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猎狐》已落下帷幕，但现实中的猎狐行动仍在继续。

由公安部牵头开展的“猎狐”专项行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级别最高、规模最大的海外追逃行动。

自2014年以来，“猎狐行动”从120多个国家和地区抓获外逃经济犯罪嫌疑人6000余名，其中缉捕“百名红通”外逃犯罪嫌疑人60名，追回赃款达100多亿元人民币。

跨国追逃绝非易事，国家间司法体系的差异、语言障碍、执法权的限制等等，筑成了千般困难险阻。

在金钱与欲望的浪潮中，无数关于人性、正邪与智力较量的细节，依旧在无声处上演。

狡狐十三窟

找到“狐狸”的藏身之处并非易事。

乔建军——百名红通人员第3号，原中储粮河南周口直属仓库主任，在职期间通过各种手段骗取国家粮食款7亿余元，于2011年11月逃往美国。

2015年4月，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公布“百名红通人员名单”，即100名涉嫌犯罪的外逃国家工作人员、重要腐败案件涉案人等人员的红色通缉令。

中国在全球通缉要犯的“红色风暴”刮起，于2019年1月上映的五集纪录片《红色通缉》，就详述了其中的诸多细节和故事。

乔建军是目前“百名红通”前五位中唯一尚未归案的人员。

纪录片里，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国际合作局工作人员周从远直言，乔建军是他办理追逃案以来看见过最狡猾的狐狸——“人家说狐狸狡猾到狡兔三窟，他是狡兔十三窟。”

乔建军的出逃，是一场多年精心筹谋设计的结果。

出逃之前，乔建军和前妻赵世兰通过办理投资移民的方式，为自己和两个孩子取得美国绿卡，并借机向海外转移过亿资产。

截至日前，两人仅在美国境内就有四套房产与三处商业地产。除此之外，乔建军曾在13个国家和地区流窜。每到一个地方，他都会投资置业，希望通过投资移民的方式获取当地身份。

而这些投资中的大部分，是借用“李峰”的假身份进行。

2011年乔建军外逃不久，中美两国就此案展开司法合作。中国采用异地追诉的方式，推动美方以移民欺诈、洗钱罪起诉乔建军、赵世兰。经过反复磋商，2014年，美方对二人提起刑事诉讼。

但实际上，早在2012年，乔建军已逃往其他国家。面对中国与美国发布的红色通缉，乔建军不断在多个国家和地区间窜逃，在每一次的抓捕行动前，他都成功脱身而去。

乔建军原本的打算，是在全球多地为自己准备避风港，但这也引来多国的联合追逃和资产追缴。

2018年8月，乔建军在瑞典被逮捕。

由于中国和瑞典之间还没有引渡条约，所以中方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框架下，基于外交互惠原则开展引渡合作，向瑞典提出对乔建军的引渡请求。

被捕落网时，乔建军一夜白头

据瑞典当地报纸消息，乔建军被捕落网时，一夜白头。他在各国购置的房产，也只是外逃路上的暂时落脚之地，而无从安心享受。

还有一些外逃人员，刻意选择未与中国建交的国家作为避难港，在复杂路线中辗转他乡。

39号“红通”人员付耀波就为自己规划了详细的外逃路线。先飞泰国，再到马来西亚、新加坡，换用其他身份飞英国，再到加勒比地区的岛国格林纳达，然后偷渡去岛国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最终藏身在圣格首都郊区的大山里居住。

13天，辗转6个国家，经过这一系列复杂操作后，付耀波认为自己：“很周全很周全了，可以做到天衣无缝。”

逃到未建交国，追逃难，屏障自然建立，很多外逃人员认为这是一个万无一失的决定。

岛国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所在地

然而，在全球合作追逃的形势下，这个保障也变得脆弱不堪。在付耀波案中，中方利用与第三国格林纳达的外交关系，请其出面与圣格协商。由于付耀波持格林纳达护照偷渡到圣格，而付的案件又与中国相关，所以中国可以提供协作。

