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2-31 12:10:42来源：法律常识
文/夏明星
在我军战史上，有这么一位人物：
20多年的战斗生涯中，他七次负重伤；刚刚26岁，他就成为红六军团政委，率部执行中央红军长征先遣队的任务；不到30岁，他就担任了八路军第359旅旅长兼政委，是八路军的青年才俊之一；33岁那年，他率部进驻南泥湾，很快把该地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刚刚38岁，他就协助李先念成功地指挥了著名的中原突围，为解放军保存了一支有生力量；三年解放战争中，他纵横西北战场，被敌人誉为“彭德怀的拳头”；
这位传奇人物，就是开国上将王震！
一、纵横湘赣苏区，成为屈指可数的人物
王震，1908年4月11日出生在湖南省浏阳河畔一个农民家庭。13岁那年，由于温饱无以为继，他只身到湖南省城长沙谋生，先拉了一段时间人力车，很快又干起铁路搬道工。下层市民生活的艰辛，他全部品尝过。1924年春天，国共合作的大革命开始了，他也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领导下进步着，历任过粤汉铁路工会长（沙）岳（阳）段分工会执行委员、工人纠察队队长。1926年10月，这是王震永生难忘的日子，他首次接触了毛泽东并受到他的教育。
1927年7月，大革命彻底失败了，王震这时已经入党半年。他不惧白色恐怖，始则参加了长沙工人暴动，继则做党的地下交通和兵运工作。不同岗位的工作经历，磨砺了他的意志与能力，他在斗争中逐渐成熟。
1929年春天，活动在湘鄂赣三省交界的红5军第2纵队，扩编为湘鄂赣边红军支队，黄公略担任支队长，革命形势一片高涨。这时，一心向往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王震得遂所愿，受命在鄂东南地区组建红军游击队，配合黄公略支队战斗。他领导的这支游击队神出鬼没，迅速发展到数百人，带兵、打仗也成为他热爱的事。1930年9月12日，王震和他率领的游击队南下江西萍乡，正式编入正规红军湘东独立师——该师负责坚持湘赣苏区斗争，成为湘赣苏区主要创始人之一。
从1930年12月至1931年9月，湘东独立师在配合中央苏区反“围剿”作战中，先后在酃县、将军山、永阳等地歼灭敌人2个团以上。王震参与指挥了上述战斗，并从团政委成长为师政委。由于天生一副连腮胡，平易近人的王震被战士们亲切地称为“王胡子”。
1931年11月，敌人又集中10个师对湘赣苏区进行“围剿”，并进占永新、莲花、永阳等地，向苏区腹地推进。在人民群众有力配合下，王震等湘赣红军领导人广泛开展游击战争，袭扰围困驻守永新、莲花的敌人，迫使敌人撤退，苏区失地全部恢复。到1932年10月，湘赣红军已经发展到3个师的规模，中革军委遂成立了红8军，由萧克担任军长，蔡会文担任军政委，王震担任该军主力红22师政委。
◆王震1933年任红六军团政治委员照。
1932年11月，正是国民党对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初期，蒋介石除集中主力对中央苏区外，进攻湘赣苏区的敌人，也达10个师8万余人。11月下旬，国民党军李明第52师一个旅，不断从北翼蚕食湘赣苏区。11月29日，红8军果断反击，将敌人全部击溃，给进攻苏区的敌人当头一棒。王震及其领导的红22师表现不凡，让初来乍到的萧克为之感叹。1933年8月1日，王震荣获了三等红星奖章。
在湘赣苏区战斗期间，王震担任过红8军政治部主任、代理军长、中共湘赣省委委员、湘赣省军区代理司令员，是这个战略区屈指可数的人物。王震投身革命以后，很早就接受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熏陶，并在实践中创造性地贯彻执行。早在家乡湖南浏阳闹革命时，他便阅读了毛泽东的《井冈山的斗争》《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等油印小册子。