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2-18 05:33:26来源：法律常识
——习近平
2021年，是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启新的征程。2021年，也是未成年人保护发展史上值得铭记的一年，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以下简称“两法”）正式施行，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深入人心，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六大保护”联袂发力；国务院成立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加强对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统筹协调和督促指导；刑法修正案（十一）施行，低龄顽劣的“熊孩子”被带上紧箍咒，特殊职责人员性侵未成年人“罪加一等”，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更加直观鲜明；家庭教育促进法通过，依“法”带娃成为流行语，接受家庭教育指导成为“甩手家长”的必修课，更加注重家庭、家教、家风成为公民的自觉行动。这一年，未成年人保护网织得更严更密、工作成效更加彰显，但是也要清醒看到，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未成年人保护面临更加严峻复杂的形势，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数量持续上升，未成年人犯罪有所抬头，家庭监护缺位比较突出，网络对未成年人的影响巨大，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社会环境亟待优化，等等，未成年人保护依然任重道远。
2021年，全国检察机关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中发〔2021〕28号），进一步强化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完善专业化与社会化相结合的保护体系，从服务保障党和国家事业永续发展的高度，狠抓未成年人保护“两法”落实，用心用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我们努力做好双向保护工作，既教育挽救涉罪未成年人又关爱救助未成年被害人，针对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发现难、发现晚等问题，推动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性侵违法犯罪入职查询制度落地见效；深化综合司法保护，全面推行未成年人检察业务统一集中办理工作，针对家庭监护缺位问题，创设推广“督促监护令”制度，融合推进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四大检察”职能；以检察履职主动融入其他“五大保护”，部署开展“检爱同行 共护未来”未成年人保护法律监督专项行动，与全国妇联、中国关工委部署在办理涉未成年人案件中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工作，与教育部共同制定检察官担任法治副校长工作规定，针对校园安全问题没完没了抓好最高检向教育部制发的“一号检察建议”监督落实，与共青团中央在80个地区开展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社会支持体系示范建设，向相关部门通报涉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公益诉讼案件情况促进网络空间治理，全国政协双周协商座谈会专题听取检察机关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工作情况汇报并给予充分肯定，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努力“致广大而尽精微”，在过去一年迈出坚实步伐，取得新的进展。
为更加直观呈现过去一年未成年人检察工作，深化对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发展规律的认识，更加自觉承担未成年人保护的检察责任，主动接受社会监督，我们总结去年工作，形成《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1）》。白皮书对涉未成年人“四大检察”业务数据背后反映的情况、问题进行分析，重点研判2017年以来特别是2021年涉未成年人案件特点、情况，对检察机关加强双向保护、综合司法保护、主动融入其他“五大保护”以及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加强专业化规范化建设等进行简要总结，梳理对未成年人检察及司法保护工作具有一定影响和意义的案事件、典型做法、创新机制，以便社会公众更加全面、直观了解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助力、参与未成年人检察工作，支持、监督未成年人检察工作。
未成年人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在“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和修订后“两法”施行一周年之际，现将白皮书予以发布，期冀通过检察履职，进一步促进司法保护与“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五大保护相融与共、整体落实，真正实现“1+5>6=实”，更好凝聚共识、形成合力，共同守护祖国的未来健康成长！
为强化对未成年人的综合司法保护，2021年未成年人检察业务统一集中办理工作在全国检察机关全面推开，涉及未成年人的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检察职能由未检部门或未检办案组统一行使，未成年人“四大检察”综合司法保护格局初步形成。
（一）未成年人刑事检察情况
2021年，全国检察机关共受理审查逮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55379人，受理审查起诉73998人，经审查，批准逮捕27208人，不批准逮捕27673人；提起公诉35228人（含附条件不起诉考验期满后起诉人数)，不起诉22585人（含附条件不起诉考验期满后不起诉人数），附条件不起诉19783人，不捕率、不诉率、附条件不起诉率分别为50.4%、39.1%、29.7%。2021年，全国检察机关共批准逮捕侵害未成年人犯罪45827人，提起公诉60553人。
1.未成年人犯罪情况
（1）未成年人犯罪数量出现反弹。2017年至2021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逮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数分别为42413人、44901人、48275人、37681人、55379人，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数分别为59593人、58307人、61295人、54954人、73998人。2021年受理审查逮捕、受理审查起诉人数较2017年分别上升30.6%、24.2%。
（2）五类主要犯罪占比超三分之二。2021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数居前五位的分别是盗窃罪19061人、聚众斗殴罪9049人、强奸罪7591人、抢劫罪7186人、寻衅滋事罪6902人，分别占受理审查起诉人数的25.8%、12.2%、10.3%、9.7%、9.3%，5类犯罪人数共49789人，占比达67.3%。