2016年2月1日，中国追逃小组成员踏上未建交国圣格的土地，找到付耀波藏身之地。2月6日，付耀波被押解回国。

较 量

目前，我国的境外追逃工作主要采取引渡、遣返、异地追诉和劝返等形式。

但由于各个国家执法环境不同、政治理念不同，尤其是一些国家法律对证据要求高、诉讼时间长，使得引渡工作缓慢。

中国警方在国外无执法权、需与当地执法机构联合办案，这也成为了困难的一部分。

时间的拖延为引渡增加了不确定性。不少外逃分子利用法律差，企图逃避回国接受惩罚。

百名红通4号人员黄玉荣，河南省高速公路管理局原党委书记，河南省落马官员石发亮的妻子，涉嫌受贿罪，于2002年出逃美国。出逃时，他已获得美国绿卡。

黄玉荣出逃之后，中国向美国提请司法协助，同时申请对黄玉荣的非法移民遣返。

2005年洛杉矶海关移民执法局对黄玉荣启动遣返程序。但黄玉荣聘请美国著名律师，利用一切可利用的程序，不断上诉拖延，直至2015年。

藏身美国，时常往返秘鲁的黄海勇，是原深圳裕伟贸易实业有限公司法人代表，涉嫌走私罪，案值12.15亿，并涉嫌逃税7.17亿。

中国向国际刑警组织秘鲁中心局提出请求，一旦发现黄海勇入境，依据红色通缉令将其拘捕。

2008年10月，秘鲁警方将其拘捕。

秘鲁是第一个与中国签订《引渡条约》的美洲国家，但按照秘鲁法律规定，引渡须符合当地刑事诉讼法，法律判决之后，黄海勇可以提起上诉，而秘鲁司法体系必须受理。

秘鲁国家检查院国际合作和引渡司司长表示：司法合作能巩固双边关系

于是，黄海勇花重金聘请秘鲁顶尖名律师对抗引渡。一次庭审，他就要支付律师3万美元。

在最高法院之外，宪法法院、美洲人权法院、人身保护令都是秘鲁司法体系中另外三部分。而当体系中所有机构都“放行”之后，黄海勇才可被引渡回国。

黄海勇与律师各处上诉。

在《红色通缉》中，中国驻秘鲁大使贾桂德介绍，在黄海勇被拘捕后的八年时间里，黄海勇提出20次上诉，申请10次人身保护令，两次上诉到秘鲁最高法院，两次提交到宪法法院，三次提交到美洲人权法院。

终于，2015年9月，美国人权法院判决黄海勇败诉，同意秘鲁政府自主决定是否引渡。2016年5月，秘鲁宪法法院裁决准许引渡。7月，黄海勇被引渡回国。

八年曲折，终有尽时。黄海勇后来计算，因不断上诉，他在秘鲁共花了80多万美金。

人性的“弱点”

2015年，“百名红通人员名单”公布之后，原本在国外低调甚至隐匿的外逃人员开始感到不安和恐惧。

大部分外逃人员去到国外，却由于语言和生活习惯的限制，依旧生活在华人圈子里。红通名单上被公开的照片，让他们原本编织的假面目被戳破。许多人或等待抓捕的到来，或逃去另一个地方。

点开“百名红通人员名单”的网页，都成了需要小心翼翼提防的事。

逃到中国未建交国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的付耀波自认为逃亡过程天衣无缝、没有错漏。在被抓之后，他曾猜测自己藏身之地泄漏的原因之一，就是他点开过公布红通人员的网站。另一个则是自己修ipad时，遇到过华人。

但这些仅限于他的猜测，成为他日夜担心的引子。

付耀波藏匿地的线索，来自于他爱玩的网络游戏IP地址的暴露。追逃人员了解到付耀波在国内的时候，“烟灰缸里的烟头必须摆成塔形，旁边必须有一个电脑打游戏”。他曾在国内注册几十个游戏帐号，并且喜欢玩三国类游戏。

追逃组通过常在夜间登陆的可疑IP地址排查之后，找到大概位置，之后与国外电信公司合作，最终锁定付耀波的藏身之处。

外逃人员在国外的生活大多不能暴露在阳光之下，语言不通、环境不熟悉、独身一人出逃，再加被通缉的恐惧，更加深了生活的孤独。

百名红通人员第1号杨秀珠，原温州市长助理、温州市副市长 外逃美国纽约、美国休斯敦、荷兰

付耀波通过打游戏打发这种孤独，不敢跟家里人联系的他，也专门注册了一个围棋账号，只为在国内的妻子上线玩围棋游戏的时候，他可以通过网上观看排解对家人的思念。

另一些人的外逃是准备已久，而对于贪腐行为突然败露的人来说，出逃是匆忙之中的决定。资金准备不足，国外合法身份也没有拿到的情况下，他们举步维艰，不得不进到华人工厂或通过打零工的方式赚取生活费用。这些，与他们从前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条件相比，已是天壤之别。

2015年以来，中央追逃办已连续四年开展“天网行动”，其中包括多项子行动。各部门间协调合作，利用切断国内的亲人联系与金钱利益输送、冻结转移到海外的非法资产、在国外对其发起追诉等方式，全方位压缩外逃人员的生存空间。

追逃组工作人员的办法，就是“要让外逃腐败分子成为三无人员，就是无钱可花、无人可靠、无路可走”。

虽远必追的信念之下，避罪从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作者 | 赵敏

排版 | CAT

图片 | 部分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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