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2-31 12:59:11来源：法律常识
从倒卖卷烟行业金盆洗手后，我和妻子亚琴并没有很快找到可以糊口的营生。当时正值霍林郭勒市大贸易街升级改造，市政府没钱，鼓励个人自建，在亲戚的怂恿下，我买下3间老屋，雇人拆掉。
这是2001年的事。记得那天中午，我在自家工地旁的小饭店里吃饭，突然，食客们的目光都被电视吸引了过去——伴随着尖叫和哭嚎，美国世贸大厦正在浓烟中颤抖，紧接着，又一架飞机像只巨大的风筝一头扎进了大楼。
我回工地后不久，世贸大厦就坍塌了，但在大贸易街的废墟上诞生了一排崭新的门市房。此后，我终于告别了租住8年之久的老三楼，成了大贸易街的新业主。
1
门市房有了，干什么呢？这是个挠头的问题。这一带原来都是个体小旅店，我们思量再三，决定还是发挥地域优势，一楼做饭店，上头开旅店。
住店的多是牧民，初次上楼找不到厕所，在矿泉水瓶里尿尿是最文明的，其次是尿在茶杯里，再恶心点就尿在暖瓶里。一天早晨亚琴收拾房间，发现客人竟然把屎拉在窗台上，忍不住破口大骂。
一楼的饭店更不好干。亚琴脾气暴，不爱伺候人，包房里客人要吃手擀面，亚琴让厨房煮了一碗，另一位客人看面条不错，也要。亚琴忍不了：“你们吃面条不一起要，一会儿你一碗，一会儿他一碗，谁有时间翻来覆去伺候！”
亚琴彻底罢工，把饭店兑给了弟弟，又和妹妹合伙买了一台“前四后八（一种重型卡车，前边4个轱辘，后边8个轱辘）”跑运输。妹夫开车，她负责联系货物。
霍林郭勒盛产煤炭，在吉林辽宁等地很有市场，货车出去时拉煤，回来可以拉建筑材料——那时霍林郭勒二期铝厂刚刚动工，需要这些东西。
跑运输非常辛苦，吃饭没时没晌，睡觉几乎就在车上，有时几个月都洗不上一次澡，回家脱了衣服，浑身上下一股酸菜味。而且路上到处都是交警，半年下来，刨去开销和罚款，没攒下几个钱。在外边不顺心，亚琴回家看啥都不顺眼，把旅店的服务员和养的小姐都撵跑了。
有一趟出车回来，亚琴却突然露出笑脸：“国强，我发现一个又省心又挣钱的买卖。”
“啥买卖又省心又挣钱？”我问。
“配货站！”亚琴一脸严肃地说，“咱家一楼门口不是有个四人间吗？把那几张床给我扔了！买张桌子，整台电脑，在那开个配货站。”
后来我才搞明白，配货站是中介服务机构，主要业务是为过往的司机寻找货源。亚琴说干就干，置办好东西就在门窗玻璃上贴了“全国各地，空车配货”8个大字，连营业执照都没办就开了张。
为了纪念我们那段倒卖卷烟的“历史”，配货站就叫“白泉货站”，旅店叫“白泉旅店”——因为我们以前倒卖得最多的一种卷烟，是白盒的“蝴蝶泉”。
当时霍林郭勒的配货站只有几家，老板大多坑蒙拐骗，这也是全国配货站的通病。亚琴帮人配第一车货，也把自己在外地上当受骗的经历如法炮制：司机进屋，没货也说有货，先把“信息费”骗到手，然后就一推六二五，才不管司机能不能装上车。
后来，亚琴发现这个路子行不通——霍林郭勒太小了，进屋的都是熟人，没法下手，她干脆换个打法，立了条新规：有货装货，没货退钱，每车收100元信息费，绝不“扒皮”（当时配货行业敛财的惯用手法，除了基本的信息费，还要“扒”一部分货主的运费）。
我怯懦地问：“咱带这个头，好吗？”
“管他呢！”亚琴斩钉截铁地说。