（3）未成年人涉嫌严重暴力犯罪占比稳中有降。2017年至2021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涉嫌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等八种严重暴力犯罪（因统计口径关系，将全部故意伤害、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犯罪均统计在内）分别为19954人、17936人、18172人、15736人、21087人，占全部犯罪人数的比例分别为33.48%、30.76%、29.65%、28.63%、28.49%，2021年较2017年下降4.99个百分点。
（4）未成年人毒品犯罪占比持续下降。2017年至2021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毒品犯罪分别为2003人、1504人、1201人、942人、978人，分别占同期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数的3.36%、2.58%、1.96%、1.71%、1.32%，2021年较2017年人数下降50.67%。
（5）校园欺凌和暴力犯罪数量继续下降。2017年至2021年，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校园欺凌和暴力犯罪人数分别为4157人、2785人、1667人、583人、581人，提起公诉人数分别为5926人、4590人、2914人、1341人、1062人，呈逐年下降趋势。2021年批捕、起诉人数分别较2017年下降86.02%、82.08%。
（6）未成年人重新犯罪率有所下降。2017年至2021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中曾受过刑事处罚的分别为1938人、2054人、2349人、2092人、2197人，分别占同期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总数的3.25%、3.52%、3.83%、3.83%、2.97%，反映对涉罪未成年人的教育挽救效果有所提升。
（7）未成年人犯罪呈现低龄化趋势。2017年至2021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14至16周岁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数分别为5189人、4695人、5445人、5259人、8169人，分别占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总数的8.71%、8.05%、8.88%、9.57%、11.04%。从犯罪人数看，2021年较2017年增加2980人，增幅达57.4%。
（8）未成年人涉电信网络犯罪上升较快。2019年、2020年、2021年检察机关分别起诉未成年人涉嫌利用电信网络犯罪2130人、2932人、3555人，同比分别上升37.65%、21.25%。其中，未成年人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明显上升，2020年起诉130人、2021年起诉911人，同比上升6倍。
2.未成年人特殊保护和司法政策落实情况
（1）未成年人犯罪不捕率首次过半。2017年至2021年，检察机关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依法不批准逮捕14223人、15205人、16549人、14709人、27673人，不捕率分别为33.59%、34.13%、34.43%、39.1%、50.4%，2021年不捕人数首次超过了批准逮捕人数，不捕率同比增加11.3个百分点。从不捕原因看，2021年因无社会危险性不捕20720人，占不捕人数的74.88%，较2020年增加4.07个百分点。
（2）未成年人犯罪不诉率持续上升。2017年至2021年，检察机关分别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不起诉10114人、11865人、13752人、16062人、22585人，不起诉率分别是18.84%、22.99%、24.13%、32.59%、39.1%，2021年不诉率同比增加6.5个百分点。
（3）未成年人犯罪附条件不起诉率大幅上升。2017年至2021年，检察机关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附条件不起诉分别为5681人、6624人、7463人、11376人、19783人，同期附条件不起诉率分别为10.06%、12.15%、12.51%、20.87%、29.7%。同时，附条件不起诉考验期间因违反相关规定或者重新犯罪等被提起公诉人数维持在较低水平，分别为134人、183人、233人、286人、594人，2021年被撤销附条件不起诉提起公诉人数占附条件不起诉总数的3%，与往年基本持平，反映随着附条件不起诉制度适用人数逐步增加，运行情况良好。
（4）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率高。2021年，检察机关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61403人，适用率为94.1%，同比增加1.47个百分点，高于同期刑事犯罪整体适用率4.7个百分点，反映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未成年人司法理念高度契合，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适用情况更好。
（5）确定刑量刑建议适用率、采纳率高。2021年检察机关针对未成年人犯罪提出量刑建议27874人，其中确定刑量刑建议23635人、幅度刑量刑建议4239人，分别占84.79%、15.21%。量刑建议被采纳26483人，采纳率95.01%，其中确定刑、幅度刑量刑建议分别采纳22640人、3843人，采纳率分别为95.79%和90.66%，分别较2020年增加1.56、1.31个百分点。
（6）未成年人刑事执行检察监督力度加大。2021年，检察机关共对20045名涉罪未成年人开展羁押必要性审查，同比上升3.8倍。审查起诉阶段直接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2689人，侦查阶段提出释放或变更强制措施建议被采纳1421人，审判阶段提出释放或变更强制措施建议被采纳352人。
共针对看守所监管未成年人活动提出检察建议208件，同比上升89.09%；纠正违法2042件，同比上升11.2倍；纠正混管混押2743人，同比上升4.8倍。
共针对未成年犯管教所监管活动提出检察建议18件，同比上升38.46%；纠正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不当357人。
共针对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活动纠正脱管漏管203人，同比上升3.1倍；纠正收监执行不当86人，同比上升5.6倍；纠正与成年犯混合执行社区矫正305人。
3.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情况
（1）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总体呈上升趋势。2017年至2021年，检察机关批准逮捕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分别为33790人、40005人、47563人、38854人、45827人，同期提起公诉47466人、50705人、62948人、57295人、60553人，2021年分别较2017年上升35.62%、27.57%。
