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2-03 00:33:57来源：法律常识
如今的网络上充斥着一种风气，人们似乎不再以助人为乐为荣，并逐渐贬低这种精神，中国作为礼仪之邦已经流传千年，追求优秀的道德品质也已经被刻入基因，但此时的社会却有倒退的倾向。
追其源头，人们会发现这种现象的产生，来自于2006年一起备受争议的案件。
案件的主人公彭宇因扶倒地老人徐寿兰而惹祸上身，双方对簿公堂，最终以彭宇赔偿达成和解而告终。
这本是一起围绕彭宇是否碰到老人作为判决依据的普通的案子，却因审理过程中南京法院一位法官的一句“既然不是你撞的，你为什么要去扶”，使其成为深远影响社会的案件。
从此以后，“扶不扶”成为社会日益讨论激烈的话题。
这朵阴云至今仍在笼罩着社会与人心，彭宇当初是否撞倒老人已经显得不再重要，但回顾这件事情的详细经过，人们会发现事件的背后另有隐情，更加对现在的社会风气扼腕叹息。
故事的地点发生在南京，2006年11月20日早晨，66岁的徐寿兰手里拎着东西在公交车站等待83路公交车的到来。
与此同时，年轻上班族彭宇正站在徐寿兰等待的公交车上，整日重复的工作使彭宇感到烦躁，因此他的精神有些萎靡。
在人挤人的车厢中打瞌睡的彭宇没有想到，自己即将的遭遇将会使自己从一个普通人变成社会舆论的漩涡，并成为中国道德与法治发展路上不可绕过的人物。
这天的9点30分，两辆83路公交车一前一后地到达了站台，徐寿兰站在前面一辆公交车前，她发现后面的83路车人很少，于是她选择向后走去，搭后面的公交车。
由于年事已高，徐寿兰走路十分缓慢，上年纪的老人如同一张轻薄的纸，好像风一吹就能吹倒，因此周围的人群即使因上班潮而略显拥挤，人们也始终保持着与这位老人的距离。
但不幸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正当徐寿兰走过前一辆公交车的后门时，她突然倒在了地上，手里的东西也鸡飞蛋打般散落一地。
徐寿兰一时感到浑身剧痛，绵软无力的身体无法使她强撑着站起来，她绝望地看着周围的人群。
许多人虽然看到了倒在地上的老人，却因着急上班或怕惹麻烦而选择视而不见，只有个别人投去了同情的目光，并思考是否要帮助扶起老人，彭宇正是其中之一。
原来，彭宇一直站在公交车靠门的边缘位置，因此当车到站停靠时，他可以第一个挤下车厢，于是他是距离徐寿兰最近的人。
想要走出车站，彭宇必须首先跨过躺在他脚下的徐寿兰，出于种种原因，彭宇最终没有选择视而不见。
认清形势后，彭宇走上前将徐寿兰扶了起来，其他人见到已经有人伸出第一把手，便也上前帮忙扶稳老人。
徐寿兰十分有礼貌，在众人扶她起来时，她口中一直说着“谢谢”，但即使她站了起来，却还是有些站不稳，看来这次摔跤对这位老人的损害很大。
彭宇见状感到很担心，他也是一名儿子，因此为保证老人的健康与安全，彭宇决定即使冒着被公司老板问责罚款的风险，也要带这位老人去医院检查。
赶往医院前，彭宇首先通过徐寿兰给她的儿女们打了电话，电话那头得知母亲的危险后急忙赶来，一行人扶着老人走进了就近的医院。
由于事发突然，徐寿兰的孩子出门时并没有带多少钱，彭宇便为徐寿兰垫付200多元入院费后赶忙向公司走去。
彭宇原本以为自己的善举会换来徐寿兰一家人的感谢，却不曾想几天后，他收到徐寿兰子女的电话，电话中的声音十分不善，称彭宇要承担徐寿兰的所有治疗费用。
突如其来的索赔使彭宇感到手足无措，因为在医院时，双方的态度还算温和，等待检查结果之前，徐寿兰的家人还与彭宇友好地交谈了不算短的时间。
彭宇最为记忆犹新的，是徐寿兰的家人曾对他说：如果徐寿兰只是一般骨折或软组织挫伤，他们一家是不会计较这些的，但此时电话里的声音好像彭宇的仇人一样，使他感到惊悚。
