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4-15 22:53:31来源：法律常识
《丹崖墨翰》汇集的是傅山与魏一鳌通信的前期部分，大致自顺治三年至八年；庞虚斋藏册汇集的是后期部分，大致自顺治十年至十四年。这些信札，贯穿了傅山与魏一鳌在山西从相识到分别的全过程，刻画出二人交往的清晰脉络。
清顺治间，在山西为官的魏一鳌（？—1693，字莲陆，号雪亭，又号海翁，直隶新安人）与傅山结为好友，给乱离中的傅山及其亲友提供了很多帮助，特别是在“朱衣道人案”中，魏一鳌为傅山作证，帮助他脱离了牢狱之灾。在十多年的时间里，傅山也给魏一鳌写了大量书信并流传至今，构成傅山书法作品的重要内容。白谦慎先生对此曾作深入研究，使今人重新认识了魏一鳌其人及他与傅山的交谊，成果具见《傅山的交往和应酬》《傅山的世界》等著作中。
现存傅山致魏一鳌手札，主要有“一卷一册”：一卷是香港收藏家叶承耀所藏十八通，装成手卷，题为《丹崖墨翰》；一册是上海图书馆所藏十五通，装成册页，系庞虚斋原藏《国朝名贤手札》的一部分。此外还有零星散见者。
对《丹崖墨翰》，白谦慎曾作释文，附于《傅山与魏一鳌——清初明遗民与仕清汉族官员的个案研究》长文之后（《傅山的交往和应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上海图书馆藏册，近来有两个附有释文的影印本：先是收入尹协理先生主编的《最新发现：傅山致戴廷栻魏一鳌手札》（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4月），近来又收入梁颖先生整理的《庞虚斋藏清代名贤手札》（上海书画出版社，2016年12月）中。这些手札陆续整理出版，为研究傅山与魏一鳌的交往、傅山入清初期的生活状况乃至书风演变提供了一手资料。白谦慎先生曾给《丹崖墨翰》中的手札简单编年，尹协理先生在《新编傅山年谱》（山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9月）中也给部分上图藏札系年，但他们没有给全部手札编年，已编部分也不无可商之处。现利用《庞虚斋藏清代名贤手札》出版提供的机会，为这些手札编次年代，并对相关问题略作考订。
| 庞虚斋藏札的写作年代 |
傅山致魏一鳌手札，从内容看《丹崖墨翰》在前，庞虚斋藏札在后。但庞藏涉事清楚，旁证有力，能给《丹崖墨翰》编年提供依据，所以我们先从庞藏入手。所用编号即《庞虚斋藏清代名贤手札》的编号。
庞藏散乱无章，据内容可分为三组，一涉魏一鳌的弟弟生病、去世；一涉傅山蒙难、出狱；一涉魏一鳌莅任和辞任忻州知州。
据苗蕃《清故待赠明桢魏公墓志铭》（魏一鳌《雪亭文稿》附，国家图书馆藏），魏一鳌的弟弟魏一鲲、父亲魏梁栋在顺治癸巳（十年，1753）先后去世。024札言“贤仲之病”，032札言“贤仲之戚”，当作于此年。
顺治十一年六月，傅山受宋谦案牵连被捕，次年七月出狱。034札言“至七月廿二扶病出狱”，当作于顺治十二年（1655）秋。036札所言应为狱中之事，稍前。
顺治十三年夏，魏一鳌丁忧服满，赴部铨选，得任忻州知州。他于十月二十七日赴任，两个多月后旋即辞职。庞虚斋藏札有十通写于这段时间。