（2）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呈下降趋势。2012年至2021年，检察机关起诉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分别为3699人、2395人、2038人、1598人、1483人、1394人、1322人、1247人、789人、1135人，2021年较2012年下降69.32%，年均下降12.3%。同期起诉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犯罪分别为189人、202人、163人、184人、337人、506人、393人、406人、276人、328人，2021年较2012年上升73.54%，年均上升6.3%。
（3）性侵未成年人犯罪增幅趋于平缓。2021年，检察机关起诉强奸未成年人犯罪17917人，同比上升16.61%，增幅为近四年来最低。同期，起诉猥亵儿童犯罪7767人，同比上升32.09%，起诉强制猥亵、侮辱未成年人犯罪2167人。
（4）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类型更加集中。2021年，检察机关对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提起公诉人数居前六位的分别是强奸罪、猥亵儿童罪、寻衅滋事罪、抢劫罪、交通肇事罪、盗窃罪，以上六类犯罪共计40612人，占提起公诉人数的67.07%，较2020年增长4.64个百分点。
（5）不满14周岁未成年受害人占比超过一半。2017年至2021年，检察机关起诉侵害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分别为19717人、21013人、25723人、27234人、31213人，同比分别上升6.6%、22.4%、5.9%、14.6%，占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人数的比例分别为41.54%、41.44%、40.86%、47.53%、51.55%。
（6）侵害农村留守儿童犯罪总体趋缓。2017年至2021年，检察机关起诉侵害农村留守儿童犯罪人数分别为3325人、2808人、2591、2521人、2599人，分别占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人数的7%、5.54%、4.12%、4.52%、4.29%。
（7）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犯罪增幅较大。2017年至2021年，检察机关对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犯罪提起公诉分别为4人、37人、98人、170人、402人，近三年分别上升164.86%、73.47%、136.47%，反映组织、拉拢未成年人进行违法犯罪问题不容忽视。
（二）未成年人民事检察、行政检察情况
（1）加强监护侵害监督。2021年，对于符合撤销监护人资格条件的，检察机关支持个人或单位起诉464件，同比上升49.2%；提出检察建议294件，同比上升45.54%；撤销监护人资格388件，同比上升48.66%。
（2）加强监护缺失监督。2021年，检察机关就监护人缺乏有效监护能力，或者因客观原因事实上无法履行监护职责等监护缺失情形，依法妥善进行监护干预和保护救助，共提出检察建议326件，同比上升3.1倍；支持起诉宣告失踪、宣告死亡132件。
（3）开展“督促监护令”工作。自2021年6月1日起，针对家庭监护缺位问题，检察机关在办理涉未成年人案件中开展“督促监护令”工作，共制发“督促监护令”19328份，其中向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监护人制发“督促监护令”14754份，向未成年被害人的监护人制发“督促监护令”4574份。
（4）积极开展支持起诉工作。2021年，检察机关共办理除监护权监督以外的支持起诉案件1660件，其中追索抚养费类776件，控辍保学类65件，其他819件。
（5）加强民事、行政案件审判监督和执行活动监督。2021年，检察机关就民事生效裁判提出抗诉14件，提出再审检察建议7件，对民事执行活动违法行为提出检察建议307件。就行政生效裁判提出再审检察建议2件，提出抗诉2件，对行政执行活动违法行为提出检察建议59件，促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23件。
（三）未成年人公益诉讼检察情况
（1）立案情况。2021年，检察机关就未成年人保护公益诉讼共立案6633件，同比上升3.2倍。
（2）发布公告情况。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发布公告87件，其中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发布公告50件。
（3）提出诉前检察建议情况。行政公益诉讼案件提出诉前检察建议5811件，同比上升2.8倍。
（4）提起公益诉讼情况。检察机关提起未成年人保护公益诉讼84件，同比上升2.2倍。其中，提起行政公益诉讼18件，提起民事公益诉讼17件，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49件。
（5）案件领域情况。检察机关办理涉未成年人食品药品安全、生态环境保护等传统领域公益诉讼案件1957件，占29.5%。办理产品质量、烟酒销售、文化宣传、网络信息传播、个人信息保护、儿童游乐场所设施安全、娱乐游戏、文身、点播影院、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涉未其他领域案件4676件，占70.5%。
双向保护，既是未成年人司法应有的理念，也是未成年人检察办案必须遵循的基本规律：既要注重维护涉罪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也要切实维护未成年被害人的权益，维护好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确保办案“三个效果”有机统一，实现双赢、多赢、共赢。
（一）依法惩戒和精准帮教涉罪未成年人
检察机关认真贯彻“教育、感化、挽救”方针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坚持依法惩戒和精准帮教相结合，最大限度教育挽救涉罪未成年人。
一是依法惩戒和依法从宽并行。对主观恶性不大、犯罪情节较轻，属于初犯、偶犯的未成年人，坚持少捕慎诉慎押，为其回归社会预留通道。2021年，全国检察机关不批准逮捕27673人，不起诉22585人（含附条件不起诉考验期满后不起诉人数），附条件不起诉19783人。同时，检察机关对涉嫌严重犯罪、社会危害性大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依法惩戒，发挥警示教育作用。2021年，共批准逮捕27208人，提起公诉35228人（含附条件不起诉考验期满后起诉人数）。一体推进落实罪错未成年人“保护、教育、管束”措施，检察机关协同有关部门及时将相关罪错未成年人送入专门学校。
二是严格落实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特别程序。继续提升法律援助覆盖面。进一步加强与司法行政机关沟通协作，推动建立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专业法律援助律师队伍，及时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援助。2021年，全国检察机关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援助49704人次，同比上升39.09%。进一步提高法定代理人、合适成年人到场覆盖率。通过组建合适成年人队伍，健全运行管理机制，充分发挥合适成年人在司法办案中沟通、抚慰、教育、见证、监督等方面的重要作用。2021年，审查逮捕阶段、审查起诉阶段法定代理人、合适成年人分别到场43968次、72381次，同比分别提升112.47%和76.66%。加强对涉罪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监督，保护未成年人身份信息不被泄露。2021年，全国检察机关共落实犯罪记录封存31510人，同比上升11.88%。
