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1-28 04:56:49来源：法律常识
作者|林樾
编辑|柯南
在诈骗别人60万元后，安欣被法院判处了10年6个月有期徒刑。可在过去的7年多时间里，她疑似从未真正入狱服刑。
安欣因诈骗被法院判刑十年六个月，刑期至2026年1月28日。
从2015年至今，法院已先后5次准备收监安欣，可每次收监前，她都会成为孕妇或新生儿母亲。这导致她原本到2026年就要结束的刑期，至今还未成功收监。
仅据司法部门掌握的资料，从安欣获刑至今，她先后应是生下了3个孩子，加之获刑前的2个孩子，她现在至少是5个孩子的母亲。
法院对安欣最近一次的《暂予监外执行决定书》，是2022年7月26日下达的。原因是她在今年6月9日又生下一子，法院只能对其暂予监外执行，直至明年6月9日哺乳期结束。
届时，司法部门如果能成功收监，安欣10年6个月的刑期，实际只需在监狱服刑2年多。可如果她又怀孕的话，整个刑期可能就会变成“纸面服刑”。
法院欲多次收监安欣，均没有成功。
安欣是北京人，1985年11月出生，早年间开始做名牌皮包生意。不过，按照她前夫吴君的说法，早在2010年，安欣就利用皮包生意诈骗过别人，还被警方拘留过。
但记者未能调查到这起案件的具体情况。而安欣再度涉案，是因为她诈骗了吴君的朋友陶明明。
一个背景是，2011年3月安欣和吴君结婚后不久，陶明明通过吴君认识了安欣。
在与陶明明接触过程中，安欣自称做名牌皮包生意，利润非常可观，她还拿出一份与“香港享受奢华皮具有限公司”签订的入股协议书，来证明自己的实力。
安欣曾利用皮包生意实施诈骗。图为高仿品资料图，与内文无关
因为陶明明和安欣的当时的丈夫是好朋友，所以没怀疑过她所说的生意是否有问题。
在2012年1月10日那天，安欣突然给陶明明打去电话，称想让他入股，一起做皮包生意，“说入股60万元人民币，每天可以给我6000元的利润，每周返利6天，周日结账。”陶明明算了下，假如此事能成，他每星期能拿到3.6万元返利。
那时吴君也从妻子那里得知，她要拉陶明明入伙。为此，他还问过这生意能否做成。安欣表示，之前是由于包的供货链出问题了，所以没给投资方返利，这次肯定不会出问题。
“我之前也看见安欣收到过一些包到家，经营没几天她就买了辆马自达轿车。我就以为她确实是在认真做这笔生意，并且有盈利，就相信她了。”吴君说。
陶明明也把这件事告诉了妻子。夫妻俩一合计，就把家中老人的房子抵给了银行，一共凑了60万元，准备全部入股安欣的皮包生意。
从2012年1月18日至20日，陶明明先陆续往安欣的银行卡里转了47万；1月27日，陶明明夫妇，还到安欣居住的北京市朝阳区一个小区内，与其签订了《入股协议书》以及《补充协议》，协议期为一年。
签完协议后，陶明明又给安欣转了几笔钱。可安欣却没按协议约定给返利。陶明明多次催要后，她都以公司供货紧张等理由进行了推脱。
实际上，安欣并没将那些钱用于皮包生意，而是多次与丈夫去澳门赌博。吴君还在2012年1月28日，独自去过柬埔寨的赌场。
陶明明这边，则完全不知道这些情况，他还在满心期望地等待着返利。
实在瞒不下去后，2012年3月，吴君给陶明明打去电话说：“安欣根本没有做皮包生意，钱都拿去澳门赌博了。”他还称，安欣那份与香港公司签的入股协议是伪造的。
发现上当受骗时，陶明明给安欣的“皮包入股”资金，一共是60万元。后期，安欣也承认，自己的确骗了陶明明。
起初，陶明明就想去报案，但考虑到安欣的孩子还小，就没先惊动警方，而是希望她尽快还钱。安欣夫妇还给陶明明写了个还款协议书。
由于陶明明入股的钱是房屋抵押款，每个月都要还利息，他不断向安欣催要后，安欣先陆续还了一些，可还有一大部分钱，她都没归还。
也因此，吴君在2012年4月20日和安欣离婚。不过，两人在2012年9月15日复婚后，2013年5月2日又离婚了。
之所以复婚再离婚，吴君的解释是，安欣除了不还陶明明的钱外，还从他父亲那里也以做名牌包名义要了107万，“我父亲分几次把钱给她，但之后她没有任何返款。”
高仿名牌包。资料图，与内文无关
而整个事件在安欣的供述里，还有另个版本。
她对办案机关说，是吴君先在澳门赌博输了200多万，然后让她去骗陶明明。安欣还说自己没在《入股协议书》上签名，上面都是吴君签的字。
“根本就没有做生意这回事，钱都是让吴君去澳门赌博输了。”安欣称。不过，从后期案件情况来看，司法机关没有认可安欣讲述的版本。
