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1-16 05:29:09来源：法律常识
2018年5月17日，章一鹏前往南昌旁听李锦莲案再审。（南方周末记者 谭畅/图）
案发20年后，2018年6月1日，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宣判：李锦莲无罪。
2013年12月20日，南方周末发表报道《控方改口，法院照判》，李锦莲案获得舆论关注。
再审维持死缓，又再审改判无罪，李锦莲案艰难平反背后，站着四位老人。上世纪五十年代，他们毕业于赣江江心上的“白鹭洲中学”。
律师朱中道、退休检察官章一鹏，为李锦莲作无罪辩护；国家法官学院教授张泗汉、全国人大代表李乾构，以各自方式推动了两次再审。
在南昌监狱会见完父亲李锦莲，李春兰没吃午饭，急匆匆往一位八十高龄的老者家赶。三天之后，2018年5月18日，李锦莲故意杀人案第二次再审就要开庭。
倒两趟公交，坐两个半小时绿皮车，下午5点多到达吉安火车站。为父伸冤二十年，“一分钱都不舍得用在自己身上”的李春兰，出站后难得地打了出租车。她怕老人久等会更生气。
出租车驶过吉安大桥，桥下的赣江缓慢流淌。江水中央浮出一片绿地，取李白诗句“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而名之。
洲上坐落着白鹭洲中学，在当地声名赫赫，其前身被追溯到南宋年间创立的白鹭洲书院，诞生过写下《正气歌》的诗人文天祥。
即将见面的老者章一鹏，1957年从白鹭洲中学毕业，考大学第一志愿填报的是法律。他从事了一辈子法律，是李锦莲案一审和二审的辩护人。
1998年，李锦莲因一起“桂花奶糖”投毒案被抓，一审被判死缓，二审维持，再审又维持，这次系最高法院指令第二次再审。
二十年来，章一鹏坚信，李锦莲是清白的。抱持同样信心的，还有他的3名白鹭洲中学校友。
一位是章一鹏的中学同班同学、律师朱中道，他为李锦莲辩护，从一审、二审坚持到了第一次再审，但于2015年7月抱憾去世。
另两位校友远在北京，以自己的方式推动李锦莲案的两次再审。他们是，85岁的国家法官学院教授、原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张泗汉，81岁的北京中医医院原院长、两届全国人大代表李乾构。
在再审开庭前拜访章一鹏，李春兰一路忐忑。
她知道老人的心愿：再一次坐上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法庭辩护席，亲眼见证法律还李锦莲以清白。
但这次不行。老人年事已高，李春兰怕出差池。她委托了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易延友和北京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刘长，却一直不敢告诉章一鹏。开庭在即，老人电话询问，李春兰瞒不住了。
两人在章一鹏家楼下的快餐店吃了晚饭，花费65元。李春兰从当钱包用的塑料袋里摸出现金，坚持要请客，算作赔礼道歉。她像做错事的孩子，局促不安地望着章一鹏，不知如何解释。
老人置起气来也像孩子。“你爸爸的事情了了，我眼一闭，也没什么遗憾了。”章一鹏两手在眼前一抹，数落起来，“这案子，还有谁比我更熟悉？”
他拿出3份打印好的辩护词，落款时间是2018年3月。2017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指令江西省高院第二次再审李锦莲案；2018年2月，江西省高院向李锦莲送达再审决定书。知道消息那晚，章一鹏一宿没睡着，他手写辩护词到天明，再请人输入电脑。
