查，初步判定这个青年寡妇本身并无政历问题，亦无复杂的社会关系。那个被“保密局”疑为“共党交通”的哥哥张关鑫是个跑单帮的小商人，并非中共地下交通员，但确实为地下党做过一些工作。北平解放后他不再跑单帮，被安排到政府商业部门当了一名采购员。

刑警决定跟张关春直接接触，将张传唤到派出所，当面询问她与康守仁的交往情况。张的说法跟她在解放前告诉柳芝兰的相同，此外，她还告诉刑警，康守仁跟她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48年12月上旬，从此再也没有露过面。她也不知是怎么回事，想来想去，估计康很有可能是另有新欢了。刑警对于康“另有新欢”之说法事先是有估料的，像康这种富家少爷出身的主儿，寻花问柳乃是常事，喜新厌旧也不足为奇。

继续向张关春了解康守仁另外还跟其他什么女性有交往，张关春起初说她不清楚这方面的情况，在刑警的耐心启发下，终于想起一件事。康守仁有一次喝醉了酒，嘴里反复念叨着一个名字，听上去像是女子的乳名——“小婵”。张关春就产生了怀疑，趁着康守仁脑袋不大清醒，顺着他的话往下问，得知那个“小婵”乃是北平有名的八大胡同里某家妓院的姑娘，康守仁确实与其有染，两人还互称兄妹。由于“小婵”的特殊身份，张关春并未将其作为情敌看待。至于康与“小婵”的来往，她认为这是嫖客和妓女的买卖关系，这在旧社会虽不能说是司空见惯，但也并不算是一桩稀罕事儿。再说张关春与康守仁并不是夫妻，只能算是交往比较密切的姘头，她也无权提出要求让康与对方中断来往。想开了，也就不当一回事了。

对于专案组来说，这当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众刑警全体出动，前往八大胡同查摸这个名叫“小婵”的妓女。

旧时北平的八大胡同曾是烟花柳巷的代名词，其位置在西珠市口大街以北、铁树斜街以南，由西往东依次为百顺胡同、胭脂胡同、韩家潭、陕西巷、石头胡同、王广福斜街（现棕树斜街）、朱家胡同、李纱帽胡同（现小力胡同）。其实，老北京所说的八大胡同并不专指这八条街巷，而是泛指前门外大栅栏一带，因为在这八条街巷之外的胡同里，还分布着近百家大小妓院。

这么多的妓院要一个一个调查，专案组的工作量可想而知。好在北平解放伊始，政府就已着手取缔妓院的各种准备工作。1949年3月，北平市政府下发了对北平市的妓院进行管制的若干暂行条例;5月，北平市长叶剑英召集政府相关部门的领导开会研究具体实施问题。这次会上，叶剑英当场下达指示，要求民政部门先把妓院情况调查清楚，然后再决定如何处理。

专案组于6月下旬调查“小婵”的线索时，北平市民政局已经完成了对全市妓女的登记。刑警先去民政局查阅了妓女名单，发现名叫“小婵”或者名字中有“婵”字的妓女一共有七名，分布于七家不同的妓院。刑警分头前往调查，终于在李纱帽胡同的“春艳院”查到了张关春所说的那个“小婵”的下落。

小婵名叫钱咏秋，二十七岁，天津人氏，十六岁来北平谋生，两年后进“春艳院”做了“姑娘”。1948年12月上旬解放军兵临城下前夕，小婵突然向“春艳院”老鸨提出赎身。老鸨自然不肯，因为小婵是妓院的台柱子。但当初的契约上写明了“赎身与否由己”，就是说如果小婵提出赎身，老鸨是不能拒绝的。如此，只好在赎身金额上做文章了，老鸨开出了一千五百银洋的高价，想让小婵知难而退。小婵一听果然瞠目结舌，一声不响退下去了。

