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议找y安徽创善律师事务所,孤残孩子长大了,变老了怎么办呢

时间:2022-12-07 23:43:58来源:法律常识

本文原发于2022年5月12日出版的总第855期《瞭望东方周刊》,原题为《儿童福利保障要形成合力——专访中国公益研究院执行院长高华俊》。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王剑英 编辑高雪梅

在国务院印发的《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21—2030年)》中,要求坚持儿童优先原则,更加注重家庭、学校、社会和网络对儿童的全方位保护。

孤残孩子长大了、变老了怎么办?

3月4日晚,在北京国家体育场举行的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开幕式上,重庆市特殊教育中心扬帆管乐团奏响了国际残奥委会会歌——《未来赞美诗》(吴壮/摄)

儿童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

在国务院印发的《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21—2030年)》中,围绕儿童的健康、教育、社会保障和福利、家庭、环境、法律等领域提出了目标和措施,要求坚持儿童优先原则,更加注重家庭、学校、社会和网络对儿童的全方位保护。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是中国第一所公益研究院,成立12年来,专注研究儿童、老人和残疾人三大弱势群体的福利与保障问题。

日前,《瞭望东方周刊》记者专访了该院执行院长高华俊,他就当前我国儿童福利、儿童保障方面的若干问题进行了分享。

孤残孩子长大了、变老了怎么办?

高华俊

进步明显

《瞭望东方周刊》:近年来,我国的儿童福利取得了哪些重大进展?

高华俊:曾经,中国儿童福利是“三无”——无立法、无专门行政机构、无固定经费。

现在,虽然还没有儿童福利法,但是2021年6月施行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带有很大的儿童福利法特质,所以法律上是有进步的。

无专门行政机构也解决了。民政部最早连儿童福利处都没有,2016年成立了未成年人(留守儿童)保护处;2019年民政部又成立了儿童福利司。

经费方面,纵向比较进步巨大。这里有一个标志性事件,2010年国家首次出台文件发放孤儿津贴,当时中央财政拿出了25亿元。此前中国对儿童是没有福利津贴的,因此2010年又被称为中国儿童福利元年。

2010年,我们做抽样调查,当时全国的双孤(即父母双亡)儿童约70万人,此外还有事实孤儿约70万人。事实孤儿指父母并没有双亡、但家庭没有能力或没有意愿抚养的儿童,比如父母在服刑等。

我国对孤儿的定义比较严格,要求是双孤。这几年政策进步较快,2019年民政部成立儿童福利司后,一个大动作就是津贴福利普及到事实孤儿。孤儿津贴惠及人数最多时是2012年,覆盖57万多人。2020年是19万多人,一方面孤儿确实减少了,另一方面还是认定标准高。

《瞭望东方周刊》:我国经济水平的提升,对儿童福利提出了哪些新要求?

高华俊:现在主流的说法是从补缺型向适度普惠型转型,但我认为,儿童福利一定要向普惠型努力。

首先,普惠型有一些标志,比如行政力量发达,社会服务专业;其次,要有普惠型的儿童津贴,不只是对孤残儿童、困境儿童,只要是孩子都必须得有;第三,城市的建设、社区的建设都是儿童友好型的,在设施、服务、专业化水平上都要跟上。以上这些目前不要求正处发展中的省份去做,但发达地区肯定是可以做的。

儿童保护也要普惠型,社会要成为保护儿童的重要力量。我们强调政府责任、立法保护,这是前提,必须有这些来守住底线。新版《未成年人保护法》最大的亮点是提出了网络保护,网络保护存在很大的技术性、隐私性、隐秘性,这是适应时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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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中国儿童福利与保护宣传周嘉宾合影

合力推进

《瞭望东方周刊》:儿童保护、儿童福利不仅是政府的事,也需要社会力量参与,现在都在强调合力,要拧成一股绳。你认为应该如何形成合力?

