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洁全传交通肇事（清溪茶厂）

周立波很早就在上海接触到了世界。1928年，20岁的他来到了有着东方巴黎美誉的上海，彼时，他的名字还是很具传统意味的“绍仪”。他看到，高低错落的欧式建筑，勾勒出外滩独特的天际线；漂亮时髦的百货商店，生意兴隆；烟波浩渺的江面上，大小船只来往穿梭……走在霓虹灯闪烁的外滩，他一文不名，但对未来有着美好的向往。

△周立波肖像。

1930年是这位22岁的益阳青年在上海的第三年，他热爱这座城市蓬勃着的自由气氛，并对革命充满热情，把自由（Liberty）的英文译音“立波”做了自己的笔名。

笔下散发着山茶花香，周立波的文学风格是由本土文化和外国文学共同塑造的。多年以后，研究者循着山茶花香探寻他写作的奥秘，走进了他内心的广阔世界。“他（上世纪）30年代就在左联做翻译，他的文学受到了外国文学很深的影响，他后来在延安也是讲授外国文学的，他是拥有世界眼光的。”中南大学副教授、周立波研究专家邹理眼中，周立波是“世界级”的。

周扬把周立波带到了世界面前

周立波对自由的向往，或许从小就埋下了种子。

1935年，周立波在《读书生活》第2卷第6期发表的《怎样读小说》，谈及了他对小说的喜爱以及他的不服管教：“保持着中国传统观念的绅士先生们，对于小说是瞧不起的。记得在小学里，一个历史先生有一次问我看了一些什么书，我说看了《三国志演义》，《西游》……‘《三国志演义》么？’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先生就仿佛受了什么侮辱似的说，‘你快不要看那样的耍书子，要看《四史》里面的《三国志》，陈寿作的。’”但他没有听这位“正经”先生的说教，除了《三国演义》《西游记》《聊斋志异》等今天我们看来是名著的小说，还看了《说岳全传》《粉妆楼》等通俗小说。

周立波的中学是在长沙读的，他就读的湖南省立一中是新学教育，课程有社会（公民、历史、地理）、言文（国语、外国文）、算学、自然、艺术（图画、手工、音乐）、体育等。他不满足于这些新学课程，经常去图书馆借《孟子》《庄子》《国策》等古书看。

学习上的不循规蹈矩，让后来把他引为知己的周扬刮目相看。

周扬和周立波认识，是在1926年。当时，周扬刚从上海回到湖南。初见面，周立波即让周扬印象深刻，“那时他刚刚初中毕业，而我已是大学生，使我感到惊奇的，他当时已读完《资治通鉴》，知识并不比我少多少”。

周立波生前未公开发表的《自传》中，也记载了他和周扬的第一次见面：“当时周扬和我谈尼采的一切都要‘重新估定价值’和中国的新文艺思想，又谈鲁迅、郭沫若。我受了影响……从这时起，我开始了一些社会活动……”

在周立波研究者邹理看来，周立波在周扬面前表现出来的古学和新学知识，为他日后从外国文学中汲取养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周扬的出现，不仅改变了周立波的思想和对文学的态度，更是直接把周立波带到了上海，带到了世界面前。

周立波与外国文学的“蜜月期”延续一生

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活跃着一大批灿若群星的优秀作家和文学青年。《文化人的经济生活》的作者陈明远曾把当时上海的作家按收入多少划了四个等级。第一等级的是鲁迅、茅盾、郁达夫等，月收入400银圆以上；第二等级的是夏衍、胡风、周扬等，月入200银圆左右；第三等级的是丁玲、萧军、萧红等，收入比当时的普通市民稍高；第四等级的，属于贫民，周立波便是这个等级的。

周立波最初翻译外国文学，是为了生计。到上海后，他的好学，让他的英文突飞猛进，特别是他因为参加社会活动，被抓去坐牢，前去探监的周扬给了他一本《英汉双解字典》。因为这本字典，坐牢的两年，周立波的英语取得长足进步。出狱后，他已经能够驾轻就熟地翻译英文小说和文论。