霍林郭勒市因煤而兴，140多亿吨的巨大矿藏位列全国露天煤矿第四位。城市北郊的浑迪音地处矿脉边缘，地下煤层薄，不适合大规模开采，于是一些头脑灵活的林东人就在此开发了一排个体小煤矿。
这里出产的煤块型方正，颜色漆黑，通体释放着沥青一样的光芒，每吨价格120到200元不等。最大的优点是起火快，纸壳就能引燃，燃烧后不炼焦，非常适合民用。
白泉货站开业后不久，一个从辽阳来拉煤的人找上了门，他那辆经过改装的大三轮车不够用，还要再雇一辆前四后八。于是亚琴帮他找车，我领他到煤矿找他要的煤。初次合作，他满载而归，之后我们货站又来了好几个辽阳的小煤贩子。
说是他们是“小煤贩子”，是因为他们倒卖煤炭的交通工具小，都是那种改装的三轮车；规模也是零敲碎打的，多是夫妻、父子或兄弟搭档。每天天不亮，他们就起床把堆在院子里的煤炭装上车，然后远走沈阳、鞍山等地，把煤卖给养猪场、养鸡场、蔬菜大棚和烧炉子取暖的散户。一天一趟，销路好一天两趟，据说最兴盛的时候，他们那边一个村300户村民里有200多户干倒煤。
小煤贩子等不起，选好煤就先押车回辽阳卖，后续的装车任务就由我来代劳。每吨煤他们给我5块钱“辛苦费”，这钱看似微不足道，却是白泉货站从中介服务转移到贩运迈出的第一步。
帮人装车不能含糊，要站在大铁筛子前面捡矸石，确保每一铲煤都在自己眼皮子底下上车，里面没有一块石头、一锹碎煤面子——这是底线。
合作了几次，我取得了小煤贩子们的信任，他们不再长途跋涉来霍林郭勒采购，而是委托我全权代理。亚琴如鱼得水，用货源控制货车司机，每天她坐在办公室里等货主电话，给当天报到的货车登记，有货就先给住店的司机安排。因此，我家的旅店每天都住得满满的。
亚琴嗓门大，她坐办公室里一喊：“车老板子们，来货啦！快下来——装车去！”楼上立刻跑下来一堆司机，我的任务，就是领这些司机到煤矿去装车。
2004年腊月，霍林郭勒迎来了极寒天气，室外气温达到零下40摄氏度，大风7到8级。一天，我打出租车去矿上查看煤的质量，下车顶着风刚走几步，浑身就被冻透了，刀割锥刺般的疼痛。我终究没有抵达近在咫尺的煤堆，而是扔下铁锹撒腿往回跑。
在这样的天气里装车极其辛苦，从早到晚，我一直站在筛子前，发现矸石要立即捡出去。这还不是最苦的，每台车都要给铲车司机50元小费，我不得不在肆虐的寒风中一次次爬上驾驶室，跟三孙子一样溜须（讨好）铲车司机。有一次我冻得实在受不了，偷偷溜进磅房喝口热水，回来爬到车顶一看，白花花的矸石和碎煤面子都被铲车司机装上了车。没办法，我谁也得罪不起，只能让货车司机把车开到一边，打开箱板，自己轮圆铁锹卸车。
挨累受冻都是小事，每天在铲车和货车之间穿行，危险如影随形。一次，我的邻居老常趴在筛子前面挑石头，结果连人带煤被铲车装进车里，他双脚从拐骨往下像被刀斩断了一样。之后的两三年，老常拎着钉了钢钉的双脚到煤矿看煤，只是不再往筛子跟前凑了。
有什么办法？人总要活下去。
2
见白泉货站的生意红火起来，贸易街上又陆续开了几家货站，其中有个老板叫张波，是我主要的竞争对手。
2005年中秋节前夕，张波往辽阳发了3火车皮块煤，结果到了地方打开车门一看，块煤都碎成了渣。霍林郭勒的煤硬度低，经不起这样的折腾，当地的小煤贩子见状纷纷后退，碎煤卸车后卖不出去，地痞流氓却像苍蝇见血一样围上来要收保护费。张波打点完地痞流氓，又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碎煤处理掉，最后一算账，赔了3万多元。
