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所有熟悉中国古代历史的读者而言，靖康之变都是一个极为沉重的话题，公元1127年，金兵南下，攻破北宋国都汴梁，徽、钦二帝及三千余皇族、公卿被掳，享国一百六十余年的北宋灭亡。

《永乐大典》中称：“靖康之变，耻莫大焉。仇雪耻，今其时矣”。

无论后世如何评价这次灾难性的事件，一个前提很多人无法忽视：汴梁（即如今的开封）当地开阔而平坦的地形，使得以步兵为主的宋军在战争对峙初期便占尽劣势。相反，以骑兵起家的金军，在毫无山川阻遏的平原得以纵横驰骋。

金国骑兵

这样的情况其实极为特殊，古代王朝处于军事安全上的考虑，往往会将国都建立在有着地形优势的地区，这便是所谓的“形胜”之地。

北宋之前，那些国祚绵长的朝代，大多都是如此行事。

而北宋建国之初，其实也有着类似的考量，《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就详细的记载了太祖准备迁都洛阳受阻的经过。

一、北宋初年宋太祖迁都之议：赵光义“在德不在险”之说的背后，其实是洛阳与汴梁漕运运力的较量

宋太祖赵匡胤称帝后，曾经想要将国都迁往洛阳，然而他的这一想法却被他的朝臣所阻止，其中反对最激烈的正是他的弟弟赵光义。

宋太宗赵光义

《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宋太祖)尝有迁都之意……起居郎李符上书,陈八难……上不从。既毕祀事,尚欲留居之,群臣莫敢谏。……晋王（赵光义）又从容言曰“迁都非便。”上曰“迁河南未已,久当迁长安。”王叩头切谏,上曰“吾将西迁无它,欲据山河之胜而去冗兵,循周、汉故事,以安天下也。”王又言“在德不在险”,上不答。

从这条记载中可以看出，宋太祖赵匡胤之所以要迁都洛阳，正是为了“据山河之胜而去冗兵”。然而，他的弟弟也就是后来的宋太宗赵光义，却用“在德不在险”这样一句听上去鸡汤味十足的空话堵住了他的嘴。

从表面上的意思来看，所谓“在德不在险”，其实极为荒谬。尤其是当这句话，从那位在“斧声烛影”中弑兄登基的赵光义口中说出后，更是有着浓浓的讽刺之意。有人也因此认为，宋太祖之所以未能迁都洛阳，正是因为以晋王赵光义为首的反对派从中作梗。

斧声烛影

但有意思的是，赵光义是否说过“在德不在险”这句话，其实历来仍有争论。因《续资治通鉴长编》上记载的这段对话，其实最早出自《建隆遗事》，此书因为谬误百出，被史学家推为不可信之伪书。

相反，元朝所编纂的《宋史》中，就并未记载赵光义阻止太祖迁都的内容。相反，无论是《续资治通鉴长编》还是《宋史》，都记载了另一位一力反对迁都的大臣，那就是铁骑左右厢都指挥使李怀忠。

他之所以反对太祖迁都洛阳，乃至之后可能迁都长安的计划，史书中仅记载了一条：

“东京有汴渠之漕,岁致江、淮米数百万斛,都下兵数十万人咸仰给焉。陛下居此（洛阳）,将安取之？”

在他看来，东京汴梁的漕运优势，无可替代，一旦迁都至洛阳，在都城仰赖汴渠漕运就食的数十万兵马，又该靠什么维持生计？在《宋史》中，正是因为他的这一质疑，宋太祖才最终“罢迁都之议”。

