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1-24 23:28:59来源：法律常识
2019年11月12日，朱可亮在上海参加论坛活动，探讨中国企业“走出去”之后的纠纷解决和海外合规问题。（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隔着电脑屏幕，还有十几个小时的时差，北京时间下午1点，远在美国的德恒律师事务所硅谷办公室首席合伙人朱可亮还在继续工作着，这时已是美国当地时间晚上10点多。对他来说，在美国做律师，工作到晚上是常态。
不过在8月6日，一则美国微信禁令的消息，将朱可亮的工作和生活节奏完全打乱了。“如果取消微信，跨境业务的客户如何与我们进行沟通交流，家人朋友怎么能够顺畅地联系？我们之间的沟通交流方式就会一夜之间退回到二十年前。如果靠打国际长途电话办案，成本实在是太高了，这也意味着华人律师在美国基本上做不了任何国际业务了。而且因为微信主要是华人在用，这项禁令也有种族歧视的嫌疑。”
经过了不眠之夜，朱可亮只用了一天时间，梳理了未来业务中可能会面临的问题，以及微信禁令是否符合美国法律的规定，他把自己的想法写成了研究报告，发给了五位在美执业的华人律师好友，朋友们的反应超出了他的想象。第二天，五位律师在新泽西州发起美国微信用户联合会(U.S. WeChat Users Alliance，以下简称USWUA)，共同阻止微信禁令的生效。
朱可亮和在美国有40多年诉讼经验的旧金山知名律所Rosen Bien Galvan& Grunfeld LLP冠名合伙人Michael Bien（比恩），以及其他两家美国律所，针对微信禁令的事情提起了诉讼。9月20日，这场微信保卫战初战告捷。
“必须保护这来之不易的胜利果实。”朱可亮在朋友圈写道。用法律的武器来保护公众的合法权益，这是他一直以来对法律职业的认知。而在这句话背后，其实也承载了朱可亮在美国从事法律职业20多年的成长沉浮。
艰难的留学之路
20世纪90年代，很少有人能出国留学，更何况是去美国读法学院，昂贵的学费就足以让一位普通学生望而却步。但朱可亮是那种认定了一件事情，就会一猛子扎到底的人，骨子里的倔强，也让他真的为自己蹚出了一条道路。
在1995年即将步入大四时，朱可亮就已经开始准备考研的事情了，他想要选的方向是北京大学或者中国政法大学的法学专业。当时有一个比朱可亮高两届的师兄在中国人民大学读研究生，正好赶上学校和法国巴黎大学有交流项目，他被巴黎大学选中了，去那边做交流生。他也跟朱可亮建议道，“不一定非要在国内读研究生，也可以去国外读法律”。
正是这次不经意的聊天，让朱可亮眼前一亮，“如果可以出国读书，也是一段不错的经历”。
如何申请国外的学校，需要一些什么手续，在哪里可以查到国外学校的申请流程？这些都是朱可亮遇到的难题。90年代后期，国内互联网才刚刚起步，可以提供互联网服务的只有少数几家公司，普通人没有办法接触到网络，摆在朱可亮面前唯一的途径是去图书馆找答案，虽然心里不确定能不能找到，但他觉得应该去试试，果然在图书馆的英文专区，找到了相关的指引手册。
要想去国外读法学院，需要通过LAST（法学院录取考试），按照朱可亮的说法，这个考试有点像 GRE，不考法律专业知识，重点考语言和逻辑能力。“我是LAST进入中国的第一批考生，那时我与四五十名考生集中在北大一个教室里进行考试，没有可以参考的学习资料，也没有什么考前培训班，我是看着GRE的资料进行复习的，满分170分，我考了140多分，能够顺利通过考试，我心里的大石头也算是坦然落地了。”
接下来，朱可亮着手申请美国的法学院。选择哪个州，读哪所法学院，那时候也没有上网查询的途径，只能硬着头皮挨个去翻美国大学法学院目录。“一开始我从字母A开始找起，只看了开头几页就有点蒙了，我就从后往前翻，在字母W下面选了五六所学校。后来收到了三家法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其中一家，俄勒冈州的威廉米特大学，还给了全额奖学金。学校虽然规模不大，但也有180年的历史。”