3份辩护词，他让李春兰给易延友、刘长和江西省高院各带去一份。章一鹏宣布，不去南昌旁听庭审了，“又不上去讲话，去一趟太折腾了。我就在家等结果吧。”
下午在老年活动中心打牌时，章一鹏还接到了李锦莲案一审法官邓林煌的电话，“奇怪，我和他十多年从没联系过。”邓林煌转达，江西省高院邀请章一鹏，到吉安市法院观看再审的庭审实况转播。
“那肯定不如去现场热闹。您一个人去看转播，周围的人又不像我们一样盼着改判，您想想那气氛。我陪您到南昌去，易教授、刘长还有好多记者都在那儿等您。”李春兰哄了半天，又提起他故去的同学朱中道——“要是朱律师还在，肯定想去看看”——章一鹏终于装作不情愿地改口说，好吧，如果过两天身体状况好，就去南昌。
还李锦莲清白，是老律师朱中道的遗愿。
朱中道1936年出生于江西吉安遂川县茂园村，与1950年出生的李锦莲同村，但属于不同的村民小组。李锦莲的外甥练秋生，是朱中道大儿子的同学。1998年11月，练秋生从秦皇岛燕山大学给已退休的朱中道打来长途电话，委托他为李锦莲辩护，之后寄去2000元辩护费。
1998年10月9日，李锦莲所在的茂园村古塘村民组，两个孩童在家附近捡到4颗“桂花奶糖”，食用后中毒死亡。警方从现场获取的三张“桂花奶糖”包装纸上检出“毒鼠强”成分，认定是有人投毒。李锦莲与死去孩童的母亲曾有两性关系，被认定有重大作案嫌疑，第二天即被警方带走。
古塘曾是朱中道的“福地”。1983年，他从遂川县法官的岗位转到律师行当，第二年接手了一起发生在古塘的抢茶油籽案。该案一审判处被告人死刑，经朱中道辩护后，改判免于刑事处罚。朱中道自认，从此“在刑事辩护上一炮打响”。
李锦莲案又发生在古塘。两次勘验现场后，朱中道内心确信，李锦莲没有投放四颗毒糖。“我想通过办好李锦莲这个案子，为我律师的刑事辩护工作，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他在2008年写下的一篇文章中感叹，愿“刑辩的发迹在古塘，圆寂也在古塘。”
章一鹏本是吉安地区检察分院刑事检察处处长，1997年退休后在吉安一家律师事务所从事法律工作。朱中道找到这位白鹭洲中学的同班同学，共同接受委托。于是，两位花甲之年的老法律人，开始了为李锦莲做无罪辩护的漫漫长路。
“人生易老，天难老，可以说我退休后的律师工作，倾注了百分之六十左右的精力、文笔和相当一部分经济在李锦莲案的代理方面，书写了约70万字的材料，发出一、二百封快件和挂号，求助各路菩萨和神仙……”“章一鹏和我都已经70余岁，我们担心自己见了马克思，李锦莲案还没有得到再审和纠正。”
这是朱中道2008年写下的一篇文章，标题直白——《李锦莲案的申诉在我的有生之年能否看到结果？》五年后，朱中道出版了一本个人文集，这篇文章原样收录。他在三年后去世。
2007年1月，朱中道到北京为李锦莲案申诉。（南方周末资料图/图）
闹完一通脾气，章一鹏还是决定去南昌旁听庭审。
5月17日上午，从吉安到南昌的火车上，章一鹏被他的爱人、李春兰还有同行记者簇拥着，像一支浩荡的春游队伍。
章一鹏啜着保温杯里自制的玫瑰三七花茶，开始念叨案子。他第一次会见李锦莲是在遂川县的劳动农场，案件还在侦查阶段。“我搞检察，大家都熟悉，（公安）把我带进去了。”
会见时公安在场，李锦莲不管不顾地喊冤。他对章一鹏说，按他本意录的口供上，他签的是“李锦莲”，否则就签“李锦连”。他作了11次有罪供述。
“没有别的证据啊，李锦莲怎么做的毒糖、怎么放的毒糖，统统没有证据。”章一鹏叹气，“我做三十年政法工作，这么多案子，从来没说哪个案子百分百错。但这个案子百分百错。”
1999年6月11日，吉安中院在遂川县法院开庭审理李锦莲案。朱中道当庭直言：“我从1979年当了5年法官、17年律师，还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公诉词，说犯罪嫌疑人承认了就要认定，而不问客观证据如何，不问是在什么条件下作的供述。”
