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2-04 06:34:41来源：法律常识
《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郭霁瑶
“为了找工作，贷款两万去学习。结果东西没学到，除了本金还要还一万多的利息。”
“当时承诺高薪就业，还说要帮我找工作，后来一段时间人都找不到了。”
“催债电话打到我家的时候，我特别怕我妈知道后癫痫发作。我姥姥、姥爷都80多岁了，我也不敢说。”
这些刚刚成年的年轻人正在为一家名为“达内教育”的培训机构所困，而“钱”贯穿了他们陷入达内“培训贷”的全过程——因为缺钱，想通过学习技能找工作赚钱，为支付学费被“引导”借钱，然后还钱、缺钱……
成立于2002年的达内时代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达内”），业务主打IT 技术培训，2014年以中国职业教育培训第一股身份在美上市。在宣传中，其主打“保就业”“先就业后付款”“高薪就业”等概念，课程培训费用一般在22000元左右，学员多为刚成年不久、初高中学历的年轻人。针对无力支付高昂学费的学员，达内与一些网贷机构合作，向学员推荐“培训贷”项目。一些年轻人却在报名之后发现，课程内容并不符合预期，“保就业”也只是一张空头支票，而更雪上加霜的是，自己背上了无法承受的债务。
“我们的学生基本上都是20岁出头，很多都是刚刚毕业一两年。”达内上海某校区的老师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透露。同校区的另一位老师也表示：“很多学员都会选择 ‘教育分期’。”
记者发现，达内不仅靠“卖课”赚钱，同时通过向学员推荐“培训贷”赚取“贷款转介服务收入”和“担保费”，3年赚取的相关费用将近两亿元人民币。
达内收取这些费用是否合法？达内又是否能够同时扮演“产品提供方”“贷款中介方”“贷款担保方”三重角色？当教育机构搭上“培训贷”，是馅饼还是陷阱？
“第一宗罪”：诱导贷款？00后学员因“培训贷”而身陷负债
2020年3月，18岁的王山在抖音上刷到了达内的宣传短视频。“先就业后付款”“名企内部推荐就业”“就业率90%以上，月薪过万”等表述吸引了他的注意力。
当时中专还未毕业的王山，在长沙比亚迪汽车公司注塑车间的流水线上工作。“那里是做小时工，15块钱一个小时。我一个月工资只有2000多块钱。”王山说，“而且我家里条件不怎么好。妈妈在浏阳老家收废品，爸爸在浙江工地上打工。”
出于改变现状的想法，他通过抖音短视频评论区与达内工作人员加上了QQ好友。在了解了王山的状况之后，工作人员告诉他，在达内教育学习后保就业，且工资在7000元以上。
值得注意的是，在与记者交流过程中，多名报名达内的学员在采访中均提到了“保就业”一词。
记者曾以求学者的身份联系了达内上海学区，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我们是针对企业用人标准去培训学生。学生学完之后，我们会安排就业，不需要学生自己去找工作。这边UE班（User Experience）的学生，很多是初中、高中的学历，学得最差的学员毕业后也能有8000元的月薪，学得好一点的学员月薪在13000元到15000元以上，而且互联网行业涨薪也是比较快的。”
当时工作人员向王山推荐了学费为22800元的WEB前端开发工程师课程。“我当时没有钱，对方就叫我去办贷款”。在收到了一张培训机构现场照片后，2020年3月25日，王山便扫描工作人员发给他的二维码，在百度旗下的“有钱花”上借了22800元。王山的报名确认书显示，这笔学费将由王山授权第三方贷款机构（百度）直接支付给达内提供的账户。对于学费的具体到账情况，王山表示并不清楚。
在完成贷款后不久，王山发现自己陷入了困境。“在我报名时工作人员并没有说明上课地点和形式。”王山告诉记者，直到报名后提到上课安排，他才知道自己的上课地址在广州。然而王山身处长沙，没办法去广州上课。
根据王山提供的合同显示，在他的个人信息处，其地址填写为湖南省浏阳市。合同中并没有关于培训机构地址的内容，只有达内的印章显示为“广州达内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在后续沟通过程中，王山向工作人员表达了要去位于长沙的达内线下机构上课的想法，但对方却要求他去广州沟通。“去广州的话，坐火车（单程）就要花200多，坐高铁（单程）至少花600块钱。”也因此，王山并没有去广州。经过沟通，达内向王山发送了一套线上课程。但上了几节线上课后，王山大失所望，不想继续培训。