1934年初，他参加了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时，正当第五次反“围剿”异常艰苦之际，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已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王震不满“左”倾教条主义的战略方针，会后去见毛泽东。毛泽东说，我就是主张打埋伏，找敌人的尾部或腰部打。我还主张“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方针。虽然毛泽东当时已实际上离开中央领导岗位，但王震回到边区仍向湘赣省委传达了毛泽东与他谈话的精神。1934年4月，在其他各革命根据地由于执行“左”倾军事路线接连失利的情况下，王震、萧克指挥湘赣苏区红军主力在江西永新县里田至沙市间，成功伏击敌第43旅，取得了毙伤俘敌旅长侯鹏飞以下官兵2000余人的辉煌战果。
二、“我军胜利突围，胜利渡江，王震同志立了头功”
1934 年夏天，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屡战不利，被优势之敌压迫到闽赣边境。在这种情况下，中革军委给湘赣省委来电指示：“军委决定六军团离开现在的湘赣苏区，转移到湖南中部去发展扩大游击战争及创立新的苏区。”来电还阐述了中革军委这一决定的目的，是让红六军团西征配合中央红军反“围剿”，即后来通称的“长征先遣”：红六军团去湖南中部积极行动，将迫使湘敌不得不进行战场上和战略上的重新部署，破坏其逐渐紧缩中央苏区的计划，以辅助中央苏区之作战。
电报还就这次行动的组织领导作了规定：“弼时同志及部分的党政干部应准备随军行动，弼时即为中央代表，并与萧克、王震3 人组成六军团的军政委员会，弼时为主席。”
经过充分准备，8月7日下午3时，湘赣红军主力约9000人，由江西遂川的横石出发，踏上了西进的征途。出发前，萧克、王震搞了一个“声东击西”：先派地方武装独立第5团伪装成红六军团，扬言兵分三路东渡赣江，以迷惑、牵制敌人，主力秘密突围西进！所以，在最初的突围中，红六军团一直很顺利。经过3天3夜的急行军，他们连续突破了遂川至黄坳、遂川至七岭、桂（东）上（犹）两县交界的狮子岭等封锁线，于8月11日中午胜利到达桂东县寨前圩。在这一段时间内，虽然任弼时、萧克都认为先头部队最多有个团长就可以了，王震却执意认为自己应该随着先头部队：倘若遇到敌情，可以及时果断地采取应急措施。
◆王震与萧克合影。
12日，在寨前圩召开了连以上干部的誓师大会，庆祝突围胜利。根据中革军委指示，由任弼时正式宣布成立红六军团领导机关，萧克担任军团长，王震担任军团政委，李达担任军团参谋长。
红六军团突围后，蒋介石大为震惊，急电：何键部主力调湖南，依湘江东岸构筑工事进行堵截，总部移驻衡阳；陈济棠部主力进至粤湘边界截击，总部推进至韶关；顾祝同部以第六路军薛岳率所部两个纵队担任追击。
何键接到命令后，急派3个师及一个纵队，昼夜兼程前来堵截红六军团。据抓来的侦探告诉王震，何键下了封赏令：谁能重创王震一个营，赏银元3000块；谁能歼灭王震一个团，赏银元8000块；谁能捉到王震，就让他当副司令长官！
敌侦探带来的情报，加速了红六军团行动的步伐。当天晚上，他们就离开了寨前圩，日夜兼程，先后穿过汝城、资源、郴县、新田。23日，当部队到达零陵县的时候，他们已经整整11个昼夜没有睡过一个香甜觉了，但没有人叫苦叫累。他们的政委王震，依然走在前卫部队的队列里，和大家一样，他也嘴唇干裂，还渗出了血。
当先头部队一到零陵，刚坐下来休息不久，很多人就都抱着枪睡着了，鼾声响成一片，王震亦然。然而，就在这时，侦察员又来报告：敌人各路大军向零陵开过来了。王震精神大振，投袂而起……
红六军团到零陵就是准备西渡湘江的，现在何键部9个团的兵力在湘江沿岸展开，占领有利地势，构筑工事，强渡湘江无异于自我毁灭。在详细分析了敌我态势之后，王震大胆地向任弼时、萧克建议，并最终形成决议：放弃在零陵的渡江计划，迅速向东南方转移，进入阳明山地区。
9月1日，任、萧、王指挥红六军团声东击西进入广西灌阳东北地区，敌人又蜂拥而来，任、萧、王绝地反击，红军一举击溃敌8个多团，于9月4日上午在广西全县以南的界首渡过湘江，向越城岭疾进。10月10日，中央红军开始战略转移，敌人对红六军团的“追剿”力度有所减轻，任、萧、王乘机指挥红六军团向贺龙部红三军建立的黔东根据地靠拢。24日，红六军团到达贵州印江县，在木黄镇与红三军会师，胜利地完成了长征先遣任务。
