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1-05 21:14:15来源：法律常识
实习生 陈诗雨 澎湃新闻记者 陈媛媛
长达6年的网络骚扰突然变为发同城定位，江羽（化名）不愿再沉默了。
24岁的江羽是一家金融科技公司的算法架构师，业余是一名原创音乐的歌手。在微博上，她有几万关注者。
从2016年起，她不断收到一名陌生人发送的骚扰私信。今年六月初，这名陌生人开始向她发送具体定位、邀约：“三点半见可以吗？”“你在哪里，我一会儿开车来接你。”6月7日下午，她打开手机，看见对方发送的定位就在自己所在的办公楼下。江羽当即决定报警。
最初，警方并没有受理案件。事发第5天，江羽在微博发布了一条曝光骚扰者行径的长帖。在第8天夜里，警方来电通知她可以受理，而第15天，她收到了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复印件，骚扰者已被处以拘留。
江羽收到的受案回执 本文图片均为受访者供图
北京市振邦律师事务所律师李莹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由于当事人未能意识到或出于耻感等原因，网络性骚扰求助率可能较低。
李莹解释，我国现行法律中，对“网络骚扰”或“网络性骚扰”没有专门的界定。一般而言，可以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条例或选择民事诉讼。然而，如果证据不足，且没有造成实际伤害，警方也较难处理。
由于江羽没有拉黑对方，原始的私信记录得以留存，被作为关键性证据提交给警方。“截图是可以伪造的，证明效力比较低。”李莹建议，一定要留有证据原件，如果实在不想保留，可以先通过公证将证据固定，再删除痕迹或拉黑对方。
收到处理结果后，江羽和朋友用18天共同制作了一个视频，讲述这个反制骚扰的故事。她说，希望从自己“反抗且成功”的经历开始，有更多的人愿意去反抗，“该报警的报警，该公开的公开，不要害怕正面对峙”。
以下是她的自述：
“以为改个IP地址，就可以把他从深圳引走”
收到办公楼下的定位的时候，我第一次真正地感受到人身安全的威胁。那一刻，我两只手抖得连水龙头都拧不开。挺意外的，我比自己想象中更害怕一点。
第一次收到这个人的骚扰信息，是在2016年，那时我刚开始在美国上学。他是在微博上发的，低频期一两个星期乃至一两个月发一条，高频期每天发两三条。
他发的内容属于那种臆想狂式的倾诉。比如他非常强调女性的外貌和身材。并且，在跟我的私信当中，他用自己的价值观去点评我这些朋友，哪些值得交，哪些不值得交，我非常生气。
其实网上会把陌生人当做树洞的人还挺多的，我也会给我喜欢的明星发一些臆想狂式的倾诉，所以我没有当回事。不过他后来越来越朝着性骚扰的方向走了，会让我觉得有一些不适，但他对我的生活影响非常微小。
从今年六月初，他把私信平台从微博换到网易云，开始发送带定位的骚扰信息。那些定位确实在我的周围。我比这种骚扰行为只发生在线上的时候，要警觉了一些。
我这才去看了一眼这人的账号。说实话，对方看起来还蛮正常的。他发的内容有一点生活感悟，有一点自以为是地对别人的评头论足。
我把IP地址改到北京，在他后续的骚扰中，他说他也跟着去了北京，但实际上他没有去北京。
第二次笔录，警察告诉我，这个人还在深圳待着。这就相当于，在我第一次报警，还有网上曝光，整个过程当中，我跟这个人还都在深圳。我撒谎说我去了其他地方，他也撒谎说跟着我去了其他地方，但是其实我们都在深圳，这不是蛮恐怖的吗？很像《死亡笔记》。
对方在私信中谎称去了北京
第二次笔录（知道）的时候，我有点小后怕。我以为改个IP地址，就可以把他从深圳引走。这一整个过程当中，我的精神内耗挺大的。
收到那条楼下的定位后，我立刻跟老板请了假，说我要去报警。报案之前，我把那些聊天记录都截了个图，自己在脑袋里大概复盘了这件事的时间线。