高华俊:政社合作方面,我认为现在政府方面没有大的障碍,社会力量方面我们正在积极倡导。传统社会,政府和社会组织之间确实存在一些不信任,特别是社会组织会有一些不开放的心态,比如不跟政府合作,甚至唱反调。但如果社会组织不把自己的行动跟政府的战略目标、规划统一起来、合作起来,很难充分释放其社会作用。

我们看到,凡是公共政策有进步,社会有很大的良性改善,都是政府和社会组织之间良性互动的结果。

政策倡导最好的情况是,社会组织先用很低的成本、很少人的参与,去做社会实验,去解决一些迫切的、带有普遍性的社会问题,探索出模式以后,把这个事交给政府,政府直接把它变成政策。

免费午餐是很好的典型案例。一开始是民间志愿者在做,3元的午餐补助标准,找了几个地方试点,中间还遇到不少问题。后来政府发现这个事很好,整个接过去,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十年来覆盖约3800万学生,标准从3元提高到4元又提高到5元。2021年中央财政一年就投入了260多亿元,支持改善农村学生营养状况。这是极大的力量。

《瞭望东方周刊》:可以再举一个例子吗?

高华俊:儿童福利示范区项目也是个很好的例子,这是我们院的标志性项目。

它启动于2010年,由中国公益研究院、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民政部三家合作倡导,选取了5个省的12个县、120个村开展试点。目的是解决基层乡、村儿童福利和保护的问题,主要手段是在村一级设置儿童福利主任,在乡一级设置儿童福利督导员。由于效果很好,2016年国务院在全国推广普及这一经验。现在全国约有67.5万名儿童福利主任,5.6万名儿童福利督导员,成为全国性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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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山西省闻喜县儿童主任在儿童之家开展活动

这个项目,仅靠我们院,能服务到的也就1000多个村。一个机构的服务能力总是有限的,政府有能力将其变成政策,已在全国建立起了一支70万人的队伍。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称其为最佳实践(best practice),已经推荐给全世界30多个国家,他们把儿童福利主任称为“赤脚社工”。

这种模式实操起来可能不会都这么快,效果也有不可预测性,但总体方向是明确的。尤其像儿童政策这种软性的、柔性的事情,社会组织能发挥很大的作用。

挑战仍在

《瞭望东方周刊》:最近关于特需信托的新闻较多,一些家长为自己的心智障碍孩子签署信托协议,目的是在父母走了以后,孩子可以通过购买社会服务获得有品质、有尊严的生活。这也是民间力量在努力推动,希望政府出台相关政策。

高华俊:这事我知道。民间公益组织融爱融乐、星星雨是积极推动者,融爱融乐的监事长李俊峰、星星雨的创始人田惠萍,都是心智障碍孩子的家长。他们属于极高尚、能力极强的一群人,担当起了这样的责任,不仅为了自己的孩子、也为别人的孩子探索路径,很了不起。

这里涉及的问题是,残疾儿童长大以后怎么办?尤其孤独症,需要终生干预、照料,需要一个全生命周期的保障体系。它跟过去按年龄段来保障的体系如何融洽起来、完成接力?孩子长大了怎么办,变老了怎么办,父母不在了怎么办?其中就业问题难度最大。

《瞭望东方周刊》:以前有哪些解决手段呢?

高华俊:国家的基本福利制度能给那些“三无”(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无法定抚养人)儿童兜底。中国残联系统有一套托养体系,像北京在各个社区建立了温馨家园,支持就业年龄段的残疾人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跟社会接触。但这属于项目制,没有制度化,没有固定预算,保障力度还是有限。

目前就业年龄段的残疾人主要依托家庭,这类家庭十分需要有强大的国家保障和社会支持。

我们正和中国残联合作,做托养服务研究,希望通过研究再提出一些解决方案。

孤残孩子长大了、变老了怎么办?

2021年9月7日,在宁夏残疾人康复中心,教师指导康复教育班的儿童和家长进行康复训练(杨植森/摄)

《瞭望东方周刊》:目前,儿童保护整体还存在哪些挑战?

高华俊:最大的挑战是服务专业化。硬件设施还好办,未来最大的问题是人的问题,照料的专业化问题。因为培养人才需要周期,要有一套培养体系、职业化体系、薪酬体系……这一套体系建起来以后,才能形成一个行业。没有行业支持,哪来的专业化?