三是坚持把帮教贯穿办案始终。坚持因人因案而异，切实推动解决社会调查报告形式化、同质化等问题。2021年，全国检察机关在审查逮捕阶段、审查起诉阶段分别开展社会调查78562次、157939次。检察机关根据未成年人罪错行为特点和教育矫治规律，结合涉案未成年人具体情况，主动争取、整合相关社会力量参与精准帮教，通过加强对罪错未成年人监护人的家庭教育指导、完善专门矫治教育、打造综合性观护基地、引入专业司法社工和志愿者进行教育矫治等方式，共同建立“政府支持、司法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帮教考察运行模式。
（二）严厉打击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和关爱救助未成年被害人
2021年全国检察机关共批准逮捕侵害未成年人犯罪45827人，起诉60553人，同比分别上升18%、5.7%。随着打击犯罪力度的不断加大，重大恶性暴力伤童犯罪明显减少。
一是依法严惩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严厉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突出打击多发严重犯罪。最高检对全国30余起性侵害未成年人重大敏感案件进行跟踪指导，就整治性侵害未成年少女问题进行专门调研，推动解决司法实践难题，提升案件查办效果。制发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未成年人卖淫犯罪典型案例，引导各级检察机关有力惩治各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对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有案不立、有罪不究、重罪轻判等问题及时监督纠正，2021年纠正漏捕590人，纠正漏诉335人，提请抗诉36件。坚决打击拉拢、诱迫未成年人参与违法犯罪活动，对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犯罪提起公诉151件402人。
二是扎实做好未成年被害人救助保护。持续推动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一站式”办案机制建设。全国共建成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询问、救助办案区1622个，累计完成询问15671人。重庆、云南、江苏、上海、浙江等地均形成较为成熟的“一站式”办案机制和工作模式。加强未成年被害人综合多元救助，全年共开展司法救助1.1万件，发放救助金1.6亿元，协助提供生活安置7471人次，开展心理疏导17638人次。
三是探索维护未成年被害人合法权益。对于未成年人因犯罪侵害遭受严重精神创伤，侵害行为给被害家庭造成极大影响的，检察机关探索支持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诉讼。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江西、山东、河南等地检察机关支持性侵害案件未成年被害人主张精神损害赔偿，获得法院判决支持。浙江湖州检察机关成立以民事支持起诉职能为内核的未成年被害人心理评估支持中心，已办理精神损害赔偿支持起诉案件5件，累计赔偿金额28万元。
未成年人检察业务统一集中办理，是检察机关统筹发挥检察职能优势，加强未成年人综合司法保护，全面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一项重要改革举措。2021年，未成年人检察业务统一集中办理工作在全国检察机关稳步全面推开，呈现有序、协同发展的良好态势。
（一）未成年人刑事执行检察业务全面开展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羁押必要性审查、在押未成年人监管活动监督、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活动监督作为未成年人检察部门常规业务工作全面开展。
一是细化对涉罪未成年人的羁押必要性审查。各地检察机关贯彻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加大依职权主动审查力度，按照审查起诉阶段“每案必查”要求，对涉罪未成年人的羁押必要性审慎评估，积极助推、创造有效监护帮教等非羁押条件，最大限度减少非必要羁押。山西省人民检察院出台《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羁押必要性审查指导意见》，进一步规范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辽宁、广东等地检察机关在羁押必要性审查中开展量化评估，推动审查方式更加精准化。湖北检察机关引导公安机关对轻罪未成年人非羁押直诉，切实减少对未成年人的审前羁押。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检察院延伸探索，开展对未成年人适用刑事拘留措施的监督，发现没有刑事拘留必要的，及时建议公安机关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
二是对在押未成年人监管活动依法开展监督的同时，注重做好对未成年人的帮教、维权等工作。山西、吉林、河南等地检察机关未检部门联合刑事执行检察部门，与看守所沟通建立日常联络协作机制，通过巡回检察、专项检察等方式开展监督，共同开展对未成年人的感化、挽救和矫治教育。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成立驻未成年犯管教所新起点扬帆检察中心，作为开展法律监督和矫治帮教的平台。江苏、四川、安徽等地检察机关组织开展未成年犯管教所巡回检察，通过监区巡查、监室清查、查阅台账、调看监控等方式，进一步加强对未成年犯管教所监管执法工作监督。辽宁检察机关深化对未成年犯监内帮扶、回归帮扶“两个帮扶”工作，从入监、服刑到出监、回归社会开展全链条的帮扶教育。
三是以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特别规定落实为重点，强化对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矫治帮教情况的常态化监督。发现社区矫正机构违反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相关规定的，依法提出纠正意见，保障有关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特别规定落实到位，配合做好对未成年人的教育。天津、黑龙江、西藏等地检察机关主动与司法行政机关对接，做好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摸底调查和动态掌握，逐人建档。河北省人民检察院与省司法厅联合印发《关于加强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工作配合协作的意见》，在全省范围开展未成年人社区矫正检察监督专项活动，逐人逐项进行核查。吉林、福建、广东、宁夏等地检察机关以建立符合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特殊矫正机制为切入点，积极引入专业社会力量，开展定制式、个性化帮教，助力未成年人顺利回归社会。
（二）结合办案多维度强化对监护权的监督干预
一是加大监护侵害监督力度。对于监护人严重损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及合法权益，以及不履行监护职责导致未成年人处于危困状态的，在依法惩治的同时，及时建议、支持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起诉撤销其监护人资格，坚决阻隔侵害，保障未成年人得到妥善监护照料，并会同民政等部门共同做好生活安置、保护救助等工作。辽宁省锦州市人民检察院联合教育、民政、妇联等六家单位会签文件，推动在民政、妇联设置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站，开展未成年人监护侵害线索排查、线索收集、转接处理工作。上海闵行、四川成都检察机关探索开展家庭监护评估，为监护权监督工作提供更多借鉴参考。