可是，第二天老鸨就主动改口了，把价钱降到了两百大洋。这使其他妓女都感到奇怪，让她们更不解的是，一夜之间老鸨的脸颊也像发面一样肿胀起来了。当然，谁也不敢开口询问缘故，只是背后议论可能是晚上睡觉被鬼摸过脸了。只有小婵心里大致上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不过，她没有参与议论，自顾收拾好行李，由“大茶壶”相帮提着到门厅里等候别人来接她。一会儿，一辆轿车驶来，在妓院门前停下，车上下来一个面目狰狞的汉子，把装着赎身金的洋布口袋放在桌上。老鸨递上小婵当初的卖身契约，那汉子稍一浏览，划了根火柴当场烧成灰烬，然后向小婵做了个手势：“钱小姐，请上车吧。”说着，就相帮提起行李出门登车而去。

这些情况，概由“春艳院”老鸨向刑警陈述，她也说了之所以把赎身金从一千五百银洋降到两百的原因——就在小婵提出赎身的那天晚上，妓院“大茶壶”受嫖客差遣去外面买夜宵时与人发生纠纷，让路人来报信说“大茶壶”打伤了人，让妓院方面送赔偿金去。开妓院的都有背景，老鸨更是一个比一个嚣张，当下就恼了，哪个不长眼的家伙竟敢跟我们这儿的“大茶壶”动手动脚？脑袋一热，立马出门想去现场“讨个公道”。结果，老鸨被绑架，用车载到一处不知位于哪个旮旯的所在。到了那里，她还想抬出后台背景，但对方根本没兴趣听，二话不说就是一顿耳光，打完后告诉她：“啥都别说，把小婵姑娘放行就是，赎身金最多二百，多一分要你命！”

接下来的事更让老鸨目瞪口呆，对方交代完，竟然开着车把她拉到了国民党北平市警察局，车子进门停都没停，直接开进院子后才把老鸨放下来，让她自己回妓院。老鸨总算明白了，这伙人之所以这么横，后台肯定比自己的硬。那就没什么可说的了，只有乖乖服从的份儿。

事后，老鸨也分析过，推测为小婵赎身的应是经常来“春艳院”找小婵过夜的那四个嫖客之一。那四个嫖客分别是：老爸曾做过热河省警察厅督察长的郭少爷、北平富豪兼北洋退仕官僚汤伯和的侄子汤少爷、北平现任国民党市党部副处长秦奉节和那个姓康的操天津口音的商人。老鸨估计，很有可能是秦奉节为小婵赎的身，据说秦在“中统”兼着职务，要动用特务做点儿什么事儿易如反掌。

北平被围期间，大约在1949年元旦前后，“春艳院”的一个杂役老孙奉老鸨之命去皇城根北街“思源堂国药号”，请坐诊中医史先生续方赎药。回来后，老孙告诉老鸨说他在药店遇到小婵了，浑身珠光宝气，但人看上去非常憔悴，从轿车上下来，冷风一吹，咳嗽不止。老鸨问开车的是谁，谁陪她来的，是不是那个姓秦的？老孙说开车的司机是个中年男子，车里就小婵一个乘客，是司机把她搀扶下车送进店堂的。

了解了上述情况，刑警随即去了“思源堂”。那位专门在该店坐堂问诊的老郎中史先生仍在那里看病，问下来，得知被称为“钱小姐”的小婵每次去看病都是由那个中年男子开车接送的。郎中不知两人的关系，但从司机的气质判断，似乎也就不过是个专事开车的，跟小婵的关系像是主仆。钱小姐最后一次看病是2月中旬元宵节后，当时脉息已经非常微弱，属于病危状态。刑警问是什么毛病，史先生说是痨病。刑警心里顿时凉了半截，寻思这毛病不好治，弄不好小婵已经不在人世了。