更雪上加霜的是，由于在报名后的一个月选择了辞职，王山一度陷入了没有收入的困境，这也使得他中断了还款。截至2022年3月25日，距离王山贷款已经过去两年，他只归还了第一期和第二期，总计527.84元。他的“有钱花”账号页面显示，待还款总额为38415.98元，其中包括利息6039.98元与罚息9576元。
“这已经影响到我的信用了，我经常会收到催债电话，还有短信。”王山说。
被达内吸引的还有杨尔。与王山不同，当时19岁的杨尔最初是在58同城上看到了达内的招聘广告，抱着试一试的求职心态前往应聘达内。
在面试过程中，达内告知她，她的学历不够，但可以在达内进行培训。“他们说在学习期间会给我介绍一个高薪兼职，边兼职边学习。学习结束之后，还会再给我安排一个高薪工作。”被达内口头承诺的条件所吸引，杨尔决定报名学习。根据她提供的报名合同，课程结束后，达内负责给她推荐工作，薪酬根据本人学习技术及人才市场情况而定。
据她所说，答应报名后，她向工作人员提供了身份证原件，工作人员当着她的面在“有钱花”上贷款21800元，为她报名了UI设计课程。
报名过后，达内发给杨尔几个培训视频，并配备了一名老师对于教学内容进行答疑。在上了几节课后，杨尔表示，自己很难跟上教学内容，老师常常对于她的问题无法作出满意的解答，教学情况并不理想。而之前提到的“介绍高薪兼职”的福利，杨尔说，达内方面并未给她介绍任何工作。最终，她背上了本金两万多的债务。由于对于教学内容不满意，杨尔也没有继续进行学习。又因为一直没有工作，她无力还款，只能每月看着还款提醒弹出。
“当时催债催到我们家的时候。我特别怕我妈知道后癫痫发作。我姥姥、姥爷都80多岁了，我也不敢说。”杨尔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她来自单亲家庭，整个家庭依靠母亲的低保和政府的补贴生活，没有其他经济来源。“我妈妈有精神疾病和癫痫，常年需要住院治疗。我自己也遗传了癫痫，所以找不到工作。”
“第二宗罪”：联手网贷平台推出“培训贷”，达内担保收费是否合规?
达内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
据公开资料显示，达内的运营公司为达内时代科技集团有限公司，2002年成立于北京。该公司曾获得IDG资本、高盛集团等金融机构的投资。2014年4月3日，达内以中国职业教育培训第一股身份在美上市。达内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南京、杭州、成都等70个大中城市成立了342家学习中心，拥有员工超过10000人，累计培训学员已达100万人次。2019年11月，达内被曝“财报造假”，收到退市通知。2021年12月，由于收盘价连续30日低于1美元，达内又一次面临退市风险。
这家中国职业教育培训第一股，一直以来与贷款机构合作颇深。
据澎湃新闻报道，2016年4月19日，达内董事长、创始人韩少云在亚杰商会推出的“中国互联网消费金融”主题系列论坛上公开表示：“你现在交不起钱可以，你先来，等你培训就业以后，找到工作不就有收入了，找到工作有收入以后，再把我的学费分期还给我。”
达内也确实这么做了。在2020年的财报中，达内表示，考虑到当前大学生难以负担课程学费，从2006年起，达内为符合条件的学员提供了毕业后交学费的支付选项，实际上这种付费方式是由“培训贷”完成。2018年、2019年和2020年，分别有45.6%、52.3%和15.0%的学员获得了融资服务提供商提供或安排的贷款，以支付学费。
目前，达内合作的贷款机构有：百度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中银消费金融有限公司和北京融联世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达内通过向学员们推荐贷款产品，获得不少“回报”。
2020年达内科技财报显示，达内向学生推广金融服务提供商的贷款产品时，可以从中获得一笔“贷款转介服务收入”（Loanreferral service revenue），具体金额按贷款本金金额收取，并且每月与金融服务提供商确认。
2018—2020年，达内科技贷款转介服务费收入分别是1809.6万元人民币、1993.9万元人民币、780.1万元人民币，共计4583.6万元人民币。
不止如此，达内还有一个角色——“担保人”。据财报显示，针对以贷款支付学费的学员，达内提供担保服务（Guarantee liabilities），并收取担保费。这笔费用包含在收取的学费中。在学员违约的情况下，金融服务提供商有权从达内收取未付利息和本金。
