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4-11 20:14:58来源：法律常识
为著名导演无罪辩护|南开记（一）
————孙先生涉诈骗案律师辩护手记
孙先生，前北京电视台知名导演、主持人，在九十年代曾名噪一时。之后他选择下海经商，创建了自己的投资公司，生意红红火火。但天有不测风云，一起突如其来的诈骗案将孙先生卷入其中。在武长顺掌舵天津公安局期间，孙先生被天津南开区公安局刑事拘留。这位才华横溢的浙江大学毕业生不幸中招，南开的办案机关导演了一出戏。
2014年11月，孙先生七十岁的老母亲几经周折，找到了我，希望我能为她儿子辩护。老人家满头银发，诉说儿子冤情。还说在检察院审查起诉阶段，原来检察官认为证据不足是不想起诉的，不知为何又起诉到法院。
仔细了解案情后，我认为孙先生确实不构成诈骗罪，本案一起合同纠纷。这是公安机关违法插手经济的标杆案例，这是公安部明令禁止的。
我接下了这个案子，组建律师团。我们的律师团包括北京泽永律师事务所的王常清律师，他是我的老搭档，我们配合默契，曾经联袂辩护过“吴英案第二季”。
孙先生之前已经有两位律师：一位天津律师，一位北京律师。孙先生和其母的意愿是让我选择出庭搭档的律师。
我的经验告诉我，做无罪辩护，本地的律师会承受比较大的压力。所以在律师团开会讨论后，我们决定由天津的于律师负责会见，和我出庭搭档的则是另一位北京律师，这位律师熟悉案情、仗义直言。他与孙先生还是发小。
接受委托后，我们马上前往南开区法院提交委托手续、阅卷。承办法官告诉我，由于更换了辩护人，法院会给我10天的开庭准备时间。但没想到的是，这一等就是10个月。直到2015年4月份，法院才通知辩护人参加庭前会议。
庭前会议中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我本来要带助理参加，但法官和公诉人均表示庭前会议不许旁听，所以我的助理没有被许可进入法庭。我要求控辩双方对等，既然辩护人不能带助手，公诉人带的书记员也无权参加。在我的坚持下，公诉人的书记员也被法庭请了出去。
庭前会议只是做了一些准备。公诉方说有事提前离席，法官主要核对了辩护方的大量无罪书证。
终于，公开开庭定在了2015年6月12日。当天很早我便带着两个助手来到天津南开区法院，毕竟，我们为这次庭审已经等待很久。
早上九点一过，法官、书记员、律师、公诉人、旁听人员落座，在南开法院第四法庭，庭审开始。看到我的当事人脚上还带着械具，我举手示意法官应当去掉械具，法官让法警去掉。
接着，公诉人盛气凌人地宣读起诉书，指控：2011年底，被告人孙先生经他人介绍结识当时任职于天津沃克公司的黄某，双方达成协议，孙先生所在的泰丰公司作为融资授信担保方，协助天津沃克公司在某银行办理3亿元的融资授信，孙先生的泰丰公司将按一定比例收取费用。后天津沃克公司未获得该行授信。黄某要求其退回150万元，孙先生一直拒不退还。
公诉方认为，被告人孙先生诈骗公私钱款共计人民币150万元，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证人出庭=真相
南开区检察院列明的控方证人有黄×、杨×、郝×、刘×、陈××、闻××等13人的书面证言。在开庭前我们申请13名证人出庭，我们希望法院通知13个证人出庭，希望法院把事实真相抽丝剥茧，层层展现。
我们追加申请一名制作试听资料的警察出庭、一名孙先生的助理出庭，该助理当时负责与天津沃克公司对接。南开法院认为确有必要通知，于是向所有证人发出“出庭通知书”。
我在“证人出庭申请书”写道：“证人不出庭是导致冤假错案的根源之一。今天，民事案件证人出庭已成常态。然而，在一些地方，这些关于刑案证人出庭的法律规定的几乎成了“睡美人条款”，任其昏睡多年。刑事案件与人民群众的自由、财产甚至生命息息相关，如果关键证人不出庭，法院让被告人和辩护人面对几张纸发表意见，而不是对一个的“真实”的人进行质证，这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
写着证言的这些纸可能就没有此人，可能是逼供诱供的结果，也可能是证人作伪证的结果。证人不出庭接受被告人与辩护人的询问，如何能“重证据、重调查研究”？如何能查明事实真相？这样的“公开开庭”还有何价值和意义？如果延续这种证人不出庭的状态，对某些人为制造的假案如何纠正？