二是主动开展监护缺失监督。对于监护人缺乏有效监护能力，或者因客观原因事实上无法履行监护职责等监护缺失情形，依法妥善进行监护干预和救助保护，帮助未成年人摆脱监护缺失困境。贵州安顺检察机关与云南昆明检察机关开展跨省协作，对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进行接力救助，助力解决其监护缺失和生活、成长等问题。河南检察机关与法院、公安、民政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精细化服务保障工作的通知》，进一步细化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服务保障举措。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人民检察院与法院、公安等部门建立监护缺失儿童监护确权联动机制，协同推进关爱救助各项工作。
三是全面推开“督促监护令”工作。自2021年6月1日起，全国检察机关在办理涉未成年人案件中全面推开“督促监护令”工作。各地充分运用这一加强监护权监督的创新工作机制，根据个案不同情况和监护履职中存在的具体问题，针对性督促、引导监护人切实、有效履行监护职责，最大限度避免未成年人遭受不法侵害，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违法犯罪。2021年，全国检察机关制发“督促监护令”共计19328份，其中，向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监护人发送“督促监护令”14754份，向未成年被害人的监护人发送“督促监护令”4574份。贵州省人民检察院积极推动将“督促监护令”写入《贵州省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上升到法规层面。上海、甘肃等地检察机关针对不会管、管不好和不想管三类家长，探索分类制发“督促监护令”，从督促监护内容、文书发送方式、跟踪监督成效等方面进行区分，做到有的放矢。
（三）持续拓展未成年人民事、行政检察工作
一是多领域加强未成年人民事、行政权益保障。落实民法典、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有关未成年人保护的新任务新要求，结合未成年人民事、行政权益保护实际需求，聚焦重点难点问题，在抚养、收养、教育、继承、代理、监护等领域“多点开花”。内蒙古、浙江等地检察机关组织开展涉未民事执行案件专项监督，针对困境儿童补助款被执行、执行款已划扣未及时发放等行为，依法予以监督纠正。江苏、四川等地检察机关聚焦“双减”政策，针对培训机构“退费难”、未成年人及其家长“维权难”等问题，支持家长提起追索培训费民事诉讼案，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
二是积极开展有关涉未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工作。河南省邓州市人民检察院对涉未成年人利益的校园规划行政争议案件进行实质性化解，切实维护校园安全，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内蒙古自治区开鲁县人民检察院发现冒用他人身份取得结婚证影响未成年人获得孤儿补助的情况，依法向该县民政局提出检察建议，建议注销冒名婚姻登记信息、健全规章制度、加强管理监督。江西南昌、河北唐山等地检察机关对于涉及未成年人户口方面的行政诉讼监督案件，在扎实做好释法说理工作、推动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的同时，更好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三是逐步探索积累具有未成年人检察特色和切合实际需要的办案经验和方式方法。四川省泸州市人民检察院与市中级人民法院会签《办理涉未成年人支持起诉案件协作机制》，对办理原则、受理范围、调查方式、协作流程等作出明确规定，推动支持起诉工作专业化、规范化、精细化发展。江苏省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检察院与区法院会签《关于建立涉少民事审判、执行监督工作协作机制的意见》，加强对涉未民事审判、执行活动的监督。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检察院在个案办理的基础上，会同区法院、司法局、教育局签订《关于设立抚养费提存监管制度的实施方案》，进一步强化监护责任的落实和执行。
（四）积极稳妥开展未成年人检察公益诉讼
一是加大办案力度，推动解决未成年人公益保护难点痛点问题。聚焦人民群众关心关切、社会反应强烈的未成年人公益保护突出问题，积极、稳妥开展未成年人公益诉讼检察工作，办理了一批典型案例，办案领域和办案类型有较大幅度拓展。2021年未成年人保护公益诉讼立案6633件，同比上升3.2倍。北京、江苏等地检察机关启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面向未成年人收费公益诉讼监督活动，推动落实对未成年人免费参观的规定。上海、浙江、福建、四川等地检察机关针对点播影院、电竞酒店、剧本杀、密室逃脱等新业态对未成年人保护不到位、行政机关履职不充分等问题，以公益诉讼推动治理。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检察院办理的某知名短视频公司侵犯儿童个人信息民事公益诉讼案，系民法典实施及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后检察机关针对“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起的民事公益诉讼全国第一案。
二是注重办案规范，促进公益保护质效提升。坚持把诉前实现维护公益目的作为最佳司法状态，充分发挥诉前程序作用，注重实现与行政机关及其他被监督对象的双赢多赢共赢。对诉前检察建议落实情况做好跟踪监督，发现诉前检察建议不能有效落实的，以提起诉讼方式接力推动问题解决，防止问题反弹回潮。在加大办案力度的同时，严格把握办案程序和实体规范，充分发挥检察一体化优势，建立重大敏感案件报告、诉前公告审查、跨行政区划案件联动等工作机制，对于疑难、复杂、影响大的案件，通过加强督办指导，帮助办案单位找准症结，选准角度，严谨规范办理。河北、辽宁、上海、甘肃等地检察机关制定规范性文件，明确受案范围、办理流程、审批权限等，为更好开展未成年人公益诉讼检察工作提供遵循。
三是探索办案规律，不断创新工作方式方法。上海、安徽、福建、广东等地检察机关推广建立未成年人公益诉讼观察员制度，充分发挥观察员在提供相关信息和线索、参与听证等方面的作用。重庆市人民检察院探索建立公益诉讼审查报告模板库，定期编发新类型案件审查报告模板，坚决杜绝诉前检察建议滥发多发问题。山西、陕西等地检察机关在办理公益诉讼案件中积极探索惩罚性公益赔偿金制度。
（五）“四大检察”统筹履职的综合保护成效日益凸显
一是未成年人全面综合司法保护理念逐渐深入。最高检编发未成年人综合保护典型案例，强化理念指引和示范引领。各地发挥统一集中办理优势，加强“四大检察”职能的统筹运用，在办理涉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过程中对未成年人公共利益、民事、行政权益一体化保护，综合保护未成年人案件数量呈加快上升趋势。河北、吉林、江苏、重庆等地检察机关通过建立刑事案件“一案多查”的办案模式，同步审查监护监督、民事行政审判执行监督、公益诉讼检察等事项，有效提升综合保护质效。浙江湖州检察机关针对涉案未成年人滥用氢溴酸右美沙芬等突出问题向相关部门制发检察建议，促进加强对未成年人药物滥用风险管控，推动实现氢溴酸右美沙芬由非处方药转为处方药管理。