那么，在学员无力还款的情况下，为什么贷款机构会继续向学员催收，而不去找担保方达内履行担保责任呢？北京市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周游律师分析认为，没有任何法律规定借款人无力偿贷后，贷款方只能向担保方催收。贷款方有权按照保证合同的约定选择追偿对象。但是，在这种业务逻辑中，担保方实际上为贷款方提供了客户来源。因此，为避免破坏合作关系，贷款方有可能倾向于先向真正的借款人主张债权。
但记者采访的几位学员均表示，对于这笔“担保费”并不知晓。在前期推荐借贷的过程中，达内对于“担保”一事也只字未提，并未询问学员的偿贷能力。学员所提供的与达内签订的合同中，也只显示了学费总数，没有任何内容表示其中包含“担保费”。
2018—2020年，达内科技收取的担保费分别为8969.1万元人民币、4718.9万元人民币、1300.8万元人民币，共计约1.5亿元人民币。担保费和贷款转介服务费两笔收入3年合计将近两亿元。
“担保费”究竟是一种什么费用？法律上对于担保服务方是否有相关资质规定？
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孙彬彬律师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该收费项目很可能是达内借帮学员办理贷款、担保为由，巧立名目设立的收费项目，并且达内的做法，欠缺对消费者履行充分告知义务，属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第八条“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及第九条“消费者享有自主选择商品或者服务的权利”规定的知情权与选择权的侵犯，“属于乱收费项目”。
“另外，培训机构本身不具备长期从事担保业务、提供融资担保服务的牌照资质，如果其确为贷款提供担保，也属于超范围营运，本身业务经营不合法。”孙彬彬律师补充道。
周游律师认为：“对外提供担保，属于普通民营企业的自主经营决策事项，并不是特许经营或者需前置审批事项。但以‘提供担保为业’，则涉及专项经营许可。”
周游律师向记者介绍了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区人民法院受理过的一起汽车消费贷款案件。该案中，某资产管理公司（甲公司）为消费者的购车贷款提供担保服务，并向消费者收取担保服务费。最终，法院以“甲公司不具有从事经营性融资担保业务的资质”为由认定甲公司无理由收取“担保费”，要求退还。
天眼查数据显示，达内的经营业务范围包括研发、设计计算机软硬件、网络技术和产品以及通信技术；提供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计算机技术培训；销售自行开发的产品；以特许经营方式从事商业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那么，作为服务提供方，达内又是否可以同时扮演担保人和中介人的多重角色？
以大众较为熟悉的房贷、车贷为例，在贷款办理过程中，房产公司、汽车4S店也会推荐合作的金融机构。
但不同的是，“通常房产公司、汽车4S店不会为消费者贷款提供担保，而是由消费者向金融机构提供足够的资信证明、抵押物或保证人。贷款款项一般是金融机构直接付款至商家，但会以短信、电话等方式向消费者通知放款及首期还款期等信息。”孙彬彬律师提醒道。
值得注意的是，曾有学员要求达内开具学费发票，之后达内发送了一张所谓的“电子发票”。一位曾就职于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财务从业者指出，这并非真实发票，仅仅算是一张收据。
“第三宗罪”：涉嫌虚假宣传，钻营监管漏洞
近两亿的收入背后，还有多少个和王山、杨尔一样负债的年轻人？
截至2022年4月20日，黑猫投诉平台上关于达内的投诉信息共有2055条，其中内容多为“虚假宣传”“诱导贷款”以及“拖欠退款”。
“一开始给我申请的两万多的贷款，说是所有的学费，承诺出去工作工资就有一万多，后面又说出去工作工资只有五六千，想要拿一万多工资的话，还要学插画，还要交七千八，贷款利息两千三。”
“2020年10月的时候我在58同城上面找工作，被一个达内的招聘联系到了。他们就打着高薪资、免费培训后即入职的口号，联系了我好几天，确实心动了，我就去了合肥。他们让我交20800元的学费，我说我没有，他们让我贷款……”