陶明明迟迟收不到全部被骗款项后，就选择了报警。彼时，安欣与吴君已离婚几个月了。至于吴君是否也牵扯到该案中，记者暂时无法证实。
2013年8月22日，安欣因涉嫌诈骗被羁押。不过，她当天就被取保候审了，原因疑似她正处于怀孕或哺乳期。
安欣涉嫌诈骗取保候审后，2014年7月4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向朝阳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朝阳区法院）提起公诉。2015年5月29日，朝阳区法院以安欣犯诈骗罪，判处她10年6个月有期徒刑，并向陶明明退赔35.8万元。
法院对安欣的一审判决。
一审判决下来后，安欣不服，向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北京三中院）提起上诉。上诉时，安欣的辩护律师称，在这起案件中，吴君才是起主要作用的人，“安欣仅起次要作用，应当认定安欣为从犯。”
律师还辩称，案发后安欣没有分赃款，一审判决认定安欣的犯罪数额也有误等，希望法院能减轻对她的刑罚。
由于上诉期间，安欣正独立抚养两名未成年子女，且正在怀孕，律师还希望二审法院对安欣适用缓刑。
2015年7月29日，北京三中院以刑事裁定的方式，驳回安欣的上诉，维持了一审法院对她的判决，刑期至2026年1月28日止。
法院对安欣的二审裁定。
就在北京三中院作出刑事裁定当天，朝阳区法院还对安欣作出了一份《暂予监外执行决定书》，决定暂时对其监外执行6个月（2015年7月29日至2016年1月28日）。
法院的理由是：“在交付执行过程中，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以罪犯安欣‘怀孕’不适合羁押为由，建议对罪犯安欣暂予监外执行”。
这导致司法部门对安欣的第一次收监失败了。
很快，安欣6个月的监外执行到期了，她将孩子生出后，马上又得哺育后代。朝阳区司法局社区矫正办公室，以安欣“处于哺乳期内”不宜羁押为由，建议对其暂予监外执行。
2016年1月29日，朝阳区法院对安欣下达了《暂予监外执行决定书》，让安欣监外执行至哺乳期结束（2016年8月6日）。
当哺乳期结束后，朝阳区司法局建议对她进行收监。2016年8月6日，朝阳区法院也作出《收监执行决定书》。就在这时，安欣再次怀孕。
法院只能在2016年8月22日作出决定，对其监外执行8个月（至2017年4月6日）。
8个月过后，安欣生下孩子又进入哺乳期；2017年4月12日，法院还得让她监外执行。此时的安欣，已经有4个孩子，其中2个是在获刑期间生育的。
当安欣度过了这次哺乳期，2018年3月11日，法院要第三次对她进行收监。
可让执行人员没想到的是，他们在当天的收监执行过程中，安欣自称又怀孕了，并经过了民航医院检查。当年5月11日，她还在北京朝阳医院进行妊娠检查，的确显示怀孕了。
见状，朝阳区司法局只能以安欣“怀孕”为由，建议监外执行。2018年6月7日，法院继续对安欣下达《暂予监外执行决定书》。
2019年8月21日，朝阳区司法局向法院提交《暂予监外执行刑满意见书》，称安欣现已怀孕，并在朝阳医院进行了妊娠检查。当年10月30日，法院下达《暂予监外执行决定书》。
至于安欣在2018年、2019年的两次怀孕，最后到底有没有生产，记者不得而知。
据信源显示，2020年10月21日，朝阳区法院决定第四次收监安欣，但不知什么原因，还是疑似没能收监成功；后来，朝阳区法院在2021年3月27日，又下达了一份《收监执行决定书》。
法院对安欣作出的最近一次《暂予监外执行决定书》。
此时，已是法院至少第5次想收监安欣，可这次仍没让她住到监狱。因为，她还是个孕妇。
让所有人惊讶的是，2022年6月9日，安欣又生下一个孩子，随后进入哺乳期。法院只能继续让安欣监外执行到2023年6月9日。
从多份司法材料来看，从安欣2015年获刑的7年多以来，她至少怀孕了5次、生产3次，加上获刑前的2个孩子，安欣至少有5个孩子了。
这些年里，法院至少对安欣下过5次《收监执行决定书》、7次《暂予监外执行决定书》，都没能让其到狱中服刑。
这些年，法院对安欣作出的多份《暂予监外执行决定书》，均因她怀孕或哺育。
眼下，安欣10年6个月的刑期，已经过了一大半，而她以怀孕和哺育之名，让自己一直处于监外执行状态。如果过了明年的哺乳期，安欣被正式收监的话，她实际只需服刑两年多，待到2026年1月28日，就可以刑满释放了。