当时有一个小插曲让朱可亮至今印象深刻。在去学校报到的当天，他问法学院招生办的老师：“你们为什么给了我全额奖学金？”对方的回答是：“我们学校以前偶尔有几个中国学生，但是从来没有人提供过他们 LAST的成绩，你是唯一的一个，这令我们感到很惊讶。”
LAST的成绩还不错，并不能代表法学院的学习成绩。第一学期上课时，朱可亮就跟不上进度，他所学习的法律教材，都以案例为主，每节课上，老师都会挑选案例进行讲解，有时候一个案例就有好几十页甚至是上百页，要完全看懂，还要能听得懂全英文授课，光是那些法律专业术语，就让朱可亮觉得很吃力。
在学期结束时，朱可亮竟然得到了平生最差的成绩C，这对于成绩一直位列前茅的他来说，像是一下子掉进了冰窟窿。为了能够赶上进度，他就开启了日以继夜的学霸模式，每次上课前先阅读案例，找到案件中的核心点，在老师讲课的时候，再把自己没有想到的地方记录下来。
美国的法律太多了，三年法学院学的也都是基本的研究和分析，怎么提炼案例中法官的判决，化为文字，把法律文书写的简洁有力，对于以后从事律师工作都特别重要。山姆·杰克布森教授是对朱可亮影响比较大的老师，她每次改作业都很仔细，比如引用案例格式应该是什么样的，哪个字母大写，哪个字母小写，标点符号哪些用逗号，哪些用句号，她都会纠正。“第二学期时，我成为班里唯一拿到A的学生。”朱可亮回忆。
开启美国律所职业生涯
在美国法学院的学习，锻炼了朱可亮做律师的基本素养，培养了严谨的态度。不过美国的法律文化，对于一位外来学生来说，想要更好地融入进去并不容易，除了学习之外，他也一直在找去律所实习的机会。
在俄勒冈州首府塞勒姆市，朱可亮找到了一家中等规模的美国本地律所，在那里进行暑期实习。他说：“在美国，想要从事律师工作，实习经验是最基础的敲门砖，也会给自己加分很多。”为了能够在毕业之后步入律师行业，律师执照考试朱可亮也提上了日常。“有的同学还专门报了培训班，据说培训班的费用是3000多美金，对我来说太贵了。”于是，他去找同学借了复习资料，复印之后在家里学习。
通过一个夏天的学习准备，朱可亮参加了三天紧张的考试之后，顺利通过了，而他之前实习的律所也愿意招他为律师，在那里，他正式开启了律师职业生涯。
朱可亮跟着一位合伙人主要做诉讼业务。在各种各样的诉讼案件中，有大案也有小案，全是本地案子，让他得到了很好的锻炼，合伙人也很热情，把自己的执业经验教给了朱可亮，在他还没有什么经验的情况下，就带他去出庭、见客户、处理各类突发情况，不断培养他办理案件的能力。
在美国做律师，初级执业律师是不用考虑案源的，只需要把合伙人交代的事情做好就行。没有案源压力，可以心无旁贷地投入工作中，这对于初入律师行业的年轻律师来说，是一种积累经验的好机会。
让朱可亮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有关虐待儿童的案件。在美国，这种案件比较特殊，而且法律对于未成年人的保护是相当严格的，除了不能将小孩单独放在车里或家里之外，就连成年人打架的时候，如果有小孩在旁边，那么打架的人在被指控时会多一条危害儿童安全的罪名，这也是一条重罪。如果发现父母有严重的虐待小孩的行为，比如长期吸毒酗酒不管孩子，政府有权出面起诉父母，让法院剥夺父母的权力，把小孩放到寄养中心或者是找到好的家庭进行收养。这个过程中无论是母亲一方，还是父亲一方，还有孩子一方都需要有代理律师。
这类案件经常会影响到孩子的心理状况，因此还会有心理咨询师对孩子的心理情况进行分析。在综合多方意见之后，法官会考虑是否把孩子送到父母身边，或者是把孩子放在寄养机构，每周去探望几次。老师、警察、律师、法官、心理咨询师、社会机构等，会有多方面参与。另外，朱可亮的律所离印第安人部落比较近，如果他们部落的小孩家庭出现了问题，还需要考虑按照州法执行还是按照印第安部落的法律和传统执行，小孩的收养是交给部落，还是可以由印第安家庭收养。