很多年过去，张波一直觉得这事是我在暗地里捣鬼。我很冤枉，我做的唯一对不住他的事，就是在那个时候把白泉货站的运费每吨压低了20元——没办法，客户们听说张波的碎煤便宜，纷纷取消订单，只有这样做，蹲守我家货站的司机才有活儿干。不过如此一来，张波的碎煤就更难处理了。
多年以后的一个傍晚，我和亚琴在霍林郭勒市体育广场散心，突然看见张波仰着脖子在放风筝。“国强，国强！”张波突然叫道——不过他并非在叫我，他的宠物，一条金黄色的拉布拉多正疯狂地朝他摇尾巴。
张波让外地的黑社会坑了一把，我也未能脱离本地黑社会的祸害。
我有个客户叫老白，沈阳人，个头不高，偏瘦，从事煤炭行业多年，经验非常丰富。他跟兴通矿的人关系好，无论是铲车司机还是门房会计都被他喂饱了。早年间，一些煤矿还没有安装电子磅秤，卖煤时就用米尺去量箱板和煤堆的高度，再按煤炭比重把容积换算成重量。霍林郭勒的煤属于未发育成熟的低质褐煤，比重轻，1立方米煤炭重约0.87吨，实际操作时，米尺或高或低都是检尺员说了算。那些年，老白单靠“涨吨（卡车实际载重比出矿吨数多称为涨吨，比出矿吨数少称为亏吨）”就挣了不少钱——尺检员用米尺测量车厢，但是煤会超出箱板，这部分不好测量，全凭检尺员的手感，他们一般在测量时都会给买方“让”几分，关系好的货主，回家过磅，煤会多出1吨多，老白最多时，一车煤“涨”过三四吨。
平日里，老白发煤用车量大，每天十台车二十台车不一定，有时遇到接货方凑不齐款，或者煤矿没有煤，连续几天也不装车的情况也是有的。这时候，货车攒下几十台，有货时就得按先来后到来排队，先在货站登记的车辆先装，无论是外地司机还是坐地炮，一视同仁。
可霍林郭勒有一些有黑社会背景的司机偏偏不想受这个约束：“我是谁？我多牛X，我才不排号呢！我的车回来了，必须先给我装车！”他们蛮横霸道，不但破坏规矩，还不给信息费，时间长了，这群人打电话来询问货源，我就推说“这几天矿山放假，不装车”。
因为我开货站，又算本地的，他们不好明着收拾我，就拿老白这个外地人撒气。一天晚上，我和老白正坐在货站里聊天，突然闯进来几个司机，显然喝多了。他们先言语侮辱老白，老白没有怎么搭理，但还是招来劈头盖脸的一顿毒打。
他们一边殴打老白一边疯狂地叫嚣：“我让你知道什么是黑社会！”血水从老白的眼角和嘴唇流下来，我打电话报警，他们把我的手机抢走，亚琴也被吓坏了，呵斥之后实在看不下去，给老白端来热水洗脸。结果，为首的司机一抬手，热水全倒在老白的脑袋上。这下，老白的头上、身上和整个地板上都是血水。
多年以后，我仍然会在睡梦中被这血腥的一幕惊醒。
因为伤情严重，老白连夜被转移到通辽人民医院，第二天我去看他，他媳妇拿着一堆X光底片，哭得浑身发抖。根据法医鉴定，老白眉骨骨折，属于轻伤，案件交由案发地公安局治安科处理。可治安科科长并不急于抓捕嫌疑人，而是挨个给他们打电话，“这叫敲山震虎”。
没多久，几个司机都来我家，让我出面找老白私了。他们说得很明确，治安科那边已经安排好了，不可能抓人，“你这边需要多少住院费？也不要讹人，赶紧处理了，以后大家互不干涉”。
老白媳妇要求对方赔偿5万元，可为首的司机说自己只拿得出2万。无论赔多少钱，老白的眉骨骨折已成事实，一只眼睛视力受损，再也没能恢复。
霍林郭勒成了老白的伤心地，他逐渐放弃这边的业务，转到海拉尔去寻找货源。老白走后，我们的配货业务损失惨重，我非常郁闷，也很自责，因为那天我没能保护好他。