回顾这次先遣任务，任弼时在师以上干部会上说过：“我军胜利突围，胜利渡江，王震同志立了头功。”
三、协助贺龙指挥两军团的突围行动，“在指挥上被人们称为神来之笔”
1934年10月下旬，红三军恢复了红二军团番号，贺龙担任军团长，任弼时担任军团政委。根据当面敌情，红二、红六两军团决定联合行动，并于11月7日进入永顺县城，休整了1个星期左右。11月16日，中共中央发来电报，决定组成湘鄂川黔边省委，由任弼时任书记，贺龙、萧克、王震等为委员；同时，组成湘鄂川黔军区，贺龙兼司令员（王震代理过司令员），任弼时兼政委。两军团共同行动时，由贺、任统一指挥。
为了对付红军，湘西军阀陈渠珍成立了“剿匪指挥部”，把所属部队10个团分成4个纵队向永顺扑来，贺龙、萧克、王震等决定诱敌深入，待机歼敌。在距永顺城北45公里的十万坪谷地，他们选中了伏击点，16日16时左右，陈渠珍的两个旅浩浩荡荡地追来，全部进入了伏击圈。战斗一打响，敌人就蜂拥至官庄，企图夺路而走。王震指挥红49团敢当“拦路虎”，寸步不让，敌人全军覆没。这一仗，毙敌1000多人，俘虏敌人2000多人，缴枪2200余支，给了陈渠珍派来对付两军团的部队以歼灭性打击，为红二、六军团在湘鄂川黔边建立根据地奠定了基础；这一仗，把湖南、湖北的大批敌军调了过来，大大减轻了正在湖南境内苦战的红一方面军的压力。十万坪大战，王震能打敢拼的硬朗劲让贺龙很欣赏。随后，王震又协助贺龙指挥两军纵横湘鄂川黔边区，沉重地打击了敌人，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长征，为创建、发展和巩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做出了重大贡献。
◆1935年9月，王震与红二、六军团领导在湖南省澧县合影。左起：贺龙、李达、关向应、任弼时。中坐者为王震。
1935年9月，蒋介石调集140多个团的兵力，对两军团创建的湘鄂川黔根据地发动新的“围剿”，军事、政治、经济三管齐下，妄想把长江以南唯一的一支主力红军消灭掉。鉴于局势严峻，贺龙、任弼时、萧克、王震等湘鄂川黔苏区领导人决定：将主力跳出根据地，在广大无堡垒地区进行运动战，争取在滇黔一带创建新根据地。11月上旬，两军团共1.7万人从桑植地区出发进行战略转移——长征。如果直奔贵州，后边跟着咬得很紧的10多万敌军，红军将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因此，贺龙建议：先到湘中威胁长沙，调动敌人大批兵力追往湘中，打乱敌人的“围剿”计划；然后，再抛开敌人，转入贵州，取得主动权。红六军团西征之初，用过这一“声东击西”之计，因此王震、萧克积极支持。突围开始后，两军团这一反常用兵成效极大：从11月23日到28日，先后占领了辰溪、浦市、淑浦、新化、兰田（今涟源）和锡矿山，控制了湖南中西部广大地区，并迅速展开了发动群众抗日救国、组织抗日游击队和筹集物资经费的活动，取得了很大成绩，还扩大了3000多名新战士。
红军竟然突入湘中，实在出敌意外，他们急忙调动7个师追了过来，还有几个师也随后赶来，企图将红军消灭在湖南中西部地区。这时，王震大胆建议：“敌人追来了，我们索性再拖他们一阵。咱们兵分两路向东南兜个大圈子，让他们跟在我们屁股后头追，弄得他们人困马乏，我们再调头去贵州。”大家一致同意这个“疲敌”之计。
从1935年12月11日开始，两军团连续9天向东南疾进，大量敌人穷追不舍，纷纷拥向湘东南。突然，贺龙率红军转向西北疾进。1936年1月1日，红军进到芷江冷水铺一带，把各路敌军远远甩到了后面，部队在这里安安稳稳地度过了元旦。红二、六军团长征开始时的这次行动，在指挥上被人们称为“神来之笔”。
1936年3月下旬，两军团转战到云南宣威附近，滇军四面包围过来，贺龙等决定北渡金沙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4月中下旬，根据王震、萧克建议，贺龙指挥两军团虚攻昆明城，滇军纷纷回援老巢，金沙江河防顿时消弱。于是，两军团乘机剑指金沙江，在石鼓等处渡过金沙江，踏上了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征途。追赶红军最快的滇军1个旅，匆忙赶到金沙江畔时，只看见了王震令人留下的大幅标语，上边写着：“来时接到宣威城，费心，费心；走时送到石鼓镇，请回，请回！”