针对此事，当地司法局相关部门人员也很无奈：“我们都是按照法院裁定的期限执行的，到我们这儿只是执行而已。”法院执行部门的电话，则一直无人接听。当记者拨通安欣当年的律师的电话后，对方一听是媒体，立即挂断了手机。
在现实生活中，利用怀孕和哺育被“接力”监外执行的案件，安欣并非个例，但处理结果却并不相同。
云南女孩李艳，因和男友贩毒，在2015年被浙江警方抓获。次年，法院以犯运输毒品罪判处她12年徒刑。
和前述安欣的情况一样，李艳获刑时，也是一名孕妇，法院只能对她作出《暂予监外执行决定书》，并让她在湖州市德清县某司法所接受社区矫正。
后来，正当李艳哺乳期满，执法人员准备收监时，她再次怀孕了，致使第二次收监失败。
接下来的时间，李艳在监外执行期间，又开始不断怀孕、哺乳逃避收监，法院连续6次对她作出《暂予监外执行决定书》。
截至2019年2月时，李艳先后与不同的男朋友生下3个孩子，加之判决前2个孩子，李艳也成了5 个孩子的母亲，这无疑给社区矫正工作带来巨大挑战。
面对这种情况，当地多个部门联动，最终将李艳收监了。
可官方面临的新难题是，5个未成年孩子怎么办？后来，当地有关部门撤销了李艳的监护权，将3个孩子的监护人，分别变更为孩子生父，又将2个找不到父亲的孩子的监护权，变成李艳的母亲。这才让该起利用怀孕和哺育逃避住监的案子，正式落下帷幕。
相对于真正怀孕和生产的女性来说，还有人利用这些特殊情况，故意造假逃脱责任。
1969年出生的周红，曾因犯合同诈骗罪，2014年9月28日被法院判处2年3个月徒刑，缓刑3年执行。在缓刑期间，她又犯下虚假诉讼罪。法院在2019年4月撤销缓刑，决定执行有期徒刑3年2个月。
让执行人员意外的是，周红怀孕了，她只能被暂予监外执行。到了2020年9月，她再次因怀孕被监外执行。
2021年9月13日，周红又以“产后哺乳”为由，向法院申请暂予监外执行。
这时，承办案件的检察官发现，近两年，周红已有过两次怀孕暂予监外执行了，对方有通过怀孕逃避监内服刑的嫌疑。
况且，这次周红所谓的“产后哺乳”，仅仅提供了一份并不清晰的出生证复印件。之后，检察官在详细询问周红情况时，她支支吾吾地回避问题。
最终，周红承认，自己没有生孩子，上一次是怀孕流产了。而为了不想住监，她在伪造“哺育”假象时，还通过网络购买了“超声诊断报告”。
更让人大跌眼镜的是，为了隐瞒流产，周红还通过请“产假”、将定位手机放至医院、再次购买虚假的出院证明等手段，来制造生孩子假象。
其间，为躲避社区矫正人员检查，周红还编造各种理由，不让工作人员看到“孩子”。
事情败露后，周红终于被收监。
无论怎样，李艳和周红都被收监了，可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搜索发现，还有些因怀孕正被暂予监外执行的人，也不是怀孕了一次。
1988年出生的福建人张琳琳，因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在2020年9月15日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判决生效时，她正属于怀孕女性。2021年1月26日，法院作出《暂予监外执行决定书》。
2021年5月2日，张琳琳在福鼎市医院生育一子，随即，法院以“哺乳期”名义，对她暂予监外执行的期限是，截至到2022年5月1日。
可就在监外执行还未到期时，今年4月，张琳琳又怀孕了，法院只能继续让她监外执行。
还有个1995年出生的辽宁女孩王敏，从2014年起，她就多次因盗窃被判刑。在2020年12月4日，她再次犯盗窃罪获刑后，因处于中期妊娠，看守所决定暂不收监。
到了2021年，王敏又因两次盗窃，分别在同年4月、6月获刑，可她当时是个孕妇，又被监外执行；2021年6月13日，王敏产下一个女儿后，又进行了盗窃。但由于她处于哺乳期，法院只好对其暂予监外执行，到2022年6月13日结束。
而在司法实务中，这种意图通过持续怀孕或哺乳来逃避收监执行的情况，还是会屡屡发生，而对这种情况该怎么处理，一直存在不同的观点。
对此，有地方检察官曾在《检察日报》发文称：“可以考虑自其怀孕时停止计算刑期，暂由社区矫正机构代为管理，自怀孕状态消失或者哺乳期届满后再行收监执行剩余刑期，这样既符合立法的目的，又维护了司法的权威。”
（为保护隐私，文中姓名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