在这段低迷的时期，我爱图小便宜的毛病又犯了，每次装完车，先让司机把车开到后院，把“涨吨”的煤通通卸下来再走。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这个秘密被一个货主知道了，结果1万多元的尾款，我一分钱没拿到。
妻子亚琴再次陷入迷茫——配货站还能不能开下去？生意怎样发展？这一切，都成了未知数。
3
白泉货站风雨飘摇，正在我们一筹莫展之际，刘树宝来了。
当时，刘树宝供职于沈煤集团，专为供热公司采购煤炭，是大客户。之前他总在申姐货站配车，后经朋友介绍我俩才认识。这人体型稍胖，眼睛高度近视，垂下的眼袋一看就是酒精泡大的。
几次接触下来，我发现只有在申姐找不到车的时候刘树宝才会给我打电话，这样被动的生意很难做，吃别人的剩饭也不是我的性格——可有啥办法呢？申姐虽然算不上漂亮，但非常妩媚，刘树宝很受用。
直到有一天，我家的美女房客小杨戴着安全帽款款走上旅店的楼梯，她摘下安全帽的瞬间，一头秀发像瀑布般洒下来。我这才意识到，为了配货站的发展，该动用一些“非常手段”了！
我知道，小杨是做外墙涂料生意的小老板，刚离婚，正处于感情的空窗期，一个人长期住在201房间。我们在一起吃过饭，她唱歌的时候，听的人会感觉有一只温柔的小手在掏耳朵里的痒痒肉；她跳舞的时候，整个舞厅的目光都会被她飘逸的舞姿吸引——无论男女。
那天晚上在席间，亚琴先在小杨面前感慨了一番生意艰难，别人家的媳妇如何有优势，自己皮松肉懈，拉不下脸。小杨何等聪明，她剜了我一眼，咬着嘴唇说：“嫂子，你有话直说吧，嫂子你不便出马的事，妹子给你去办！”
第二天，我们请刘树宝吃饭，小杨作陪。酒喝得开心，歌唱得尽兴，没用一周，刘树宝就从申姐货站搬到了我家旅店的201房间。
那段时间，我和刘树宝每天早早起床，在绚丽的朝霞中打车到利源煤矿装车。利源煤矿是霍林郭勒市唯一的一家井工矿，每天早晨8点整，一队洗涮得干干净净的矿工凑到井口，腰里别着一大块给头上的矿灯充电的电池。
之后，巨大的绞盘嘎嘎作响，钢丝绳被一圈圈卷起，一只巨大的笼子从黑暗中升出地面，跟变戏法似的，下来一批黑乎乎的“魅影”。他们把安全帽摘下，除了牙齿白亮亮的，头发、眼角、鼻孔、脸颊、脖子……连耳朵眼都是黑的。
矿工们换完班，料斗子就开始出煤，一台铲车在旁边等着，搁几分钟就铲一铲，高高举起，再倒进大挂车的车厢里。装车完毕，刘树宝给单位发货，购煤款直接打进煤矿的账户，我和亚琴都省了不少心。一切事情办妥，晚上我们在一起喝酒唱歌，没事就去洗浴中心按摩。
这是我们最奢靡的一段时光，也是最美好的一段时光。
2007年8月25日，太阳与往常没有什么不同，我和刘树宝起得挺早，喝口热粥，叫了一台熟悉的出租车，说笑着往利源煤矿开去。突然，沙石路上出现一连串救护车，接着是“呜呜”嚎叫的警车。
“坏了，矿上出事了。” 刘树宝说，“肯定是出事了！”他习惯性地把眼镜摘下来擦拭，我看见他的手在微微颤抖。
煤矿事故对于霍林郭勒人来说是神秘的，也是陌生的。我们被挡在矿区的大门外，消息陆续传出来：凌晨2点10分，矿井发生瓦斯爆炸，23人被困，经过积极抢险救援，16人安全升井，7人死亡。
之后，市政府接管了利源煤矿，给每位死者家里发了30万元赔偿款，剩下的钱给工人开了支，然后突然宣布煤矿破产。此时，刘树宝在煤矿账户里还存有25万元预付款，这笔钱也随着那7个冤魂，永远被埋在黑洞洞的矿井里了。
