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AI财经社 周享玥

编辑｜宋函

夜晚，已是秋风渐寒。自觉十分清醒的叶松驾着车，行驶在合肥的一条大街上。500米开外，是一座挺立的立交桥，按照熟悉的路线，叶松决定在这里掉头。

转向灯一打，方向盘一转，再回正时，映入眼帘的却是身穿亮绿色背心的交警。叶松心里一个激灵，“完了！”酒也顿时被吓醒一半，脑子彻底短路。

“我喝酒了，不用吹，我把车靠边，自己下车。”看着面前的交警，叶松表现得十分配合，内心却奔涌着惊涛骇浪，后悔、懊恼、无措，种种情绪齐涌上来，在他的脑子里相互撕扯。

叶松不会想到，2019年10月的这个普通夜晚，只是个噩梦般的开始，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将陷入一个悔恨与错误交织而成的深渊——他从此与醉驾入刑者扯上了关系。

从2011年5月1日起，《刑法修正案(八)》开始实施，正式将醉酒驾驶纳入刑法范围。根据规定，当车辆驾驶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等于20mg/100mL，且小于80mg/100mL时，发生的驾驶行为被称为“饮酒驾驶”，即酒驾；而当车辆驾驶人员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等于80mg/100ml时发生了驾驶行为，则构成“醉酒驾驶”，即醉驾。

今年3月，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周光权表示，在全国刑事案件总数中，“醉酒驾车型”危险驾驶罪大约占1/3的比例，每年已经有高达30余万人因该罪被判刑，发案率实际上已高于盗窃罪，成为排名第一的犯罪。

10年来，约有300多万醉驾入刑者，因为一次酒后驾车经历，他们的整个人生都被改变了。

在无数“醉友”活跃的QQ群和贴吧里，“早知道”和“终身悔恨”是最常出现的字眼。他们大多悔恨于自己的一时大意和侥幸，在长久的等待中，一遍遍诉说自己在醉驾后的痛苦人生。

查获

叶松年少时外出打拼，做过15年职业司机，纵横半生后，终于迎来功成名就时，在合肥开出了一家自己的公司，做起老板，还在一个行业协会中坐上了副会长的职位。如果不是那个意外，60后叶松将继续在他人生的高光时段慢慢徜徉。

那天晚上，兄弟省份的同级单位领导带队到访，为尽地主之谊，作为副会长的叶松理所当然地设上了一席酒宴。

席间宾主尽欢，推杯换盏，叶松不免被灌多了点。等到饭后走回单位，安排好相关事宜，他竟直接提着礼品下了楼，打开车门，将东西往后座一放，然后习惯性地坐在了驾驶位上，开着车就去赴另一个朋友的约了。

“酒喝到一定分量，自己完全不能驾驭自己的意识了。”后来再回想起这段经历时，叶松不止一次地感叹。作为一个有着近30年驾龄的 “老司机”，叶松每次喝完酒都会老老实实喊来代驾，但这一次，他却“失误”了，而这仅有一次的“失误”却刚好被交警抓住了。

安东跟叶松的遭遇类似。安东是在一家大国企工作了22年之久的技术骨干。2020年9月的一个晚上，外地来了几个同行业的老乡参观考察，安东很自然地招待对方吃了一顿饭，几个人一起喝了点啤酒。

饭后，安东贴心地为对方叫了出租车，自己则打开手机，叫了两次代驾。但因当天下雨，安东叫的两次代驾都没成功，再加之其自我判断处于一个很清醒的状态，便突然脑袋一抽地开上车就往家走，待行到一个隧道时，却突然看见前方有交警正在查酒驾。

图/视觉中国

安东看到交警后，就将车停了下来，在车上坐了整整一分钟后，他却发现对方仍未发现自己。此时的安东脑中一片混沌，起身下了车，跟着感觉就往回走。却不想，交警恰恰因此发现了他，安东随即被喊了回去，跟着交警一起到医院完成了血检。

相比之下，42岁的袁峰的醉驾故事要“魔幻”得多。袁峰是一家国企单位的老员工，按他自己的说法，“当过优秀士兵、献过血、捐过款，心眼不坏”，日子过得倒也算顺遂。但半年前的一场意外醉驾，彻底掀翻了袁峰平静的生活。

2020年10月的一个晚上，袁峰因为与妻子在离婚一事上产生矛盾，心中烦闷无处排解，便决定前往不远处的父母家中散散心。在这里，平常并不怎么喝酒的他成功搜罗到一瓶母亲为治病而泡的无花果药酒，便喝上了一杯。

