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2-15 08:46:16来源:法律常识
编者的话:数天前,在全球华人欢度春节,迎来新的一年之际,澳大利亚政府作出一个不同寻常的举动——吊销了一位知名华人富商的永居签证。按照一些澳大利亚媒体的说法,这位以侨领身份活跃在社交场合的华商涉嫌“干预”澳大利亚内政,澳安全情报局(ASIO)的一份文件概述了取消签证的理由。这位华人名叫黄向墨。
8日,他发表中英双语公开声明,指责澳方决定依据的是“莫须有”的猜测,“充满偏见、毫无依据”。其实,过去几年,因在澳公共事务中表现较为活跃,黄向墨曾经历过各种无端指责和炒作,他甚至将一家诬蔑他是间谍的媒体告上法庭。但如今,澳政府何以如此决绝地对待这样一名商人?11日,《环球时报》记者专访黄向墨,听他亲述背后的隐情。
图为黄向墨和前澳大利亚贸易部长安德鲁·罗布
“倘若我真有违法行为,
他们根本就不需要硬找个莫须有的借口了”
环球时报:您第一时间就得知永居签证被吊销了吗?这件事对您个人和企业会造成哪些影响?
黄向墨:我是在我的澳大利亚律师收到澳内政部的通知后得知的,当时我在香港的家中。7年前,我从香港移居澳大利亚,频繁来往两地,因为都有生意要照料,与大多数在澳香港商人一样,算是“航天员”。
我们全家三代人已经移居澳大利亚7年,除了我,他们都是澳大利亚公民。我的孩子在那里读书、工作、成家、生子,与其他华裔一样,他们早已完全融入,澳大利亚就是他们的家园。更为重要的是,我的外孙女是在澳大利亚出生的,正在牙牙学语。我常常惦记她。
这件事对我的生意也会有些影响,因为一些不知情的合作方可能会无谓地担心,这也是我为什么要发出声明。ASIO的相关文件,明确表明我没有违反澳大利亚任何法律,但那些声称拿到情报局内部信息的记者却从不提及这点。这个信息,我必须告诉朋友们,告诉公众。当然,一个最为常识的判断就是,倘若我真有违法行为,ASIO根本就不需要硬找个“莫须有”的借口了。
对我生意的影响没有对家庭生活影响那么大。一是因为澳大利亚的生意只是我生意的一部分,二是这摊生意我在去年下半年就已经传给儿子。我很早就有传承计划,按部就班执行,去年就已完成澳大利亚公司的代际传承。这样既给年轻人充分的施展空间,也让我自己可全力聚焦全球业务的战略布局。
环球时报:澳方给出的理由包括“性格原因”,澳内政部还担心,您在入籍面谈时的回答以及与ASIO等部门通信时提供的信息缺乏“可靠性”。对这些有些模糊的表述该如何理解?
黄向墨:ASIO从未提供明确说明,在他们发给我的文档中,就是含糊其辞的,我不理解,我的律师不理解,也从未有机会对质。仅有的相对明确的理由是两个:一是我担任过澳大利亚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以及担任着大洋洲中国和平统一促进联盟主席;二是说我有商业关系及亲属关系在中国。
环球时报:这两点理由的逻辑何在?您过去在促统事业上做了哪些事情?
黄向墨:ASIO将我致力于推动中国和平统一的言行,等同于危害澳洲国家安全,这里面的逻辑,我也搞不懂。毕竟,我的言行完全符合澳大利亚的外交政策及法律。
我原以为,任何一个国家的情报机构,即便地位再特殊,也不能凌驾于政府之上。澳大利亚1972年就与中国建交了,十分清楚地阐明了自己坚守一个中国的立场,也十分清楚两国之间在政治体制方面的区别。
某些媒体蹊跷地开展协同抹黑,
背后有一股力量……
环球时报:您是否知道自己被澳有关部门进行过“背景分析”?
黄向墨:我一直以为,所有申请居留及入籍的人都会有背景分析,这大概是任何一个国家的安全部门都会去做的。但无论是基于法律法规,还是当事人的隐私保护,都不应该泄露任何相关信息。几年来,部分媒体对我的抹黑,往往高调宣称是获得了情报局的内部消息。其实,在推特等社交媒体上,已有不少澳大利亚民众质疑记者是如何获取情报局内部情报的,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安全隐患。
环球时报:长期以来,澳舆论对您的政治捐款的怀疑声一直存在,我们得知这些捐款都是澳方政党主动请求的,那么您当初答应捐款主要是因为什么?
