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2-13 14:36:36来源：法律常识
来源：环球网
印度卫生部发布的新冠疫情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8日17时，印度新增确诊病例485例，累计确诊病例突破5000例。
3月24日，印度总理莫迪宣布印度进入21日“封城”状态，但此举并没能有效压下疫情增长曲线。近来，印度的确诊病例数96个小时翻一番，疫情已蔓延至全国700多个地区中的近300个。印度多地宣布将“封城”期限延长至4月30日，并提高限制等级，不允许居民外出。
印度卫生部透露，印度已经过了本地传播阶段，即将进入“需要遏制的大规模暴发阶段”。
印度关闭最大贫民窟，防止疫情蔓延
在印度最大的贫民窟塔拉维，4月1日出现了首例确诊病例后，孟买随后关闭了塔拉维，并要求民众居家隔离。
印度NDTV电视台 主持人：
一般我们在提到塔拉维贫民窟的时候，脑海中都会出现这样的景象，非常拥挤的聚居地，棚屋鳞次栉比，人来人往，彼此之间几乎没有距离。在这样的地方出现了新冠肺炎的确诊病例，让人十分担忧 。
平均千人共用一个卫生间，保持社交距离“很难”
塔拉维贫民窟占地仅约613公顷，但却居住着约150万人，人口极度密集。据报道，在这里1400人共用一个卫生间，保持社交距离非常困难。
为了领取约合人民币46元的新冠肺炎救济金，印度民众密密匝匝排起长队。
印度民众：
都要饿死了，不是病死。每天只能领到一两个面包、一点点米饭，怎么活得下去？
亲历印度式封城，有点松
“如果印度不封城21天，那可能倒退21年。”3月 24 日，印度总理莫迪宣布，从 3 月25日零时开始印度全国进入为 期21天的封城状态——“每个人都必须在家中进行自我隔离”。如今，两周多的时间已经过去，印度的抗疫措施取得哪些成效，还 面临哪些困难和阻力？这些一直 是国际舆论关注的焦点话题。《环球时报》记者在新德里近观印度的全国抗疫，感触颇多。印度医 学研究理事会病毒学研究中心前 负责人雅格·约翰 3 月中旬曾表 示，4 月15日将是印度确诊病例 数量“可能10倍增长”的一个节 点。巧合的是，莫迪近日也多次 通过媒体喊话，暗示“不太可 能”在 4 月 14 日全国封城到期后，完全结束封城措施。
印度政府和议会所在地管控最严
莫迪3月24日宣布全国封城当天，印度累计确诊新冠肺炎519例。进入全国封城后，确诊病例起初增幅并不大，但随着媒体爆出有宗教群体此前违规举行聚集性活动导致病毒大规模传播，以及检测数量逐渐增多后，确诊数字快速攀升。据印度卫生部门统计，截至4月9日，印度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5734例，其中472人治愈出院，166人死亡。单纯从目前官方的数据看，13亿多人口的印度在这场防疫胶着战中做得比很多欧美国家要好。在4月6日举行的印度人民党成立40周年大会上，莫迪评价说，印度防疫工作堪称“为全球树立了榜样”，印度民众在封城期间的表现是“成熟的、前所未有的”。当然，也有印度和国际专家表示印度政府“还不能过于乐观”。
4月9日是印度全国封城的第16天。相比封城初期，《环球时报》记者在新德里周边一些街区看到车流、人流明显增多，但除杂货店和超市，大部分商铺仍闭门歇业。记者遇到的人基本都戴口罩。这或许与市政府8日宣布，“所有民众只要离开家就必须佩戴口罩，否则将面临警方处罚”有很大关系。
在新德里市中心，主要路口路段的部署和盘查仍很严格。记者驶入外国使馆林立的和平大道后，立即有警察拦截，并要求提供证明身份的材料。再往印度政府和议会所在的“印度门”方向行驶，更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记者看到，在管控最严的市中心，除外交车、政府公务车、警车、救护车以及新闻媒体车外，很少有悬挂社会车牌的车辆上路。
相比，散落在新德里南部几处小型贫民窟的管控措施并不像政府所宣传的那样严格，有很多人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有些原来住在天桥下的无家可归者拖家带口地来到一些社区行乞。见到有人经过，他们就会聚拢起来讨要零钱或者吃食。但只要有维持秩序的社区警察大声制止，他们就赶紧散开。