当年7月6日，吉安中院一审认定李锦莲犯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李锦莲不服上诉，2000年5月，江西高院二审维持原判。
“做政法工作，一定要有责任心，不要搞得人家不安宁。”二十年后，章一鹏对当年办案人员最重的责备，是一句“不负责任”；总结出的教训，是公检法三家“配合有余，制约不足。”
他嘀咕，自己没退休时，绝不会办出这样的案子；但又自嘲“看不惯，想得通”，不然活不到这把年纪，“（朱）中道就是总想不通，身体就不太好。”
朱中道1988年获颁的二级律师证书。（南方周末资料图/图）
朱中道大学时学的是中文，章一鹏爱挤兑他，说他搞法律是“半路出家”。两人为李锦莲辩护有分工：朱中道擅长调查取证，章一鹏更多写法律文书。
两人也有分歧：为李锦莲申诉，要不要找人、找门路？“我脸皮比较薄，他（朱中道）脸皮厚一点。”章一鹏说自己能不求人就不求人，“要信任法律嘛。你去找那些人大代表，他们是搞法律的吗？”李春兰说，朱中道生前和她都背着章一鹏找人大代表，“章处知道了会不高兴。”
推动李锦莲案第一次再审的第九、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李乾构，也从白鹭洲中学毕业。朱中道在白鹭洲中学读书时，因为肺结核休学了半年，返校后跟着下一年级上课。章一鹏是朱中道入学班级的同学，李乾构是他毕业班级的同学。
李乾构曾任北京中医医院院长，今年81岁，每周还安排四天出诊。多年没回吉安，他不知道朱中道已过世。
“我学中医的，确实不太看得懂（法律）。他（李锦莲）女儿拿着朱中道的信跑过来，一个女孩子，又是老乡，人都有恻隐之心。”2018年5月22日，李乾构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在当人大代表时愿意为李锦莲案帮忙，主要是因为“老同学说他是冤枉的，我相信（老同学）。对我不过举手之劳。”
所谓“举手之劳”，是李乾构从2002年开始，连续六年“两会”时给最高法院提建议，直至他不再担任全国人大代表。他在2002年3月给最高法的建议书上写道，申诉律师认为，李锦莲案没有一个直接证据，刑讯逼供取证造成定性错误，“人命关天事大，请高法过问此案。”
2006年3月，最高法书面答复李乾构，“已决定对该案调卷审查”。2011年，江西省高院按照最高法的建议，决定再审此案。
2011年9月14日上午，李锦莲案第一次再审开庭，辩护人是朱中道和知名律师张青松，章一鹏也去旁听了。
所有人都以为，李锦莲重获清白，指日可待。江西省检察院的两名检察员发表出庭意见，称李锦莲案证据存在瑕疵：“本案证明李锦莲作案的直接证据就只有他自己的有罪供述，特别是对于他制作并投放毒糖的具体行为，除了李锦莲的有罪供述外，没有其他证据来证实。”
“你没听到吗，连检察官都那么说了。”庭审一结束，张青松就大笑着，让李春兰放心。
朱中道的二儿子朱华子承父业，在苏州当律师。他在庭审结束接到父亲的电话，“非常开心的语气，觉得很有希望。”
然而，半年后宣判，再审维持了一、二审的有罪判决。裁定书寄到南昌监狱，李锦莲拒绝签字。
朱中道收到再审裁定书是2012年元月14日下午4时多，他在送达证的备注栏里写下：“收到此文书恰逢双4，吉安人认为与死谐音，但愿平安……”
在朱华看来，那是父亲一生中的至暗时刻。朱华接了一个吉安的案子，回了趟老家。“那几天坐在家里，基本都在聊（李锦莲案）。父亲真是希望在有生之年能翻案，说得难听点，如果有国家赔偿的话，他的费用也能补回来一点。”朱中道给儿子算账，他为申诉贴了二三十万。
“张泗汉学兄：您好！我这样称呼您是因为我来自白鹭洲。”2013年5月，章一鹏给国家法官学院教授、最高法院研究室原副主任张泗汉寄去挂号信：“您也这么大年纪，实在不想打扰您。我已走投无路，心中不平。”朱中道更直接上北京，拜访这位比他更年长的老法律人。