当时看中医的规矩，郎中不设病历记录，病家的住址如果自己不说，郎中肯定不会询问。因此，刑警向史先生打听小婵的住址，自然没有结果。但刑警没有就此放弃，而是向中药店的药工、艺徒逐个询问，竟然给问着了。那个十六岁的学徒因为是新来的，被老板安排在药店门口迎宾。可能是难得有人坐着小轿车来看病，这少年竟然记住了轿车牌照号码的后三位数，此刻给刑警一说，刑警自是大喜过望。循着号码往下一查，终于查知这辆轿车是“北平大鸿运商行”的。

“北平大鸿运商行”曾是国民党“保密局”设在北平的一个特务窝点，北平解放时已经关闭，人员作鸟兽散，那辆轿车也不知下落。不过，经向邻居询问，打听到了那个司机杜高亭的下落。北平解放后，他已成为运输公司的司机。找上门去了解下来，得知杜系商行雇员，但跟“保密局”没有关系，对此公安局已有审查结论。向他打听小婵的下落，说是在2月下旬病死了，派出所有注销户口的记录。

刑警赶到派出所，一查户籍档案就发现有问题：小婵已由钱咏秋改名为金桂花，竟是1945年11月嫁给一个叫“管圣民”的商人的，当时即已入住户籍档案载明的那个地址——苏州胡同19号。“金桂花”的死亡时间是1949年2月26日，死亡原因是“病故”。

刑警向派出所户籍警了解管圣民的年龄相貌，户籍警说了说，几个刑警就坐不住了：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这主儿不正是康守仁吗？

当晚，化名管圣民的康守仁落网，警方在其住所搜出武器、密电码本、毒药、黄金、美钞等特务活动器材和经费。

专案组三位领导魏相如、石振庭、杨史共同对康守仁进行讯问，讯问从6月24日晚上十点多一直持续到25日清晨五点，终于弄清了灭门案的前因后果——

北平解放前夕，康守仁被“保密局”指定为潜伏人员。之前，他是“保密局”北平区下辖的代号为“077”的一个七人情报组组长，上峰命令该情报组原封不动全部就地潜伏，仍由康守仁负责。

康守仁是抗战前加入“军统”的，算是老资历，但自始至终是个小特务，军衔最高不过少校。和他同一批加入“军统”的那些人大多获得晋升，有的甚至已是少将，只有他仍然在一线干着辛苦又危险的活儿。康守仁自然觉得自己受到了不公平待遇。接到潜伏命令后，他本想抗命玩消失，逃回老家天津再作打算。可是，当时北平已经被解放军包围，他根本没法儿出城。上级也察觉到了他的消极态度，立刻给予警告：如若抗命，立即执行纪律制裁！

无奈之下，康守仁只好表示服从。根据“保密局”专家制订的计划，他给之前已经保持了一段时间关系的妓女小婵赎身，通过警察局伪造档案，以已经结婚数年的夫妻名义入住苏州胡同的一处住宅，以对付解放后中共公安的检查。不料，小婵和他同居后，发现已经患上了肺结核，只好向上级申领经费治疗。为防止留下痕迹，就让“保密局”的据点“北平大鸿运商行”的司机接送小婵前往“思源堂”看病。但中医对付不了结核病，小婵于2月下旬终于走完了人生之路。此时，商行也已停止营业，几个不是“保密局”特务身份的员工拿了遣散费各自散去。

之后，康守仁就开始指挥“077”小组开展活动了，收集了不少政治、军事、经济、民政、社情等方面的情报。

5月23日，康守仁接到密函通知，让他去前门与上峰碰头。上峰是个跟他年龄差不多的中年男子，外表斯文，貌似大学教授，向他交代了一项重要使命——

中共已经在北平完全站稳了脚跟，不久将会在北平建立自己的政府，如此，北平将成为中共的政治中心。党国高层要求加强对北平的地下渗透工作，重点是加强对军事、保卫、情报等部门的渗透力度，要尽一切可能，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关系和条件派员打入上述重点部门，并在上述部门秘密发展人员。根据可靠情报，中共将大幅度扩展北平市的公安保卫机构，北平市公安局将招收大批新警员和汽车修理、电工等非警籍雇员。上峰指示，“077”小组应紧紧抓住这个机会。