从031札看，魏一鳌此时已经辞职，正准备还乡。他在《岁寒居答问序》中说“丁酉解组”（《雪亭文稿》），傅山信中又提及“灯节”不能晤面，可见时在顺治丁酉（十四年，1657）正月。这是忻州通信中最晚的一封。
此札复谓“守桑邦已几三月，不曾专一展候”，说明魏一鳌守忻州期间，傅山始终未能前去会晤，但025札言“昨匆匆不多领教”，又显示二人曾经相会。究在何时何地？实为魏一鳌上任路过太原时的事。
037札说：“昨闻命草草作答，恐驺从惠村侨，诸凡村气，开罪良多，特入城图一晤。前命千万已之，不敢劳会。弟寓古度馆，候久虞夜禁，下舂遄归，明早再领教也。不投谒，并不劳作答拜常礼。但参谒匆烦，不知何时得闲。在僧寓先此致款，不尽。”笺纸右下又有附言：“闻上司有酒（梁释误为‘闻上自有暇’），不能痴待，拟再来也。”
他们会面的地方，魏一鳌有上司宴请，并且“参谒匆烦”，必是太原。这里既是山西省城，又是忻州府城。魏一鳌到太原后，写信给住在北郊土塘村的傅山，表示要到村中探望，傅山恐他劳顿，遂与亲友一起进城相访，但魏一鳌被上司请去吃酒，未能见面，傅山遂留书约次日再见。037札是忻州通信的最早一封，025札次之，均作于十月二十七日前。
余下的忻州通信，皆写于魏一鳌到任之后，所言诸事，留下几条时间线索。一是傅山请魏一鳌为其亲戚张古度之子参加府试、道试提供帮助，二是傅山几次提出赴忻州与魏一鳌会面的计划，三是傅山问候、分析魏一鳌病情，四是傅山、魏一鳌与臬司杨思圣的往来。杨思圣于十月中旬由山西按察使升任河南右布政使，年底前离开太原。综合这些线索，可以给书信排出顺序。
至此，庞虚斋藏札只有035未能确定年代了。按札中“黄玉”是傅山门人宗璜的字。魏一鳌任职山西布政使司时，宗黄玉和他来往密切，此札当属于这个册子中的早期作品。
总结一下，庞虚斋藏傅山手札15通的写作顺序，大致是：035，024，032，036，034，037，025，030，028，029，027，038，031，026，033，始于顺治十年（1653）或稍前，迄于十四年正月（1657）。
| 朱四案件发生的时间 |
《丹崖墨翰》卷汇集了18通傅山手札，是魏一鳌生前整理装裱的，除少数信札外，基本按写作时间排列。各札均未署写作时间，但其中一半，即第九至十七札，可以考出相对准确的写作时间。
这九通信札的内容，都与朱四命案有关。朱四是傅山内侄张孺子的女婿。傅山与亲友们在阳曲县友人杨尔桢的庄园相聚，朱四玩秋千时发生意外，死于架下。傅山等人担忧地方无赖借机勒索，遂请求魏一鳌帮助处理。随后朱四之兄和乡约等果然兴讼纠缠，但在魏一鳌的镇压下，事态最终平息。
在处理案件时，傅山要求魏一鳌做的事，主要有两项，一是到各衙门疏通请托，“万一有言，凡道府县衙门，统渎门下鼎容力持之”“或抚或司道，总求指示而先容之”；二是由魏一鳌运用权力，直接办理案件。“县差一出，便有多少刁难，穷途之人无许多物力打发。恳求命一役至村，押勘施行”“仍烦威旌一临村中，先相之，付乡约地方看守便也”“阳曲前票既蒙台命已撤，若再一准，仍中彼计”“昨词闻又到案下，未知果否。果尔，亦求速一验看”，等等。