原来，经过医院的诊断，徐寿兰被查出颈骨骨折，需要更换人造股骨头，这笔手术费用对于普通人家很不菲，即使医保可以抵消一部分，但最终的花费仍需2万多元。
面对突如其来的索赔，彭宇自然不肯接受，因此他断然拒绝了徐寿兰家人“无理”的请求。
在艰难的协商下，对方提出私了，称彭宇只需支付费用的一半即可，这使彭宇更加认定徐寿兰一家是在敲诈他。
这件事放在今天，是赤裸裸的讹人行径，但徐寿兰向彭宇解释道，她摔倒的原因正是由于彭宇下车时误撞导致，彭宇自然不会承认，于是一行人吵到了警察局，警察帮助双方找到了事发当天唯一的目击者。
据目击者的回忆称，他并没有看到彭宇撞到了徐寿兰，他看到的是彭宇见到老人倒地后十分热心地帮助了她，徐寿兰很可能是自己不小心摔倒。
面对目击者的一面之词，徐寿兰一家不肯轻易相信，于是他们执意要求彭宇进行赔偿，但彭宇背靠匮乏的证据，说什么也不肯赔偿。
面对彭宇的不配合，徐寿兰一家感到十分愤怒，于是他们将彭宇状告到了法庭。
2007年1月，徐寿兰以原告的身份将诉状送至南京市鼓楼区法院，指认彭宇将她撞倒，要求向彭宇索赔医疗费、精神损失费等共13.6万元的赔偿，这场官司的重点是彭宇是否在徐寿兰摔倒前与她有过肢体性的接触。
由于当时的中国并没有众多公共场所摄像头，并且案发当时人多眼杂，几乎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彭宇碰到了徐寿兰。
而法院的审判导向一直都是疑罪从无，徐寿兰方在最开始无疑是必输的局面。
彭宇因此显得有恃无恐，在4月第一次开庭审理时，彭宇像往常一样前去上班，他的妻子代替他出庭，与原告徐寿兰进行答辩。
在法律的审判前，双方如同角斗场中的公牛，彭宇的妻子只字未提彭宇是在做好人好事，而是直击重点，申明“原告受伤并非被告所导致，不应该承担责任”。
第一次庭审以双方的不欢而散告终，这一案件并没有实质性的进展，徐寿兰一家感到准备不充分，于是在第二次庭审开始前，徐寿兰要求彭宇到达现场，双方进行正面的较量。
休庭期间，徐寿兰的律师想到了双方曾经在当地派出所留下的笔录，笔录是距离案件发生最近的证据，于是他们急忙前往警局请求调取，但警察的回复令在场众人大跌眼镜。
警局方面称：由于警察局恰巧在这段时间里进行装修，许多笔录在运输过程中被杂乱地堆放，一时间找不到彭宇案的笔录。
这一回应顿时使社会舆论掀起轩然大波，起初人们只是认为这是一起普通的老人讹人案件，却想不到案件背后可能隐藏着关于警察、司法腐败的重大社会隐患。
警局的行为无疑使人们进一步担心社会的公平正义是否存在，彭宇案的社会影响第一次开始发酵，越来越多人开始讨论起这一案件，网络上的声音也此起彼伏。
于是第二次庭审招来了许多社会人士围观，这一次，面对原告的层层追问，彭宇的辩论与他妻子的答辩截然不同。
当原告问他是否撞到人时，彭宇立即否认，但他承认：自己下车时确实与其他人相撞，却没有撞到徐寿兰。
彭宇的这一回答显然是对自己不利的，但他不得不这样回答，原因是徐寿兰一方请来了当时为双方做笔录的民警。
据民警的回忆与补写的笔录称：当时彭宇确实说过自己下车时感到左手撞倒了什么东西，但他称自己并没有撞到徐寿兰，而是徐寿兰撞了他。
面对民警的陈述，彭宇虽然感到了一丝慌张，但他依旧镇定自若，称自己既不认可警察的补录，还要向相关部门反映警局丢失笔录原稿的失误。
在彭宇的反击中，他依旧掌握着庭审的走向，并且他还在有意将舆论引导至原告与警局暗自合谋的遐想，使舆论几乎一边倒地支持他。
即使后来警局提供了案件的原稿，但上面并没有彭宇的签名，一些已经失去独立判断的人们自然联想到在做笔录时，警察对双方，尤其是对彭宇是否进行了暴力执法或严刑逼供。
徐寿兰一方又一次感到自己的攻势已经式微，于是他们绞尽脑汁想要从彭宇的话中找到突破口，只要可以成功推翻彭宇的诡辩，就会有胜诉的可能。