但这样的原因，反而使得那些了解唐时洛阳战略意义的人，感到更加荒诞，曾经在唐代初年支撑起长安物资补给的洛阳，难道还比不过一个小小的汴梁？

答案是，此一时彼一时，这时的洛阳，在物资转运的能力上，还真比不过渐渐兴起的汴梁。这其中的缘由还要从洛阳在唐代的崛起谈起。

二、安史之乱之前的洛阳：“河山控带，通赋贡于四方”的漕运中枢

与残唐五代开始才逐渐兴起的汴梁不同，洛阳的“高光时刻”最早甚至可以追溯到夏朝太康时代，洛阳二里头遗址至今已经成为人们研究当时文明发展的重要基地。

而这之后，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唐等九朝均曾在此定都，这除了因为洛阳“天下之中”的地利外，同样与洛阳绝佳的地缘环境有关。

二里头遗址复原图

隋仁寿四年，隋炀帝下诏建在洛阳建立东都，期望以洛阳新城“控以三河,固以四塞”（这里的三河是指“河南、河内、河东”三个地区，四塞则是指关内“四塞之地”）。虽然这一时期，洛阳并非隋朝唯一的都城，却已经显现出它不可或缺的政治和经济意义。

而有鉴于东都洛阳对于隋朝的重要意义，关中本位意识浓厚的李唐建立后，为降低其对于国都长安的影响，洛阳的都城身份曾经在高祖、太宗时代一度被废。

八百里秦川

然而，在此之后不久，关内却因为环境的恶化而粮食产量大减，曾经富饶无比的“八百里秦川”已然开拓完毕，再加上勋贵、军队对于粮食物资消耗的加剧，京畿粮食安全问题成为困扰唐朝最为严重的现实问题。（“自开元中及于天宝,开拓边境,多立功勋,每岁军用,日增其费”——《通典》）

正因如此，关中地区越来越依赖外部对于当地的赋税输入，尤其是粮食的补给，更是重中之重。而众所周知的是，唐代安史之乱爆发前，唐朝最重要的经济中心一共有两处，一是广袤的河北平原，一是支流交错的江淮流域。

但这里面其实有一个问题，关中自古有“四塞之国”的称呼，以纯军事的角度看，南有秦岭，西有陇山，北有梁山，东有黄河，中间还充塞着诸多关隘，进可攻，退可守。秦国以关中发家，独抗关东六国，自然有着此处形胜所带来的优势。

然而，有一得必有一失，这种在军事上的地利优势也使得粮草的转运成为了问题。险绝的地利成为关内地区陆路运输最可怕的阻碍。

在古代，相比于陆路运输，水运的优势不仅在于体量更大，还在于成本的低廉（事实上现在也是如此）。而粮食补给作为一种消耗品，想要长期维持它的运输，就必须依靠一种廉价而稳定的运输方式，由于关内险要的地形，使得水路运输无论是成本还是规模上都有着陆路运输难以企及的优势，因此，以水路运输为主的漕运线路开始成为维系关内物资消耗的生命线。

在这种情况下，隋炀帝时期修建，贯通南北的京杭大运河开始显现其运输优势。江淮流域的通济渠，河北平原地区的永济渠，开始成为两条贯穿南北的输血动脉，将两地的赋税输送至关中。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运输并非“直达”，京杭大运河中通济渠和永济渠的存在，的确使得向长安运送物资更加便捷，但由于长安并不直接连接两地水系，因此，与通济、永济两渠直接相连的洛阳成了长安漕运最重要的中转站。

《唐六典》中记载“凡都（洛阳别称）之东租纳于都之含嘉仓,自含嘉仓转运以实京（指长安）之太仓。

如果仔细观察地图就会发现，洛阳无愧“天下之中”的美名，其位置正好位于河朔、江淮以及长安三者的中点偏西位置，在这种情况下，以洛阳为转运中心，也成了因关中缺粮而焦头烂额的唐廷最无奈也是最现实的选择。

正好位于三者中心位置的洛阳

而漕运线路的开通，影响不仅仅局限于漕运本身。虽然漕粮的运输是地方对于长安的输税，但是漕船在返回时，自不可能空船返航。事实上，漕船无需缴纳税赋，大肆采购当地紧俏货物往往是国家对于地方漕运的一种最直观的贴补。而作为中转的洛阳，则因此成为唐代迎来送往的航运枢纽。

