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赔偿,国家赔偿法

时间:2022-11-04 03:14:11来源:法律常识

梨泰院踩踏事故造成156人死亡,151人受伤。遇难者共有26名外国人。

踩踏156条命背后:4小时79个求救电话!警察力不从心?国家赔偿

警方事发前接79个求助电话

没有交通人流管制,再加上对于电话通报求救的轻忽冷漠,这两项工作不到位,导致了梨泰院惨剧未能避免。

越来越多细节指向这是人为因素,这是一起本可避免,至少可以降低伤亡的惨剧。

行政安全部长李祥敏、首尔市长吴世勋、警察厅厅长尹熙根接连公开道歉。

甚至国务总理韩德洙也开国际记者会承认,最重要的因素始终是“公众管理”(crowd management),政府在此方面缺乏充分的“制度支撑”,系统性努力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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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等于承认政府没有处理这类事故的经验和能力,残酷又无奈

陆续曝光的信息显示,相关单位事先对人流管制毫无规划,警方事发前4小时就陆续接获11个报案电话,却没有积极应对。

而SBS电视新闻报道,从当天晚上6时到10时,警方接到的电话远远不止11个,共计79个。

韩国媒体披露,事发地龙山区警察局情报课警官,在事发前几天就根据信息报告,万圣节派对当晚将聚集远超过当局估计的人数,并写成报告上呈。但首尔警察厅和龙山警局在协调勤务人员配置时,却没有把这个因素考虑在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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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已公布11个民众求助求救电话内容,其中有9个提到了“踩踏”。

第一个通报电话是在事发当晚上6时34分,离晚间10时15分推挤爆发有近4小时。报案人说,人们下不来又一直推,没有任何人在管制,需要警察来,先疏通一些人后再放人进来。

此后,报案电话就接连打来。晚上8点多,报案说,有人推挤有人跌倒,完全乱七八糟,还有人受伤,需要管制一下吧。

到了晚间9时07分的第七个电话,要求更加明确,“请来这边限制行人单向行走”、“人多到快被压死了”。

在9点10分至10时11分事发前的4个电话中,民众也都清楚表达“快被压死”,要警方立即采取行动。

警方虽然针对其中4个通报加派了人力,但对其余7起都只是敷衍:“现场已部署警力”,而没有采取进一步措施。

“无限责任”意味着什么?

首尔市长吴世勋在记者会说,“昨天在国立医疗院,访问了一名20岁女儿受伤的家长,他安慰我说:女儿会醒过来的,我们是这样相信着的!结果今早……”

讲到这里,吴市长开始哽咽,最后流下泪水,并拿出手帕,转身擦拭。

“我听到说,她今早去世了。对不起,我的道歉迟了”。

他说,要为市民的生命和安全负责,对事故负有“无限责任”,将全力帮助遗属和伤者,改善相关制度并全力配合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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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警察厅长尹熙根也承认,事发前曾接获多起报案,警方对人潮管控有所不足,将成立独立特别机构调查,包括检视到底有没有在收到通报后采取合适应对措施?

尹熙根的发言是在韩国公众问责呼声越来越高之后,官员第一次承认他们未能尽力阻止悲剧发生。

此前,警方和政府像是在推卸责任

行政安全部长李祥敏之前发言饱受诟病,说“再多警察和消防人员都无法避免灾难发生,这不是一次特别令人关注的大型聚会,规模与往年也没有分别

他还警告不要基于政治动机出言批评,冷血说法导致民众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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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灾害与安全管理基本法》和行政安全部制定的《地区节日现场安全管理指南》明文规定,举办节日活动期间,主办单位、警方与行政当局分别该负起哪些责任。另外,《警察职务执行法》规定,警察必须对危及人民生命和身体的风险采取预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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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行政安全部和当地政府都表示,万圣节并非“法定节日”,节庆属于各商家自行举办的活动,“主办单位”并不明确,所以没有人向警方提出人群安全管理的要求,相关规定不适用。

不过,梨泰院特别观光区协会相关负责人说:“我有通知龙山警察局,要求警方和地方政府提前控制,但他们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如果就像现在各方所扯皮的那样,没有“主办单位”的话,反而没有分担责任的对象,这样一来,国家的责任更大。事故的“国家赔偿”问题一旦被送上法院,死者家属和受害者的胜算还真不小。

2014年韩国发生“世越号”客轮倾覆案,300多人丧生,法院认定船倾覆后,国家初期应对和救援开展不力,致使灾害扩大,认定国家担负赔偿责任,分别赔偿每位遇难者2亿韩元(约合118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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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难调查中,共计399人成为调查对象,其中178人遭拘留起诉,11人不拘留起诉,最终共有53人罪名成立。

“世越号”船难是施救部门在“黄金72小时”内救援不力,此次踩踏则是“黄金6分钟”力不从心。共同点是当局后知后觉,行动迟缓!

包括韩国总理、首尔市长都在提“无限责任”的时候,国家赔偿,政府兜底的指向越来越明朗。

其实,从韩国与世界各地发生过的踩踏悲剧可以得出的教训是,只要有足够的“动线”与防灾计划,悲剧几乎都是可以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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侥幸

梨泰院停办3年的解封万圣节活动,只部署了137名警力,是否合理?

警方事先评估将聚集超过10万民众,部署的警力多数是进行刑事调查的便衣警察,其他穿着制服的警力则主要在打击毒品犯罪,而非管制交通秩序,倡导分流。

尹锡悦自己终于也承认,事件揭示人群管理的重要性,以及韩国缺乏对大型活动人群聚集的安全研究,“与其挑剔活动是否有主办单位或组织者,重要的是人们的安全,我们需要拿出完善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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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建议,未来可使用无人机和其他数码技术来管理大规模人潮聚集。

政府想让民众自由享乐时,又要加强管控,看起来像是一个悖论。

把安全作为第一导向时,措施也就不难制定。

日本东京在2019年开始对涩谷万圣节活动采取严厉的管制立场,要求商店不卖酒,禁止民众在街上喝酒,并在街角派驻数百名警察和保安人员,以防止人群脱序。

韩国人的纪律性和服从性,在全球各国中,也不算太差,不像动不动就让椅子满天飞的英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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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从通报电话的回应情况就可以看出来,就算再好的纪律性,现场存在不可控因素,有无预案,在突发情况面前,存在天壤之别。

这不是年轻人荷尔蒙的问题,而是有没有预见性和对民众安全上不上心的问题。

韩国警察对付示威人群非常有一套,但对于梨泰院这类人群聚集场合却显得力不从心,其实挺讽刺的。

韩国军政独裁时期,当局赋予警方过大权力,能借由维护国家秩序或“防谍”为由,随意对民众展开驱离、逮捕等行动,导致在民主化后,对警方的权限如何调整,历任政府都抱着极为谨慎保守的态度,不敢随意更动。但这回惨案发生,将可能使这个框架被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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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万圣节安然无恙是侥幸,疫情发生前的2017至2019年,聚集人数约莫达到13万到18万人之间,规模更大,却未发生重大意外。

以往侥幸不代表每一次都在幸运一边。

这种事,不能赌。

一旦赌输,很可能又是国家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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