单位受了损失，刘树宝来霍林郭勒的机会也不多了，小杨开始抱怨，说刘树宝不够意思，连她孩子的升学宴都没参加。亚琴心软，拿出1万元钱交给小杨：“不能耽误孩子上学，这点钱不多，你先花着。”
小杨眼圈红了，说：“就当借你的，回头钱宽超就还。”
多年过去了，霍林郭勒昔日热闹非凡的歌厅纷纷倒闭，点歌机和炫目的闪灯对于我来说已经很生疏了。洗浴中心也所剩无几，午夜时分，空旷的街道上再没有光着脚丫往家走的醉鬼。小杨的外墙涂料生意也做不下去了，她一直没有还钱，再后来，人也没有消息。
一次，亚琴突然问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和小杨好过？”
我赶忙说没有，她没看我的眼睛，只默默说道：“你俩要是好过，那钱就更不能要了。”
4
2008年春天，我买下304国道边的一栋门市房，仍然开旅店。楼上楼下10个房间，楼梯下边是厕所，我和亚琴就住在厕所上边的阁楼里。每天清晨，亚琴在阁楼里接电话，有货没货，司机们捂着耳朵都听得一清二楚。
入冬之后，煤炭市场逆势上扬，辽宁地区的客商蜂拥而至，煤炭价格三天一变，运费也打着滚往上涨。这时候给小煤贩子装车发货已经不是5元的利润了，每吨10元、15元甚至20元也很正常。每台挂车装载50到70吨煤，再加上信息费，一车最少也能挣七八百。
亚琴很快放弃了在大贸易街做生意的那种安逸心态，迅速投入到如火如荼的倒煤大潮中。她接电话、配车、收拾房间……大嗓门震得间壁墙嗡嗡响。与此同时，有些电厂和供热公司也寻上门来，让我帮他们找煤源和火车皮——除了辛苦钱，煤矿的“返点”也是一笔不少的收入。
装火车皮与装挂车完全不一样，首先要打点铲车司机、站台班组长。具体的做法是：先用铲车在火车车厢底部均匀地撒5吨左右2000大卡（热量单位，热量越高，煤的质量越好）的土煤，然后在上边装满3000大卡破碎煤（这是与电厂或供热公司合同约定的卡数），最后在车厢四个角放四个编织袋，里边装满3300大卡的优质碎煤。为了防止“亏吨”，铲车司机最后会用大铲把煤炭拍实。
如果漏掉其中某一个程序，一列车58节车皮，一共3800多吨煤，赔几万元是很轻松的事。
当列车抵达接货站台，电厂质检员先在四个角的塑料袋里采样化验——当然，所有化验员都要事先搞定。有的电厂用自动取样设备，碗口粗的铁管分别从车厢前中后三处插入煤堆，拔出后，里边的煤炭被收集化验。这些工作都是在监控下进行的，做不了假，但买的没有卖的精，采样设备不敢深入车厢底部，所以铺在车厢最底层的5吨劣质土煤与优质碎煤的成本之差，就是整车煤炭的利润了。
煤炭市场的火爆带来整条产业链的膨胀，货车司机纷纷鸟枪换炮，彻底淘汰“前四后八”，连标准挂车也不能适应超载的要求了，一百多吨的庞然大物开始成群结队地拥挤在“超限站”——一台荷载32吨的货车，超过32吨为超载，交警罚款后200元后放行。但是路政不按这个罚款，他们盖了一个“超限站”，按整台车的总质量算账。简单地说，他们数车轱辘，就是五桥车总重不能超过50吨，超了就不叫“超载”，叫“超限”。
那时候，路政罚款没有小额的，张口“1万”打底，百吨大挂属于改型，先扣车，如果不交罚款，就用电焊把车割成两半。
2011年夏天，辽阳司机二强驾驶着“尖头141（重型大卡车）”往通辽方向行驶，在阿日昆都冷附近，突然被路政大队拦下。