按以前的认识，从顺治三年谪官到十年丁忧，魏一鳌一直在山西布政使司作幕僚，并没有管辖地方、办理刑案的权力。而在此案中，魏一鳌不仅查验尸身、验看词状，还能撤销阳曲县发出的差票，既主管刑事，又是阳曲县的上司，俨然实权在握。这都是因为他当时正署任太原府同知。
按王余佑《魏海翁传略》（《雪亭文稿》附），魏一鳌在山西曾“署沁州篆务，时值旱魃为灾，公虔诚步祷奇应……署太原府同知”。魏一鳌有《沁州伏牛山祈雨奇应，州志甚详。余庚寅视篆兹土，会连月不雨，率绅衿往祷，越二日而大雨如注，郊野沾足，敬志》诗，可知其署理沁州知州，时在顺治七年庚寅春夏，署太原府同知在此之后。
魏一鳌署理同知期间，发生了乐平蠹衿纵子杀人案，“县令具招申详于曹太守，太守移送军厅，公一一细驳其妄，众皆大服”（《传略》）。检乾隆《太原府志》职官表，知府曹时举顺治五年至八年任，魏一鳌署同知必在八年之前；复检得同知任有刚，顺治七年至十年任，魏一鳌署任又在他到任之前，即顺治七年（1650）。
在署理太原府同知期间，魏一鳌还帮助“司李王公迂叟”审理了泽州诸生颜泰蒙冤一案，这位太原府理刑推官王迂叟，也在朱四案中出了力。傅山在第十六札中说“无妄之愆，劳莲、迂两台台深心大力”，“莲”为魏莲陆，“迂”当即王迂叟，益证朱四案发生在魏一鳌署任同知之时。从傅山担心“天热一坏”，请求速埋朱四尸首来看，此时尚未到冬天，也与魏一鳌署知沁州时间相衔接。这九通手札，可确定写于顺治七年（庚寅，1650）下半年。白谦慎先生将其系于九年壬辰，相差两年。
| 傅山赠魏一鳌十二条屏的创作年代 |
《丹崖墨翰》第十八札，白谦慎先生认为，“基本可以肯定这通信札书于1657年初，因为信中提到傅山在1657年初魏一鳌辞官还乡之际为其所书十二条屏”，并认为“十二条屏对研究傅山在清初的思想和书法艺术都极为重要”。如此，对这通书札及十二条屏的系年，也就变得重要起来。
《丹崖墨翰》第十八札 傅山致魏一鳌
傅山写给魏一鳌的十二条屏至今尚存，归美国收藏家收藏，但屏中提及的最晚年代是庚寅（1650），无法证明其自身或第十八札作于1657年。实际上，细绎条屏和信札内容，就能发现它们不会是1657年的作品。
在第十八札中，傅山说：“酒道人滨行，宗生黄玉与家弟止约我辈三五人，为屏材，而属笔侨黄。”“一二日有事过州。文旆东发，或当图晤。”这次送别魏一鳌，傅山除了写赠屏条，还安排在旅途中会晤。而顺治十四年春魏一鳌从忻州辞官回乡时，傅山与他辞别的通信，即庞虚斋藏033札，所言情形完全不同。
魏一鳌知忻州两个多月，傅山一直想去会晤，却又一直未能成行。写033札之前，傅山本已约好“正月后半”前往忻州，但此时又表示“衰病日侵……即灯节之约，亦属信口妄拟，殊无的意”，再次爽约，并感叹“山里人何由复再图晤”，并没有当面送行的打算。
傅山在第十八札中说即将“过州”，这个“州”并非忻州。一则，它需要两个人同方向旅行一段时间才能到达，是魏一鳌“东发”的中间站。忻州是魏一鳌行程起点，若在此相会，需要他暂留不动，而不是“东发”，不然二人正好错过。二则，这个“州”在东方，忻州在太原和傅山居住的阳曲县土塘村北方。二人无论怎么走，都不可能来到一个“东方的忻州”。因此《丹崖墨翰》第十八札与庞虚斋藏033札，说的根本不是一回事儿，前者说起的离别，并非顺治十四年春从忻州出发那一次。