为什么这个任务会跟“077”小组联系起来呢？根据“保密局”方面掌握的情况，该组组长康守仁有个叫侯晋豪的朋友，现供职于铁路局车辆段，是个技术很好的汽车修理工。拥有这一手技术的工匠正是目前中共方面最缺乏的人才，如被招聘，必定受到重用，这于今后获取情报以及进行其他破坏活动非常有帮助。而对于“077”小组来说，今后就可以设法通过侯晋豪刺探情报，只要他提供过一次情报，就捏住了他的把柄，接着将其发展为小组成员应该没有问题。

上峰还告诉康守仁：“根据我所掌握的信息，侯晋豪的家庭出身、本人成分都没问题，正是中共最看重的无产阶级分子，以前没有参加过任何帮会或者党派，亦无劣迹。他如果报名应聘公安局的话，应该没有问题。进去以后，凭他那手技术，再表现得积极一点儿，很快就可以获得中共方面的信任了。”

康守仁知道，上峰交代的使命是必须执行的，更别说像这样详尽交代了具体对象的。而且，他以前跟侯晋豪打过交道，对侯多少有些了解，也认为这个计划可行。如果侯晋豪真的能够打入公安局，“077”小组收集情报可就方便多了。但是，有件事是要提前跟上峰说清楚的——如果侯晋豪报了名，却未被人家选中，那可不是本小组的责任，不能给予“工作不力”的考评。上峰说这个当然，你尽可放心，只要他肯报名应聘，一定会被录用。

接受使命后，康守仁便着手落实。这当儿，他作出了一个临到被处决前依然后悔不已的决定：他在外面找了一处电话机，往铁路局车辆段和侯晋豪通了一个电话，说想跟对方见个面，约定三天后的傍晚在车辆段附近的“逸云馆”吃晚饭。

当时小婵已经病亡，大少爷出身的康守仁是个身边少不了女人的主儿，那几天刚搭上一个女教师，正处于需要加强攻势的阶段。对方大概是患有“公主病”，暗示康守仁大事小事都必须顺着她的意思，否则后果很严重。善于拈花惹草的康守仁深谙此道，从容应付倒也轻车熟路。偏偏这天下午忽然接到女方的电话，说要请康守仁去看戏。这是两人相识以来对方第一次这么主动，康守仁哪肯放过？但已经跟侯晋豪约好了傍晚一起吃饭，这该怎么办？

康守仁的第一个念头是往车辆段打电话通知侯晋豪改期，可电话打过去，得知侯晋豪那天下午调休，据说是去理发、泡澡了。估计他是把这次见面当作一桩大事了。事后回想起来，康守仁当时也是情迷心窍昏了头。既然没法儿通知侯晋豪，那就派个人过去候在饭馆门口，届时把侯晋豪拦下跟他说一声就是了。康守仁倒是派人了，派的是他的助手王有才，下达的命令却是让他代替自己和侯晋豪吃饭，把事情跟对方谈一谈。

王有才是1945年初夏读大学二年级时加入“军统”的，这人脑子很灵活，目光却短浅，打自幼稚园起就喜欢打小报告。小报告打到大学，终于修成了正果，被“军统”看中发展为特务。原本准备在次年寒假送往陪都重庆“军统”本部接受短期特工技能训练，不料8月份日本投降了，训练也就泡了汤。不过，监视大学内师生的思想动态这一块特务工作仍需继续，他也就一直干下去了。

大学毕业后，他凭着家里的关系进了一家私营银行，业余时间继续从事情报收集工作，归康守仁领导。北平解放前夕，他被指定潜伏，担任“077”组长的助手。接着，他供职的私营银行关门，他失业了，还患了肝病。康守仁让他暂时先不要找工作，专门听康的吩咐处理些小组的日常事务，相当于副官。王有才有大学毕业生的招牌，平素显得比较精明，再说一直跟着康守仁干，康将其视为心腹，小组内的事儿大多会跟他商量，听取他的意见。因此，康守仁准备把侯晋豪发展为特务的意图王有才是知晓的。

