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1-04 09:34:49来源:法律常识
记者/梁婷
编辑/宋建华
2017年6月30日,李安瑞在被关押一年零22天后出狱了。像所有追求圆满的人一样,过去3年间,或者更早一点开始,他一直试图靠自己的力量,把他的人生画圆了。
从八十年代开始养蛏,李安瑞一步步发展成为福建宁德地区的“养蛏大王”。几十年里,他先后担任宁德市蕉城区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被评为省优秀共产党员、十大民营企业家。围塘养蛏总计3000多亩,2009年央视采访他后,声名愈隆。
不过这些都是很遥远的事情了。现在他身上贴着更广为人知的标签——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和一年零22天的监狱生活。
虽然李安瑞的糟心事,从2011年前后就已开始,但突如其来的牢狱之灾,最终打破了他竭力维持的平衡。
“跳海”
65岁的李安瑞不再像原来那样意气风发。
声名已逝,眼前留下的更显清晰——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的刑事罪名、抑郁症和前途未卜的养殖事业。
出狱之后,他回到当初“跳海”的地方,曾经的喧闹恢复平静,养殖塘已经被冒着白烟的工厂代替。他一个人沉默地坐在路边,曾想过当时是不是太冲动。
“跳海”现场一片混乱。
“嗖嗖”的风声夹杂人们的呼喊,二十几个人站在养蛏塘里,男人、女人挤成一堆,相互拉拽着,水没过腰身,深处能淹过胸部,岸边还有人陆续跳下来。
他们对面是不断喷涌的吹沙筒,细沙混着水打到身上,有人扛不住冲击,趔趄滑倒,被身边人搀起,仰面瘫着。有人伸着胳膊,瞪眼指着岸上吹沙的人,大声吼着。岸上的人们举着手机,左右移动,镜头聚集在塘里的人身上。
这一幕发生在2016年5月13日下午4点,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增坂村第6队和第20队的村民几乎都在这里。他们中有人形容这次“跳海”是被逼无奈之举,为了保卫当地人称为的7、9号养殖塘,共计250多亩。后来也有人认为如果当初不跟着跳下去,可能会有更好的结果。
接到施工队开始架设吹沙筒的消息时,增坂村6队和20队的村民正在村里的祖厅开会。白色的横幅铺在桌子上,两侧的人们轮流在上面签名,表达决心。10小时之前,他们已经试图跳下过一次,冲突没有继续,双方各自开会协商。
协商还没有结果,吹沙再次开始。村民们相继从增坂村赶往7、9号养殖塘。李安瑞的司机李秀翰开车载着他,前后不过十分钟的时间。车停稳,李安瑞便第一个跳下去,“咚”的一声,身边的人都还没有反应过来,他已经跳到吹沙筒前了。
当时在想什么?李安瑞说,“我不跳,没人会跳。”他曾是增坂村的支部书记,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在村里颇有威望。后来跳下去的人都围在他身边。
司机李秀翰第二个跟着下去。他说自己眼睛、鼻孔、嘴巴里都灌着沙子,很多下去池塘的人,手机因为长时间泡在水里,坏掉了。吹沙持续进行了十几分钟,因有老人昏迷,施工暂停。
在这之后一个多月的时间,村民们在这块池塘边搭帐篷驻扎,日夜轮流值班。李旭东说,当时两个生产队开会决定给每人每天支付160元或210元不等的误工补贴,这笔钱暂由李安瑞垫付。
李旭东是岸边拍摄视频的人之一,他是李安瑞的三子,后来也因为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和李安瑞一起被关押了一年零22天。“跳海”事件之后,他把剪辑后时长2分钟的视频上传至秒拍,获得了千万的点击量。
李旭东一直耿耿于怀,他讲起那时人们的怀疑,“有人认为跳海是策划的”,随后扬声驳斥,“谁会去策划这个,这都是当时真实的反应,人命关天!”
