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2-11 17:09:31来源：法律常识
红顶律师并不是出身“体制内”的律师，而且与体制保持着密切关系的律师。能够称得上红顶律师的，都有相应的“身份识别”。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律师协会会长或副会长、政府（而不是政府部门）法律顾问，这些律师中的“尊者”才属于红顶律师。他们利用与体制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接到不少“大案要案”，尤其是“政府购买服务”的非诉案件，没有红顶律师牵头很难拿下来。不少当地影响巨大的项目服务，不仅需要红顶律师“主刀”，更需要红顶律师事务所“接驳”。红顶律师有着资源优势，完全可以在“自由竞争”中顺利胜出，他们所在律师事务所决定着当地律师服务水平的高低。红顶律师多半都在红顶律师事务所担任主任或合伙人，他们并非不重视专业能力，而是管理性、协调性工作占据了他们大部分精力。
专家律师是指业务能力精湛的律师，他们往往是当地某一法律服务领域的领军人士。他们需要大量的成功案例，他们需要业内的口碑，他们的团队能够承接有影响力的案件，他们的意见往往代表着行业意见。许多红顶律师都是从专家律师起步的，专家律师与红顶律师之间的差别在于“侧重点”不同，例如专家律师最引人瞩目的是他们的业务能力，红顶律师最引人瞩目的则是他们与体制内的密切关系。专家律师一旦获得红顶律师那样显赫的官方或半官方头衔，他们就从专家律师转变为红顶律师。专家律师往往担任各级律师协会专业委员会主任、省级以上律师协会专业委员会成员，当然担任这些职务如果没有成功案例也显得底气不足。专家律师当然是靠专业服务赢得尊重，他们往往也是各知名律师事务所或知名律师服务团队的“品牌律师”。一些误以为教授、博士律师都是专家律师，其实不然。专家律师需要成功案例的堆积，请一个只会写文章却不会办案的律师，有何用处？
技术律师指的是崇尚技术服务的律师，许多专家律师都是从技术律师起步的。他们与专家律师之间的差别在于业界地位略显不足，例如没能担任省级以上律师协会各专业委员会委员、市（州）律师协会各专业委员会主任。技术律师虽然不属于本地律师界专家型人才，但他们也是“技术骨干”，他们是各专业法律服务团队的核心成员，他们需要独当一面。一家律师事务所最基础的“中坚力量”，就是技术律师。如果说红顶律师多半是律师事务所的领军者，专家律师多半是专业法律服务团队的领军者，那么技术律师则是专业法律服务团队的业务操刀手，他们才是一家律师事务所或者法律服务团队的战斗力之所在。技术律师是一家律师事务所“中层力量”，有他们的支撑，红顶律师、专家律师才能大放异彩。没有技术律师的支持，再庞大的律师事务所也是外强中干。技术律师眼中只有案件，他们对人脉资源并不依赖。
记得金牙大状王思鲁律师说过，律师需要营销，但不能做营销律师。律师需要营销，律师需要别人“知道”自己，这才能受理案件。律师当然会有营销活动，但他们会以办案为主业，本质上是律师。营销律师骨子里属于商人，只是披着律师的长袍。营销律师获得一些官方、半官方头衔不是用来办案，而是用来作为营销平台。这些律师更喜欢通过商业运作，来赚取其他律师的培训费用。他们中的佼佼者，则赚取政府的培训费用。营销律师背后都有注册公司，通过这些公司来收取费用，从而获得官方的社会宣传效果。营销律师的主要精力，用在宣传与培训上。开授课程、编写资料、出版书籍、获得知名大学的教授头衔，是他们的主要工作方式。他们可以通过商业包装，短期内“捧红”几位“明星律师”，他们则通过这些“明星律师”获得更广泛的营销收益。营销律师的业务能力虽然不如专家律师，也不如技术律师，甚至不如红顶律师，但他们的商业收益却远不是上诉3种律师可比。即使是他们“捧红”的“明星律师”，也只是为他们提供服务。当然，极少数特别突出的“明星律师”会成为营销律师的合作伙伴。“明星律师”都是技术律师，而且是“受雇”于营销律师。技术律师出名要趁早，遇到能够“捧红”他们的营销律师也是捷径。那些主要时间不是在办案而是在讲课、上镜或者四处撒“心灵鸡汤”的律师，多半是赚得盆满钵满的营销律师。
