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普了解一下重庆南川专业刑事律师费用多少,打通法律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法律门诊”打通法治惠民最后一公里

◆ 专业法律人面向基层创新服务

◆ 按需定制解决群众身边小纠纷

◆ 成国家法治建设重要组成部分

◆ 满足多样化个性化多层次需求

□ 本报记者 蔡长春

“受伤后连赔偿都没有，我该怎么办？”2020年7月的一天，叶某满面愁容地来到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沙子口街道司法所“法律门诊”进行咨询。原来，不久前叶某乘坐摩的与一辆小汽车相撞，受伤后却没有得到任何赔偿。

正在“坐诊”的律师充分了解情况后，帮助叶某厘清了其中的法律关系，依法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为叶某争取到1万余元赔偿款，一场矛盾纠纷消解于无形。

生了病要去医院看医生，有了法律问题该去哪里“医治”？《法治日报》记者注意到，近年来，北京、江苏、山东、重庆、湖南等地纷纷推出“法律门诊”“法律诊所”等法律服务形式，通过司法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律师、法官、公证员等专业法律人士“坐诊”“出诊”，为群众提供优质便捷的法律服务，有效打通了法治惠民“最后一公里”。

创新形式服务群众

沙子口街道司法所所长孙先进介绍说，2020年6月，沙子口街道司法所“法律门诊”首次开门迎“客”，由律师定期“坐诊”为群众排忧解难，至今已接待法律咨询100多人次。

“‘法律门诊’借鉴医院的服务模式和操作流程，以‘广场义诊’‘律师坐诊’‘专家门诊’‘上门巡诊’‘综合会诊’等形式，将优质法律服务送到群众身边，满足群众多元化法律服务需求。”江苏省常州市司法局局长张加林告诉记者。

据张加林介绍，早在1999年，常州市司法行政机关就在青果巷38号设立“法律诊室”，提供法律咨询和法律援助服务；2017年6月，常州市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在一楼大厅正式设立“法律门诊”；2018年4月，武进区南夏墅街道华阳村委会与江苏正气浩然律师事务所联合共建“法律诊所”，成为常州首个村级“法律诊所”；2019年6月，又在全市2300多名律师中选拔组建60人的“名优律师团”，在常州市公共法律服务中心设立“法律专家门诊”。

“随着探索的深入，服务内容不断丰富，如今常州的‘法律门诊’已包括法律咨询、法治宣传、法律讲座、法律援助、参与网格服务等多项服务。”张加林介绍说。

如何让法律服务打破时空限制更贴身更及时？山区面积超7成的北京市延庆区给出答案——打造“法律门诊”。

延庆区司法局公共法律服务管理科科长何中文告诉记者，有法律服务需求的群众可以在司法所“预约挂号”，工作人员会为其精准对接专业律师解决问题，目前已有16家律师事务所的85名村居顾问律师与延庆正式签约。

针对村民为小问题往返“法律门诊”成本过高的问题，各司法所充分利用线上平台开展“网诊”服务；对于复杂的涉法难题，安排资深律师提供“专家坐诊”服务；对行动不便或确需上门实地解决的，提供“出诊”服务；对企事业单位、学校、社区等，提供“巡诊”服务……如今，按需定制的“门诊”“坐诊”“出诊”“会诊”“网诊”逐渐成为延庆区法律服务的新景象。

记者注意到，中国人民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南政法大学、湘潭大学等高校近年来也纷纷设立“法律诊所”，推动教学改革创新的同时，积极投身实践，为群众提供法律咨询等服务。

“湘潭大学‘法律诊所’是由湘潭大学法学学部研究生组成的公益性专业法律服务团队，自2010年成立至今，一直坚持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和法治实践活动，为群众提供免费法律咨询、法治宣传、诉讼代理和公益诉讼等活动。”湘潭大学法学院教授欧爱民告诉记者。

服务水平广受认可

在常州市公共法律服务中心门口的名优律师“法律专家门诊”公示牌上看到王建军的名字时，钟楼区市民徐卫民有些不敢相信。

王建军是江苏友联律师事务所主任、常州市委法律顾问，曾担任常州市律师协会副会长，一直专注政府、企业法律顾问领域，同时对充满“人间烟火味”的“法律门诊”服务也很有热情。

“王建军名气大水平高，说话和气又在理，按他说的去做，我终于可以安心退休了。”徐卫民对记者说。

徐卫民今年到了退休年龄，但因公司缴纳的社保年限不足，导致他无法办理退休手续，享受退休待遇。正是在王建军的帮助下，徐卫民依据有关法律条款与公司进行协商，最终顺利拿到待遇补偿。

“变化的是形式，不变的是初心。我们优中选优，不仅注重律师业务能力，更重视公益心和耐心。”常州市公共法律服务中心主任许冬梅介绍说，名优律师团“法律门诊”成立以来，先后接待群众来电来访500多人次，办理法律援助案件近百件，广受群众好评。

何中文告诉记者，截至2021年1月，延庆区85名“法律门诊”律师已累计服务62497人次，代写法律文书239件，提供法律援助46件，协助村居修订完善村规民约73条，审查村居经济类合同147份，一系列法律服务获得村民广泛认可。

针对群众身边的诸多烦心事，重庆市把大量“法律诊所”设在农村和社区，提前介入矛盾纠纷处理，功效逐渐显现，矛盾纠纷数量不断下降。

“以前，我们将太多的精力用在解决矛盾纠纷上，没有精力谋发展。有了‘法律诊所’后，大量矛盾纠纷得到有效处理，村干部可以一门心思抓发展，工作起来更加得心应手了。”在重庆市南川区红锋村当了22年村支书的姚成云感叹道。

专家学者高度肯定

针对部分山区距离城区较远、律师和市民时间错位的情况，延庆区的“法律门诊”增加“预约＋分诊”服务，精准定位服务对象和时间安排，使受惠群体更加广泛。

不仅如此，有的“法律门诊”还开进了企业园区。

上海市徐汇区漕河泾开发区内企业众多，有职工近30万人。近年来，园区所在的虹梅街道结合辖区实际，探索出“企业法务沙龙”“午间法律门诊”“法治共建委员会”等法律服务形式，有效推动各方法律服务资源进园区、进企业、进楼宇，为企业和职工提供扎实有效的法律服务。

“‘法律门诊’作为法律服务的基层延伸，可以解决群众家门口的矛盾纠纷，将其化解在萌芽状态，既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又能减轻因大量矛盾纠纷涌入法院带来的司法办案压力。”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刘静坤认为。

刘静坤告诉记者，“法律门诊”是新时代“送法下乡”的重要体现，有助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法治需求，这种面向基层的法律服务创新已然成为国家法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河南省政协委员、中国政法大学政治经济研究中心秘书长刘云雷认为，“法律门诊”在新形势下能够满足人民群众对公共法律服务多样化、个性化、多层次的需求，使受惠群体更加广泛，法律服务覆盖面越来越广，服务质量越来越高，更加精准地为村民提供高效便捷的法律服务，增强村民“遇事找律师”的意识。

刘静坤建议，各地可以结合自身实际情况，进一步完善和推广“法律门诊”，为当地群众送上更多法治关爱与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