这种家庭一般经济条件都是很差的，只能由政府出钱请律师，朱可亮也做了很多类似的案子，跟着合伙人学习了很多东西。他认为，这些执业经历都很有意义，让他看到了很多美国社会底层的东西，也第一次接触到这么多吸毒、酗酒、暴力虐待小孩的事情。
保护中国企业走出去
在执业过程中，让朱可亮比较头疼的事情是说服中国企业重视律师建议。
朱可亮有个客户是做出口家具业务的，业务做得很大，家具也出口到了美国市场，进入很多大的连锁商店。不过其中涉及的税务问题比较棘手，朱可亮建议中国企业要找到一家美国当地专业的会计师律师事务所，通过他们的分析之后，可以为企业规避一些法律风险。结果中国企业说他们公司里有英语八级的销售人员和助理，甚至还提出了一个要求，关于美国税法方面的内容，能不能把英文条款发给他们，让公司的法务进行翻译来自己研究。
涉及相关的法律条款有半页纸左右，每个单词他们都认识，但是看完之后合在一起就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美国税法很烦琐、刁钻，非专业人士是看不懂的，不知道怎么操作合规。后来这个公司还是被美国税务机关查了，赔偿了很多钱。
在朱可亮看来，中国企业在海外从事商业活动时，要尽量做到本地合规，你在哪个市场就要符合当地市场的情况，在此之下，律师才能发挥专业效应。可以说在美国真正规避风险省的是小钱，不合规的话付出的代价会更大。
对于一些专业领域，朱可亮也经常会进行学习，他的这种专业度，是德恒北京所律师贾辉特别喜欢的。他和朱可亮2014年就认识了，经常在业务上有合作。
朱可亮（右三）参加2018年德恒律师事务所全国年会。（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我有客户想要到美国投资，需要美国律师提供相关的法律意见。在美国的很多华人律师，真正非常优秀的比较少，很多华人律师在美国所能提供的法律服务，大多数都是为当地华人提供相对领域比较窄的服务的。而朱律师的职业经验比较丰富，他不仅在律所执业过，还在联合国粮农组织，NGO国际组织有多年工作经验，多年的学习和工作经验，他也参与过联合国组织的一些中国的项目计划，对中国企业如何走出去，如何加入到投资的热潮当中，他还是比较有经验的。能够抓住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需求，对热点的法律领域，也一直有研究。比如税务咨询方面，朱律师对国际税务规划做了很深入的研究，后来回到国内，也经常给我们做一些专业培训。”贾辉说道。
朱可亮和贾辉做过一起出口管制方面的案例。国内的大型国企中国国际货运航空有限公司（简称“国货航”），遇到过美国口管制方面的问题，当时国货航希望有美国律师来提供法律咨询。朱可亮从美国飞到北京，准备了非常精心的法律意见和法律培训，给国货航相关领导和员工非常详细地介绍了美国出口管制的法律，如何应对美国出口关注，要注意哪些法律风险，朱可亮的讲解让客户十分满意。对客户来说，与华人律师对话，既没有语言和文化方面的障碍，而且律师又懂美国本土的法律规定，这样的律师，合作起来既专业，又很方便。
办案之余，朱可亮比较喜欢看书，他觉得书里面有很多东西是更好的结晶，他喜欢看历史书籍，喜欢文化人类学、心理学，喜欢看游记。可以说在美国20多年的执业生活，朱可亮也经历了许多自己的高光时刻，不过他也会遇到一些难题。但无论遇到什么事情，他说都会过去的，所有的结局还是要靠自己去争取。
朱可亮，德恒律师事务所硅谷办公室首席合伙人。2000 年在美国威廉米特大学获得法学博士(J.D.)学位。至今已在美国执业二十年，专注于国际投资并购、跨境诉讼等领域的业务， 还担任过世界银行、联合国粮农组织等国际机构的资深法律顾问。
来源：方圆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