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限权益合伙人,无限权益合伙人是什么意思

时间:2022-11-10 18:10:08来源:法律常识

灵活、自由、收入高、门槛低……近年来,越来越多人做起外卖骑手、网络主播、视频UP主、网约车司机等,灵活用工(就业)作为新兴业态逐渐走进大众视野。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中国灵活就业人员已经达到2亿人,灵活用工时代已经到来。

3月11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答记者问中提到“灵活就业”现象。“他们风里来雨里去,确实很辛苦。”李克强说,应逐步采取完善政策,给这些骑手“系上安全带”。“让灵活就业等新就业形态既解燃眉之急,还激发市场和社会的活力与创造力。”4月27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加大稳岗促就业政策力度。会议指出,要促进平台经济健康发展,带动更多就业。

那么,灵活用工背后缺乏相应保障体系和长期职业发展通道等问题该如何解决?如何更好地发展灵活用工?4月28日晚间,新京报贝壳财经举办“灵活就业时代零工权益保护”圆桌论坛,邀请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吴清军,白话劳动法品牌创始人&普然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白永亮,猪八戒网企服平台事业部总经理周昱均就相关话题进行探讨。

圆桌论坛|灵活就业人员达2亿人,其权益如何保障?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吴清军。受访者供图

圆桌论坛|灵活就业人员达2亿人,其权益如何保障?

白话劳动法品牌创始人&普然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白永亮。受访者供图

圆桌论坛|灵活就业人员达2亿人,其权益如何保障?

猪八戒网企服平台事业部总经理周昱均。受访者供图

应重点关注平台灵活用工和企业灵活用工

截至2021年末,我国灵活就业人员已达到2亿人,占我国就业人员比重约为27%,灵活就业已成为我国劳动者实现就业的重要途径之一。 从2020年起,国家相关部门出台一系列政策,加大对灵活就业的保障支持 。

在谈到近期灵活就业这种新就业形态的特点时,猪八戒网企服平台事业部总经理周昱均以其所在平台为例表示,平台上的个人灵活就业用户整体上在持续增长,涉及的业务层次也逐渐从简单往高级方向延展,整个灵活就业呈现出比较蓬勃发展的状态。“最近平台上的个人灵活就业者中也出现了一些更加专家级的用户,比如一些从互联网大厂出来的人士,而甲方雇主也有这方面的业务需求。”此外,她提到,还有越来越多的个人逐渐偏好以全职的自由职业形式在平台上提供服务。

周昱均说,灵活就业以前更多是草莽自由时代,经过个人威客形式之后,逐渐变成平台模式。现在个人、企业、大小公司、工作室都可以在平台上进行灵活用工的服务。“尤其是疫情以后,很多企业用工的方式发生改变。”

在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吴清军看来,2亿的灵活就业人员的工作状态存在很大差异。“这2亿人中包括了很多的自雇佣者,及市场上打零工的劳动者,这些劳动者主要以劳动给付获得劳动报酬的工作方式,不构成目前劳动政策所需要权益保护的话题。现阶段,需要从政策上进行规制的主要有两类灵活用工,一类是平台用工,另一类是企业灵活用工。”吴清军说。

白话劳动法品牌创始人&普然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白永亮对灵活就业和灵活用工这两个概念进行了解释区分。“我们谈灵活用工这个词,它必须建立在各种类型的甲方企业的人力资源灵活配置的基础上。人社部讲的灵活就业,口径是官方术语,我们把灵活就业分成两种,也就是传统的灵活就业和新业态的灵活就业。今天大家可能更多关注的是新业态的灵活就业问题。”

平台灵活用工中双方关系尚需明确

灵活就业现象越来越普遍,这部分人群的权益保障问题也得到舆论和政策更多的关注。周昱均提到,根据之前对平台上自由职业者和灵活就业用户的调研,这个群体最关心两大问题,一是社会保障,灵活就业人员在失业、工伤和生育保险等方面还没有得到一个根本的解决。第二个是税收问题,“灵活用工个人的税收还比较重,像我们平台上的自由职业者,如果按照劳务报酬所得缴税,需要缴纳20%以上的个税,这其实会比较影响他们去做长期自由职业者的心态。”

对此,周昱均说,平台方面能提供的支持主要包括:提升灵活用工双方的匹配效率,为自由职业者链接更多优质的雇主客户,在引导个体发展成企业组织上提供咨询和扶持,此外,平台也在想办法联合一些第三方合作方,比如保险公司,设计一些能够适用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会保障产品。“不过这一块儿如果要做重大的创新和升级,可能不光是企业和平台层面,也需要国家和相关研究部门去提供支持。”

在吴清军看来,要先将灵活就业者划分为企业灵活用工和平台灵活用工两个类别,确定不同的用工关系,再谈劳动权益保障。

对于企业的灵活用工,吴清军指出,这里的劳动关系非常清楚,比如甲方企业把一部分工作外包给第三方企业,第三方企业与劳动者形成劳动关系,所以规范的企业灵活用工实际上不存在法律上的模糊性。但他提示,虽然企业灵活用工的用工关系清楚,按时缴纳社保,但劳动者后续成长、企业文化融入以及激励等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完善。“从上世纪90年代后,整个劳动力市场当中,用人单位对于基层劳动力职业技能培养的投入,是越来越少的”,“据我了解,企业对灵活人员,基本没有技能提升、文化塑造和激励措施等”,吴清军说。他认为国家应在国民素质、职业教育、数字技能上加大投入,比如国家正在使用1000亿元失业保险资金支持稳岗和培训,这对劳动者技能提升和培养高质量人才将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