二强说自己车上的煤炭不超限，但路政队员不信，要求他原地掉头到附近磅房过磅。二强只好照办，卡车掉头时，一台桑塔纳从通辽方向飞驰而来，直接撞在141前车轮上。桑塔纳司机没有受伤，但后排一位乘客头部出血，被送往医院治疗。最后，两台车都被交警队扣下。
二强要求追究第三方责任，他认为正是路政大队拦车检查，并且要求他在公路上原地掉头才发生的车祸。
这时大家才发现，路政大队的执法车早跑没影了。
二强交不出证据，桑塔纳司机也没有拍照录像，面对巨额赔偿，二强只能放弃这台养家糊口的车。多年以后，我去扎鲁特旗检车线审车，在交警队停车场再次看见了这台“尖头141”。它已经锈成了一堆废铁，黄色牌照隐匿在草丛里，仿佛在诉说着什么冤屈。
二强的车被扣下，事情远远没有结束。他车上装的是我家的煤，得到消息，我们只好紧急雇了一台挂车和装卸工，先把煤卸在地上，又雇铲车重新装车。第二天早晨，煤送到鞍山，质量自然与原来的有所不同。亚琴接到客户的投诉电话，解释说遇到特殊情况了，希望对方帮帮忙，“过后我给您找补找补”。
鞍山的客户听说发生了车祸，煤炭倒过车，马上让装卸工把箱板关上，“落在地上的煤我给你钱，剩下的你再找一家，现在（夏天）煤不缺，皮毛不好更没人要”。
亚琴赶紧打电话联系下一家辽阳煤老板，这次她没敢提煤落地倒车的事。挂车司机与货主接上头，又开了50多公里，费了好大劲才拐进一个小胡同里。装卸工打开箱板卸了几锹，马上发现问题：“这煤比上次碎多了！”
客户电话打来，亚琴只好如实交代，她几乎哀求：“卖多少钱都行，您说了算，折腾出多少钱给我打多少钱，我保证没埋怨。”好话说了三千六，就差没跪下给磕一个了，可这个辽阳煤老板仍然油盐不进，箱板再次被关上。
亚琴强压怒火，联系第三家煤场，在40公里之外的首山。当时已经是下午4点，中间又是交警又是路政，拉货的司机不干了，骂骂咧咧：“没有这么折腾人的，我都定好了明天装货，这还装个屁！你不是坑人吗？”
亚琴赶紧哄司机，结果到了第三家煤场，对方打开箱板，只卸了几锹，又不要了。得到消息，亚琴趴在沙发上放声大哭：“这可怎么办啊！还让不让我活啊！”她是个轻易不流泪的女人，这回把开货站以来遭受的所有委屈都哭了出来。
以前，亚琴经常遇到挑剔的货主，打开箱板之后先说煤湿，怀疑我们浇水，然后又说有矸石，或者嫌煤面子多。反正横挑鼻子竖挑眼，就是不卸车。这时候，亚琴只能让步：“石头面子你挑出来，‘回皮（整台车先过磅，卸车后再过一遍空车，用总质量减去空车皮重算出货物净重）后算我的，扣五百扣一千你说痛快话！”她办事干脆果断，最烦拖泥带水磨磨唧唧的人，想着大不了下次对方要煤不搭理。
可这次，无论她怎么说，客户们都不卸车，“难道让我把煤扔沟里不成？”
哭够了，亚琴冷静下来，她想起一个客户——小吴。小吴专门给十里河的一个古建瓦厂送煤，只是已经欠我们30多万元煤款，煤送给他，就等于把肉送到老虎口里——可是为了不耽误司机明天装货，只能走这步棋了。
到了2019年，我和亚琴去了一趟辽阳法院，准备起诉几位长期拖欠煤款的债务人，小吴的名字位列第一。了解到失信后的各种制裁情况，亚琴觉得这会对小吴的生意产生巨大影响，思虑再三，她撤销了交给律师的起诉状。
“谁都有马高镫短措手不及的时候”她说，“毕竟当年，煤压在车上无处可卸，还是小吴帮忙解决了问题呢。”
5
2010年春天，距离霍林郭勒市100公里的白音华矿区开始出煤，因为需求量太大，我在白音华开发区租了一间房子，开了“白泉货站”的分站。
