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事故未结案能上学吗，交通事故未结案能上学吗吗

法官，不仅仅是要适用法律，有时候也在识人读人。作为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的一名刑事法官，审过不少强奸案件，见过形形色色的性侵犯罪分子，衣冠禽兽、道貌岸然，我见过不少。

名师补课

今天要说的这位被告人，是北京某重点中学一位数学老师，被害人是这位老师的学生，事情还得从补课开始说起。

被害人的学习成绩处在年级中游，各科成绩都还可以，就是数学稍微弱点，马上面临高考，于是想着找个数学老师给补补课。正好班上的数学老师邹老师也私下“接活”，帮人补习功课。就这样，被告人成了被害人的数学老师兼补课老师。

为什么选择这位老师？一来他是被害人的数学老师，对被害人的学习情况了解，毕竟“熟人”可靠嘛；二来这位数学老师确实手里有“金刚钻”，教学成绩也非常突出。这位邹老师可以说是中青年教师队伍中的佼佼者，但就是这位优秀人民教师，所谓的“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却出卖了自己的灵魂。

警惕“狼师”

道貌岸然

女孩本以为邹老师能够助自己一臂之力，没想到，却成了噩梦的开始。最初，补课安排在邹老师的家里，一开始邹老师只是“动手动脚”，摸了女孩几下，后来这位邹老师变本加厉，趁着自己老婆带女儿出去买菜的机会，他反锁房门后开始对女孩下手了，并威胁女孩：“你要敢说出去，我就把这件事公开，让你在学校呆不下去，我知道你每天的上学路线，说出去有你好看的。”

迫于邹老师淫威，又碍于面子觉得难以启齿，女孩只好忍气吞声。没想到邹老师越来越疯狂，把罪恶的双手伸到了女孩的家里，有段时间是邹老师上门补课，补课在女孩自己的房间进行，趁着独处的机会，邹老师又开始下手了。

虽然在邹老师对女孩实施侵害后，女孩因为害怕、羞耻，未敢向父母和盘托出此事，但女孩曾不止一次地向父母暗示过自己的意见，只是这样的意见被父母忽略了。女孩曾要求父母给自己换个补课老师，她的父母却说：“好好地换什么老师，你的成绩不是提高了吗，是不是不想好好学习了？”女孩没有再说什么，她的提醒并没有引起父母的注意。

家长应多聆听儿女心声

智擒恶魔

邹老师的行为也没有收敛，仍在继续。一次，邹老师无意中问了一句：“这房间里没摄像头吧？”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女孩便对自己的父亲说：“爸爸，你给我的房间装个摄像头吧，这样就能监督我的学习，知道我有没有偷懒了。”女孩的父亲一听有点道理，便允诺了此事。

女孩的房间装上了摄像头，但邹老师并不知道此事，仍在继续上演着禽兽行为。监控录像拍下了这一切。当天，女孩让自己的父亲看监控录像，父亲看到那一刻傻了眼，顿时也明白了女孩要求自己装监控的“良苦用心”。

监控录像拍下的邹老师猥亵女孩画面

绳之以法

当时检察院是以强奸罪、强制猥亵罪起诉的。因为强奸等性侵犯罪一般案发地点比较隐蔽、私密，直接证据往往只有被告人的供述和被害人陈述。我当时看了卷宗后，监控录像拍下的只是当天被告人的猥亵行为，而对强奸罪的指控，从目前的主要证据来看，被害人的陈述尤为关键，因为被告人在侦查、起诉阶段始终否认犯罪事实，辩解说自己和女孩是“师生恋”。

当然从我的内心确信来讲，我相信女孩说的事实。但是同情取代不了法律，得用证据说话。当时，我想让这个女孩出庭作证，因为这样可能更有利于还原事实的真相，帮助我判断证据的真伪。

一开始，我担心女孩因为抵触不会出庭作证，但女孩比我想象的要勇敢、坚强，她答应出庭作证。考虑保护被害人隐私，我们采用视频作证的方式，让工作人员陪着女孩在证人室。

要敢于面对不法分子

庭审中，女孩子通过视频向我们陈述了自己被侵害的事实和经过，而且说出了一个重要的“细节”：“被告人左腿的靠近大腿根部处有个红色胎记。”而在公安机关和检察院的卷宗里均没有提到过这个细节。我当时就暂停庭审，让法警带被告人下去，核实被告人的胎记是否存在。果然如女孩所说，被告人左腿大腿根部确实有个浅红色的胎记。有了这个细节的支撑，更加坚定了我的内心确信。

后来，被告人以强奸罪、强制猥亵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两年，而且禁止被告人从事与未成年人教育相关的工作五年，这也是当时北京市首例对强奸犯适用从业禁止的案件。

宣判后，我也跟女孩谈过，想鼓励、开导她，在问她高考后要考什么学校时，她明确告诉我说她要报考警校，她说：“我不想让自己的悲剧在其他女孩身上重演，我要让更多这样的犯罪分子被绳之以法。”

退补课费

宣判后，女孩的父亲来找过我，向我说了一些情况，他说：“自己和前妻离婚后，女儿跟着自己和现任妻子一起生活，自己是个生意人，平时很忙，除了女儿的学习，对女儿生活各方面的关心也不够。我只想着女儿能够好好学习，当时为了给女儿补习数学课，我给邹老师的补课费是每小时1000元，只要她能帮我女儿提高成绩，我花多少钱都无所谓。但想不到他却对我女儿做出这样的事情。”

我问他一共给了被告人多少补课费，他说：“一共有16多万，说实话，这一些钱对我来说不算什么，但我一想就来气，我想要回这笔钱，不能白给他。”我说：“那你另行提起民事诉讼吧。”

后来，女孩的父亲提起诉讼，要求被告人退还补课费16万元。按照未成年人审判庭“首审责任制”的要求，即涉及同一未成年人权益的案件，无论刑事案件或民事案件，均由首审法官负责审理。这个要求返还补课费的合同纠纷自然也是由我来审理。

开庭的当天，被告人还是一副否认事实的态度，说自己为此付出了劳动，获得补课费是应当的，拒不返还。并且在法庭上又扬言：“出来后会怎么怎么样。”作为一个法官，面对被告人的威胁是常有的事，但又不能“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只能往肚子里咽，长此以往，早就具备了强大的抗压能力。最后，判决支持了女孩的诉讼请求。

法官提示

在该案审理过程中，法官发现邹某某作为职业教师，在明知教育部印发过《严禁中小学校和在职中小学教师有偿补课的规定》的情况下，仍违规以收取高额补课费的方式，单独为在校学生补课，存在严重违规、违法行为。

另外，其不仅强奸、猥亵未成年女性学生，还存在严重违约行为，侵犯了被害未成年人家庭的合法财产权益。因此，在监护人提出希望追索补习费时，法官明确建议监护人在刑事案件结案后，通过民事诉讼解决合同纠纷。

由于法官全面掌握邹某某在为被害人补习过程中所犯罪行，故在后续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能够明确判断双方当事人陈述的真实性，缩短了法庭调查、取证的时间，有效减少了诉讼对涉诉未成年人及其家庭的二次伤害程度。

当未成年人遭受犯罪侵害时，不仅给其个体造成重创，更有可能使其家庭权益受损。但由于从属不同的法律关系，身份关系、处理方式、诉讼程序等存在诸多差异，被害未成年人及其家庭的维权过程，往往耗时费力。遵循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对于未成年人的特殊、优先保护原则，应当在处理涉及未成年人权益诉讼过程中，给予最大限度的帮助与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