现在正在推进的3岁之前婴幼儿托育保护,过去完全是家庭化,社会基本没承担什么责任。城市里有不少妈妈一生完孩子后,就辞职变成全职妈妈。如果对方不专业,你也不放心把那么小的孩子交给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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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天使妈妈”李溶溶带听障宝宝进行“五官辨认”游戏

我们力推的基层儿童保护社工,专业化也存在很大问题,它是两张皮:通过考试获得社工资格的人,很多不做社工的事,不在一线。在一线工作的可能文化水平比较低,比如村里的儿童福利主任,我们一般要求是初中文化,收入待遇也不会给得太高,让这些人去考社工证,也不太现实,但他们确确实实在做社工的事。

社会服务如何专业化,得找一个最普及的方法。因为它量大,好几亿的儿童,各地都需要。如何推动儿童主任走向职业化?我们正在加强与有关部门合作,开展试点,逐步解决儿童主任的社会工作职业资格问题。

对于儿童保护的社会响应机制,尤其是防止儿童被拐卖、虐待这些底线问题,需要制定流程手册,构筑一个更好的防线。比如,只要发现有孩子失踪、被拐卖、被虐待等,是可以第一时间在整个公共体系上发出警号,就像我们现在应对极端天气、疫情防控,大家的手机都能第一时间收到信息。

《瞭望东方周刊》:中国社会政策进步指数是公益研究院的重要成果,它包括儿童、养老、残疾人、慈善四大指数。近年来发布的指数报告显示,北京、浙江这些经济发达的省份在儿童政策指数上排名靠前,宁夏排名也相当靠前,它是怎么做到的呢?

高华俊:这跟宁夏传统的风气、政府的工作力度有关,它不仅儿童工作做得好,在养老、慈善方面都有很多探索,把老百姓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当成特别的大事来抓。

湖北也好几次榜上有名。

大家在民生赛道上比拼政府治理能力,这是非常好的现象。经济发展到现在这个水平,大家都说美好生活,对“一老一小”的保障是美好生活的基本要求。

总体来讲,发达地区领先姿态明显。排行榜上,北京、浙江、广东一直都很靠前,跟经济发展水平是正相关的。

《瞭望东方周刊》:3月举办的冬残奥会,我国取得了历史最好成绩。像这类大型体育盛会,对于包括残疾儿童在内的残疾人有哪些积极意义?

高华俊:残疾人包括残疾儿童的最大需求是,社会的包容和社会的参与。这种大型运动会是最好的宣传残疾人权利、展示残疾人精神风貌、参与社会活动的机会。

但离整个社会的包容和普及,还是有很大的差距。中国的残疾人对社会生活的参与程度还是不够。虽然我们有盲道、有残疾人车位等无障碍设施,但仍属于起步阶段,无障碍水平还是较低。

我经常坐地铁,发现地铁某些段、某些站没有无障碍设施。城市里存在盲道被占用现象。现在很多城市在建无障碍城市,比如深圳、北京,但要走的路还比较长。

总之,过去在补缺型的道路上走了很长时间,现在要走普惠型的道路,要跟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这个路还长,但这是我们整个社会的任务。

《瞭望东方周刊》:对儿童关爱保护,最本质的原因是什么?

高华俊:如果把人类命运看成一个整体,儿童关系到整个人类生存和人类文明的永续性。国家把发展儿童福利作为第一要义,从历史经验上是有证据的。世界上第一部慈善法1601年在英国颁布,关注的就是儿童问题。慈善的一个基本逻辑就是从儿童出发,各国的历史经验都是如此。

《瞭望东方周刊》:公益慈善是托起儿童的一股重要力量。这两年中国慈善有什么新特点?

高华俊:今年有一个特别大的进步,我们提出要建设中国特色的慈善体系,也就是中国之善。它跟美国的私人慈善不一样,美国是靠富豪带领发展起来的,强调的是陌生人的慈善。

中国之善最大的特性是公共性。中国古代的士大夫文化强调天下为公,几千年的传统社会中,大家都是乡亲邻里的关系。中国政府是一个民生政府,整个中国处于社会治理的转型时期,这时候更要强调慈善的公共性。

来源: 瞭望东方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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