药酒入肚，他的情绪松弛了很多，袁峰想着等回到家再一躺，眼睛一闭一睁，糟心的一天也就过去了。

然而，刚到家中，袁峰却突然接到妻子发来的信息，让自己前去接她。几番交锋下，袁峰的理智很快被妻子的言语所攻破，气急败坏地开着车就往妻子娘家去了。不想刚一见面，妻子的父亲就举着一个酒瓶冲上来，朝袁峰头上招呼。

气氛胶着之下，被打懵的袁峰并未注意到，妻子已经在此时前往派出所叫人，而在因与妻子娘家发生争执这件事进到派出所的这段时间内，自己身上的酒精味儿反而进化成了一个真正的“致命武器”——在双方协商无果下，袁峰被妻子以“醉驾”之名举报了。

“那时候就忘了找个代驾，当时也是生气，让她短信给我骂急了，后来想想其实我打个的也行呀。”

在醉驾者们聚集的贴吧和QQ群里可以发现，“醉驾原因”往往多种多样。酒局后开车被抓的最多，因紧急原因醉酒驾车的也有，甚至还有相当一批人是在醉酒后挪车被抓。

据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只要将车辆驶离原位，就可以认定其有驾驶行为，而此法中的“道路”，是指公路、城市道路和虽在单位管辖范围但允许社会机动车通行的地方，包括广场、公共停车场等用于公众通行的场所。

因此，即便是酒后挪车，只要在“道路”的范畴内，当血液中的酒精含量达到醉驾门槛时也属于醉驾。一位网友曾在贴吧分享，自己醉酒后在停车场挪了下车，无事故，然而刚下车就被抓住，血检238，醉驾无疑。

觉得自己最冤的大概是那些“隔夜酒”被查出醉驾的人。实际上，“隔夜酒”仅仅是一种通俗的说法，酒精在人体内代谢的速度，因个体差异以及酒精摄入量而各不相同。曾有交警部门的相关数据显示，正常人饮酒8小时至12小时后，酒精在体内的含量将大大降低，当事人会感到酒醒了，但感觉并不可靠，一般情况下，酒精要一直到24小时到48小时后才会完全消除。

而醉驾与否，仅取决于血液中的酒精含量，与是否为“隔夜酒”并不相关。一位网友就曾发文称，自己本以为睡一觉酒精就散了，于是第二天一早未顾得上梳洗，就放心地开着车踏上了回公司的道路，却不想在一个ETC出口被交警查获醉驾。

“醉驾的原因很多，根据我的观察，他们唯一的一个共同特点可能就是有侥幸心理，这个是普遍存在的，认为不一定会被抓到。”经常接触醉驾案例的广西广合律师事务所律师朱梁雄告诉AI财经社。

这些一不小心被查获的人，还有一个共同特点是，他们从没料到醉驾带来的后果是如此让人难以承受。

懊悔

醉驾被抓当晚，叶松去医院做了血检，并在交警大队做了笔录，之后警察让他回家了，只是规定他，“电话不能关机，等电话通知再来。”

第二天早上5点40分，叶松早早惊醒了过来，回忆起昨日种种，再无睡意。他起床简单洗漱后，便坐在马桶上不停地抽烟，担心血检的数值，也担心自己会不会被拘留、会不会判刑、会不会影响子女……

待到8点出门上班，他习惯性地走到负二楼车库，却未能在车位上看见车，叶松更是悲从中来。甚至进到单位了，也总感觉同事正用异样的眼神关注自己，其中有同情，亦有好奇。

叶松在这样的日子里一直熬了五天，每天除了懊悔、担心，就是在四处打听醉驾的后果，但随着信息的汇总，焦虑感却愈发严重。

“那几天几乎是发疯的状态。天天上网查资料、找公检法的朋友询问，才真正意识到醉驾的判罚竟如此严重。”叶松说。

图/视觉中国

他发现，醉驾者一旦被判刑，其带来的直接后果是，“你可能当不了兵，也丧失了公务员考试的资格；你所在公司可以直接解除劳动合同，而不予经济补偿；如果你是个医生，在判决生效时还会被吊销执业证明，且在刑满后两年内仍无法再次申请执业证明；更重要的是，你的孩子在高考、参军及报考公务员时，父母家庭情况也是政审的一部分。”