虽然一些红顶律师也会勾兑，但他们不会把勾兑作为主要手段，因为他们能够通过“合法”手段获取“大蛋糕”。勾兑律师谈业务能力不如技术律师更不如专家律师，谈获取案源的正当渠道不如红顶律师甚至不如专家律师，谈市场“变现”手段也不如营销律师，这就迫使他们只能走勾兑道路，成为办案机关的“利益输送者”。不要小看勾兑律师，你没有让办案机关感觉到“安全”的方式，勾兑也很难成功，除非遇上“胆大的”，而“胆大的”很容易暴露。勾兑也是一门学问，如何在“貌似合法”的情况下完成“利益交换”，普通律师玩不转。以刑事辩护为例，那些属于办案机关“自由裁量权”范围内的案件都有“勾兑”空间，这也是勾兑律师存在的制度基础。曾有人问我能否保证某醉驾案件缓刑，我说我只能做无罪辩护。醉驾能否判缓刑取决于法院，你还是去找一位与法官关系密切的律师吧，这属于他们的“基本盘”。在法官职权范围内做出调整，技术辩护律师就有些无用武之地，勾兑律师反而可以“挺身而出”。只要法律做出含糊规定或者把裁量权交给办案机关，勾兑律师就必然存在。勾兑律师也不能完全否定，许多“合法但不合理”的裁决需要纠正，他们往往可以让当事人减少损失。
死磕律师是办案机关“不讲道理”的产物。律师无论是“谈法律谈技术”还是“输送利益”、“找人情人脉”都没办法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这就使得死磕律师成为“最后的希望”。既然律师与办案机关没办法“技术沟通”，也没办法“利益勾兑”，那就只能动用各种社会力量尤其是舆论力量去“倒逼”办案机关“依法依规”。以刑事辩护为例，死磕律师的“三板斧”就是程序辩护、舆论宣传、行为艺术。程序辩护，主要集中在管辖异议、回避申请、证人或办案人员出庭；舆论宣传，主要集中在媒体爆料、网上发帖、抱团声援；行为艺术则各有特色，例如点蜡烛、送红薯、集团罢庭。死磕律师很容易遭受司法行政部门或律师协会处罚，这些年逐渐式微。不过，对于一些办案机关“不讲法律”也“不谈利益”的简单粗暴办案方式，死磕律师也就成为“情非得已”的一群人。某一天所有的办案机关都“依法办事”了，不仅勾兑律师失去生存空间了，死磕律师也退出历史舞台了。上次在湛江办理涉黑案件，法院竟然禁止律师无罪辩护，判决书中也不回应律师辩护意见，不少律师就感叹说需要死磕律师出山。
如果说专家律师是技术律师的高级阶段，那么工匠律师则是技术律师的初级阶段。工匠律师是一家律师事务所的“人民群众”，他们衬托着其他律师光彩夺目。所有的律师都会从工匠律师起步，他们不仅需要任劳任怨，而且需要“工匠精神”去努力提高自己的服务能力。他们一些人因为业务娴熟成为技术律师，一些人因为人脉资源丰富成为勾兑律师，还有一些因为擅长“炒作”与“包装”成为营销律师，甚至有些人勇气可嘉而成为死磕律师。工匠律师是任何一家律师事务所“沉默大多数”，他们才是法律服务市场的主力军。如果说技术律师、营销律师、勾兑律师甚至死磕律师都能够“自己带队伍”甚至自己牵头成立一家律师事务所，则工匠律师只能“赶着走”。能够把工匠律师培养成技术律师甚至专家律师，这是品牌律师事务所区别于其他律师事务所的优势之所在。天才靠勤奋与灵感，工匠律师则是解决“勤奋”问题，能够“打怪升级”则取决于他们的灵感，尤其是能否抓住机遇能否被贵人发现的灵感。
如果说工匠律师可以跟着某些律师团队或者资深律师一起发展，那么地摊律师则属于拿到执业证后“没人管”的那部分。许多律师拿到执业证后，就陷入“生存危机”。要知道实习律师阶段，毕竟还有“老板”发工资。拿到执业证后如果“没人要”，就意味着他们必须去“摆地摊”。房租、律师事务所管理费，都是刚执业的律师必须面临的生存压力。许多人嘲笑一些律师在看守所门口“摆地摊”多少钱会见一次，甚至一些律师在公园门口“摆地摊”多少钱一次咨询，其实他们忽视了没有案源的那些律师“生存多艰”。我曾问某一线城市的知名律师，为何那么多人在看守所门口“摆地摊”自降身价。这位律师说，一般城市是“二八原则”，他们一线城市则是“一九原则”。90%的律师费都被10%的顶尖律师收走了，90%的普通律师只能分10%的律师费蛋糕，“不够吃”咋整？我们总是关注那些年收入上百万、数百万甚至上千万、数千万律师，忽视了更多的律师年收入10万元以下，他们如果不能跟着其他律师，也就只能“摆地摊”熬过生存期。我一直建议律师执业后，指导律师还应该带他们3年左右，帮助他们顺利度过生存期。我虽然没有做过“地摊律师”，但我深知刚执业那几年的清苦。今年疫情期间，就有律师半开玩笑半认真说，最难熬的就是有月供的年青律师，一方面他们没有律师助理那样有“老板”发工资，另一方面他们没有资深律师那样家底殷实，只好“求领养”。
律师的江湖很精彩，也很心酸。如果从律师助理起步，逐渐成为技术律师甚至专家律师，这才是律师行业健康发展的关键。中国律师绝大部分都集中在珠三角、长三角地区与首都北京，这也说明律师行业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律师需要从基础做起，用专业与敬业赢得尊重，这才有稳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