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托刑事辩护的目的（委托刑事辩护的目的是）

我是90年代中期从事律师执业的，在从事律师之前曾经在某地干过几年的公安工作，主要是在刑警队干过，还干过技术员。26岁的时候还获得市公安局先进个人的表彰。也许因为这一段工作经历，执业后刑事辩护业务几乎也没有停留过。

前后的两段经历，前一段是打击犯罪，通过侦查破案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后一段则是为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辩护，维护具体罪案中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具体而言就是为其在有罪无罪，罪轻罪重，此罪彼罪之间为其争取合法利益的最大化而努力。这种心路历程，有点像《射雕英雄传》中的老顽童周伯通的左右手互搏。

这种职业的转变，也使我在从事公安工作的有些同仁的关系，也没有以前密切了，保持得还好的也是纯朋友关系。毕竟两种职业之间的隔膜还是若隐若现、或多或少地存在着，避嫌还是需要的。

在二十多年的职业生涯中，我曾经为不同的犯罪嫌疑人辩护过，他们其中有官员，有警察，有商人，有企业高管，有农民。通过一个个不同的案件，不仅看到了法律是如何在他们身上发生作用的，更有意义的是通过一个个的案件，看到了个人命运的沉浮，看到不同人生的跌宕起伏。推己及人，不胜唏嘘！

在执业的过程中，因为办案的需要，也见过形形色色的人，有官有吏，既遇见过执法公正的警官、检察官、法官，也经历过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过程。既有刀下留人的成就感，也有万般无奈的失落感，更有不被理解的惆怅。所有的这些，在遇见的法官的肯定，在检察官一个问候的短信里尽皆释然。

世间所有的公平都是相对的，所有的正义也是相对的。角度不同，立场不同，层次不同，经历不同，阅历不同，时空不同，公平正义的理解便不相同。所以，需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辩护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基于为维护被告人的诉讼利益需要，其职责与公安司法机关打击犯罪的需要，在某种程度上是冲突的，但这种冲突不是正与邪、善与恶的冲突，而是同为最求司法公正的“冲突”，是制度设计的“冲突”，通过这种认为设计的“冲突”，让案件事实力求最大可能地接近客观事实，让有罪人得到应有的惩罚，让无罪人不得其冤。

没有辩护人会怎么样？没有辩护制度会怎么样？没有辩护，就没有刑事诉讼法。辩护制度是刑事诉讼法存在的基石。因为，如果没有辩护制度的存在，所有对犯罪的追究，就会异化为公权力对私人的单向打击。有人可能会说，只需要公检法三机关的相互制约就可以公正司法了。实际是这样吗？不是，如果没有辩护制度的存在，其实三机关都可以合并成一个机关，在一个机关内设立三个处室就可以了。历史已经充分地证明，没有辩护制度的刑事司法制度是不可能完成司法公正职能的。

现代国家为什么要设立刑事辩护人，为被追诉的被告人提供辩护服务？当国家启动刑事诉讼程序的时候，就意味着犯罪嫌疑人最终可能会被剥夺自由，生命，财产。且追诉犯罪的过程中，所采取的措施和手段，可能侵害其合法权益。设立辩护人制度，表明国家需要通过辩护制度，相对制约来自办案机关办案过程和结果，要求办案机关能够遵守正当程序，依法办案。国家设立辩护制度的最终目的是最求司法公正，保障人权。

对于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而言，一旦被刑事拘留或逮捕，其自身便成为被追诉的犯罪主体，成为刑事侦查的对象，成为诉讼证据的来源。在没有律师提供法律帮助的情况下，在很对情况下，其自身是难以进行有效的辩护防御。如果把侦查和起诉比喻为对犯罪的进攻的话，那么辩护就可以比喻成防止打击放罪中的误打误伤或错打错伤。

从某种角度看，无论是公检法三机关的互相配合互相制约，还是引入体制外的律师辩护人制度，其目的都是控制，通过程序和职能控制，避免司法专横，追求司法公正，防止或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

除了法律援助制度中，给予被告人免费的律师辩护服务外，其余大部分刑事辩护，都是委托辩护。在国家提供的法律援助律师，也是需要成本的，只不过国家将援助费用纳入财政承担而已。而委托辩护，意味着委托人需要购买律师的辩护服务，需要承担并支付该部分费用。

如果没有辩护制度的存在，没有辩护职能的制约，司法错案将不可避免。由此，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辩护制度的存在，那是我们每个人的宪法权利，是我们维护自身权益的盔甲，而这副盔甲是国家提供给我们每个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