怀揣着重重担心，一直到第五天接到交警电话，知道血检结果出来了，叶松那颗悬着的心才算是暂时性地落了下来。按照交警的要求，他带着一位朋友和自己的护照、港澳通行证一起赶往了交警大队，“护照和港澳通行证都需要扣押，这是怕我跑路啊。”

“酒精含量157”，拿到血检报告的那一刻，叶松知道，自己躲不过了，“几十年来，自己从未做过违法之事，甚至做过很多公益和捐款，却不想，一次醉驾却给自己洁白的人生涂上了污点。”

袁峰也在了解完醉驾被判刑可能带来的附加后果后，陷入了无尽的担忧中。而作为一名国企员工，袁峰要承受的后果，显然要比作为私企老板的叶松严重得多。

在事发后不久，单位就已经打来电话，通知袁峰“停薪留职，等结果出来再行处理”。“结果很可能就是开除。大不了以后找个需要技术工的地方去打工，后来又看到会影响孩子当兵、当公务员，当时心里就特别难受。”袁峰说。

袁峰的儿子今年15岁，刚好是要上高中的年纪，因为这点，袁峰有好几个月都睡不着觉，常常是睡半个小时醒一次，有时候还老做梦、发虚汗，“就一直考虑这个事。说实话，别的都是小事，我可以不开车，骑个共享单车，再冷我也不怕，主要醉驾入刑后会影响子女，才是最让人难受的。”

同为国企员工的安东运气要好些，作为单位一个培养了22年之久的技术骨干，安东幸运地获得了单位的主动出面协调，因为他的酒精含量刚刚超出80的门槛多一点，而且没有造成严重社会危害。

但在等待结果的日子里，安东同样经历了将自己放入油锅中反复煎炸的痛苦过程。一开始是害怕，越了解越害怕，“特别是当你知道这个后果超过你想象的严重时，就是害怕，特别害怕。”紧接着就是侥幸，试图寻求各方关系去托人，希望能出现让自己能够接受的结果。

“然后就是焦虑，因为你没办法面对单位、组织和家人，特别是家里的小孩，你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说，这个是最恐怖的。”而在焦虑过后，奔涌而来的往往是无尽的自责和后悔，“那时候，你慢慢就会知道结果可能就这样了，知道因为你自己的这么一个行为，对单位、家庭，特别是小孩可能造成那么大的影响，就特别地自责和后悔。”

安东的儿子正好在读高三，且志向就是要考军校。尽管难以接受，但安东清楚地知道，一旦自己入了刑，儿子的政审就难了。“这是那个时候最害怕的事情，所以最终结果出来之前的近半年时间，不说痛不欲生，但绝对可以说是焦头烂额。”

拘留

对于大部分醉驾入刑者来说，在过去几十年的漫长人生中，他们对看守所和监狱的印象大概仅限于影视剧或新闻中的一个名词。

谁会想到，自己有一天会因为几杯酒和一辆车，与这个本来八竿子打不着的名词产生联系。正因如此，大多数人在等待拘留通知的过程中，总是显得特别迷茫和惶恐。

“醉驾拘留的七天是在看守所，还是拘留所啊”，“有江苏的朋友吗？讲讲拘留所里什么情况”，“马上就要刑事拘留几天了，请问下前辈们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随手打开醉驾者聚集的贴吧或者QQ群，往往能够看见这样的发言。

叶松也在等待拘留通知下来的日子里，做了不少功课，但当真正看到看守所那高墙耸立、布满电网的围栏时，心里还是免不了忐忑和紧张。交警似乎看出了他的窘迫，安慰了句：“不要怕，第一道门需要给你戴上手铐，做个样子，否则不让你进”，而后扣上手铐，领着叶松进了门。

门内伫立着的是办事大厅和体检场所，叶松在这里做完体检，办了手续，又趁着等体检报告的空闲躲在楼梯底下抽了几根烟，给家里打完最后一通电话，便被交警转送到第二道门，换到了看守所工作人员手中。

不一会儿，工作人员过来检查他的衣服、鞋子，叶松却在此时真正体会到了“犯人的滋味”。“全脱！内裤也脱！上衣卷起来！蹲下来！”一阵呵斥声入耳，叶松顿觉无地自容，却不得不在众目睽睽下，将自己脱得赤裸裸的。

图/视觉中国

而后，领完生活用品，又适应了大半天看守所生活，看完晚上6点半到8点半准时播放的“广告+新闻联播+抗日神剧”，叶松终于在当天晚上9点多躺了下来，准备度过第一晚的看守所生活。

