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1-23 18:15:13来源：法律常识
吐槽的多是这几年刚入行的，当前的执业环境已经很宽松了，但是这种白嫖的习惯，却是之前几十年的执业环境中培养出来的。法律服务这种“货”，一是看它有多少效果，二是看客户是否“识货”。这两者都取决于执业的环境。
律师提供的是法律服务，但是这种“服务”与通常的服务都不大相同。我们的交易习惯是先提供服务后收钱，但是律师提供的服务往往是先收钱后办事，而且收费不菲，一般人总会更加谨慎。
而最关键的是，“法律服务”与其他服务都不相同。医疗服务，好歹吃进肚子里的药、打进血管里的针都是实实在在的东西，医疗费这些都是大头，“诊断费”才几个钱？
设计、程序员之类，最后也是有个成品出来，而且都是一分钱一分货，哪怕客户不懂行，总有其他人具备基本的审美和识别能力。
但是法律服务是真正的无形，顾客来买法律服务，他的期望是能够达到自己追求的“结果”，但是律师只能提供“过程”。普通客户中不懂法律占多数，前几十年的司法环境也不足以在普通人群中培养出遵纪守 法的习惯，他看不到结果，自然觉得花钱很亏。
代码也好，设计也好，最后的成品一般人都能在实际使用中感受好坏。但是法律的结果是不可控的。
民事案件还好说，毕竟最终结果大多以“X元钱”来体现，是好是坏一目了然。而且民事案件的说理容易懂，至少客户自己心里也能有个判断。
但刑事案件更脱离群众。
比如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有些案件中律师确实可以阻止风险扩大，但这终究是少数，并不是所有的 案件律师都能起到效果；实际上律师的介入有没有起效果，当事人也不知道。
再比如刑事案件中无罪辩护终究是少数，更多的还是罪轻辩护。如果走到审判阶段，律师无论从证据、法 律适用等方面，也确实都能找到辩护点。但绝大多数刑事案件都是证据确实充分、事实清楚的，律师在量 刑的过程中有没有真的起到作用，当事人也不知道。他只知道，律师能“捞人”，就是有本事。
这种环境下，真正靠技术吃饭的律师在2010年之前都是少数，没有一定的附带光环（如公检法背景，或者 专家学者，或者政治身份等），光靠技术是活不下去的。
能活下去的刑辩律师主要靠两方面，一是忽悠当事人，二是勾兑。这两个词是贬义，但客观来说，前者的能力是擅长与当事人之间快速建立信任关系，后者的能力是擅长与公检法之间建立信任关系。
信任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老一辈的律师才经常说，技术只是律师能力之一，甚至不是必备能力，沟通能力才是最重要的。
民事案件的律师，现在很多都能靠专业吃饭了，因为环境的变化让民事案件中律师的专业有了用武之地， 客户才需要律师。比如知产，房产，商事的诉讼，都需要专业的律师，客户也才会去委托律师，甚至专办 离婚案件都能活得下来。
刑事案件也是如此。
放十年前，家属提着一千万过来找律师，要求把贩毒X公斤的家属搞出来，你能不能办得到？你办不到，总 有人能办得到。你就只能捡几个盗窃抢劫故意伤害的案件，开价三五千，然后在法庭上不痛不痒地扯两 句“初犯偶犯，自首从犯。赔偿谅解，家庭困难。”
而现在，哪怕家属拎一千万让律师捞人的事情仍然存在，刑事律师也有了更多的空间来施展手脚：可以堂堂正正地收上几十万，然后给取证程序挑一堆错，争取死缓保一条命；可以找准合适的时机才提出认罪认 罚，通过讨价还价争取最好的刑期；可以在民事案件中转变思路，搜集好证据通过刑事报案来维权；可以 提前做好企业风险防控，降低刑事风险。
有这样的环境，有专业的底气，才能把问你“有没有关系，能不能捞人”的客户拒之门外，也活得下去。
即使是这样，是在中国国情下，尤其是做内资业务的律师，很难说自己从来不提供免费的咨询意见，毕竟在这种人情社会 里，总有你无法开口谈价的人。
对于这个问题，我的习惯是放低心态，然后区分情况。我有几个原则：
1.对于能够随手回答的问题，比如律师常用的政策法律条文问题，在不影响我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的前提 下，能随口简要回答的就回答了。这类问题对于律师来说就是信手拈来，回复一段文字或者干脆发条语 音，无伤大雅，不管有没有后续，就当是给对方做个简单的普法也可以；
2.对于属于我的专业方向内，但是需要单独查询和确认的政策法律问题，我会每天专门抽一个时间，做个 法律检索，然后简要回答一下。也是不管有没有后续，权当自己复习一下。同时每天集中一个时间处理， 也不会干扰日常的工作思路，不致于影响效率。
以上都只限于邮件、微信等沟通。对于电话沟通，如果我觉得1分钟之内无法解释清楚，通常会建议对方发邮件。
3.如果对方提出的实际问题，我一般不会提供具体的处理建议，也是从政策法律等宏观方面进行介绍。两方面原因，一个是如其他同仁所说，律师的服务是有价值的，付费是对于我们专业的认可，也是对于律师 的尊重；另外一个问题是，对于具体的实务问题，在没有看到书面证据材料的情况下，直接发表操作性意 见这种做法，对于专业律师来说是不严谨的——我有过切身的教训。
在我还是实习律师的时候，我们之前的律所也设有电话咨询热线，不过是由市场部的同事负责。有天我在加班，晚上突然有电话进来，我也就顺手接了。电话里是一个女士，咨询一个著作权问题，问一个操作方式是否合法，我当时根据她提供的情况就做了肯定性的答复。
结果大约一周以后，我们律所接到了中华医 学总会打过来的电话，并指名让我接听。对方的来电很客气，但是内容很严厉。原来那个女士给医学总会投稿，稿件有一些不规范的地方。编辑让她修改，她不服气，打电话咨询律师，得到了肯定的答复，然后 就更加气盛，去跟编辑理论——然而问题就出来，我当时只考虑了通常情况下的处理意见，而她的实际问题却是其中一种非常特殊的情形，体现在最高法的一个专门相关工作文件中。而我因为没有看到书面材 料，而对方也没有主动提及，就把这种情形给忽略了。
当然，因为双方没有正式的委托关系，我们也没有 收费，所以后来医学总会也没有太为难我们。不过这个事情给我上了一课，让我在后来十多年的执业生涯 中时时警示自己。
4.对于要求当面交流的问题，我通常是区分对待，根据经验做一个预判，建议对方优先考虑书面沟通，如 果对方还是要求见面，我会根据咨询内容提供报价，从1000元到3000元不等。用这种方式可以过滤掉大部 分无价值或者低价值的客户。同时，客户同意付费，并不表示我一定会真的收费。这里面也另有学问。
5.对于有些明显不靠谱，但是又不好推辞的用户，我有时候会说我不是从事这个领域的（这个也是实话， 现代律师专业分工细化，对于其他专业方面可以说是隔行如隔山），他需要的话我可以帮他介绍一个专业律师，不过对方咨询是要收费的。
6.对于免费咨询这种形式，不可否认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获客和推广的方式，但是前提是客户群体有一定 的价值和发展潜力，或者确实能够通过咨询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青年律师切记不要本末倒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