学员们在投诉平台上写下了自己的经历，“维权难”成为高频词之一。
周游律师分析称，“教育培训贷”本身存在灰色地带，关键在于是否涉及虚假宣传，以及是否严重到构成欺诈的行为。例如，如果培训机构和其推荐的用人机构恶意串通，就可能构成欺诈，是刑事问题。从现有的资料来看，只能说达内可能涉嫌虚假宣传，是一个广告法或者民事上的问题。
“达内的问题在于，作为本身打擦边球的贷款外包服务角色，以保就业承诺诱导学员借贷，营销活动存在欺诈性及诱导性宣传，造成学员无力偿还贷款，并且拒绝退还学费；而小贷公司作为金融机构的问题在于，对达内虚假宣传视而不见，对学员的资信情况、资质审核过于随意。”孙彬彬律师说。
2021年2月，银保监会办公厅、中央网信办秘书局、教育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人民银行办公厅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规范大学生互联网消费贷款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对大学生互联网消费贷款进行了明确规定。“小额贷款公司要加强贷款客户身份的实质性核验，不得将大学生设定为互联网消费贷款的目标客户群体，不得针对大学生群体精准营销，不得向大学生发放互联网消费贷款。放贷机构外包合作机构要加强获客筛选，不得采用虚假、引人误解或者诱导性宣传等不正当方式诱导大学生超前消费、过度借贷，不得针对大学生群体精准营销，不得向放贷机构推送引流大学生。”
一位大二学生告诉记者，自己曾致电上海达内教育，对方在询问了该学生相关情况后，仍然推荐了贷款分期付费的方式。
但达内的学员多是像王山、杨尔这样，成年不久，未考上大学的年轻人。上海达内一校区负责人透露，达内教育本科学历学员少，每个班的学生在20到30人之间，其中本科生有三四人，专科学历学员相对本科而言较多，但总体占比也不高。他曾经教过的学生中有很多是十几岁辍学从事销售、餐饮等工作，为了转行来到达内学技能。
2019年，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课题组发布的《普惠金融赋能就业研究报告》显示，接受教育分期的群体具有年龄偏低、学历较低的特征。分期贷款者的平均年龄为26.7岁；41.3%的贷款者最高学历为大专，24.9%的最高学历为高中。除此之外，该群体的家境一般且父母文化程度偏低：50%贷款者的父母难以负担子女培训费用，受教育程度在初中以下。
这些学员有着和大学生一样的年纪，但并不在大学读书，其身份界定属于社会人士，在这一领域的监管可能还不够明确，
“这个事件确实刚好发生在一个不是大学生却处于刚成年的年龄，又没有那么强的风险意识的消费者群体。这个群体与达内这类机构相比，存在一种信息上的不平等，在整个事件中处于非常弱势的地位。针对这种情况，其实可以通过行业协会来制定更公开、透明的标准来保护这个群体，让消费者和培训机构之间的关系更加平等。”周游律师说。
孙彬彬律师指出，与实践中常见的套路贷、高利贷所体现的违法程度、暴力程度相比，达内教育推介的小贷公司会通过APP、视频、电话核实身份并在线签订贷款合同，整个贷款过程一般会有一套流程化审核模式（但资信审查较为宽松），贷款金额及贷款利息通常不存在制造虚假流水恶意垒高、软硬兼施索债的情况，并且整个贷款推介、发放均是以公司面貌出现，这也对监管部门、公安机关针对此类套路贷款认定形成一定障碍。
为了偿还贷款，2021年6月，王山坐上了从浏阳开往长沙的汽车。如今，他一个人在长沙送外卖，过着朝十晚九的生活。白天每单5元，晚上每单6元，每月月薪在6000元左右。“还行，就是有点累”是王山对这份工作的评价。他收入最高的那天挣了360元，从早上8点工作到晚上12点。
2021年11月10日，王山再次打通了达内的客服电话。工作人员让他还清贷款后凭借还款记录到达内教育长沙某校区上课。但最终，因贷款未还清没能实现。“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还清，花了冤枉钱，东西没学到。还要还一万多的利息。”
（文中王山、杨尔均为化名，华东师范大学2020级新闻系滕云同学对此文亦有贡献）
责编：姚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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