陪我去派出所报案的朋友，是一位学法律的女大学生。她是我粉丝超话的主持人。其实我们本来不认识，还是通过这件事情认识的。
我在超话里面，用文字讲了一下这件事，说我最近有点困扰。她比较敏感地问我，要不要帮助，她也在深圳。我就说，你陪我去报警吧。
从决定报案到两个人一起出发，花了二十来分钟。我们打车去，路上，她具体地问了我，到底是怎么回事，看了一下聊天记录。她的反应比我大多了，觉得怎么会这样子，很激动。然后她表示，无论发生什么，都会帮我一起处理。
在路上，多少感觉有点不真实，我没想到会被网络上的骚扰狂搞到要去派出所报案的程度。到警局以后，我跟民警做一个笔录，把整个过程尽量详细地说了一下。我大概是下午四五点钟到的警局，晚上八点半才出来。
做笔录的警察跟我确认了四五次，到底有没有回复过（骚扰者）。并且问，“如果你没有回复过他，他为什么要这么说？”我就说，因为他是臆想狂。他又问我，“你为什么在网上发东西，你是不是个网红？你是主播吗？”
我当时感到了一丝倦怠，想赶紧把这个流程走完，我就可以拿着我的报警回执走了。
江羽拿到的报警回执
因为这个人没有在现实生活中对我造成真实的影响，也没有找到我，警方并没有受理案件。警方建议我，平时注意一下自身的安全，如果这个人还有新的举动，就立刻把证据汇报给警察局，他们会动态评估是否受理。
“反击之后，变成了一个主动方”
听到没有办法受理，我就觉得，好吧，那我自己想想办法。
在微博上曝光骚扰者就是反击的第一步，相当于“宣战”。
我和橘莉娜是高中的时候认识的，我们是大学同学。她是一个非常聪明、谨慎、有自制力的人。我第一次报警之前，才跟她说了一下这件事。她非常震惊，立刻就收拾东西过来了。
写曝光的微博，我和橘莉娜一共花了四十分钟左右。我燃起了熊熊的斗志，写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兴奋过头了，甚至会觉得自己心理是不是不太健康。
我写了个初稿，她替我改了一下，删掉了很多显得“恶狠狠”的地方。比如，我最原先的一版，说“你要是再骚扰，我会找人把你的小腿一节一节地打断”。橘莉娜就说，你不要这样，把我那段删了。再比如说，我说“这个人在跟踪和蹲点我”，橘莉娜就把这个改成了“疑似跟踪、蹲点”，给很多叙述留了后路。
截至目前，（曝光帖阅读量）是2200万，比我预想的要多。我估计是6000转发左右，没想到有2万转发。
有很多人都提到，自己有类似的经历。我其实挺惊讶的，没有想到有这么多人都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他们有的人是一直在线上，被人换着号骚扰，有的人是被别人偷窥账号，然后进行了跟踪。
评论我一条一条地看，每一条都看过。大部分人是共情，支持、鼓励、共情远大于质疑。第一条微博下面什么建议都有，什么“不要再发微博了”“赶紧换城市”“赶紧搬家”“赶紧出国”。
保持自己正常的生活对我来说很重要。我还是想要继续上网，我想要正常地工作、游玩，不想要被一个变态惊扰得连夜逃跑。
我自己评估了一下，我觉得这个人真正伤害到我人身安全的概率不是很大，所以我不会去盲目地扩大小概率的后果。
我也评估了一下我有没有力量保护自己，我的答案是有。如果我选择有意识地保护自己的话，我会做得很极致。我可以远程办公，可以修改自己的IP地址，我有很多方法保护自己。
关于拉黑的问题，提出质疑的人是最多的。在线上骚扰阶段，相比冷处理，拉黑反而是一种互动和刺激，这人重新注册微博账号的成本很低。我拉黑过他的一两个账号，这个人又换头像、换号发，我就觉得，你想发就发，我不看就完了。如果他一来发，我就给他拉黑，反而我自己的心情受到的影响更严重。