这时，我的二弟从长春赶来，说他刚辞职，让我给他安排点事干。货站生意小，用不了那么多人，我面临着一个两难的抉择。
之前，二弟一直在一家物业公司打工，工资很低，经常入不敷出，如果这次让他灰溜溜地回长春去，我以后有何脸面见他？可是除了货站，我又没有更好的生意让他做，眼看霍林郭勒的煤一天比一天减产，白音华煤炭储量丰富，前景无限，如果此时把新货站交给二弟，就等于把眼前的利益和未来都送给了他。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就把这个难题推给了亚琴。亚琴翻来覆去一夜没睡，黎明时分终于下了决心：“国强，你们是兄弟，你咋想的我知道。你们是一个娘肠爬出来的，他现在挺难，你不可能看着他不管。掉过来换了我家人，我也不能干瞅着是不？咱们把白音华的货站给他吧，让他好好干，他挣了钱就等于咱挣了钱，他发了财也不会忘了咱，是吧？”
听了这话，我的眼泪在眼圈里打转。之后，亚琴果真把一些货主介绍给二弟，他本钱不够，买车要借贷款，亚琴都是有求必应，没让他欠银行一分钱。
不久之后，就像我预料的那样，霍林郭勒的几个煤矿陆续停产了。白音华二矿三矿的煤开始畅销，看见二弟每天装车发货忙得不亦乐乎，闲在家的我们都感觉酸溜溜的。
有的地方资源枯竭，但煤炭市场仍在膨胀，有人在夏天低价囤了几千吨煤，到冬季出手能赚几十万元。霍林郭勒沿山路的门市房都租了出去，屁股大的地方都开配货站。
生意太顺了，人的头脑就会发热。2012年秋天，我把大贸易街的门市房卖了，卖房钱原计划是用来囤煤的，可是突然有一家煤厂发生火灾，烈焰烧红了半边天，一夜之间5000吨优质块煤化为灰烬，煤，我是不敢囤了。
钱攥手里没地方用，我就看中了市区南出口汇丰物流园区正在建设的一排门市。汇丰物流园区地处霍白一级公路东出口，与霍林郭勒东环路相交，是进入城区和锡盟东乌旗乌拉盖地区以及乌兰浩特等地的必经之路。
我觉得在此处开一个集旅店、饭店和配货站于一身的物流企业很有必要，亚琴却坚决反对：“我可不想把辛辛苦苦挣来的血汗钱都投房子里去！一旦有个闪失，那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到时候哭都找不着调。”
我了解她的脾气，强攻不行，只能慢慢讲道理：“你看煤炭这么火，咱家旅店每天都不够住，如果咱在南出口买两栋楼，上中下三层一共600多平方，一下子能住十多台车，一楼开个大餐厅，不但自己家的司机有地方吃饭，过往的司机也给咱送钱。咱把配货站好好装修一下，保证比现在这个宽敞、大方、有气魄。到时候你到那儿当老板娘，多威风，多气派啊！”
亚琴依然不买账：“如果没人买煤了怎么办？”
“胡说！怎么能没人买煤呢？”我喊道，“国家正在开发大东北，炼钢炼铁搞建设离开煤能玩得转吗？”
亚琴不听，我生气了，把与女人有关的恶毒话都用了个遍。亚琴口才比我好，骂人如同嗑瓜子，各种修辞和成语一套一套的，三天三宿都不重复，我气得七窍生烟，最后动了手。
亚琴趴在房间里3天没出来吃饭，我不理她，还威胁：“不过就离！”可我心里知道，结婚以来我们打过无数次架，“离”过无数次婚，可每次都是雷声大雨点小，最后都会不了了之。这次依然如此——亚琴不怕离婚，只怕我们辛苦奋斗多年的产业因离婚付之东流。
赌吧！也许到南出口还能创造一把发财的神话呢。