黄向墨:我因应政党和政治人物的请求给予他们政治捐款始于2012年,但所谓质疑是从2016年开始的。令人惊叹的是,平日竞争激烈的某些媒体突然步调一致,既有平面媒体与电视媒体的协同,也有私营媒体与国营媒体的协同,加上一些所谓智库学者的呼应。这很蹊跷。而据一些独立报道揭露,这些智库中有不少与某大国的军火企业相关。
因此,确切地说,不是“澳方”对我的政治捐款有“怀疑”,而是某些媒体蹊跷地开展协同抹黑。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媒体未必能代表澳大利亚整个舆论,甚至某家媒体上的某些报道也未必能代表这家媒体的所有编辑记者,反诘和反击他们言论的文章时有所见;某些报道确实能扭曲舆论、起到发出噪音的作用,但决不能代表民意、代表澳大利亚“沉默的大多数”。一些智库机构所做的民意调查都支持了这点。
至于我当初答应捐款,我承认,其中当然有与人为善、不习惯“说不”的华人习惯,但更多的是我希望能促进华人在澳依法参政。
环球时报:回过头看,您认为这件事是否只是个“意外”?其他在澳华人是否也面临这种危险?
黄向墨:这一事件对我来说确实十分意外。相关部门对我长达两年的背景调查,其实已经变成一个给我澄清的过程。挖地三尺,一无所获,倒是确认了我的言行没有任何违反澳大利亚法律之处。“意外”的是,这样一个宣称民主、法治的体系,会放任情报机构的某些人用“莫须有”的罪名处罚一个毫无过错的永久居民。
同样的风险当然也会降落到任何一个华人乃至其他族裔头上。海外华人是相当多元的,包括多元的政治理念,对于这个事件以及我本人有不同的解读。对此,我不仅理解,也十分尊重。但如果与澳大利亚外交政策及法律完全一致的言行都会受罚,处罚还会有标准吗?还有谁可能是安全的?今天,华人能因亲近中国而受罚,明天,其他族裔的人同样会因亲近自己的祖籍国而受罚。
这个国家有着“巨婴”的先天特性,
它的成长需要时间
环球时报:这几天澳大利亚主流媒体如何反应?有说法称这是澳大利亚在对待华人影响力方面的一个“分水岭事件”,是否有这么严重?
黄向墨:前面已经谈了,某些报道、媒体不能代表澳大利亚的主流舆论。自2015年以来,部分澳媒对华人的抹黑攻击,已经上演了六季,当下是第六季。但是,值得欣慰的是,还是有相当多的文章对此予以批驳,发出了理性声音;也有不少的政、商、学界朋友给我送来问候与慰问。
去年,澳各界2000多人、近300多个华人团体联合在悉尼隆重集会,纪念华人来澳200周年。联邦总理、反对党领袖以及各州州长分别给纪念大会发来贺信,以“全家福”方式体现了“全澳一家亲”。我很荣幸担任大会主席。
尽管华人刻苦、温和,却依然与其他非欧裔族群一起遭遇过“白澳政策”迫害,这是澳大利亚伟大历史上不可忽视的污点。1975 年《反种族歧视法》正式实施,宣告“白澳政策”终结。但近年来,一些噪音不时出现,种族主义与民粹主义有抬头迹象。至于我的这一事件是否会成为一个“分水岭”,我觉得尚需观察。相关法律程序漫长,还在进行当中。我相信法律、相信正义。
环球时报:有媒体认为您成了党争的牺牲品?您认同吗?
黄向墨:虽然我与不少澳政界人士都比较熟悉,但我只是一个捐款者,一个门槛外的人,对政党内部、政党之间的博弈不了解,也没有兴趣。我的捐款,都是应政党和政治人物的要求而捐献的,他们依法募捐,我依法捐赠,除一位议员在接受捐款很长时间后突然退回之外,我的所有政治捐款都被他们坦然接受。这也说明,他们对这些捐款的合法性有足够自信。(《澳大利亚人报》12日称,澳两大政党已发表声明,表示不会向黄向墨退回捐款——编者注)
因此,说实话,我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党争牺牲品。但我估计,在某些媒体能够进行离奇的协同报道,能大胆宣称自己获得了不该获得的情报机密背后,似乎有某种奇怪的力量在法律之外的暗黑之地运行。这肯定需要时间才能逐步揭秘。我有信心,真相大白之日,澳大利亚某些机构需要对我说声抱歉。
环球时报:中澳关系这些年“磕磕绊绊”,您认为根本原因是什么?
黄向墨:我不是国际关系专家,但在澳生活多年,对此也有些粗浅想法。中澳关系“磕磕绊绊”,我认为根本原因是在新的国际关系下,澳大利亚还没有找到最符合其国家利益的定位。
澳大利亚的历史,决定了其有着“巨婴”的先天特性,这是客观事实,不必自卑。“巨婴”的成长需要时间,澳大利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澳大利亚是个美丽的国家,华人是这个国家最早的建设者之一,是其无法割裂的一部分。我和我的家庭从香港移居到澳,不仅喜欢这里的风景与淳朴民风,也因这里本就是融入华人血脉的家园。7年来,我结交了不同族裔的很多朋友,这里的人民友好和善,反华排华者只是极少数。
栏目主编:张武 文字编辑:李嘉珺 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图片编辑:苏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