从地理位置和魏一鳌经历看，其“东发”路过、且只写一个“州”字就能领会的州，只能是太原东边的平定州，因为他在太原为官时，把家安在这里。苗蕃《清故待赠明桢魏公墓志铭》说魏一鳌“仕晋且久，遂客于平定，如欧阳六一在颍上也”，其父母均住在平定。《霜红龛集》卷二十三收有一封傅山写给魏一鳌的信，内云：“托胡子丹贻一函至州，即得答，云酒旗复指大卤也。果尔，不以官之迁否为定，经历厅事何不可坐步兵校尉也。”（《寄羛兄·又》，白谦慎先生指出它是写给魏一鳌的。）大卤是太原的别称，此时任职经历的魏一鳌往来于 “州”和太原之间，其“州”也是平定。
对十二条屏，白谦慎先生也有录文，但误把第十、第十一条当成第三、第四条，造成错简。“椒山先生亦上谷人”至“又有辞复静修矣。然”一段，应置于“静修之诗多惊道人之酒”前面。从内容看，它不会作于魏一鳌辞官忻州之际。
此屏起首说：“莲老道兄北发，真率之言饯之。当己丑、庚寅间，有上谷酒人以闲散官游晋，不其官而其酒，竟而酒其官，辄自号酒道人。”除了“己丑、庚寅”，文中提到的其他年分只有更早的壬午。庚寅去丙申（1657）已近8年，如果这是傅山在丙申写的文章，为何对魏一鳌新近踪迹不着一字，而专写7年前旧事？若换个角度思考，此文本来就写于庚寅或稍后，那就不存在任何问题了。
“以闲散官游晋”，也符合“己丑、庚寅间”魏一鳌在山西任职的实情。
《魏海翁传略》谓魏一鳌知安定州“甫期年，以意外被谪……是年，补晋藩参军”。在“朱衣道人案”中，傅山供词说顺治十年他拒绝与宋谦交往时，“布政司魏经历在座”。过去的研究认为，“参军”属于布政使司低级官吏，“经历”是高级官员，魏一鳌在担任参军数年后升任经历。其实不然，“参军”只是明清人对“经历”的美称（清王崇炳《金华征献略》卷十七《杜暹传》：“参军，幕官，即今之经历也。”），是对同一官职的不同叫法。魏一鳌自顺治三年至十年，一直担任布政使司经历，未得升迁，己丑、庚寅间更是职无专守，曾署理沁州知州、太原府同知，还署理过临汾知县，这样的官是名副其实的“闲散官”。
十二条屏下文又说：“道人方将似尚有志用世，世难用，而酒以用之。” “方将似尚有志用世”，准备在官场有所作为，与“辞官还乡”完全两个方向。
魏一鳌“尚有志用世”的官场态度，绝非他从忻州辞官时所有。他在顺治十三年出来做官，是被强迫的，原非本意。《魏海翁传略》说：“丙申释封翁服，携家旋上谷，即有林泉之志，不欲赴部。会有当事者以危言悚之，不得已谒铨曹，得太原之忻州，终非其志也。”而这次选官遭受的惊吓，让他后来作《关夫子感梦记》一文时仍惊魂未定：
丙申维夏，余起复补官京邸，病大作……余抱病入试，勉而塞白。忽传广西恢复，急需人补。此时急选者六十余人……示一出，吏部阶前，呼天抢地，不忍见闻。余惶遽甚，然部催掣签，在次日矣。归寓自思，广西在数千里外，余有老母在堂，无兄弟侍养，今补此地，将欲携老亲以行乎？跋涉艰险不能持；将欲留老亲于家乎？旧业已空，将何以糊口。且孑然一身，资斧莫出，纵有一二旧仆，谁肯舍妻子随主人于数千里烟瘴地乎？不如自己毕命，以全老亲。继思老亲暮景，又将付之何人也。踌躇星月之下，往来三鼓不休……迟明惟候呼集掣签，历辰巳午寂然。未几喧传急选诸人，皆掣签出矣。余骇之，急走部门访问，凡我同试者，皆号恸归舍，余倖免……厥后补忻州。”（《雪亭文稿》）