印度封城期间，首都地区的蔬菜、水果并不难买，只是开门的肉铺难找。《环球时报》记者常用的几家农社对接形式的线上“商超”此时派上用场。这些线上购物平台虽然货品不是太全，但好在也没有趁机哄抬物价的情况。比如可供一人食用一周的“家庭套”果蔬售价仍是1500卢比（1卢比约合0.1元人民币），里面装着香蕉、橘子、土豆、西兰花等。线上购物平台“大树”的后台管理员告诉记者：“由于新德里市政府认为网购有助于减少接触传播的风险，因此疫情期间一直允许我们的员工出行。网购人数增多，我们的销售额比平时还要好。”
封城期间，印度百姓真的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记者认识的一个老先生最近就成了“孤家寡人”——他的妻子正好在封城前去了老家——北部城市德拉敦。全国公共交通停运后，老夫妻俩只好“两地分居”。还有一个印度朋友的女婿按计划近日应去南部城市做换肝手术，但也无法成行。
“不封城，将是整个社会的悲剧”
全国封城后，有印度朋友打电话问候《环球时报》记者，有的甚至为政府仓促下达“封城令”可能导致的生活不便而表示歉意。执业律师阿瓦史迪抱怨说：“从3月25日开始，我就没出过门，无聊时就在家里不停绕圈走。以前希望能有个像这样的长假好好休息，但没想到，现在真不让出门，还有些受不了啊。”但阿瓦史迪说，他理解政府采取的这个防疫举措。他表示：“对印度这样的人口大国来说，有太多特殊之处，如人口内部流动性大、单位人口密度高等。如果不采取这种极端的隔离措施，很有可能出现病毒在社区快速传播的情况，到那时后果不堪设想。”阿瓦史迪承认，以印度的医疗卫生条件，“恐怕无力应对这种场面，那将是整个社会的悲剧”。
持与阿瓦史迪相似观点的人其实并不在少数。新德里电视台最近采访一群大学生，他们说：“面对疫情挑战，必须勇敢、团结。我们对政府全国封城的政策表示理解。”但也有不少印度媒体认为，全国封城可能导致中低收入者，特别是无家可归者面临更加窘迫的生活压力。不过，印度中央政府和各地方邦政府都采取了相应兜底措施。其中，新德里市政府为弱势群体设立了586处免费食品供应点。新德里一些无家可归者还被安置在亚穆纳体育中心。记者４月9日在一处贫民窟门口看到，德里市政府的车辆在分发面粉等基本生活物资。
封城初期，成千上万的印度外出劳务者因担心“挨饿”，长途跋涉往家乡赶的画面让很多人感到震惊。就连印度媒体都担心“引发人道主义危机”或造成疫情向农村腹地传播。据《印度时报》报道，部分人好不容易回到家乡，却遭到当地政府强制“化学消毒”，被迫在入村前接受“次氯酸钠洗浴”（次氯酸钠是84消毒液的主要成分）。有的地方政府已承认做法失当。
据国际劳工组织预测，在非正规经济中工作的4亿印度人有可能在疫情危机期间陷入更深的贫困。英国《金融时报》8日刊文，谈到“穷国抗疫，封城的代价是否大于疫情本身”，如连带产生的一些人因封城导致物资缺乏、营养不良等。文章认为，这是莫迪总理“在面对极端不确定性时做出的极为痛苦的决定”。据《环球时报》记者观察，印度受封城措施影响最大的是靠日薪养家糊口的城市打工者以及小摊贩。有的人每天不过挣200卢比至500卢比的微薄工资，封城后，他们几乎生计全无。
全国抗疫期间，印度人也不失幽默。古吉拉特邦苏拉特市的警察想出一个有趣的方法，他们头戴新冠病毒卡通形象的头盔，挨家挨户走访，提醒人们要加强防护意识，减少外出。记者从一些国际媒体上看到，印度一些地区，直到4月９日，街面上仍有人聚集。在钦奈，有人在地上画了一些与防疫有关的“宣传画”，有母牛就踩在这些涂鸦上，而旁边就是露天的集市，人头攒动。
印度全国封城后，空气状况明显改善。记者在新德里确实感觉不到往日的雾霾污染。在印度北部旁遮普邦的部分地区，有民众表示，“30年来第一次清晰远眺喜马拉雅山”。
多地拟将封城令延至4月30日