当晚，王有才去了“逸云馆”，代替康守仁跟侯晋豪见面。侯晋豪听了王的解释，倒也并未因康守仁的失约而不快，反倒认为康守仁做事认真踏实——人家可以失约不来的，也可以通知饭馆方面代为说明一下。可是，康守仁说好请客吃饭，自己没空儿，就让朋友代替出席，这人够朋友啊！

席间，王有才跟侯晋豪频频碰杯，大快朵颐。两人都嗜酒，心里也没打算设防线，喝着聊着，不知不觉拉近了距离，互相之间称兄道弟口无遮拦。这时，王有才才谈起了此行本意，传达了康守仁的“建议”，即让侯晋豪应聘公安局修车工的活儿。当时警方招聘此类非执法专业的技术人员，虽然招进来后身份并非国家干部而是工人，但报酬不受供给制的限制，薪饷通常都高于社会上的同类工种，而且可以享受与干部同样的福利待遇。侯晋豪一听倒是颇有兴趣，答应去报名。

按说王有才已经把话转达到了，就此打住，把酒喝完各自散去就行了。可这位仁兄偏偏还要发挥，给侯晋豪描绘前景时，为更有吸引力，竟然隐隐透露了将侯晋豪发展为特务小组成员的意思。当然，他没有说什么“保密局”、“077”，只是说以后侯兄可以跟我们一起干，每月有津贴可领，多一份收入总是好的，诸如此类。

王有才当晚喝得有点儿高，按照规定，回去后不能立刻躺下休息，得等康组长陪女教师看完戏吃过夜宵回来，向康汇报过任务执行情况才算完成使命。他坐在客厅沙发上等着等着就打盹儿了，直到康守仁午夜过后回来才被唤醒，一五一十说了说。此时康组长已经哈欠连天，挥挥手就各自安歇了。

次日上午，康守仁一觉醒来，回想起昨晚王有才的那番汇报，隐约记得好像表露过“以后侯兄可以跟我们一起干”之类的意思，顿时一个激灵。他妈的！这不是泄密吗？得到王有才的确认后，气急败坏地将其大骂了一通。但光骂不管事，还得想方设法弥补漏洞。两人商议半晌，最后决定由康守仁出面再请侯晋豪吃饭，干脆全家一起请，一是表示友好，二是试探侯晋豪昨晚是否喝醉了，有没有留意王的暗示，或者根本忘得一干二净了。为防万一，王有才先离开这边的住处暂避风头，以免侯晋豪向警方举报，如果公安局的人找上门，康守仁还能有一番搪塞，比如佯称对王的所有言行一概不知。当然他也明白，此举实属万不得已，警方也不一定因此就放过了他，但警方找不到王有才，侯晋豪的证词就是孤证，只要自己咬紧牙关，警方就拿他没办法——这就是他的如意算盘。

当天，康守仁即往车辆段打电话，请侯晋豪全家当晚前往什刹海的“祥福饭店”吃饭。侯晋豪答应得很爽快，语气听上去和平时没什么不同。

当晚，康守仁跟侯晋豪一家三口见面时是做了最坏打算的——被恭候已久的警察带走。好在并未出现这样的情况，这让他稍稍松了一口气。不过，这口气没松多久，他的心又提起来了。原指望侯晋豪没留意或者干脆忘记了昨晚王有才的暗示，哪知，侯晋豪趁妻子带儿子去上厕所的空当儿，压低了嗓子问：“康先生，昨天那位王先生说的津贴费什么的是啥意思啊？”

康守仁知道已经惊动了对方，心里把王有才这厮全家连祖宗一并问候了一番。面对侯晋豪的询问，他既不能承认，又不能否认——担心画蛇添足，只好端起酒杯劝酒敷衍。好在侯晋豪没有深究，只是说他跟老婆商量过了，愿意去公安局当修车工，但不知道人家是否会录用自己。为安抚对方，康守仁便说他在公安局有熟人，不是留用警察，而是中共接管干部，可以帮忙推荐，录用应该没问题。

