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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森（1902-1970）原名鄂浚，字吕弓，出生于江都县圣恩洲十三圩（今扬州广陵区头桥镇九圣村）后随父居大桥镇。

卾森家境颇丰。他父亲鄂锦波因洲上芦滩与围垦致富，后到江北发展，在中闸建有柴棚，在大桥镇开设宝丰酱园与立记典当。鄂森即于1914年随父在大桥镇上学。先后就读于江都县第六小学（大桥镇），江苏省立第八中学，南京高师附中。1922年考入上海沪江大学，后转入东吴大学攻读法律专业。在学校期间，就担任了著名的《法学季刊》的编委，1928年，与倪征燠，李浩培等人同期毕业。7月，赴美斯坦福大学法律研究院学习，后转入林肯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1929年间回国，从事律师职业，并在东吴大学任教。

因为鄂森的父亲民初曾任新洲乡议长，并是地方安清帮的首领，徒众分布新老洲，大桥等地，在家庭的影响下，为了在上海立足，鄂森也拜张仁奎为先生，并加入杜月笙的恒社。但他都无恶名，相反积极从事慈善事业。1931年江淮大水，大桥镇及江洲一带灾害更为严重。鄂森与父亲一道参加救灾。鄂森利用在上海的关系向银行界，企业界筹募资金用于发放救济，修建江堤，救人无数。民众感恩戴德，曾自发送上六柄万民伞给鄂家。

鄂森正直，磊落，在其律师生涯中，一直坚持其职业操守与做人底线。他曾在上海多起著名案件中充当律师。如：胡蝶与林雪怀解约案，美丽牌香烟侵占肖像案，英国伊索古马戏班团员强奸幼女案等，使他名声鹊起。

1936年5月，发生了著名的“七君子案”。南京国民政府以“危害民国罪”，在上海逮捕了救国会的领导人沈钧儒等七人，引起了全国公愤。鄂森与江庸，张志让等律师为七君子辩护。他们从逮捕到起诉，再到审判，在每一个环节都尽其所能，据理抗辩。正是在他们的努力下，七君子最终被无罪释放。

抗战胜利后，原在上海沦陷区的一些汉奸都面临着被审判的下场。时任交通银行经理的唐明寿，曾充当日军对华经济侵略的爪牙，原是鄂森的好朋友。他儿子以重金相托，要求鄂森为其辩护，甚至长跪不起请求。但鄂森既不为情所动，又不为利所诱，断然拒绝了请求，使其好友得到了应有的惩处。

同盟军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始审判日本战犯时，鄂森与倪征燠于1946年被增补为中国检察组顾问，承担调查，起诉战犯的责任。一经任命随即北上，搜集士肥原贤二，恒征四郎等战犯的罪证。从1946年3月-4月，鄂森他们频繁回国，多次前往敌占区的难民中搜集日本战犯的罪证。在一些人因种种原因迴避的情况下，他们通过吴佩孚的遗孀张夫人，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尚德义，伍长德等人以及目击者美籍医生罗伯特.威尔逊，牧师约翰.梅奇等关键人物取得第一手资料，把原本有可能逃脱极刑的日本七名甲等战犯送上绞刑架，得到应有的惩罚！

鄂森除了在法庭上维护伸张正义以外，在课堂上，他也同样如此。

1942年，东吴法学院部分师生，不得不内迁重庆。而滞留在上海的近300名学生，又不愿就读汪伪学校。作为东吴法学院校友的鄂森和费青等人一起，就克服重重困难，在南阳路爱国女子中学以“中国比较法学院”的名义，组织办学，一直维持到抗战胜利。

抗战胜利后，鄂森曾短期受聘上海社会局一处处长，国民政府行政院参事，后仍回到东吴大学任教务长。在学校，他编著了《国际私法讲义》，讲授《英美法大纲》，并主动邦助贫困学生解决衣，物，学费等困难，让他们完成学业，并培养出了象潘汉典，高文斌这样的著名法学家。

到解放前夕，鄂森的夫人已买好机票，准备离开大陆。但鄂森自认为未做什么危害人民的事，决定留在上海不走。解放后，仍任东吴大学教务长与院务委员。此外，还兼任上海市面粉工业同业公会主任秘书。1954年卾森被上海市公安局宣布为反革命分子，管制三年。1956年撤销管制后，安排到市工商联史料科当科员。1962年被聘为上海市文史馆馆员。期间，参与编写了一系列有史料价值的回忆文章，并翻译了《美国远东贸易》，《拉丁美洲各共和国史》及《公司法》。文革期间受到冲击，1972年因肺癌病逝。

来源：江都史话

作者：朱毓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