一场官选下来，众人恸哭呼号，魏一鳌甚至想到自杀，这种拿刀逼着做的官，实在无可留恋，所以他刚到忻州，就托病请辞，虽经上司与傅山等友人极力挽留，仍毅然而去，离上任只有两个多月。而且他的老母为坚其意志，先行还乡。这样决绝地辞官，怎能叫“方将有志用世”呢？如果十二条屏确实作于忻州辞官之后，傅山作为坚定的明遗民，一定会对好友的行为大加赞赏，引为同道，不容视而不见。现在的情况是一字未提，反说“有志用世”，只能说尚无辞官之事，这是可以肯定的。
魏一鳌好酒，是任“闲散官”时的事。此时饮酒，虽为浇胸中块垒，也由于父母在堂，生活安定，又有一众好友诗酒流连。而任职忻州时的魏一鳌，刚刚经历了丧弟、丧父之痛，又被迫出仕，两个月里连日生病、心绪恶劣，“酒道人”早已名不副实。在这种情况下，傅山作文饯别，不应以“酒人”为主题。
其实魏一鳌离开忻州时，傅山确曾写字送行，但写的是《金刚经》。庞虚斋藏033札说：“《金刚经》写就久矣，嘱裱未就，当留数日，当能取到手边复约也。”顺治十年后的数年间，傅山遭遇牢狱之灾，死里逃生，魏一鳌迭逢丧事，世情冷淡，他们的心境与七年前全然不同了。
傅山与魏一鳌的这次分别，应发生在庚寅（1650）之后，癸巳（1653）之前。十二条屏说“莲老道兄北发”，其北行目的地，既可能是家乡新安，也可能是京师，魏一鳌父母妻子定居山西，不必回乡省亲，此行以进京可能性为大。清代官员三年考计一次，魏一鳌于顺治五年夏天曾赴京考绩，至八年又是大计之年，他为此进京，“有志用世”，可算一个合理猜测。如此，《丹崖墨翰》第十八札和十二条屏，或作于辛卯（顺治八年，1651）。此年紧接文中出现的最晚年代庚寅，第十八札又在手卷中紧接庚寅诸札之后，在逻辑上也是融洽的。
| 《丹崖墨翰》的写作年代及
与庞虚斋藏札的关系 |
确定了第九至第十八札的年代，《丹崖墨翰》的编年任务已完成一多半。下面考订其余各札年代。
第一札前面说：“天生一无用人，诸凡靠他不得，已自可笑，一身一口，亦靠不得，栖栖三年，以口腹累人……乃复谬辱高谊，贲宠侨庵，益笑卖药朽翁之浪得名。”后面则婉言辞谢魏一鳌赠送的肉食和银两。从魏一鳌慕名来访和傅山辞谢馈赠看，这是他们初次见面后的通信。白谦慎先生据札中所言“栖栖三年，以口腹累人”，认为“三年”系甲申国变后的三年，将其系于1647、1648年之间。《新编傅山年谱》则系于顺治三年（1646）。按旧时算法，当年即算一年，“三年”为顺治元年至三年，即使算满三周年，也不会超过顺治四年，故应以《年谱》为是。
第二札，傅山言其母造访魏一鳌衙门，并介绍其弟傅止与一鳌相识，应作于二人结识初期。“黄母唐突衙斋，在官长可鸣下交，在方外士终觉有违羯磨耳”，“衙斋”二字值得注意。庞虚斋藏028札云：“忻州苦寒，然素多佳酒，此时衙斋有留者，愿为弟存之。”“衙斋”指忻州州衙，是独立衙门。魏一鳌在太原身居下僚，只在布政使司占一席之地，没有自己的衙门。傅山在魏一鳌任经历时谈到他的官衙，只说“拟复造司请前命”（丹第五札），“经历厅事何不可坐步兵校尉”（《寄羛兄·又》），曰“司”、曰“厅事”，与“衙斋”判然有别。若此解成立，则第二札作于魏一鳌知平定州时，并可证二人相识于顺治三年。