原告律师发现彭宇最初在医院留下了200多元，于是认为这笔钱是彭宇垫付的赔偿金，而彭宇则反驳到这笔钱是他出于良知而为徐寿兰代付的钱，徐寿兰一家应该偿还他这笔钱。
徐寿兰一方抓住了彭宇的漏洞，穷追不舍地问他：既然是借款，为什么一直没有向徐寿兰提出归还。
彭宇则将重重地撂下一句话:他很讨厌原告，按照常理，彭宇的话语是合理的，任谁都无法接受自己做了好事，却最终成为了被告。
第二次庭审以双方激烈的交锋结束，但彭宇的感觉不是很好，因为他的辩词都很不值得推敲，似乎一切不利的因素都在向他袭来，胜利的天平好像提前倒向了徐寿兰。
而推动这一趋势的是此前一直没有提供证据的警察局，在庭审结束后，警察局向法院提交了笔录的照片，这些照片拍摄于事发的第二天，因此还是具有一定的可靠性。
在笔录中，有彭宇讲述事件发生的详细过程，验证了民警在法庭中所说，彭宇确实左臂碰到了什么东西。
即使彭宇在笔录中没有明确提到是自己撞倒了徐寿兰，但他的表述仍指向了一个事实：彭宇是这次案件的主要嫌疑人，他极有可能要为此付出法律的代价。
此时的彭宇已经陷入深深的恐惧中，徐寿兰专业的律师团队使他感到无比的压迫，于是在孤立无援中，彭宇找到了律师，并接触到了媒体。
由于彭宇最先找到媒体，并且此前两次庭审中他的表现都对他有利，在媒体的渲染下，舆论仍是偏向他。
在与媒体的电话里，彭宇将自己的处境讲了出来，他称自己最近被他人诬告，还要赔偿将近14万元。
14万，对于当时的中国家庭来说不是一个小数字，尤其是对一个普通家庭，于是这一事件被嗅觉灵敏的记者捕捉到，随机十几家媒体争相报道。
于是在第三次庭审的前两天，南京的大街小巷都在相传一件爆炸新闻，那就是一个名叫彭宇的小伙子做好事扶老人，并将其送至医院，如今却反被老人起诉赔偿。
并且在采访中，彭宇还有意将第三次庭审时间爆了出来，于是这次庭审受到了空前的社会关注，人们在彭宇先入为主的观念灌输下，都在等待正义终究会帮助彭宇翻盘取胜。
在第三次庭审中，双方的争论一直持续到结束，彭宇始终没有承认自己撞倒了徐寿兰。
但在徐寿兰一方搜集到全面且确凿的证据下，彭宇还是败诉了，他要赔偿徐寿兰的一部分医疗费。
彭宇在庭审前联系媒体只是为自己造势，他内心早已得知自己基本不会有翻案的可能。
但彭宇没有想到的是，媒体是一柄双刃剑，既可以帮助受难的人获得更多关注，还会无限放大一些细节，使之成为社会矛盾的源泉。
媒体注意到，庭审时一位法官说了这样一句话：既然不是你撞的，你为什么要去扶。
这句话在当时已经要宣判彭宇败诉的语境中无疑是一句反问，但记者们只将这句话截了出来发布到网络上，顿时引起群情激愤。
人们都以为正义的彭宇一方败给了讹人的老人，再加上法官的这句话，一场史无前例的道德败坏在社会中徐徐推进。
直到几年后，彭宇在一次采访中承认了自己当时确实撞倒了徐寿兰，但已经没有人想要得知真相，越来越多的老人倒地后因没有被及时扶起而罹难，人们却仍一味地嘲讽。
有人常说“不是老人变坏了，而是坏人变老了”，一些扶倒地老人的事例中，即使救助者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自己没有撞人，最终的结局仍是被居心叵测的倒地者缠身。
他们因此耗费了大量精力与金钱，甚至因此工作不保、家庭破裂。
但事实的真相是，这样的事例只是万千事件中十分极端的事情，它们经过媒体的炒作被不断放大，使网友们认为所有的倒地老人都会讹人。
因此，人们应该摒弃心中的揣测，勇敢地救助需要帮助的人，让社会的良好风气重新出现，同时，法律也应不断地完善，给予救助者帮助，给予犯罪者严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