二是未成年人综合保护长效机制逐步确立。在履职办案中注重发现案件背后存在的家庭、社会等诸多问题，通过检察建议、公益诉讼、情况通报、联合督导、健全机制等多种方式，积极推动源头治理和标本兼治。比如，河北、内蒙古、江苏等地检察机关扎实推进未成年人文身问题治理，海南省人民检察院推动在地方立法层面对未成年人文身问题进行规范；浙江省绍兴市人民检察院推动市商务局、卫生健康委和市场监管局联合出台文身行业管理规范；江苏宿迁、江西南昌等地检察机关推动当地人大常委会出台决议，明确禁止未成年人文身。上海静安、陕西宝鸡等地检察机关分别围绕吸毒人员未成年子女帮扶救助、预防未成年人吸烟等方面，与政府相关部门、共青团、妇联、关工委、其他未成年人保护组织等建立协同联动、协作支持的长效机制。辽宁省人民检察院在全省范围开展校园配餐专项整治行动，重点排查校园集体用餐的供餐单位和中小学校、幼儿园自有食堂，深入查找在校园配餐工作中存在的薄弱环节和突出问题，督促相关单位落实保护责任。湖北省人民检察院与省烟草专卖局联合印发《关于在检察公益诉讼中加强协作配合保护未成年人免受烟侵害的意见》，促进行政主管部门依法行政，切实保护未成年人免受烟（含电子烟）侵害。
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构建了“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六大保护体系。检察机关既要承担司法保护的重要职责，又要通过检察履职最大限度推动家庭保护、学校保护、社会保护、网络保护、政府保护落地见效，努力实现“1+5＞6=实”。
（一）助力发挥家庭保护基础作用
家庭是未成年人成长生活的依靠，家庭保护是预防未成年人免受侵害的第一道防线。检察机关立足检察履职，积极促推司法保护融入家庭保护，提高家庭成员的未成年人保护意识和能力，更好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一是在办理涉未成年人案件中全面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工作。最高检与全国妇联、中国关工委联合下发《关于在办理涉未成年人案件中全面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工作的意见》（高检发〔2021〕7号），明确要求对涉未成年人案件全面开展家庭教育评估，对存在教育主体意识不强、教育方式不当、法治意识淡薄等突出问题的，强制开展家庭教育指导；联合编发在办理涉未成年人案件中全面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工作典型案例，引导各地学习先进经验和做法，推动涉未成年人案件家庭教育指导工作高质量发展。
二是积极参与家庭教育工作联动机制建设。认真落实家庭教育促进法，下发《关于学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的通知》，强化家庭教育指导工作的司法保障，推动到2022年底，所有县级人民检察院均建立与妇联组织、关工委或地方政府有关部门的沟通协作机制，形成稳定的家庭教育指导工作力量。积极参与家庭教育促进法普法宣传，结合法治副校长、法治进校园、检察开放日等工作，通过研发家庭教育课件、设立“家长课堂”等多种方式，宣传家庭教育在未成年人成长中的重要作用，引导全社会树立重视家庭教育，依法、科学进行家庭教育的未成年人保护观念，为家庭教育促进法深入实施营造良好环境。
（二）督促完善学校保护工作机制
一是加强检教协作配合，共同推动校园安全管理责任落实。各级检察机关联合教育行政部门持续抓好“一号检察建议”监督落实，通过专项排查、督导检查、情况通报等方式，促进加强校园安全制度建设。同时，边督边改、立行立改，及时消除安全隐患。2021年，全国各级检察机关联合教育行政部门查访中小学校、幼儿园4.4万余所，发现安全管理隐患4100余个。向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制发检察建议994件，已完成整改3600余项，纠正男性宿舍管理员管理女生宿舍问题172件。最高检、教育部、市场监管总局赴黑龙江联合开展全国校园安全专项整顿调研工作，对6所中小学校、幼儿园开展安全检查，提出整改意见，督促抓好整改落实。
二是参与校园安全建设，协助学校开展安全管理和依法治理。检察机关深入推进检察官担任法治副校长工作，充分履行检察官法治副校长职责，加强未成年学生保护。河北省人民检察院联合省教育厅开展平安校园建设专项活动，5名省级人民检察院相关负责人、6名市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和1000余名检察官走进校园列席校务会、开展实地检查，帮助、会同学校解决校园安全隐患问题。山东省巨野县人民检察院办理一起校外未成年人拉拢学生，多次进入学生宿舍抢劫案件后，专门派出一名副检察长担任该校法治副校长，定期送法进校园，该校迄今再未发生违法犯罪事件。
三是发挥法律专业优势，积极协助学校依法处理学生校园欺凌、校园纠纷、家校矛盾等“疑难杂症”。湖北省黄石市某小学发生学生受伤事件，检察官法治副校长多次协助家校沟通，促成双方和解。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呼图壁县在校生马某因校内纠纷导致身体损伤，家属无力支付大额手术费用，检察官法治副校长协调学校先行支付4万元手术费用，有效化解矛盾。
（三）促进提升社会保护成效
一是积极落实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检察机关运用多种形式，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强制报告制度社会知晓度，形成社会认同，督促相关部门及人员依法落实强制报告义务。积极推动强制报告工作纳入辖区网格化管理，加强对强制报告线索处置情况的跟踪监督，推行侵害未成年人案件“是否报告”每案必查制度，建立落实情况倒查机制，及时纠正当报不报问题，切实增强制度刚性。加强对强制报告线索处置情况的跟踪监督，依法监督纠正有案不立、有罪不究等问题。不履行强制报告义务的，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相关规定，督促相关部门对责任人员给予处分。制度施行以来，全国检察机关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线索源于强制报告的2854件，通过办案倒查发现相关责任主体未履行强制报告义务、应当报告不报告案件1604件，追责299件。
二是认真落实入职查询制度。联合相关部门积极推动建立覆盖性侵、虐待、拐卖、暴力伤害等违法犯罪记录的信息库，将查询范围扩大到所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的从业人员。最高检、教育部、公安部联合建立了教职员工违法犯罪信息查询平台，全国检察机关牵头或配合教育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开展入职查询749万人次，推动对查询出的2900余名有前科劣迹人员作出开除、解聘等处理。
三是大力推进未成年人检察社会支持体系建设。最高检联合共青团中央在80个地区开展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社会支持体系示范建设，推动完善路径方法，健全制度机制，形成一批可复制的经验。会同民政部、共青团中央制定全国第一个《未成年人司法社会工作服务规范》国家标准，加强未成年人司法社工规范化建设，进一步推动将司法社工纳入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司法服务体系，参与对未成年人的心理干预、法律援助、司法救助、社会调查、社会观护、教育矫治、社区矫正、法治宣传等工作。
四是督促对旅馆、宾馆、酒店、营业性娱乐场所、网吧等场所的整改。针对性侵未成年人案件多发于宾馆、酒店、营业性娱乐场所的现状，各地检察机关通过专项检查、联合清查、情况通报、检察建议等措施，推动职能部门加强对违法接待、容留未成年人问题的治理。自2021年5月“检爱同行 共护未来”未成年人保护法律监督行动实施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参与排查旅馆、宾馆、酒店等场所66283家，发现存在问题的11238家，占排查总数的17%，经检察机关督促，完成整改10124家，停业整顿555家，吊销经营许可559家；排查营业性娱乐场所、酒吧、网吧等场所18691家，发现存在问题的3688家，占排查总数的19.7%，经检察机关督促，完成整改3175家，停业整顿448家，吊销经营许可65家。
（四）推动净化未成年人网络环境