7、9号塘
村民们保卫的250多亩养蛏塘有30年历史。
上世纪80年代开始,政府鼓励农民围垦沿海荒废滩涂。7号塘便是由李安瑞发起,号召第6队和第20队部分村民围垦而来,这个塘由出钱出力围垦的6队、20队部分村民所有。9号塘是历史遗留下的责任滩(意为:滩涂上可以种植的地方)。李安瑞介绍,虽然没有明确的归属性文件签订,但从解放后,到后来的改革开放,政府都是把其划分给增板村第6队和第20队全体村民所有。李安瑞是这两个塘的重要股东之一,这也是李安瑞赚取第一桶金的地方。
7号塘和9号塘成为增坂村第6队和第20队村民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他们与这两个塘和谐相处了30多年。从1987年开始到1998年,两块塘由6队和20队的部分村民养殖,后来便开始对外出租承包,有所有权的村民们从中收取租金,到2011年后租金开始上涨,从每亩1000元涨到3000元。
2015年,重点项目宁德(漳湾)临港工业区填海造地工程开始落实,宁德(漳湾)临港工业区冶金产业园A区、B区填海造地工程由宁德市发改委批准建设,增坂村7号塘、9号塘位于该项目的区划范围内。
政府提出以39000元/亩为补偿标准,但6队和20队的村民并不满意,他们认为政府在这个项目上的一系列举措均不符合国家规定。
谈到为什么不满意区政府的赔偿金额时,李安瑞认为基层官员们对政策理解不够,没有理解“市场”的意义,几年前养殖塘租金1000元时,补偿金额是39000元,如今租金涨到了3000,补偿金额没有提高,他无法接受。也有部分农民不愿意池塘被征,靠着这两个池塘,年纪大的人可以负担自己的生活,不需要子女供养,这是他们生存的尊严。
2015年11月,村民们写信,指出临港冶金产业园A、B区海洋环境影响听证会忽视村民代表意见,最终通过环评报告。127位村民签字按红手印,他们认为在未与村民签订补偿协议的情况下,政府便挂牌出让海域使用权,不符合《福建省海域使用权出让规范流程》。
一切无果,最终出现了“跳海”阻工的一幕。
“跳海”之后,养殖塘如期被填,补偿金额并没有实质增加。
李安瑞和李旭东父子及另外两人在2016年6月8日被宁德市公安局蕉城分局刑事拘留,6月22日被批准逮捕。
宁德市蕉城区法院2017年7月作出判决,李安瑞为了迫使政府提高补偿标准,组织、策划、指挥他人对重点工程项目宁德(漳湾)临港工业区填海造地工程进行阻挠,其聚众扰乱社会秩序,情节严重;李旭东通过网络媒介发布阻工信息,进行舆论造势,煽动村民阻拦施工,均已构成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李安瑞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李旭东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两个月,缓刑一年六个月。
另一份补偿协议
因为这场牢狱之灾,李安瑞与政府纠葛了5年的旧事被重新提起——签订增坂大塘《海域使用补偿协议书》。
增坂大塘是李安瑞、增坂村部分村民和其他投资人,共157人所有的养殖塘。李安瑞介绍,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响应福建省“谁投资、谁收益”的围垦政策,他们开始了增坂大塘的围垦工程。截止目前,增坂大塘共14个养殖塘,全部养蛏子,总计2200多亩。
2005年,蕉城区海洋与渔业局向李安瑞颁发《养殖证》和《海域使用权证书》。李安瑞称当时福建省政府规定,从事水产品养殖的个人或企业必须办理《养殖证》,否则不能对外销售,但办理《养殖证》要以办理《海域使用权证书》为前提,所以他们接受了。使用期限为2005年7月1日至2010年6月30日,这也为日后的争议,埋下了伏笔。
2012年1月,宁德市蕉城区政府批复同意注销李安瑞等人养殖场区域的《海域使用权证书》。2012年7月蕉城区海洋与渔业局向李安瑞等人作出《责令限期拆除用海设施和构筑物通知》。李安瑞认为这片地应属于耕地,而非海域,不满结果,于是提起行政诉讼。
他指出,宁德地区水电水利局1993年033号文件中提到,“增坂大塘围垦工程……围垦面积1518亩,可耕地1366亩。”由此可见其耕地属性不容置疑,并在合法立项围垦之后,完全与海水隔绝,在2002年《海域使用管理法》出台之前,早已经形成人工海岸线。当初接受《海域使用权》是因为办理《养殖证》情况所迫。此后几年,他一直上诉,经历了一审、二审,后又申请再审,双方就这么耗着。
坐牢之后,他尽力维持的平衡开始倾斜。
据李旭东介绍,从2017年5月开始,李安瑞和李旭东被三次从看守所外提至法院,讨论的议题一直是签订增坂大塘补偿协议作为本案从轻处罚的交换条件。李安瑞拒绝了,“大塘是我一辈子奋斗的成果,牢底坐穿也不会签。”几次协商未果。6月28日,李安瑞的家人、好友都来到法院,最后一次谈判。