印度医学研究理事会4月9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印度已对13万人进行了检测。印度最高法院同日发布临时令，要求国有实验室免费提供检测，私人实验室检测费用不得高于4500卢比，以便能提高整体检测比例。此外，印度卫生部还宣布，从4月10日起，将在全国范围内累计投放70万个快速检测工具包。
目前印度防护用品严重缺乏。印度报业托拉斯4月9日报道说，马哈拉施特拉邦的防护物资已告急。该邦首府孟买未来每周至少需要采购3.5万套防护装备，但目前来看仅能购得1.2万套，缺口相对较大。《环球时报》记者综合媒体报道来看，无论是医疗物资储备，还是治疗床位、医护人员配比，印度都有些捉襟见肘。在新德里，有防疫人员给居民楼外墙喷洒消毒剂。孟买已将印度国家体育俱乐部场馆改造成方舱医院。阿萨姆邦由体育场改建的方舱医院有床位1000个。印度官方还表示，可以把部分列车车厢改为隔离病房。
《环球时报》记者近日走访了新德里一家名为“圣天使”的综合性私立医院。记者发现，圣天使医院门口比往常多了一张桌子和几把椅子。一名男性护工坐在那里，负责检查就医患者的体温、分发消毒液，并提醒进入医院的人戴口罩。当记者问及是否能做新冠肺炎检测时，他先是不住地反复打量，然后有点紧张地站起来，并向后退了一步说：“我们不提供检测，只有政府医院才行”。当确认记者只是来了解情况而非疑似患者后，他才松了一口气说：“现在医院只能做普通急诊或社区治疗。即使普通发热，这里也无法接诊。
如果疫情进一步发展，印度政府最有可能采取的措施仍是继续全国封城或在疫情重点地区进行局部封城，以隔绝病毒向城市社区和农村腹地蔓延。印度目前约40%的地区受到疫情影响，特别是人口稠密的城市，疫情相对严重。据美联社报道，鉴于疫情形势严峻，印度政府近日确定并封了首都新德里和邻近北方邦的数十个新冠肺炎疫区。由于确诊病例增速较快，印度多地宣布将4月14日的封城截止日期延长至4月30日。按照8日的政府声明，封城区域内的居民不得离开，饮食、药品和其他用品由政府提供，并放各家门口。
谈中国抗疫时心态复杂
在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之前，印度对华就有一种莫名强烈的“瑜亮情结”，即喜欢将很多事情与中国做对比。此次疫情暴发之初，印度不少媒体就开始对两国防疫措施进行比较，得出的结论是印度全国封城是“具有印度特色的防疫手段”。
此外，和一些西方国家相似，印度社会中也有人在借疫情抹黑中国，提出“中国病毒源头论”“中国不透明论”“中国转移责任论”等种种荒谬论调。据PRINT新闻网站4月6日报道，印度独立智库塔克沙西拉研究所3月26日至4月3日对1156名印度人和143名外国人（包括中国人）进行的线上调查，结果为：67%的受访者将新冠肺炎疫情的责任归咎于中国；65%的人认为中国疫情防控政策“严厉且不透明”；甚至50%的人认为将该病毒称为“中国病毒”或“武汉病毒”并非种族主义或污名化行为，且有助于避免中国逃避责任；18%的人认为新冠肺炎病毒是中国制造的“生物武器”；56%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向其他国家提供口罩、呼吸机和防护用品的行为“只是地缘政治的姿态”，借此投射其强大影响力；只有3%的人认为，中国防疫措施为其他国家提供了样板，并展示出强有力的治理体系。
对《环球时报》记者来说，这样的一个民调结果既在情理之外，也在意料之中。从印度媒体报道中，记者看到有居住在新德里的来自印度东北部地区的25岁女孩（该地区有部分民众肤色较白、长相酷似东亚人）出门购物时，被当街泼粪。施暴者还冲着她高呼“新冠病毒”。
印度网络上也有一段视频显示，一名印度人手举火把，高呼“中国病毒滚回去”。记者近日几次外出，也明显感觉到有印度普通民众的“眼神”很不自然，这样的变化也让人多了些警惕。
当然，也有很多的印度民众能客观、理性看待疫情，如阿瓦史迪这样有一定专业知识的青年。印度中国分析与战略研究所一位学者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当前最重要的是并肩合作，共同应对病毒的威胁和挑战，基于阴谋论的任何指责都无助于全球防疫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