四、带领第359旅成为“百战百胜的铁军”和“发展经济的前锋”
1937年8月，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北上抗日，王震担任八路军120师第359旅副旅长。由于一开始八路军没有设政治委员，副旅长实际上履行政治委员职责。10月份，当八路军恢复政治委员制度，王震已经成为第359旅唯一的当家人：旅长兼政委。
◆王震与贺龙合影。
1937年10月16日，王震率领第359旅到达山西崞县以西的贺家店。120师师长贺龙命令王震：你们就在代县、崞县地区寻找战机，主动作战，切断交通配合友军进行忻口战役。10月23日，在阳明堡以南的王董堡附近，王震指挥第717团设伏截击由崞县北开的80余辆日军汽车。经激战两小时，敌人虽有飞机4架配合作战，王震指挥参战部队仍然击毁汽车30辆，毙伤敌300余名，沉重打击了日军由平型关至忻口的交通运输。捷报传来，贺龙当天就亲自跑到旅部致贺：王震让鬼子震动了！同时，他亦庄亦谐地说：几天前，你们攻击平社车站受挫，得找机会出出气。“现在天天传八路军打胜仗，就是看不到活的俘虏。你们这回再攻平社车站，少缴几枝枪不要紧，一定给我抓几个俘虏回来，看看他们还骄横不骄横。我就不相信鬼子就那么厉害，抓不住他？你们就抓他个活的。有人说，抓住的鬼子都不走。不走？你就抬起他走，怕他不来？”贺龙的话，引得王震和战士们都哄堂大笑。师长要求抓活的俘虏，王震立即开始动员。当夜，他指挥全旅再袭平社，顺利拿下平社车站。24日晚，王震指挥部队一鼓作气，攻占关城镇，捉了10来个俘虏——有的真是被捆起来抬下战场的。看到俘虏，贺龙笑了：“王震总是不会让我失望！”
1938年5月20日，八路军总部又指示：第359旅应去应县、浑源、阳原、蔚县一带开辟抗日根据地，相机袭扰同蒲路和平绥路并和晋西北、晋察冀军区联系。于是，王震部成为八路军总部的一颗战略棋子。5月28日，王震告别贺龙，率领359旅开往桑干河流域。6月初，他挥师向晋察冀边区挺进，先后进行了70余次战斗，歼敌2000余人，建立了以恒山为依托的雁北抗日根据地。同年10月起，他指挥部队进行了广灵、灵丘阻击战和邵家庄、明铺伏击战等30多次战斗，歼敌3000余人，全歼敌田中大队，有力地配合晋察冀边区军民，粉碎了敌人的多次围攻。
1939年春夏，王震指挥所部又进行了有名的上下细腰涧、作新村等几十次战斗，歼敌3000余人，击毙敌寇常冈宽治旅团长。王震部越战越勇，连战连捷，震惊了侵华日军，八路军总部和边区政府分别授予王震部“模范党军”、“百战百胜的铁军”称号。
◆王震陪同朱德、贺龙视察南泥湾。
1939年冬，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国民党绥德专员兼保安司令何绍南指使各县保安队破坏八路军抗日后方。王震奉命从恒山地区回师陕北绥德、米脂、佳县、吴堡、清涧地区，任绥德警备区司令员，率部清除了上述5县的顽固派势力，赶走了挤占陕甘宁边区的国民党顽固派、反共磨擦专家何绍南，使绥德5县面貌为之一新，边区东大门得到巩固，并进一步沟通了与晋西北的联系。
1941年初，王震率领第359旅进驻南泥湾，守卫边区的南线门户。也正是从这时起，在日伪顽的全面封锁下，中共领导的红色区域进入了空前严重的困难之中。兼任延安军分区司令员、延安卫戍区司令员的王震，协同兄弟部队先后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第二次、第三次反共高潮，巩固了陕甘宁边区。同时，他率领部队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执行朱德的屯垦命令，一手拿枪、一手拿镐，在南泥湾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经两年多的努力，南泥湾的面貌发生深刻变化，成为“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江南”：第359旅开荒耕种30余万亩土地，年产粮900余万斤，除全部自给外，每年上交300多万斤公粮，达到了“耕一余一”，为全军和抗日根据地树立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光辉旗帜。1943年9月，毛泽东到南泥湾视察时，看到他们取得的成就，兴高采烈地说：“困难，并不是不可征服的怪物，大家动手征服它，它就低头了。大家自力更生，吃的、穿的、用的都有了。”他还为王震亲笔题词“有创造精神”。王震被边区选为劳动英雄，第359旅则被西北局誉为“发展经济的前锋”。