一是依法严厉惩治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网络犯罪，保护救助未成年被害人。针对侵害未成年人网络犯罪手段复杂多样，作案方式不断翻新，更加带有隐蔽性等特点，加大打击震慑力度，坚决予以遏制，保障未成年人上网用网安全。对受到网络犯罪侵害的未成年人进行综合救助保护，同步提供心理抚慰、心理疏导、损失追回、经济救助、就学帮扶等支持，助力未成年人回归正常的学习生活。
二是最大限度教育挽救涉网络犯罪的未成年人，宽容不纵容。受网络使用的低龄化和不良信息等因素影响，一些网络诈骗、侵犯公民信息等犯罪案件中也有未成年人参与。2021年，检察机关起诉未成年人利用电信网络实施犯罪3555人，同比上升21.2%。对于主观恶性不大、罪行较轻、属于初犯、偶犯的未成年人，在依法从轻处理的同时，开展针对性的帮教，帮助他们尽快重新回归社会。注重选取典型案例以案释法，警示教育未成年人远离网络违法犯罪。
三是积极推动网络领域未成年人公益保护。针对未成年人沉迷网络、受到不良信息侵蚀甚至遭受侵害等涉及未成年人公共利益的普遍性问题，以办理的典型个案作为突破口，通过公益诉讼、检察建议、情况通报等多种形式推动网络平台、社会、政府等多方协同、齐抓共管，促进相关问题解决。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检察院办理的支持起诉确认未成年人网络高额打赏行为无效案，在帮助全额追回网络充值款的同时，督促涉案企业制定完善用户实名认证、从业人员准入标准和行为规范、未成年人消费保护措施等技术标准。
（五）促推形成协同保护合力
最高检积极履行国务院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职责，推动进一步完善部门协作机制，切实形成未成年人保护合力。在国务院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上，最高检立足未成年人保护法律监督职责，就促进未成年人保护体系更加健全完善进行介绍和交流。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检察机关开展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相关情况，回答记者提问。最高检就未成年人文身问题专题调研，向国务院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报送专题报告，争取重视支持，推动未成年人文身治理。
各地检察机关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加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意见》（国未保组〔2021〕1号）。山东省高密市人民检察院将未检工作嵌入全市各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聘请村妇联主席、村儿童主任、志愿者担任“未检员”，负责本村未成年人信息登记、家庭走访、监护指导、教育帮教、强制报告等工作，定期召开由各相关部门及“未检员”代表参加的联席会，分析“未检工作站”运行状况，共同推动未成年人保护工作落地生根。福建检察机关创设春蕾安全员机制，以检察机关为主导、以基层妇联力量为主体建立覆盖全部基层组织的春蕾安全员队伍，对困境儿童进行摸排登记，开展建档管理、动态观护、实时介入、转介救助等工作，搭建特殊未成年人群体“家门口的守护岗”。江苏检察机关加强与民政部门协作，通过选聘儿童主任担任未成年人权益保护观察员、组织儿童主任开展业务培训等方式，将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落到实处。河南省禹州市人民检察院依托乡村振兴和联乡帮村工作机制，在重点乡镇、村庄（社区）设立“检爱儿童”保护站（联系点），联动乡镇政府、民政、基层法庭、公安派出所等，通过典型案例开展以案促改、家庭教育指导、督促监护责任落实等工作，帮助“问题家庭”重塑家庭环境和良好亲子关系。
2021年，检察机关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落实“谁执法谁普法”的普法责任制，扎实推进检察官担任中小学校法治副校长工作，推动全国3.9万余名检察官在7.7万余所中小学校担任法治副校长。检察官法治副校长能动履职，面向中小学生广泛开展法治教育和自护教育，协助学校建立健全安全管理制度，在促进校园安全、保障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一）检察长示范带动，推动法治副校长工作走深走实
各级人民检察院领导班子成员，尤其是检察长以身作则，主动担任法治副校长，走进校园为中小学生讲授法治课。四级检察机关共有15606名院领导担任中小学法治副校长，其中检察长3205名。2021年9月1日，最高检检察长张军第四次走进北京二中，围绕学习贯彻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讲授法治课。2021年9月开学季，全国有23名省级院检察长和1311名市、县级院检察长走进校园，为同学们讲授法治课，特别是注重结合具体案例开展法治宣传教育，促进未成年人更加笃信笃行法治，推动检察官担任法治副校长工作不断深化。
（二）加强机制共建，凝聚法治宣传教育合力
各级检察机关主动作为，争取党委政府支持，联动各方力量，打造法治宣传教育矩阵，凝聚法治宣传教育合力。一是持续打造《守护明天》未成年人法治教育品牌节目。最高检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制作大型未成年人法治节目《守护明天》第五季。《守护明天》围绕未成年人司法保护话题，邀请检察官主讲案例，并邀请专家、相关部委代表展开讨论，在社会上引起良好反响，收视率持续攀升。二是主动争取支持，统筹普法资源。安徽省人民检察院与省高级人民法院、教育厅、公安厅等会签文件，均衡派设法治副校长，解决多头普法、扎堆普法、普法资源旱涝不均等问题。河南许昌检察机关推动市委成立未成年人法治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人民检察院。三是主动联动各方，加强法治副校长工作力量。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联合教育厅、妇联等单位开展“加强未成年人法治教育 助力乡村振兴”专项活动。重庆市检察机关积极与公安、法院、教委、共青团、妇联等单位沟通联系，并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全程参与普法活动，形成普法合力。四是主动搭建平台，争取社会支持。最高检联合教育部、民政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中国关工委等部门共同策划制作国内首部未成年人检察社会支持体系建设微电影《我的青春，你来过》。江西省检察机关借助教育行政部门“班班通”等新媒体平台，充分调动校园联络员、社会志愿者等力量，推动实现法治教育教学点全覆盖。黑龙江省大庆市人民检察院“童心圆”未检工作团队建立家庭教育指导师库，动员组织老干部、老战士、心理咨询师等组成志愿团队共同开展法治巡讲。
（三）聚焦专业发力，促进法治宣传教育提质增效
一是突出宣讲重点。实时更新法治宣讲内容，以贯彻落实民法典、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一号检察建议”、强制报告制度、入职查询制度等为重点开展宣讲。贵州遵义检察机关在开展法治进校园活动后，一名女生向老师举报其叔叔多次对其实施性侵，老师立即履行强制报告职责报警，目前该案已提起公诉。二是丰富宣讲形式。吉林省人民检察院联合省教育厅通过“思政课堂+法治教育”模式，把法治教育融入思政课堂。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人民检察院联合学校组织公益示范林实地观摩活动，将普法课堂延伸到户外。辽宁、山东、四川、新疆等地检察机关依托法治教育实践基地，增强法治活动实践性，带领学生开启“沉浸式”法治体验，助力提升学生法治素养。三是建设“标准化”“菜单式”课程库。江西、云南等地组织开展全省优秀课件评比，形成全省（市）未成年人法治教育“标准化”课程库。江苏扬州检察机关分类研发“学生预防版”“教师警示版”“家庭教育版”课程库。西藏自治区拉萨市人民检察院“卓‧吉”未检宣讲团推出系列双语“法治精品课”。
