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南宋历史学家郑樵曾云：“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此近古之制，以绳天下，使贵有常尊，贱有等威者也。所以人尚谱牒之学，家藏谱系之书。自五季以来，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故其书散佚而其学不传。”（《通志》卷二十五《氏族略第一》）大概意思就是说五代十国之前，无论是做官还是结婚都要有册可查，有谱可寻，且士庶族之间不能通婚。那个时期的婚姻都看重门第，讲究门当户对。而到了五代十国以后也就是宋代，做官和结婚都不再注重家世和门第。

做官不是本文主题不做评述，这里重点讲一下婚姻。北宋著名学者沈括在论述了北魏以来士庶不通婚姻的习俗后，也曾指出“其俗至唐末方渐衰息”（《梦溪笔谈》），这间接佐证了郑樵以五代十国作为分界点，宋代相比隋唐以前，婚姻观念发生重大转变的观点。

自魏晋以后，五代十国之前，世人通婚崇尚阀阅，也就是看重门第出身，“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就是说结婚之前先查查你的家谱，往上翻三代看看你家是否贵族或者出过高官，不是贵族或者没有当过高官，那么免谈，这桩婚事算是黄了。

那么什么是“阀阅”，或者说“阀阅”的定义是什么呢？“阀阅”意即有功勋的世家巨室，泛指门第、家世，又称门阀或“四姓”。按照传统制度, 它包括“膏粱”、“华腴”、“ 甲姓”、“乙姓”、“丙姓” 、“丁姓”等几个等级,“凡三世有三公者曰‘膏粱’，有令、仆者曰‘华腴’，尚书、领、护而上者为‘甲姓’，九卿若方伯者为‘乙姓’，散骑侍郎、太中大夫者为‘丙姓’，吏部正员郎为‘丁姓’。凡得入者, 谓之‘四姓’”（《新唐书.柳冲传》）。因此说，判断一个家庭属于门阀与否, 关键就在于是否三世连续做高官。

到了唐代，世人崇尚阀阅近乎到了变态的地步。以武则天为例，她的父亲虽然原先是个做木材生意的商人，但是后来也官至尚书，而其母亲更是隋朝皇家女子，在宋代，这个家室完全可以称之为“门阀显贵”，结果在唐朝却被鄙视，指斥为“地实寒微”，不能径直立为皇后，只可备位宫闱下陈，后来武则天入主中宫还费了老大周折，经历了相当激烈的权力斗争。

而一代明君唐太宗李世民也不能免俗：他看中弟弟李元吉的遗孀杨氏并“欲立为后” （《新唐书》），那是因为杨氏系隋朝皇家女子；他准备立儿子李恪为太子，是由于李恪的生母系隋炀帝的女儿，“地亲望高，中外所向” （《新唐书》）。

至于唐玄宗更是不在话下, 他对待后宫的柳婕妤态度相当热情, 那是因为柳婕妤的家庭为朝廷旧姻、蒲州大姓, 因而“重其名家”（《新唐书》）。

凡此种种，无不表明唐代对于门阀的看重，而这种观念在婚姻关系中也得到了集中体现。

史载：“开成初，文宗欲以真源、临真二公主降士族，谓宰相曰：‘民间修昏姻，不计官品而上阀阅。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耶？’诏宗正卿取世家子以闻。”（《新唐书》）遂以京兆杜氏子杜中立与“名家子”卫洙（zhū）为驸马都尉。看看，连皇帝都如此看重门阀士族，争相与门阀大族联姻，何况是普通的官僚阶层呢？

但是到了宋代，这种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家世门第不再是婚姻首选的因素，“婚姻不问阀阅”成为了宋代婚姻的特色。“婚姻不问阀阅”的意思就是结婚时不注重对方门第，这是中国婚姻制度发展史上的重大转变，也是婚姻观念的划时代转变。

在这种观念地带动下，宋代甚至出现了独有的“榜下捉婿”现象。“富商庸俗与厚藏者嫁女，亦于榜下捉婿，厚捉钱以饵士人，使之俯就, 一婿至千余缗（mín）”（宋彧《萍州可谈》）。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婚姻不问阀阅”这种婚姻观念产生的呢？

宋代出现“婚姻不问阀阅”这种婚姻观念的时代背景和内在根源

一、商品经济的发展乃至财富观念的转变

到了宋代，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宋代的商品经济较前代更为发达，而伴随商品经济热潮的兴起，人们的社会生活与社会心理也正在被重塑，从而推动了宋人婚姻观念的转变：不问阀阅，只问资财。