对于近十年来才出现的平台(如移动出行、外卖平台)灵活用工,吴清军认为,劳动者是依靠平台的大数据进行接单的,在这种情况下,平台和劳动者的关系到底是承揽关系,还是劳动关系,尚没有明确界定,因此也成为政策和舆论关注的焦点,规制存在难度。“如果是承揽关系,那就无所谓劳动权益保护了;如果是劳动关系,就涉及劳动者权益保护问题,包括劳工标准及社保等一系列问题。”吴清军说。由此,他建议,社会各界应持续关注平台灵活用工的权益保障和后续发展问题。

未来认定工伤或不必须建立劳动关系

在谈到灵活就业者在社会保障、薪酬待遇、工作时长等方面的保障问题时,白永亮称,目前社会保障的问题主要是灵活就业人员属地化社会保险的融入问题,但这个问题现在在除了北京、上海的其他地区都已经得到了解决;薪酬支付方面,灵活用工一般是按次、按天来结算,基本上形不成拖欠,因此在待遇的问题上也不存在保障的问题;而至于工作时长,在白永亮看来,这是个人在经济诉求与自我身体保护方面自己做的一种选择,很难通过一家机构或者一种方式去对它进行限制。

“所以无论是传统的灵活就业,还是新型的灵活就业,大家所关注的所有保障问题就是职业伤害问题。”对于劳动关系的界定难题,白永亮分析称,在传统的劳动理论体系中有三个沟通层面的问题:建立劳动关系等于要缴纳职工社会保险;职工缴纳工伤保险就要缴纳社会保险;认定工伤的前提必须是劳动关系。这三个层面的联系导致了很多企业不敢认定为劳动关系,因为被认定为劳动关系就要缴纳职工社会保险,但又没有这个利润空间。

实际上,据吴清军介绍,政府正在着手解决平台灵活用工的职业伤害保障问题,目前已在广东、浙江和四川等地试点职业伤害险。贝壳财经记者梳理发现,去年以来,国家多个部门出台相关意见政策。去年7月16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八部委联合印发《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提出组织开展平台灵活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今年1月19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九部委出台《关于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开展平台灵活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探索用工企业购买商业保险等机制。

吴清军分析称,从目前制度设计的思路来看,表现出来两个特征:平台劳动者的各项保险不再捆绑在一起。在劳动关系的用工模式下,基本养老、医疗以及失业、工伤和生育险种是捆绑在一起的,这次职业伤害险就打破了这种制度设计模式,单独为平台劳动者设计了类似于工伤保险的职业伤害险,这是政策上巨大的突破。

白永亮认为现在可见的一个方向是,工伤保险可以独立缴纳,认定工伤也不一定要建立劳动关系,这也就不存在之前的问题了。

此外,吴清军还提到,各个平台根据自己的业务模式和商业模式,正在积极探索养老、医疗及其他保险的新模式。比如滴滴正在探索按照第三支柱的制度模式,设计司机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新模式,“这些创新模式对未来社保政策的制定都将提供非常好的借鉴。”

应对平台经济包容审慎

调研数据显示,灵活用工在企业应用的普及度和深度均在增强;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态势良好,在市场规模、机构数量、从业人数上都有所增长,我国灵活用工市场正呈现持续发展趋势。

白永亮认为,随着服务业比例的不断提升,未来服务业会对制造业产生人员的虹吸效应,进而导致人工成本越来越贵,而人工成本的增加将反推企业用工方式的变化。他强调,这种变化不仅仅局限在美团、滴滴等平台,而是反推中国所有企业去思考人力资源配置的精细化。白永亮认为,我们不需要考虑高收入人群的灵活就业问题,我们今天需要在平台上保障的群体是靠重复性体力劳动来解决收益的群体。

他认为未来人员调整不能只用传统的雇佣方式去调整,“传统的调整只能是平台的责任与其收益之间不断的让渡收益搞一个平衡点的问题,但是今天的灵活就业出现在所有企业的灵活用工配置上的问题,即所有企业核心人员的长期雇佣化,非核心人员的外包和灵活就业的配置。”

吴清军提示,近年来,平台经济用工的数量和规模都没有较大增长,已经进入瓶颈。在他看来,出现这种情况有两方面原因。首先,所谓的平台用工,基本上都是基于消费互联网平台带动的就业。因此,如果我国消费市场没有大的提升,那么,消费市场带动的互联网平台的发展,以及互联网平台带动的就业发展,实际上都会遭遇瓶颈问题。

其次,近年来,平台和业务的商业模式创新都变少了,没有看到类似滴滴、美团、饿了么这样的消费互联网平台出现。没有现象级的消费互联网平台出现,也意味着没有带动大量就业的作用。

基于以上两点,吴清军认为,未来不管是政策规制,还是法律制定,都应该对现存的平台灵活就业机会进行保护。否则,在平台灵活就业机会减少,同时工厂岗位又被智能设备取代的情况下,普通劳动者的结构性失业情况就会越来越严重。“补齐劳动者权益保护短板是应该的,但不应该损失对平台包容审慎的原则。”吴清军强调。

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孙文轩白金蕾宋美璐程子姣编辑 徐超 校对 赵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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