第三札说“岑寂经年，长日何事”，当作于次年夏天。第四、五札，白谦慎先生据“老亲拟有平定孙妇之娶，而适丁郊垒，闭之太原县城，戒严不能出”，认为作于戊子冬至己丑初（顺治五年至六年，时值1649）姜瓖兵变时，可从。第六札说“辱问近作，一年来九回枯矣”“溽蒸作暍，宿疾正发”，作于又一个夏天。检《新编傅山年谱》，顺治六年九月之前未曾有诗，此札或作于本年。第七札无明确线索，第八札说“此中原无可羁留，但为刑尊写屏子一事未完，了此即东矣”，“东”即前往平定州。按年谱，顺治七年傅山在平定。下面正好接上与朱四案件有关各札，顺序有小出入，可按事件进程重新编次。
据此，《丹崖墨翰》各札的顺序是：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八，第十，第九，第十二，第十三，第十五，第十一，第十四，第十六，第十七，第十八。始于顺治三年（1646），很可能迄于八年（1651），至晚不会晚过十年（1653）。
在第十八札被误系于顺治十四年时，有一个现象困扰人们，即前十七札均作于顺治十年之前，中间隔着庞虚斋所藏的五年十五通手札，忽然接上一通顺治十四年的手札。手卷是魏一鳌整理的，他为何要这么安排？现在经过考订，知道第十八札也作于顺治十年以前，疑云就自然消散了。
《丹崖墨翰》汇集的是傅山与魏一鳌通信的前期部分，大致自顺治三年至八年；庞虚斋藏册汇集的是后期部分，大致自顺治十年至十四年。这些信札，贯穿了傅山与魏一鳌在山西从相识到分别的全过程，刻画出二人交往的清晰脉络。
附：
傅山赠魏一鳌十二条屏
莲老道兄北发，真率之言饯之。
当己丑、庚寅间，有上谷酒人以闲散官游晋，不其官而其酒，竟而酒其官，辄自号酒道人，似乎其放于酒者之言也。而酒人先刺平定，曾闻诸州人士道酒人之自述者曰：家世耕读，称礼法士，当壬午举于乡。时尚择地而蹈，择言而言，以其乡之先民刘静修因为典型。既而乃慕竹林诸贤之为人，乃始饮，既而大饮，无日无时不饮矣。吾诚不知其安所见而舍静修而远从嵇阮也。
颜生咏叔夜曰：“鸾翮有时铩，龙性谁能驯。”咏嗣宗曰：“长啸似怀人，越礼自惊众。”顾颜生之自寓也，亦几几乎其中之。至于以“韬精日沉饮，谁知非荒宴”之加伯伦也，则又鏖糟龌龊为酒人开解，吾知伯伦之不受也。伯伦且曰，吾既同为龙鸾越礼惊众之人，何必不荒宴矣。故敢为酒人，必不屑屑求辞荒宴之名。
酒道人其敢为荒宴者矣。吾虞静修之以礼法绳道人，然道人勿顾也。静修无志用世者也，讲学吟诗而已矣。道人方将似尚有志用世，世难用而酒以用之，然又近于“韬精”“谁知”之言，则亦可以谢罪于静修矣，然而得罪于酒。酒也者，真醇之液也。真不容伪，醇不容糅，即静修恶沉湎，岂得并真醇而斥之。吾既取静修始末而论辨之，颇发先贤之蒙：静修金人也，非宋人也，先贤区区于《渡江》一赋求之，即静修亦当笑之。椒山先生亦上谷人，讲学主许衡而不主静修。吾固皆不主之，然而椒山之所不主又异诸其吾之所不主者也。道人其无寒真醇之盟，宁得罪于静修可也。
宗生璜嘱笔曰：“道人毕竟官也，胡不言官？”侨黄之人曰：“彼不官之，而我官之，则我不但得罪道人，亦得罪酒矣。”但属道人考最麹部时，须以其酕醄之神一询诸竹林之贤，当魏晋之际，果何见而逃诸酒也。又有辞复静修矣。然静修之诗多惊道人之酒，道人亦学诗，当诵之。侨黄之人真山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