李锦莲案背后有他多少功劳，张泗汉不愿多说。“朱律师是我校友，他入学的时候我已经毕业了。他来北京找我，讲到这个案子，我就提了一点专业意见。”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我没有向最高法打招呼、反映情况，这是不允许的。”
国家法官学院教授、原最高法院研究室副主任张泗汉。（京师律师事务所网站截图/图）
“你不知道他做了多少事。”李春兰珍藏着一份《李锦莲故意杀人案专家论证法律意见书》，2014年5月23日，张泗汉、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陈光中等5名法学家在北京开研讨会，就李锦莲案的事实认定问题进行了法律论证。
他们达成共识：此案属于典型的“证据不足，不能认定李锦莲有罪”的存疑案件，如果能获重审，再审法院应作出无罪判决。
李春兰孤身去北京参加研讨会，朱中道没去成。他给时任南方周末记者刘长发去短信，说自己五一回遂川喝大外甥女的结婚酒，瘫痪加重。“法律文书方面您那里有的，叫李春兰不要带，单枪匹马，总有些担心。”
刘长是从一位自称“被（律师和家属）缠得不行”的法学家那里，了解到李锦莲案。2013年12月，他到吉安采访，朱中道将他带进南昌监狱见了李锦莲。
“他（李锦莲）这个人急，脾气不好，说我冤啊，赶紧把我弄出来。”刘长回忆，“老先生（朱中道）就很生气，说你不要急，我们在外面的都在给你想办法；我这么大年纪，拄着拐杖来见你啊。”
2013年12月20日，南方周末发表报道《控方改口，法院照判》，李锦莲案首次获得舆论关注。
朱中道瘫痪越来越严重，住进了福利中心。家人埋怨他为李锦莲案花费太多心血，不愿李春兰来见他。
李春兰悄悄去了一次，在2015年上半年。朱中道行动不便，但思维还很清晰。“他要我坚持，说还有人大代表，他联系好了，继续会帮我。我也不知道他怎么联系上那么多人大代表。”
朱中道还要李春兰多琢磨十八届四中全会的信号，“现在司法改革，对你父亲的事很有利，你要有信心。我要是好不起来，你也要坚持到底。”
转机出现在朱中道去世以后。
2016年2月1日，浙江省高院对陈满故意杀人、放火再审案公开宣判，撤销原审裁判，宣告陈满无罪。易延友是陈满的辩护人，李春兰曾经找过他代理父亲的案子。
“（当时）我让她等陈满案有结果之后再来找我。”2月1日，陈满案一宣判，李春兰马上给易延友打电话。易延友第二天就从浙江到了江西，去南昌监狱会见了李锦莲。
易延友不轻易接案子，李锦莲案是他受理的第二个法律援助案件。“选这个案子，第一个原因是它确实有难度。它过程很复杂，已经启动了一次再审程序。”
陈满案是最高检“无罪抗诉”的第一案。易延友希望，最高检也能就李锦莲案向最高法提起抗诉。2月22日，他向最高检寄了申诉状，并附上朱中道、章一鹏在1999年手绘的案发现场示意图。
朱中道、章一鹏1999年手绘的案发现场示意图。（南方周末资料图/图）
之后，刘长还差人制作了一个动画视频：以茂园村古塘村民组的航拍图为背景，根据部分原审证人证言，依次显示证人与李锦莲在案发当天的相遇场景。视频如同升级版的手绘案发现场示意图，功能类似——证明李锦莲没有作案时间，但看起来更直观。“科技改变刑辩，”刘长说，视频也提交给了最高检。
“最高检是准备要抗诉的，但是最高法说，别抗了，我们自己提吧。”易延友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大约在2016年7月，最高法立案，最高检随后发了一个检察建议。
一年后，最高法指令江西省高院第二次再审李锦莲案。2018年2月，江西省高院向李锦莲送达再审决定书。
刘长这时已改行做律师，李春兰邀请他和易延友共同为李锦莲辩护。“自从采访认识了刘记者，这几年我就不太需要往北京跑了，都是他在帮我。”
2018年5月17日，第二次再审开庭前一天，李春兰、章一鹏和刘长在南昌碰头。