但当他真正躺在这间由醉驾、盗窃、打架、赌博、吸毒等因各种罪名被关的25人的监舍时，叶松失眠了，心中涌起无尽懊恼，“都是醉驾害了自己，罪有应得！”

在看守所的日子虽然难熬，但相比于很多因其他罪名进去的人，总归是有个盼头。“醉驾的人就7天期限，知道哪天释放。其他大部分人是不知道自己的期限。”叶松回忆说。而当时间来到第六天晚上，想着自己还有不到24小时就要被释放了，叶松眼睛瞄挂钟的频率都多了10倍，心中不停念叨着还有多少小时就释放，自由了。

第二天下午3点半，叶松被释放，在众人艳羡的目光中走出了看守所的大门。耀眼的阳光照进眼睛的那一刻，叶松不禁叹了句“阳光真好”，紧接着便跟着前来接他的朋友直接去了澡堂，将看守所的衣服和鞋子一扔，换上了朋友带来的干净衣裳，进入取保候审阶段。“那时候真正领会到了洗心革面、重新做人的道理。”叶松说。

12月初，检察院来了通知，按照约定的时间、地点，叶松和其他十几位醉驾者一起听取了检察院的起诉意见书。又过了十多天，法院正式开庭，叶松被判“拘役2个月，缓刑4个月”，这也意味着其如果在缓期内遵守相关法律规定，就不再需要执行两个月的刑期，但若在缓刑内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则将撤销缓刑，执行两个月的实刑。

而这些不能违反的规定，据叶松回忆，包括不得离开市区、手机不得关机、会实时监控手机、根据通知按时进行集中矫正等。而他自己，需要在矫正的4个月里，每月进行一次集中矫正和劳动，并写两篇A4纸正反面的思想汇报。

缓刑在家的日子里，叶松的情绪并不好。“我喝了30多瓶酒，每天喝、餐餐喝，一是疫情不能出门着急，二是醉驾带来的后果，车卖了，出门就像断了一条腿，想想5年的禁驾，社会地位下降了很多，郁闷，天天醉醺醺的。”

相比叶松只是在看守所“体验”了7天，陈全醉驾之后，真正经历了一段服刑生活。

陈全原来是个设计师，2019年9月的一天晚上，天空中正下着瓢泼大雨，陈全却在八两白酒的刺激下，骑着摩托车上了高架，后被交警拦下，最终被判实刑一个月。

进到看守所服刑的那一天，是醉驾事发近一年后，陈全由交警用警车载着，在天色慢慢暗下来之际，抵达了目的地。登记、体检、照相、分监舍等等一通手续下来，已是晚上九十点钟。

闷热的空气里混合着汗水的咸味儿，两侧紧贴的舍友更是让陈全感受到了拥挤的滋味儿。睡不着觉，脑子便很快被各种想法攻陷，浑浑噩噩到天蒙蒙亮时，他才真正得以入睡。

之后的日子很规律。每天七点起床，穿衣服、整理被褥、完成洗漱；七点半排队领早饭，一勺稀饭，一个馒头；八点到九点半，挺直脊背坐在座位上，安安静静地看完电视里的法制教育，结束后再做上6遍广播体操，熬到十点到外舍放上半个小时风，再回内舍坐到十一点半开始吃午饭；等到下午，二十几个人挤在16个床位上睡上一个半小时，就进入了日常的电视学习时间、广播体操、放风、整理内务、吃晚饭、点名、看电视、入睡，再偶尔被安排在半夜值个班……

在这一个月时间里，陈全认识了诸多因各种罪名进到看守所的人员，盗窃、涉黑、强奸、电信诈骗、贩毒……遇到最多的却仍是醉驾的，既有私企老板，也有做着小买卖的普通摊主、以开车谋生的专职司机，还有汽车品牌的地区销售总监……

或许是同病相怜，陈全和其中两位醉驾入刑者很快发展成了好朋友，刑满出狱后的一段时间里，几个人常常约着痛饮到凌晨，互诉衷肠。

新生

2020年4月下旬，随着解矫手续的办理，缓刑结束的叶松也重获自由，不再是罪犯，不再被熟悉的人歧视，可以想去哪就去哪。

而私企老板的身份也让叶松不必像其他为他人“打工”的醉驾入刑者一样，面临被辞退的风险。如今，因着驾驶证被吊销五年，叶松出行主要以打的和地铁为主，尽管耗费的时间比以往延长了半个小时，却胜在“安全”和“踏实”，唯一不足的是，高峰时候往往打不到车以及拜访客户时不能自己开车，少了点私密空间。