五、指挥第359旅主力南征、北返，行程27000余里，被毛泽东誉为“第二次长征”
1944年秋，派八路军一部南下进军湘粤赣，是毛泽东的一项大胆战略决策，他的考虑是：太平洋战争后期，如果日军向山东等沿海地区退却集结，这支部队便可以转入反攻，收复更多失地；战后，万一蒋介石发动内战，它也能牵制南方一翼，掩护各解放区自卫作战。这个战略行动的特点是远离根据地，完全独立地作战，所以党中央、毛泽东对这一行动格外慎重：派哪支部队？谁来担此重任？这年10月31日，经过了多次讨论，毛泽东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最后商定南征的区域和组织机构，决定派王震、王首道率第359旅主力南下，在湖南湘水、资水之间以衡山为中心建立根据地。南征部队命名为“国民革命军第18集团军独立第一游击支队”（通称南下支队），王震担任司令员，王首道担任政委，由王震、王首道、贺炳炎、廖汉生、王恩茂等8人组成军政委员会，以王首道为书记。
◆王震陪同毛泽东、朱德检阅即将出征的三五九旅南下支队。
毛泽东十分关心这支部队的南下行动，他在中央党校大礼堂专门为南下支队干部作报告，语重心长地说：共产党员好像柳树一样，到处插下去就可以活，长起来。但柳树也有缺点，容易顺风倒，所以还要学松树，挺而有劲。柳树有机动性，松树有原则性，柳树可亲，松树可靠，我们共产党人就是要可亲、要可靠。王震听得频频点头，深受启发。在约见王震时，毛泽东又特别交待说：“战争越扩大，革命越发展，战争越持久，革命越深入。我们要抓紧这一有利时机，到日本军队的后面去收复失地，发动群众，解放自己，推翻敌伪的残酷统治，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民主政权。”11月1日，即将出发的南下支队在延安东关机场举行誓师大会，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出席了大会并阅兵。毛泽东等领导人对南下支队的重视，说明王震这次行动的重要性。11月10日，王震等率领南下支队从延安出发，冲破敌寇同蒲路封锁线，跨越黄河冰桥，突破日伪顽沿途重重阻击，一路势如破竹。
1945年1月27日，南下支队同新四军第5师（师长李先念）在湖北礼山县大悟山会师。2月19日至23日，稍事休整后，在第5师两个团协同下，王震指挥南下支队强渡长江，进入鄂城、大冶、 阳新地区，并在大田畈战斗中击毙日军70多人，歼灭伪军200余人，威震江南大地。尔后，他挥师直插湘鄂赣边的大幕山，建立了南北130余公里、东西180余公里、人口200余万的湘鄂赣边抗日根据地，直接威胁日军统治中心武汉。同时，他领导成立了湘鄂赣军区，南下支队也改名为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部队扩编为5个支队。正值中共七大召开，战功赫赫的王震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1945年7月7日，王震又率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一部由大幕山出发，继续沿粤汉铁路南进，8月28日抵广东省南雄县百顺地区，准备与东江纵队会合。这时，国民党顽固派乘日寇投降之机，纠集7个军15万人，在2000余里的战线上，对王震部进行大规模的围追堵截。鉴于这时日本已经投降，“师出华南抗日”无名，王震等决定北返，并报请党中央批准。随后，他率部夺路北返，突破顽军重兵包围，翻越崇山峻岭，冲过数道封锁线，跨越浙赣、粤汉铁路，于9月27日在鄂城附近又强渡长江，于10月5日在礼山县境同新四军第5师再次会师。在天堑长江上来去自如，让国民党军为之咋舌。