当时李安瑞的身体和精神状态不乐观,在场家人极力劝说,最终李安瑞向妻子孙友风出具了授权委托书,孙友凤代表增坂大塘与宁德市土地收购储备中心签订了《海域使用补偿协议书》。两天后,李安瑞、李旭东被取保候审。
353亩看似只是2000多亩养殖塘的七分之一,但对于李安瑞来说,这片塘是他30多年奋斗的心血,也承载了他所有的梦想。
出狱维权
从2016年6月8日被抓,到2017年6月30日出狱,李安瑞和李旭东父子在监狱里生活了一年零22天。
2017年1月19日开庭,被抓之后李旭东第一次见到父亲。记忆里父亲眼睛炯炯有神,可那时他眼神呆滞,鬓角斑白,脸颊两侧耷拉下来,整个人垮垮的。李旭东背过身,抹掉了眼泪,和父亲聊起在监狱里的生活,父亲说,监狱里的人对他很好,只是自己整夜睡不着觉。
父子之间虽有争执和分歧,但李旭东和大多数孩子一样,把父亲视为英雄。他们并肩奋斗多年,却同受牢狱之灾。即使现在想起父亲在监狱里的样子,李旭东还觉得难受,这是他过不去的坎。
从出狱的第一天开始,他就盘算着用法律维护自身的权益。
2018年6月22日,在李旭东的协助下,李安瑞向宁德市蕉城区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判令撤销李安瑞与宁德市土地收购储备中心签订的增坂大塘353亩《海域使用补偿协议》。
2018年6月26日,蕉城区人民法院以该案不是民事案件的受理范围驳回起诉。6月28日,李安瑞以同一诉求向该法院提起行政诉讼,7月4日,法院正式收件。8月13日,该院以李安瑞超过起诉期限为由,驳回起诉。李旭东父子遂将此案诉至宁德市中院,后者支持其上诉请求,责令蕉城区法院继续审理。
诉状中指出,原告在羁押过程中,身体和精神都面临巨大压力,迫于刑事案件的压力,原告违背其真实意思,向其妻子孙友凤出具了授权委托书,授权孙友凤代表增坂大塘(李安瑞联合体)与宁德市土地收购储备中心签订《海域使用补偿协议书》。在庭审中,被告人宁德市国土资源局、第三人蕉城区漳湾镇政府否认胁迫李安瑞的指控。2019年3月19日本案再次开庭,目前还未宣判。
除了纠葛已久的《海域补偿协议书》外,关于被判缓刑的刑事案件,他们也准备向法院提起无罪申诉。父子二人表示,这将是他们以后生活里最重要的两件事情。
较劲
对增坂大塘2200亩养蛏塘,李安瑞寄予厚望,年底的目标是纯利润达到2000万元。花大价钱改造了养蛏塘的运行系统,培育最好的肥料,他和身边人较着劲儿,想要用数字说话,证明自己是对的。
他乐于奔波,每天早晨7点给司机打电话。7点半,他们从宁德市区出发,30分钟后抵达增坂大塘。除了被关起来的那一年,其他日子,几乎风雨无阻。
养殖塘的工具房里,放着一双土黄色的雨靴,鞋两侧的泥土已经板结。李安瑞换上它,开始绕着养殖塘观察,走完一圈大约4.3公里。他还要绕到中间的岔路,工人会提前捞上来一碗蛏,供李安瑞判断长势。
李安瑞掌管着池塘的全部事务,事无巨细,和工人常有争执,他一句“我是老板,你是老板?”对方便无话可说。身边的人都说他脾气更暴躁了。他的夫人说,就连海带要不要煮一下这样的事,自己多说一句,也能让他突然生气,“总之,对也是我错,错更是我错。”
李安瑞自己也有感觉,从监狱出来以后,确实比以前更容易急。他解释,在里面的时候,他就开始睡不着觉,最严重时,五天没合眼。出来以后,医院诊断为抑郁症。每天要吃三种药,他定着闹钟提醒自己吃药的时间,“以前不理解抑郁症为什么想自杀,现在自己懂了。”药物让他的睡眠有了保障,每晚10点准时上床,打开手机里的喜马拉雅,听百家讲坛、高晓松和吴晓波。
李安瑞眉头时常皱着,额头上的三道抬头纹愈发明显,不怒自威。关于蛏子的话题,他总是很热络,欠身坐在沙发边,拿着小茶尊摆布,一边说一边不停的比划。话题转到与儿子们的关系时,他又会嘴角微抿,两个大拇指绕着,不愿多谈。
和儿子们的分歧由来已久。李旭东对父亲的宏伟目标没有信心,“他太急了。”儿子们希望父亲一步步来,稳妥经营,而李安瑞是个喜欢突破的人,他希望养蛏子的每一环节都没有瑕疵,做到完美。
出狱以后,李安瑞短暂退出过管理一段时间,2018年11月23日,他又回归了,没人劝得住。他希望靠自己把人生画圆了。过去几年增坂大塘经营不顺,投入加大,但产量并没有随之上涨,这是他的心结。在监狱里签订的那份《海域使用补偿协定》也让这块养殖塘的未来充满不确定性。一旦最终被确认收回,整片养殖塘的系统都会被打破,几年的心血也许会付之东流。
沿途观察养蛏塘,1个小时的时间,李安瑞打了5个电话,还不断扯着嗓子与正在干活的工人对话:泥洗的怎么样?蛏苗如何?这条4.3公里的路他已经走了20多年。“我要一直做下去,把它做到极致。”
说这话时,他站在2200亩养蛏塘边,云雾弥漫,远远望去,当初“跳海”的7、9号塘方向,厂房遍布,大烟囱与周边的山峰同高,废气不断涌向天空。相邻几百米的镍合金工厂也正在开工,镍渣一车一车地向外运输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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