就这样，“通工商之业,便渔盐之利”的洛阳，凭借漕运航线的优势，很快成为唐朝中前期最重要的经济中心。

而相比之下，贵为一国之都的长安，处境却每况愈下。从洛阳运粮至长安，需经过三门峡一段，这一地区黄河水流最为湍急，漕船不仅需要逆流而上，还要防止船身被砥柱所损毁。事实上，在唐代漕运改革之前，这一部分正是漕船运粮时最为危险的地段。

正是因为这一形如天堑的存在，即使有洛阳漕运的支持，高宗才会多次下诏，称：

“关辅之地,转输实繁，重以河塞之役,兵役屡动,千金有费,九载未储……”

联想到自太宗时代开始，唐朝皇帝常常因关中大旱不得不就食于洛阳的现实，这一诏书中暗含的尴尬和狼狈之情，自不待言。就这样，唐朝的经济中心，开始自西向东，由长安转向洛阳。

三、成也漕运，败也漕运：安史之乱后经济重心南移对洛阳的影响

我们常说盛唐的衰落，始于安史之乱。而事实上，洛阳的衰落同样如此，甚至可以说，相比于一国之都的长安，动地而来的渔阳鞞鼓对于洛阳的打击更为致命。

平叛有功的汾阳王郭子仪，对此深有体会，他曾经上书皇帝，称洛阳“久陷贼中,宫室焚烧,十不存一……人烟断绝,千里萧条”。

但安史之乱对于东都洛阳的打击，并不仅仅局限于兵祸上。

上文曾经提到，洛阳之所以可以成为漕运枢纽，正是因为其连接通济、永济两渠，是沟通南北的重要交通节点。

安史之乱

可是这种状态却因为叛乱被打破，在初唐时期，相较于人口密度较低的江淮而言，河朔地区才是唐帝国除关中外人口最为稠密、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

然而不幸的是，河朔地区，在安史之乱中却扮演了一个极不光彩的角色。可以说，这场叛乱之所以会爆发，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安禄山、史思明等蕃将获得了河朔地区的实际控制权。帝国最为富庶的地区，并未成为维系帝国稳定的柱石，反而成了斩向帝国背心的一柄利剑，这简直是一种讽刺。

王夫之在其《读通鉴论》中提到“贼据幽冀,陷两都,山东虽未尽失,而隔绝不通,蜀赋既寡,又限以剑门栈道之险,所可资以赡军者唯江淮”。

洛阳衰落的根源正是源自于此，唐王朝对于河朔地区掌控权的丢失，使得其赋税的来源转而偏向江淮一地。客观的讲，若叛乱能够以中央的彻底胜利宣告结束，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因安史之乱而“人烟断绝”的洛阳地区还能再次焕发生机。

安史之乱后无法抑制的叛乱和割据

但历史没有如果，直到战争结束，河朔地区仍然未能重归唐廷掌控，为早日结束这场战争，唐王朝并未深究安、史两人麾下将领的罪责，相反，他们开始以河朔为基形成了与中央长期对峙的河朔藩镇。

在这样的情况下，洛阳作为江淮、河朔交通枢纽的意义自然也就消失不见。“控水陆要冲,掌运路咽喉”，也不再是对于洛阳的形容。

四、洛阳萧瑟的背影下，汴梁作为漕运枢纽开始崛起

对于汴梁的崛起，清人王鸣盛有着极为主观的看法，他在其《十七史商榷》中说道：

“愚谓自汉及唐为都之地甚多，著者莫如关中,次洛阳,其次金陵,即借伪割据,无都汴者,不意朱梁凶丑,忽创都于此,汴本非可都之地……而赵宋且运臻二百……亦可异矣”。

被王鸣盛称为“凶丑”的后梁太祖朱温

在他看来，自西汉到唐朝，各朝建都多以长安、洛阳为主，最次也是以金陵（南京）为都，即使是一些割据的伪政权也不会建都汴梁。偏偏从朱温建立后梁开始，汴梁建都成为诸多政权的首都，就连赵宋享国二百余年（南宋名义上仍以汴梁为国都，临安为行在）也是如此。这样的情形，实在是“亦可异矣”。