1945年10月中旬，部队进行整编，取消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番号，恢复第359旅番号，编入以李先念为司令员、 郑位三为政委的中原军区，王震担任中原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王震（右二）在中原突围战场上。
1946年6月，国民党背信弃义，撕毁《双十协定》，发动全面内战，首先调集30多万军队，分四路围攻中原军区，企图一举围而歼之。王震协助李先念成功地指挥了著名的中原突围，并率第359旅主力于8月底成功北返延安，为解放军保存了一支有生力量。
王震指挥第359旅主力南征、北返历时659天，从敌封锁中渡过黄河、汾河、洛河、淮河、长江、湘江等江河，越过吕梁、中条、伏牛、大别、九岭等山脉，跨过同蒲、陇海、平汉、粤汉、浙赣等铁路线，转战陕西、山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 广东7省，大小战斗300余次，冲破敌人100多条封锁线，征战27000余里，创造了中国革命战争史上的又一奇迹，被毛泽东誉为第二次长征。1946年9月30日，毛泽东还同中央其他领导人一起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召开欢迎会，欢迎归来的王震等南下部队指战员。
六、驰骋大西北，成为“彭德怀的拳头”
王震率部回到了陕甘宁边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贺龙十分高兴，立即致电王震表示慰问。此时，他正在为开拓晋西南动脑筋。晋西南是阎锡山的老地盘，开拓这个地区，不仅可以保卫陕甘宁边区，而且对巩固太岳和晋绥解放区都有重要意义。王震回来，打开了他的思路。1946年9月5日，他致电中央军委，建议王震部进驻吕梁地区，开拓晋西南。10月初，王震奉命率部到达山西离石，被任命为吕梁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晋绥野战军第二纵队司令员兼政委。上任伊始，他就会同兄弟部队进行晋西南战役，解放了大片土地，牵制和延迟了胡宗南对延安的进攻，巩固扩大了晋绥根据地。
贺龙倚重王震所部，正在组织延安保卫战的彭德怀，也看中了王震所部。1947年3月，第二纵队奉命开赴陕北，加入西北野战军。这时，国民党集结大军34个旅25万余人进攻陕甘宁边区，敌我兵力十分悬殊。在彭德怀的直接指挥下，王震率部近万人，参加陕甘宁边区保卫战。1947年上半年，他率部同兄弟部队一起，在青化砭、羊马河和蟠龙镇的战斗中，三战三捷，共歼敌14000余人。接着，他率部会同兄弟部队进行了陇东三边（安边、定边、靖边）战役和榆林战役，奠定了粉碎胡宗南进攻的基础。8月，又会同兄弟部队取得了沙家店战役的胜利，歼敌共6000余人，这次战役彻底粉碎了敌军企图将西北我军歼灭于陕北或赶过黄河以东的狂妄计划，成为西北野战军转入战略反攻的转折点。
1948年2月，王震率部参加了著名的宜（川）瓦（子街）战役，歼灭胡宗南主力刘勘部，为取得西北战场的大捷，作出了重大贡献。8月，在澄（城）郃（阳）战役中，他直接指挥部队攻克敌军固守的要点壶梯山，为战役的胜利起了决定性作用。
◆1948年11月，王震直接指挥永丰镇战斗，全歼敌第七十六军。
1948年11月23日，王震率部参加冬季战役，他发现敌76军1万余人全部集中在陕西澄城县狭小的永丰镇中，就率部果断出击，一战毙敌4000余人，俘敌第76军军长李日基以下11000余人，创造了攻坚战中一个军歼敌一个军的模范战例。
1949年3月，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王震主动请缨率部进军新疆。5月，在兄弟部队配合下，他率部解放了咸阳、武功、扶风、岐山、蔡家坡等地，并击退了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部的联合反扑。6月，他升任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委，参与指挥扶眉战役，同兄弟部队一起，歼灭胡宗南主力四个军43000余人，为解放兰州创造了条件。后克天水，取西宁，解放了青海。9月，他率一兵团二军，由西宁挥师北上，翻越祁连雪山，猛插张掖，解放酒泉，直逼新疆，促使新疆和平解放，为解放大西北、巩固祖国的统一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解放大西北的战斗征程中，王震一直在彭德怀领导下，被国民党军敬畏地称为“彭德怀的拳头”。