在这个问题上，我发现曾遭遇过跟踪的人和从来没遇到过的人，在理解我的处境上存在巨大的分裂。连我父母两个人对待这件事的理解都截然不同，我的母亲年轻的时候也被跟踪过，所以她立刻明白要防身，要躲避，不要和这个人产生任何交流，否则他只会变本加厉。我父亲显然不会有这样的经历，所以他居然会建议我去和这个人聊聊他的动机。
我反击之后，变成了一个主动方。而且这人明显急了，怕了。在我微博曝光以后，他又来私信我，假装道歉，其实是在胁迫我删微博。
平常我一般九点左右醒，那段报警、发视频的时间里，八点左右我会自然醒。不是在网上跟网友吵架，就是在跟律师和警察沟通，长时间处于一个总是被刺激的状态。
50页证据，“都是他单方面给我发私信的记录”
我报警后，过了一个星期，也是我发那条微博的三天后，警察打电话给我，告诉我可以受理案件。
受理的原因是这个人（骚扰者）真的跑去自首了。我不敢相信，很震惊，怎么会有这种人？
给我打电话的警察语气很好。他在电话里明确告诉我说，可以受理案件，希望我打印证据去重做笔录。他特地跟我说，他把叫我去做笔录和传唤骚扰者的时间错开了，叫我不要担心。
证据大概打印了50页，都是他（骚扰者）单方面给我发私信的记录。
一开始真没有想着收集证据。后来，无论是警察还是律师都建议要保留证据。因为没有拉黑，证据上反而有利，这也算是某种程度上的“歪打正着”。
没有拉黑对方利于江羽取证。如果只是截图，证明效力会降低。
第二次去做笔录的时候，负责做笔录的警察很客观，他没有对我有过多的质疑，不会就同一个问题反复问我四五遍。
我跟派出所所长，还有负责笔录的警察都强调了，我不可能接受调解。我说，反正我也不会留在深圳了，你们调解的话，也找不到我的。他们的态度是，当然当然，理解理解。
做完笔录出来，我特别高兴，手舞足蹈。
（6月）16号晚上，民警打电话告诉我对骚扰者（行政处罚）的处理结果。当时我很高兴，因为我完全没有想过，警察真的会处理这个人。
不过，我觉得整体来说，国内在这方面还是量刑不足。这种情况如果在西方国家的话，第一次会被下限制令，第二次会面对真正的犯罪类型的处罚。
但是，在国内对于此类行为没有一个明确的法律法规的前提下，有这样的结果，我们认为是个胜利。
反击成功的过程其实是比较巧合的。如果他（骚扰者）没有去自首的话，可能警察找到他、去传唤他，还蛮困难的。
如果我的那条微博没有传播那么远的话，警方可能不会受理案件。大部分人遇到跟踪，没有办法远程办公，也没有力气去跟他周旋，可能请假报警都难。
但是这些困难都是可以拆解的。不要去制造一些虚无的困难的概念来吓退自己，然后不去采取任何反抗的行动。
就直接拿个几乎同时发生的事情（举例），我的一个音乐人朋友，她在杭州的滴滴车上看我的案例的时候，司机突然脱了裤子开始手淫。她也立刻去报案了，警察第一次笔录也没有受理。她也发了微博，但是那条微博没有像我的那样转发那么多。但是在她发了以后，警方也把她叫回去做第二次笔录，然后受理了，司机也被拘留了。
我觉得，逃避和恐惧已经变成了女性的第一反应了。诚然，在烧烤店突然被打，你是打不过别人的。但是一个骚扰者在你办公室的楼下，你还是可以采取很多措施的。
“待过5个公司，遭遇4次性骚扰”
我一直都是胆子比较大的人，爱憎分明。初高中我遭遇了校园暴力，加上我高中比较叛逆，有两次差点被退学。我的成长过程当中，总是在跟别人正面对峙，总是在跟别人刚，所以我会比一般的人更加拥抱冲突。很高兴我保留了一些棱角，而不是过早地为了一些不重要的东西去收敛自己的锋利。
我不是那种纯粹的猛劲，还是会权衡一下，或者说是有计谋地去面对一些冲突。
我实习加全职，总共待过5个公司，在其中四家经历过职场性骚扰。
第一次被职场性骚扰，是我大三暑假的实习。因为那份工作我非常想要，我不想要生事，所以就没有举报。我什么都没有做，那个人也没有受到惩罚，最后也没有留用我。我非常后悔，再回到那个时候，我一定把他举报了。
第二次我选择了举报，因为当时那个公司，无论有没有性骚扰，横竖我是不想待了。我就先试着给HR举报一下，想看一下大概会有个什么样的流程。没有等到完全解决完，我就离职了，但我后来听说被我举报的人也离职了。我大概更熟悉流程了。