这时，朱照莲带着儿子返回了，康守仁便把话题岔开。正好跑堂送上一道甜点，侯继豪欢叫着要吃，一家三口品尝的当儿，康守仁便开始筹划着这事该如何收场了。之前他考虑过，如果对方产生了怀疑，为“077”小组的安全计，那就只有灭口。现在已经证实，侯晋豪确实产生了怀疑，也许还没检举，但很有可能把此事透露给其妻朱照莲，如此，要杀就只有把这一家一锅端了。

结束晚餐后分手时，康守仁关照侯晋豪这几天先不急着跟人透露报名应聘之事，反正市公安局还没登报公布招聘启事。等他跟公安局的那位干部联系好，估计招聘启事也刊登出来了，到时候会通知他去报名的。

当晚，康守仁即以紧急联系方式送出一份报告，向上峰请示是否需要采取措施。密信是寄往北平市一个联络点的，当晚寄出，次日下午即可送达。快的话，会在次日傍晚以后接到上峰的紧急指令。康守仁决定次日整天守在住处，坐等上峰指令。

5月26日傍晚六点多，康守仁果然收到了附近一家清真馆子送来的一份现烤羊肉，里面夹带了上峰的密令，命“077”小组即刻实施对侯家的灭门行动。

行动方案康守仁早就考虑定当，已经布置手下特务丰定军前往侯家所在地踩点，窥察侯妻朱照莲做小买卖的情况。第二天傍晚，丰定军前来汇报，康守仁遂决定通过下毒的方式送侯家三口上路。出于保密方面的考虑，康守仁不想让手下特务下手，而是另外收买杀手，被收买的对象就是屠富禄。

早在北平解放前康守仁接受潜伏指令时，他就把平时收集到的一些估计今后从事地下活动用得着的对象的姓名、地址牢记于心，屠富禄即是其中之一。这活儿只有自己出面去拜访屠富禄才有效，康守仁便亲自出马。

次日，康守仁与屠富禄见面，用事先编好的那番谎言跟对方一说，屠富禄立刻表示愿意效劳。5月30日，被蒙在鼓里的屠富禄顺利作案。没想到节外生枝，朱照莲母子因朱父摔断了骨头赶去照料，没吃下了毒的烧饼和卤肉，从而暂时逃过一劫。密切注意动向的康守仁只好补刀，而且必须尽快，否则一旦朱照莲醒悟过来，那就是灭顶之灾了。他立刻下令由特务丰定军、姜克家解决朱照莲母子。5月31日晚，丰、姜杀害了朱照莲母子，其作案过程与专案组刑警推断的完全一致。

康守仁供出了“077”小组其余六名特务的姓名、住址等，但不知其上峰陆某（估计是化名）的具体情况，他与陆的联系方式与递送情报的方式是一致的：向内一区燕都公寓邮寄用密写药水写的密码信函，该公寓收信后放在门厅的集体信报橱内由人自取。

专案组随即组织警力，速将王有才、丰定军、姜克家、李鼎、黄道沙、金玉堂六人悉数捉拿归案。但对燕都公寓的蹲守却未有收获，该公寓是商住两用楼，除部分住户外，还有多家公司，每天进进出出的人员很杂。可能是负责取件的那个特务交通员察觉了蹲守迹象，尽管警方动用了大量警力，蹲守了半个多月的时间，但并未取得进展，最后只好作罢。

1949年12月16日，北京市军管会对该案作出判决，由于除屠富禄以外的康守仁等七名案犯均系解放前就已从事反革命活动的国民党特务，故连同其历史罪行一并惩处，全案八名案犯都被从重判刑：康守仁、丰定军、姜克家、屠富禄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王有才、李鼎、黄道沙、金玉堂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至无期徒刑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