早在五代后期, 江南一带“士庶婚姻寖成风俗”（《江南野史》），打破了士庶不通婚的藩篱。而到了宋代, 更是“今之俗, 娶其妻, 不顾门户, 直求资财”（《宋文鉴》）。对于世人“不问阀阅，只问资财”这一现象同时代的郑至道也评价说：“今之世俗，每不能然，将娶妇，惟问资装之厚薄，而不问其女之贤否。”

不仅民间的婚姻风气如此势利，官员也未能免俗。如宋神宗元丰年间，屯田郎中刘宗古“规孀妇李财产，与同居”（《续资治通鉴长编》）。更奇葩的是发生在宋真宗咸平五年（1002年）的一桩事：两位当朝宰相向敏中和张齐贤，为争娶一位姓柴的寡妇，居然闹上公堂，打起了官司。原来这柴姓寡妇家产雄厚，向敏中和张齐贤之所以争破头，用程颐的话来说，无非“为其有十万囊橐故也”。这在其他朝代，可能是不可想象的事情。我们都以为宋朝人的生活观念保守拘谨，但实际上他们开放得让人目瞪口呆。事件的结局是因为两个宰相吃相太难看，有伤大雅，最终双双被降职，向敏中罢为户部侍郎，张齐贤罢为太常卿。

宋代婚姻轻门第，重资财特点的出现，可以说是与宋代封建社会的发展变化有着密切关系。随着门阀制度的瓦解，等级观念的消亡，宋代商品经济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经济地位此时成为人们选择配偶时考虑的重要因素。宋代出现的婚姻新特色可以说是宋代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不但在我国古代婚姻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也对宋以后的封建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科举制的发展和宋朝的文人治国政策导致宋人价值观的转变

士人娶妻“直求资财”，反过来，商人或者富户也以丰厚的资产吸引士人结亲，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甚至出现了宋朝特有的“榜下捉婿”之风呢？归根结底是商品的趋利性所致。

随着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以经商致富的商人阶层逐渐兴起，他们凭借着自己雄厚的财力，千方百计的与官僚联姻，借此提高自己的地位。但是作为封建王朝的宋政权，对商业始终视为末业，重农抑商政策之下的商人地位自然也就十分低下，而且宋朝政府还千方百计地阻碍商品经济的发展。

如宋神宗熙宁十年( 1077年 ) , 在全国州县所设官务(收税机构)达1993座。为了保证封建国家的财政收入, 宋政府还对盐、茶、酒、香药等重要商品实行国营专卖，严重损害了商人的利益，也阻碍了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迫于无奈，商人们只好选择与官僚联合，以便获取免税权或偷锐、漏税，得到一些专卖商品。如湘潭大商人李迁每年获利几千万贯，在讲到他发财的原因时, 他提到一条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为政者的庇护，所以商人们总是设法与官僚攀亲。

但是大官僚也就那么几个，在狼多肉少、大官僚难以攀亲的情况下,商人只好把结亲对象转向了未来的官僚——科举及第者或者士人，于是宋代出现了独有的“榜下捉婿”现象。

彭乘《墨客挥犀.逼婚》中记载着这么一个故事: 有一个科举及第获得功名的寒门少年，为商人们所追慕，“命十数仆抓致其第须。......须臾, 有衣金紫者出曰：‘某惟一女, 亦不至丑陋, 原配君子, 可乎?’”少年难以脱身, 只好谎称家中已有妻子, 众富商这才散去。

那么，士人为什么这么受欢迎，以至于被人“榜下捉婿”呢？

这是因为秀才、士人虽不是官僚 , 但科举考试却为他们提供了一条通往官僚阶层的道路, 他们是官僚的后备梯队。因而与士人结亲, 也可以称得上是富商们的一种长期投资。

科举制发展到宋代已经变得更加完善。而宋朝在立国以后为了加强中央集权，防止藩镇割据的再出现，层层设官，实行“重文抑武”、“以文治国”的政策，这就使得官吏的需求量大增，其社会地位也水涨船高。

而科举取士则成为选拔官吏的重要途径, 因而大量士人无论家世如何都可以通过这种途径进入统治机构，甚至出身卑微、贫困潦倒的士人也有可能平步青云，身价大增，连婚姻大事都能水到渠成。如北宋宰相杜衍年青时，因生活贫困, 客居于一县令家, 看中县里一大姓“相里氏”之女, 前去求婚, 遭到拒绝。后来杜衍进士及第, 相里氏之兄“厚资往见”，为其妹求婚。（《宋人轶事汇编》卷七）