一见刘长，章一鹏未能上台辩护的气就全消了。四年前刘长来采访，章一鹏就很喜欢这个年轻人。晚饭时，他开起玩笑，奉劝刘长当几年律师，赶快再转行考公务员：“我这辈子就知道，律师只能敲敲边鼓。”
“那我就把边鼓打响一点。”刘长想起李作鹏赠给辩护律师张思之的一句诗，“边鼓敲两下，有声胜无声。”
朱中道生前给刘长寄过一瓷罐苏州碧螺春，“他说君子之交淡如茶。”现在，瓷罐原封不动地摆在刘长家中，“提醒我要完成老先生的遗愿。”
第二次再审在5月18日上午9点开庭，三个半小时就结束了。章一鹏坐在旁听席第二排，一头白发尤为醒目。
按照庭前会议的协商结果，控辩双方没有通知证人出庭，没有提交新证据，不重新勘验原审证据，也不启动非法证据排除。“（江西）高院希望流程搞快一点，我们也觉得这样对当事人比较有利。”刘长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毕竟检方的态度我们提前也有所了解。”
江西省人民检察院两位出庭检察员，虽然与辩护人在李锦莲是否具有作案时间和作案动机、是否存在刑讯逼供等方面意见不一致，庭上有交锋，但双方取得了最重要的一点共识：“建议法院坚持证据规则和疑罪从无原则，依法改判无罪。”庭审接近尾声时，检察员发表出庭意见，明确表示李锦莲案原判证据不确实、不充分，不能得出李锦莲犯故意杀人罪的结论。
李锦莲今年68岁，已入狱19年。他穿着灰蓝色短袖坐在被告席上，背略佝偻。庭审中他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我听不清楚”，然后指指自己的右耳。李春兰说，二十年前，父亲耳聪目明。
“我对今天的再审既抱有希望，又有些担心。”李锦莲在作最后陈述时说，“既看到了再审改判的希望，又担心这次再审跟上次一样继续维持原判，不过，我仍然对于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充满了信心。”
章一鹏的心情同样矛盾。庭审过后，他“高兴，也不敢太高兴。”第一次再审的维持原判，令他心有余悸。
他已经在提前酝酿宣判时的心情了。当然高兴，“这不是李锦莲一个人的清白，这是中国法治的一次胜利。”同时也不能太高兴，“我心脏装了支架，太高兴会出事。”
庭审这天，李春兰穿着白衬衫。十几年了，她一直穿白衬衫：在批发市场一次买两三件，换着穿，天冷了加件外套。白衬衫便宜，省事，看起来清白。
二十年，李春兰没有结婚，因为不想连累旁人。1998年，她23岁，在厦门打工，收入过得去，也有追求她的男孩。
李锦莲出事后，她回到吉安，只干一件事：替父申冤。一开始以为父亲很快就能清白，哪知道世事如此苍茫，时间如此漫长。
“我是我们村第一个能上高中的女孩。我爸这么爱我，如果不是真的冤，他绝对不会让我申诉。他怎么舍得耽误我这么多年青春。”等父亲的事情有了好结果，李春兰想快成家，快生个孩子，男女都好。她迫不及待地想回归正常人生。
李锦莲家已破陋不堪，女儿捡回一个被遗弃的卫星锅，“等我爸回来就能看电视。”（南方周末记者 谭畅/图）
茂园村古塘组，李锦莲家的老房子的时间还定格在二十年前，墙上贴的是1998年的日历。当年村里最气派的房子，如今屋顶漏了，二楼地板塌了，蝙蝠在不通电的阴暗房间里筑巢。
客厅地板上躺着一个卫星锅，是房子里最新的摆设。前几年不知谁家淘汰了，李春兰回村时看见捡了回来，“等我爸回来就能看电视。”
朱中道在世时，每年春节都写春联，让李春兰贴在老房子的大门口。1999年的春联，嵌入了李锦莲和在他蒙冤后死去妻子陈春香的名字：
古今皆历史锦舍蒙尘春雨来时污垢去
塘泥本乌黑莲出不染香损英年借山还
横批：还我清白
年轻时的李锦莲和妻子陈春香。（南方周末资料图/图）
二十年后，李锦莲终获清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