在诸多醉驾者中，安东是幸运的，因酒精含量刚刚超出80的门槛多一点，也并无事故及其他从重处罚情形，情节较为轻微，再加之他以前曾因工作表现突出获得过劳模称号，以及单位主动出面和检察院做的一些沟通，他最终拿到了免诉书，得以免于刑事处罚。

但安东在网上认识的一位醉驾朋友的经历，可堪称人生巨变。对方是南京一所很著名的大学老师，在老家喝了酒后，因着村子偏僻叫不到代驾，又急着走，便计划先从家里赶到县城再想办法，却不想在从乡村道路往公路上走的时候被交警查到。尽管单位出面和检察院做了沟通，但因酒精含量较高，且出了点小事故，虽无人员伤亡，却属于从重处罚情形，最终还是被判了刑。

为着这一点，老师不得不从原单位离了职。“他的整个生活都完蛋了，这个违法成本太恐怖了。因为一个大学老师，除了教书可能别的也不会，现在就真的可以说是走投无路了。”说起这位朋友，安东至今颇为感慨。

安东在醉驾后的半年时间里，思考了很多，一开始觉得“这不就是一个偶然事件”，后来却慢慢想明白了，自己主要“栽在”了对醉驾的违法成本并不是特别了解，“尽管醉驾入刑已经很多年，但很多人却根本不知道到醉驾入刑是个什么概念，入刑后对个人的影响，特别是对小孩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如果知道的话，包括我自己，绝对不会去干这么愚蠢的行为。”

一位醉驾者在贴吧中发帖称，“如果醉驾宣传标语这样写：饮酒开车即违法，单位开除，六个月监狱，三代政审有问题，发生事故倾家荡产。如同当年的：放火烧山，牢底坐穿等一系列深入人心的普法宣传口号”，让每个人都能知道违法的严重性，醉驾的可能性或许会大大降低。

广东国鼎律师事务所律师邓赶生发现，醉驾入刑的人有个共同特点，他们都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的道理，却心存侥幸心理或者不知道入刑标准以及入刑后的结果；当真正遇到这件事后，又非常后悔触犯了刑法。

邓赶生在2016年接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个醉驾案，当事人是一个机关单位的领导，在某天晚上跟亲朋好友聚会后发生一个小事故，被对方报警举报醉驾，被判了拘役两个月实刑，后来考虑到“一旦处刑，自己的公职将不保”，其在二审时找到邓赶生，希望他们能为其做免于刑事处罚辩护。但最终，二审还是维持了原判。

“因为他当时刚好生了二胎就发生了这事，服完刑后工作和后续的保障都没了，四十多岁的人得重新出去找工作，那段时间就只能靠他太太照顾家庭，所以对他的影响还是挺大的。”邓赶生说。

对于这一点，袁峰和叶松深有同感。袁峰表示，自己以前只知道酒驾是拘留，却不知道醉驾入刑且影响这么大，“要知道，我绝对要防范。”叶松则十分懊恼，“自己以前不知道醉驾的处罚如此严厉。”

过去10年来，在大约300万醉驾入刑者的人生中，许多个“早知道”和“本可以”融合着始终挥抹不去的记忆，编织成了一段段布满悔恨与泪水的人生经历。

图/视觉中国

安东自从醉驾事件后，至今未曾喝过一次酒。他现在心境已经平和了许多，开始时到单位开个会，都害怕别人知道这件事，现在却已经能够十分平静地对待这段经历，以及别人偶尔的一个玩笑，并希望以自己的教训警醒他人。

对于叶松来说，醉驾带来的余波仍在。“身边的人偶尔会拿我的事作为餐前饭后的谈资，工作上也因为不能开车，大大降低了我的事业发展；家庭生活也发生了变化，因为影响孩子以后的公考，夫人经常数落我。”叶松说，“影响孩子的一生，是我最大的愧疚。”

袁峰如今停薪留职闲在家中，白天照顾父母，有时也在自己加入的醉驾群中说上两句话。尽管以前并不怎么使用QQ，袁峰如今却已经在一个约200人的醉驾交流群中混上了管理员的职位。

而在诸多的醉驾QQ群里，常常会出现这样的场景——当“XXX加入了本群”的群通知一闪，底下就像触发了某个机关，不断闪现代表“欢迎”的文字和表情包。“欢迎新同学”，“欢迎欢迎” ，“欢迎萌新” 。

这也意味着，又一个醉驾者的悔恨人生开始了。

（应受访者要求，叶松、袁峰、安东、陈全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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