第三次的时候，我想要的是我不离开这个公司，但是我要让这个人收敛他的性骚扰行为。我就采取了一个上到下、下到上的方法。我先去举报给HR，看HR帮不帮我处理，不帮我处理的话我直接举报给管理层。如果举报到管理层，管理层不管，我再想办法。后来管理层很严肃地警告了那个性骚扰的人。
另外一个是自下而上的方法。这个人性骚扰我，他不可能只性骚扰我一个女生。所以，但凡有新的女员工入职，我们都会先去私下交流一下，表示欢迎，同时不经意地告诉她：公司里面有这么一位性骚扰惯犯，他要是夜里找你，或者找你聊骚，你千万不要害怕，可以跟我们讲，也可以举报。我们都举报过他，我们都知道他是惯犯，你不要害怕。
骚扰者一方面受到了管理层的警告，另一方面他不停地自讨没趣。后来，我们公司又来了一个女实习生，这个男的要求女实习生换座位，换到他旁边。因为被我们提醒过，女实习生就打死不换。她说，我就算离职，我也不会换到你旁边，搞得那个人特别没有面子，所以他慢慢地也就不干这事了。
每一次处理，我都是在做一个尝试，每次都会累积一些经验。第一次大家肯定都处理不好。反击的状态肯定不是一下子就能练成的，一开始总是会用力过猛或者是情感宣泄过多，计谋太少，反而给自己造成更多的情绪负担。经验多了，处理起来，分寸就会拿捏得比较好。
我从一开始不知所措，后来变成了很熟练地去举报给管理层，在公司内部制造舆论去对抗这种性骚扰的人。每一步，社会都在正面反馈我的勇敢和冲突，所以遇到事情，比起逃避，我会更倾向于去面对。
“我的生活肯定不一样了，翻篇了”
警方的处理结果下来以后，我和橘莉娜都觉得，这件事的正面意义很大。有很多受到骚扰的人，可能真的会因为害怕而逃避，而不是去正面反抗。所以我们就决定，把它做成一个视频。
视频是7月5号发的，从收到这个人被拘留的通知开始，我们一直在做这个视频。
视频的标题是引用我在第一条曝光微博下面给其他网友的评论。有网友说，有很多变态，他们并不是真的想要骚扰你，而是他们很享受女性的恐惧。我觉得网友说得特别对，我就回复，“我不是来求助的，我是来反击的。”这句话比较短，配合封面比较铿锵有力，且有爽点。
我们隐掉了很多负面的东西，去凸显这个案例的正面意义。我是希望大家把我的案例当做反抗且成功的案例，有更多的人愿意去反抗。首先心要强大起来，该报警的报警，该公开的公开，不要害怕正面对峙。
第一条微博下面有人说，“这么丑，有什么值得跟踪的？”这些发言真的很没有常识，长得好不好看，跟被不被跟踪骚扰，真的是不挂钩的。
但是我也知道，在舆论场当中，“绝对正确”是不被大部分人认可的。总的来说，大家在遭遇到骚扰或者侵害的时候，还是把自己往一个完美受害者的方向打造。我认为这种倾向是比较可悲、又不得不采取的一个措施。
视频里，我的朋友橘莉娜在最后也特地探讨了完美受害者的问题，比如我们不得不去扮演一个乖巧的角色，但是我们知道这是很可悲的。我觉得去把这种观点传达出来，来反对完美受害者或者受害者有罪论，也是比较稳妥的一步。
我跟橘莉娜录视频的时候，我没有遮掉脖子上的纹身。我也并没有因为发曝光的微博，就把我之前的泳装照删掉，我之前微博什么样，现在还是什么样。
视频发出来之后，我们收到了很多女性网友的评论，她们说看完之后觉得很高兴，以后遇到这样的事情会更勇敢地去反抗。我们觉得发这个视频的目的达到了。
目前，骚扰者没有再对我进一步骚扰。他改了个名，改了个头像，把自己的微博删光，没有任何动态了。
整个报警阶段，我只是假装离开了深圳，但是在他放出来以后，我真的离开了深圳。在他放出来以后，我更加谨慎了。
我的生活肯定不一样了，翻篇了。
这件事情会变成一个很有趣的经历。以后大家玩喝酒游戏，每个人说一件自己干过的出格的事情的时候，我就可以说，我把骚扰我的人送去拘留了。
责任编辑：彭玮 图片编辑：蒋立冬
校对：丁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