持这种看法的人，其实并不算少，就像我们之前所说的那样，相比于洛阳而言，汴梁在历史上如同一个“小透明”，除了在战国时代作为魏国国都之外，它在唐代之前从未以国都身份存在过。

而汴梁的崛起却同样与漕运有关。

京杭运河

初唐时代的漕运法，被称之为直达法。顾名思义，这种漕运方式要求各地漕船直接将货物运输至洛阳的含嘉仓，再根据实际需要，转运漕粮至长安。

这种运输方式的弊端极为明显，各地水文状况并不完全一样，到达洛阳的时间本应各不相同。按理说，这本能够提高当地物资的运输效率。然而，漕粮的实质是国家向地方收取的租庸调，因此其征收时间往往固定在每年的二月。

这样的状况下，不同时期洛阳所需要承担的运输压力并不一致，在年初，由于漕粮未至，含嘉仓一地的运力几乎被闲置，这种闲置的状态直到每年六七月黄河上涨之后还要维持一到二月，如此一来，每年八九月成了黄河曹路最为繁忙的时刻，“船艘隘闹,般载停滞（《旧唐书》）几乎成了这一时段漕运河道上最常见的状态”。

为改善这种状况，唐代自开元时代开始就进行了多次漕运改革，漕粮运输借此由直达法变为转般法。

转般法的实质，是依靠国家的调配，对运力资源进行合理分配，比如唐代宗时期刘晏漕运改革，就提出了“江船不入沛,沛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的宗旨。转般法分段运粮，在河阴及汴州（汴梁唐时旧称）等地设立转运仓，以此来减少洛阳漕粮转运的压力。

汴河

如今的我们可以想见，随着汴州及河阴转运仓的设立，中原一地的交通中心开始由洛阳真正转向汴州。对此，诗人岑参曾经专门以诗文赞之：

“刘公领舟揖,汴水扬波澜。万里江海通,九州天地宽”。

可见，在唐人眼里，汴梁的兴起，非但不是对洛阳地位的篡夺，而是在前者无力支撑漕运体系职责时的一种代偿。

在这之后，唐代漕粮转运制度基本定型，而中原地区的水路中心，也因此被完全确立。也正因此，在唐朝覆灭后，无论是后梁、后晋还是后汉、后周、北宋，都执意以汴梁为都。

五代至北宋时期汴梁漕运的空前兴盛

可以说，汴梁取代洛阳成为新的经济中心，不仅仅是因为战争的破坏，还是因为新的政治局面对于国家经济体系的重构。在江淮一地的经济地位愈发重要的时刻，汴梁取代洛阳成为建都之选并非偶然。

五、结语：建都汴梁，既不在“德”，亦不在“险”

回望北宋末年的那段历史，不知有多少人曾经扼腕叹息于那场兵祸的惨烈。也不知有多少人对于北宋定都汴梁感到无奈，记载于《续资治通鉴长编》上宋太祖与赵光义的那段对话，尤其是后者“在德不在险”的说辞，也不知让多少人跌足长叹。

靖康之耻

然而历史没有如果，更没有假如。事实上，我们其实也无从得知，若是宋太祖真的一意孤行迁都洛阳，事态是会向着哪一面继续发展。

但有一点却值得引起我们注意，北宋定都汴梁，并不完全是赵光义及一干大臣为一己私利所进行的阻挠，相反，漕运这一事关一国命脉的大事，才是宋太祖身为开国之君却在此时上屡遭掣肘的关键。

无论赵光义在之后“斧声烛影”的故事中究竟扮演过怎样不可言说的阴暗角色，在建都一事上，他所能起到的阻挠作用其实少的有限。

北宋建都汴梁，既不在“德”，亦不在“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