而且士人一旦通过科举取士，成为官僚阶层一员，就会成为官户。官户是宋代建封统治阶级的上层, 是宋王朝的主要统治支柱，具有各种特权：除享有优厚的俸禄外, 高中级官僚在政治上可以通过恩荫使其子孙亲属为官；官户犯罪可以请求减刑或赎刑，必要时可以去官免罪(又称“官当” )；在经济上官户还可以减免赋税；教育方面，更是可以按照官品高低而使其子弟入学，享受高等教育。因而与科举士人联姻, 就意味着可以均享上述的荣耀和种种特权，这是宋代婚姻不问阀阅而问科举士人的重要原因。

同时，商人与官户联姻也可以借助其官府力量，保护既得利益和进一步获取高额利润。这是商品的趋利性所致，由此也表明了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义利观念的根本转变也体现在了婚姻关系中，门第婚逐渐让位于财婚，婚姻论财成为宋代颇具时代特征的社会现象。

三、门阀士族及良贱身份制度的同步衰落、瓦解，模糊了士庶界限

良贱身份制度是一种身份等级制度，以一种法律形式将身份等级的划分作为普遍的社会秩序固定下来，并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所谓身份等级，主要是指人们在一个社会中的法律地位、政治地位、社会地位上的权利差等。

唐律中的“良民”主要是指各级官吏和编户齐民。绝大多数是“依令受田”、“拥力自资”的编户齐民，“贱民”是指州县无贯或编入“贱籍”丧失人身自由，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官府和私家的奴仆，包括奴婢、部曲、杂户、工乐户、客女等。

而无论是门阀士族还是良贱制度，其形成都是与以部曲奴婢劳动制为特征的士族土地所有制的存在紧密相关的。到唐宋之际，随着支撑门阀士族的均田制的瓦解，部曲奴婢劳动制也随之解体，部曲、奴婢等贱民身份大量改变之时，良贱身份制度再也无法继续下去，士族和庶族之间的界限由此打破。于是士庶不通婚的传统观念也逐渐消亡。

宋代婚姻观念转变带来的影响

宋代婚姻观念的转变，给宋代的社会风气和经济文化都带来了一定的影响。

影响一：宋代婚姻不问阀阅而重视科举士人的观念，促使宋朝上下形成了一股浓厚的读书风气, 推动了宋代文化教育和科举制的发展，使科举制日趋完善。

在“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古训激励之下，宋代士人都拼了命的发奋读书，因为一旦科举及第，封官参政，作为士大夫阶层其社会地位会大大提高，也十分受人尊重。另外还可以与富商联姻、从此享受荣华富贵。因此说，科举或者读书是贫穷与富裕、卑微与崇高的分界线。“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 唯有读书高”（宋代汪洙《神童诗》）,可以说是当时最客观的写照。

影响二：商人通过与科举士人或者官僚联姻，成功挤入上层领域，大大提高了社会地位, 有利于促进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

到了宋代, 田税已经与商税分开，工商业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 出现了商业立法, 划出了专门的坊郭户 (住在城镇的非农业人口, 主要是商人阶层)。许多大商人通过联姻开始进入最高统治阶层。

如宋仁宗曾准备娶寿州茶商陈子城的女儿为皇后, 虽然遭到大臣们反对, 但他态度很是坚决，直到后来有人指出陈子城的名字犯了忌讳才作罢；宋高宗时吴皇后的父亲是个“以缤珠为业,累赀数百万”（《四朝闻见录》）的富商，但是宋高宗并没有瞧不起他。吴后的父亲后来还被封了个武翼郎。

结语：总而言之，“婚姻不问阀阅”这种婚姻观念的转变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如果说“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是门阀政治的重要支柱之一, 那么,“婚姻不问阀阅”便是官僚政治的一个有力杠杆。宋代“婚姻不问阀阅”代替了“必由于谱系”，显示着历史的车轮已经迈过严格的门阀政治时期，进入了典型的官僚政治阶段。封建婚姻制度史的这一变革，无疑是个历史性的重要进步。另外，宋代婚姻重视科举士人是与宋代以文治国的国策息息相关的，商人与科举士人的联姻，既使得商人挤入统治阶层,提高了社会地位，客观上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同时也推动了科举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有利于宋代文化教育的发展。

参考文献：《新唐书》、《通志》、《梦溪笔谈》、《萍州可谈》、《江南野史》、《宋文鉴》、《宋人轶事汇编》、《墨客挥犀.逼婚》、《四朝闻见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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