（四）适应常态化疫情防控形势，形成法治宣传教育新格局
各级检察机关积极适应疫情防控常态化要求，拓展法治宣传教育阵地，确保防控期中小学校“停课不停学”，推动形成线上线下一体的法治宣传教育新格局。一是加强网课建设。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人民检察院开设“守护娜荷芽远程法治课堂”，与教体局专网互连互通，一次讲座可全覆盖6万余名学生。重庆市人民检察院联合市教委开设战疫云课堂，先后在2800余所学校播放，覆盖学生300多万人次。二是开展直播互动。2021年“国家宪法日”前夕，最高检第九检察厅负责人通过直播平台，为北京市100余名中小学思政教师讲授法治课。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奎屯市人民检察院“小马未检”抖音直播间开展直播7场次，受众师生5万余人次，互动参与6000余人次。三是研发线上平台。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组织研发“未检护苗”平台，并推动与教育系统互联互通，实现检察机关法治副校长普法宣传教育对全市学校全覆盖，打造“全时空”青少年法律服务产品。江西省萍乡市安源区人民检察院开发“晨曦云平台”，设置典型案例、微课堂等板块，实现“指尖上的法治宣讲”。
2021年，各级检察机关以提升工作质效为核心，着力提升未成年人检察专业化、规范化水平，为推动未成年人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一）努力提高未成年人检察专业化水平
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具有特殊性，在职责任务、内在规律、司法理念、评价标准等方面都与成人司法有显著的区别，是独立的检察业务类别。实现未成年人检察专业化，是做好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前提和基础。
一是进一步健全未检专门办案组织，为未成年人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专业组织保证。认真贯彻落实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有关专门机构或者专门人员配备的要求，积极推动落实《关于进一步规范检察办案机构设置的通知》要求，255个市级检察院和536个县级检察院设立独立未检机构，较2020年分别增加20个、164个，另有1385个市、县级检察院设立未检办案组，增加602个。
二是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检察队伍素质能力建设，为未成年人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专业人员保证。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岗位练兵，举办2期未成年人检察案事例培训班、5期未检业务统一集中办理网络培训，推动以司法保护能力为核心的未成年人检察能力建设。开展未检条线优秀办案团队和优秀办案检察官评选活动，3个团队和5名个人获评优秀办案团队和优秀办案检察官。
三是加强未成年人检察理论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未成年人司法法”顺利结项，《中国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研究》出版。举办未成年人公益诉讼检察研讨会、未成年人文身治理研讨会，围绕未成年人文身治理、消费保护、“控辍保学”等领域公益诉讼检察热点难点问题开展研讨交流，促进未成年人检察理论研究与司法实践融合发展。编发连续出版物《未成年人检察》4期。
（二）持续加强未成年人检察规范化建设
一是进一步强化未成年人检察业务指导。深化“捕、诉、监、防、教”一体化工作机制，以工作质量、帮教效果为核心，完善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独立评价与指标体系。最高检建立未检业务专业指导和分片对口联系相结合的工作机制，提高对下指导质效。每季度召开一次未检条线重点工作推进会，通报未检重点工作开展情况，分析研判、共同解决存在的问题。
二是研究编发未成年人检察案例。按照“一个案例胜过一打文件”的思路，聚焦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的难点、热点问题，加大指导性案例、典型案例研究编发力度。针对附条件不起诉、家庭教育指导、督促监护令等重点问题，发布1批指导性案例和4批典型案例，建立未成年人检察案例库，开展案例评析活动，坚持问题导向，强化业务指导。
三是推进智慧未检建设。加强统一业务应用系统2.0未检条线部署应用工作，基本实现未检业务统一集中办理工作线上办理、流转、查询等功能。上线运行未检侦查监督平台，助力提升法律监督效果。探索搭建涉未数字化监督模型，推广智慧未检成熟经验做法，推进未成年人帮教维权平台建设，促进从个案办理到类案监督转变。
2021年，全国检察机关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以学习贯彻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为契机，以加快推进未成年人检察业务统一集中办理为抓手，着力夯实基层组织专业保障、突出基础工作特殊要求、狠抓基本能力综合提升，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法治自觉、检察自觉依法能动履职，推动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取得新的进展。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发出了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政治动员令。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当代中国少年儿童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生力军。当前，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环境的社会氛围正在形成，但未成年人保护总体形势还不容乐观，涉及未成年人的刑事案件持续高发，侵害未成年人民事、行政等合法权益问题多发，“两法”施行的新要求与未成年人保护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等老问题并存，涉未成年人“小案件”常常引起网络上的“大围观”，未成年人保护社会治理存在不少短板。与此同时，未成年人检察工作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特别是运用“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理念指导未成年人检察实践不够，统筹运用“四大检察”职能推进综合司法保护还有不小差距，融入其他“五大保护”的自觉性、实效性不足，未成年人检察队伍能力素质跟不上职能深化和拓展，等等，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效果。
2022年，检察机关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落实未成年人保护“两法”，以最高检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未成年人检察工作为契机，以监督落实“一号检察建议”为牵引，以“质量建设年”为抓手，以强化未成年人综合司法保护为重点，创新进取，能动履职，全面提升未成年人检察工作质效，促推家庭保护、学校保护、社会保护、网络保护、政府保护落实落地，服务保障未成年人安全健康成长，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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