七、为新中国奋斗44年，文治武功永远留存在军史、党史上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雄起于东方，王震历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书记、新疆军区代司令员兼政委。他不遗余力剿灭土匪，整编起义部队，建立地方各级政权和党的组织，大量培养民族干部，完成全疆的土地改革。迅速稳定了新疆的社会秩序，为促进各族人民的团结，巩固新疆边防倾注了全部精力。同时，他率人民解放军驻疆部队，发扬南泥湾精神，开展大生产运动，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开荒百万亩，兴建了一批水利工程，在北疆首次种植棉花和甜菜成功，并获得高产，结束了“自古北疆不种棉”的历史。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就是在他的积极建议下创建的。
◆王震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铁道兵司令员期间，向周恩来汇报铁道兵工作。
1953年冬，王震调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司令员兼政委。其时，美国第七舰队正封锁我国的东部沿海，不仅阻挠了我对外贸易、海上交通，而且对我炫耀武力，妄图以炮舰政策对我进行威慑。为打破美蒋对台湾海峡的封锁，方便调兵遣将，王震率领部队首先抢修沟通华南和东南沿海的两大干线———黎（塘）湛（江）、鹰（潭）厦（门）线。周恩来曾风趣地说：“能否打破对台湾海峡的封锁，重要的是看‘两个王’。一个是在华沙同美国谈判的王炳南大使，另一个就是王震。”在技术、装备落后的条件下，为以最快速度修建铁路，王震把铁道兵总部从北京搬到现场，亲率部队移山填海，筑路架桥，仅用9个月的时间，建成了全长300多公里的黎湛铁路；用26个月的时间，完成了原计划3年建成的全长700多公里的鹰厦铁路。当时，美国军方惊呼：“赤色中国的战略投送能力大大加强了！”
1955年9月，王震被授予上将军衔，同时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当时，许多人认为他有“大将的资历”。在呈党中央请求低授军衔的信中，许光达大将就指出王震比自己更适合授予大将军衔。虽然没有授予大将军衔，但王震的战功在战友们心目中还是那样份量十足。
1956年起，王震历任农垦部部长（1956年2月）、国务院副总理（1975年1月）、中央军委常委（1978年3月）、国家副主席（1988年4月）等重要职务，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值得一提的是，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王震坚决支持党中央采取的果断措施，为挽救党、挽救革命发挥了重要作用。他非常尊重和信赖叶剑英，曾多次到他那里反映“王、张、江、姚”的问题，并提出：“为什么让他们这样猖狂？把他们弄起来不就解决问题了吗？”叶剑英不动声色，做了一个打哑谜的手势：伸出右手握紧拳头，竖起大拇指，向上晃了两晃，然后把大拇指倒过来，往下按一按，不让王震再往下说了。王震会意，要等待时机。叶剑英问王震首都附近有哪些熟悉的、可以信得过的人，要他同老部下保持密切联系，还嘱咐他多到老同志那里走动走动，听听他们的意见。王震自告奋勇当“联络参谋”，悄悄走访老同志。对于叶剑英交代的事，他都一一照办，并把办理的结果和了解到的情况、意见以及各方面的动向，随时汇报。江青反革命集团一举成擒，王震“联络”之功功不可没。
1993年3月12日，一代名将王震因病在广州逝世，享年85岁，他为人民革命建树的丰碑，永远留存在党史、军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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