邹理梳理了周立波对文学作品的翻译，发现俄苏文学的翻译占了总量的一半以上。他翻译的第一部俄苏文学作品是1930年发表在《摩登月刊》的《北极光》，这是苏联作家皮尼阿尔克的一个短篇小说，周立波是根据该小说的英译本转译的。周立波第二部译作，是和周扬合译的长篇小说《大学生私生活》，小说作者是前苏联作家顾米列夫斯基，这部小说也是根据英译本转译的，小说讲述的是革命青年在革命过程中的一些苦恼，“隐含着热情与憎恨，秘密的烦恼与个人的野心”。这部译作连印了三版后被国民党政府查禁了，但正是这部小说让周立波有了对自由的无限向往和热烈追求，此后不仅有了“立波”这个笔名，还将文学创作的基调定为歌唱“美丽和真诚”，也歌唱“刚强和反叛”。

△周立波部分代表作。 图片由周立波故居管理所提供

邹理认为周立波的翻译对他后来的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周立波在上海的10年，是他与外国文学的“蜜月期”。这个“蜜月期”之所以能出现，与当时上海特殊的开放环境有关。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不愧为东方巴黎，几乎各方面都能与世界同步。和周立波同时代的作家施蛰存曾经感叹：“过去我们读书直接看外文原著，而且外文书店也很多……还有几家卖外国杂志的书店，每个月在书店都可以看到新书，每天都可以看到新杂志，文化交流与世界同步。”

△周立波部分代表作。 图片由周立波故居管理所提供

根据周立波的儿子、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周小仪的回忆，周立波和外国文学的“蜜月期”延续了他的一生。“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他送了几十万本前苏联小说《普通一兵》给渡过鸭绿江的战士，几乎人手一册，用光了斯大林文学奖奖金的全部。他最喜欢的一套书是《契诃夫小说选集》。即便在生命的最后时光，他在北京301医院的病榻旁，还放着前苏联作家法捷耶夫的《毁灭》和亚历山大·绥拉菲摩维奇的《铁流》。”

与世界接轨的周立波让乡土题材的小说现代化起来

1955年，周立波回到有着“一山又一山稠密挺拔的竹丛，一山又一山清香袭人的雪白的茶子花”的老家。周立波始终生活在基层，感受着生活脉搏，使他的小说风格获得一种来自本土的自信。这次回乡，对于乡音乡情的耳濡目染，他的本土自信进一步增强，主动探索实践新的文学方法，这才有了散发出茶子花清香的《山乡巨变》。

△周立波部分代表作。 图片由周立波故居管理所提供

题材是乡土的，秀美的部分承接了中国传统诗画艺术，且文中的方言到处可见，但将周立波放在全球化背景下重新思考，“那些最本土的、最当地的、最民族的语言和文学的兴起，正是国家现代化和走向世界性的典型标志”。

1935年，周立波翻译了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这是他最重要的一部译作，也是对他影响颇深的作品。邹理曾比较过《山乡巨变》和《被开垦的处女地》的开篇，发现了它们的共同之处。《被开垦的处女地》的开篇写到了令人不快的樱桃树皮的气味、灰狼一般的夜色，“这些景物给人以一种神秘、压抑的感觉”；《山乡巨变》则写到了白洁的茶子花和青松翠竹，“这些意象共同构成了乡间宁静而又祥和的生活”。

周立波创作《山乡巨变》时，住在益阳桃花仑的瓦窑村，住所前后都有苍翠的竹林，邹理认为周立波把他当时的心境写进了《山乡巨变》的开篇中：“他的景物描写具有象征性。”

象征主义作为世纪之交兴起的一场思潮,后又传播到全世界,影响了20世纪以来形形色色的冠之以现代主义艺术的发展,深入到文学、音乐、美术、建筑等各个领域。很早便和世界接轨的周立波自然也不例外。

“他将外来小说中象征主义的创作手法和中国传统的诗画艺术巧妙地结合起来，成就了他小说中的诗情美。”邹理说。邹理注意到有评论家认为周立波对美的趣味追求得稍微过了一些，但她很认同中国新文学学会副会长董之林的观点：“这是小说家对极具政治内涵史诗篇章的又一种笔法”。

1980年代是唯美主义盛行的时期，周小仪注意到“从农村婚礼的欢声笑语，到禾场上的月光与清风”，周立波写湖南题材作品中那些秀美的部分被充分认知和发掘出来，“仿佛周立波就是一个被遗忘的沈从文，或者早三十年出生的汪曾祺”。

为本土文化输入外国文化资源，潜移默化地更新与改造着传统，周立波在本土文学的现代化上做出的探索，仍能为今天乡村振兴语境下的“乡土文学”的创作提供有益借鉴。

潇湘晨报记者刘建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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