不久之后，亚琴陪我把100多万现金交到了汇丰物流园区的售楼处。可是没过多久，园区老板的妻子携900多万售房款潜逃，汇丰物流连同东侧新开发的一排楼房成了烂尾楼。好在合同已经签完，钥匙在我手里，只是没人找我办理按揭贷款手续。
然而，祸不单行，为了治理环境污染，辽宁省燃煤企业开始尝试使用液化石油气，相关部门干脆禁止浴池、饭店、养鸡场等地方使用煤炭。亚琴一语成谶，煤炭市场迅速萎缩。
与此同时，配货行业也发生了重大转变。原来开货站，货源和用车信息全发布在“一点通”物流平台上，司机了解货源的唯一途径就是通过货站搜索物流网。现在，微信功能深度开发，司机只要在手机上登录一个叫“货车帮”的APP，躺在卧铺里就可以联系货源，信息费用微信发红包，再也不用亲自到配货站蹲点守候了。
车也变了，从“前四后八”到“平头大挂”，一步一个台阶，现在的挂车双卧铺里边还有一个柴油炉，能取暖还能做饭。因为生意不景气，一些车老板不再雇司机开车，实在不行，老婆也能顶班。老婆上车后，工具箱改造成厨房，油盐酱醋备齐，一边走一边包饺子。如此一来，旅店和饭店的功能也被弱化了。
就像熊熊燃烧大火突然被一场暴雨浇了，煤炭市场和物流产业的高温迅速冷却。每次我经过南出口，偷偷扫一眼空空如也的停车场，心里的悔恨与愧疚便会与日俱增。
看来，在纷繁复杂的经济社会里，娶一个好老婆，听听老婆的话是不会吃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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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与疫情一起来到霍林郭勒市的，还有一道行政命令：倒查20年来与煤炭有关的所有违法乱纪行为。一些曾经叱咤风云的煤炭大佬因土地审批、矿产税等问题被纪检部门调查，与其相关的政府官员纷纷落马。再加上煤炭资源濒临枯竭，霍林郭勒的煤炭产业链迅速衰败下去。
疫情成了最后一根沉重的稻草，压弯了旅店和饭店的小蛮腰。整个物流园里车轮喑哑，配货站门可罗雀，房租已经扑地，我的门市房到现在也没有租出去。
10月1日，我在吉林老家照顾患病的母亲，在朋友圈看到很多霍林郭勒人驾车出去旅游。当他们在风景区拍摄火红的枫叶、吃着丰盛大餐的时候，我的妻子亚琴正穿着一身劳动工作服，戴着护目镜和口罩，站在煤炭运输带旁边工作。
电机开动，机器轰鸣，皮带飞转，烟尘蔽日，一条黑色的运煤线轰隆隆从亚琴身前划过，她手疾眼快，不许一块煤矸石从自己眼前溜走，料斗里飞溅出来的煤块像雨点般落在她的四周。
等我回到家，发现亚琴的肩膀和胳膊已经被砸得淤青一片，十根手指也都受了伤，缠绕指尖的胶布被血和煤染成了黑褐色，亚琴朝我调侃道：“你看我的手，剌剌巴巴的，天生就是干活的命。”
亚琴说，她干活的时候，有位司机认出了她：“这不是白泉货站的老板娘吗？”
“过哪儿河，脱哪儿鞋。”亚琴露出一口白牙，“你们要不要挑石头？50元一车，保证干干净净，一块石头都不会上车！”
人只有享不了的福，没有遭不了的罪。得势时穿金缕衣，落魄时就得喝苞米馇子粥。没办法，如果生意继续滑坡，我也会穿上军大衣，戴上安全帽，蒙上口罩，和亚琴一起挑煤矸石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