在宣读完起诉书后，审判长询问辩护人对起诉书有无意见，我指出：第一，本案并不涉及国家机密和个人隐私，起诉书为何不写实名？用“××”人名代替的法律依据；第二，视听资料（手机录音）没有原始文件，也没出现在物证清单中。
被告人孙先生对起诉书的指控逐字逐句进行反驳，整整两小时。被告人直言：公诉人偏听偏信、罔顾事实。公诉人一言不发，脸，青一阵白一阵。
被告人说，北京泰丰公司与天津沃克公司之间是业务合作关系，双方有书面合同和往来的电子邮件为证。他收取的150万元是自己应得的款项，并且天津沃克公司仍欠北京泰丰公司几百万元（我们调取到这样的新证据）。案发原因是自己2014年1月4日到天津与天津沃克公司商谈解决方案时，被对方殴打，孙先生的同事报案，天津沃克公司恶人先告状，利用自己在本地的关系，让公安违法插手经济纠纷，把自己抓了。
优秀的法官低配的设备
庭审渐入佳境，双方的发言也开始针锋相对。然而，就在被告人刚刚陈述完后，书记员的电脑突然发生故障，更麻烦的时，记录并未保存。法庭的同步录音、录像设备也出现故障，不能使用。在我多年的律师生涯中，这样的庭审事故还真是第一次遇到。
法官说，今天的庭开不了了，择期开。我们表示理解，无奈返京。不得不说的是法庭的书记员，书记员对庭审记得很认真，但是由于打字太慢，成为了全场的焦点，每个发言人不得不将每句话说三遍书记员才能记下来。这样的庭审效率我真是醉了。
南开法院，开庭难吗
再到南开开庭是隔周四，6月25日，开这个上次意外中断的庭。
法庭门口站了几位南开大学法学院的学生和一些天津律师。我在朋友圈发出开庭消息后，他们是慕名而来，期待亲临一场精彩的控辩大战。
但是，没想到，原定9点开庭，9点30分了，第四法庭的门才徐徐打开。我们注意到书记员增加一名，稍感欣慰。走到辩护席上没有可以坐下的椅子。法官解释说，昨天法庭的录音录像设备坏了，是否同意不同步录音录像？如果不行，只能延期开。
我们说，昨天坏了为何不通知一下？若改期则其他行程也需要改签。在我们的要求下，法院答应继续协调，终于，在耽误一小时后，法院同意给我们换到另外一个设备完好的法庭。如果是律师晚点，我还能进入法庭吗?
10点钟，终于开庭，刚才增加的书记员不知去向，法庭上的书记员还是上次那位。庭审又在慢吞吞的节奏中开始。
公诉人继续用严厉的语气向被告人快速发问，主要是围绕案发前被告人购买投资管理公司发问。
被告人孙先生淡定地一一回应，对答如流。
见到公诉人离题太远，我举手示意法庭，公诉人的问题与本案无关。法官说，大家都不要说话，要不然书记员又记录不上了，至于问题是否与案件相关，法庭会进行裁量。（注：看来法官是知道书记员记得较慢。）
随后，公诉人就被告人泰丰公司与其挂靠集团公司的关系进行发问。被告人说，这是两个独立运行的公司。泰丰公司（被告人担任总经理一职）与集团公司签署过“资产托管协议”，这一协议约定根据合作进行业务分成。公诉人的足足发问了一小时。
开庭两次，我们辩护人还没有等到向被告人发问的机会。
开庭一直到了下午1点，所有人都没有吃饭，看不出疲态。法官说，由于两位证人上次、今天都来了，法庭征求辩护人的意见，是否同意先对证人质证，再向被告人发问，我们同意。
法官说休庭10分钟。休庭期间，出现插曲，被告人申请会见律师。法官让我写份申请。后来法官告诉被告人，会见可以，但是需要休庭，回到看守所才能会见。被告人经过衡量，放弃了会见（注：法律没有禁止休庭期间，被告人不可以与律师交谈）。
不利的证言有利的证人
此后的程序进入向两位证人发问的阶段，出庭这两位证人的原来在公安机关的书面证言对孙先生不利。二位证人原来说集团公司与孙先生的泰丰公司毫无关系。
第一位出庭的证人闻某，是集团公司的副总，主管行政事务。
公诉人问到证人闻某是否知道孙先生的泰丰公司与集团公司签署的“托管协议”时，闻某说自己不清楚这件事，只是在一起办公。孙先生公司与集团自2011年9月5日开始一起办公，向集团交了100.5万元，这是托管费、物业费、办公场地费等等费用。
我拿出2014年集团公司盖章的“声明”，问证人，是否是你们集团公司出具的？此时，公诉人打断了证人发言，向法官和我说：这份证据公诉人没有看到过，怎么就能够拿出来向证人质证？我向法官说明，我只是跟证人核对证据，我不是在举证。
法官看后，示意我继续发问。我说“这是集团公司出具的文件，有集团公司盖章。”证人则说，“我不清楚，这不是我的管理范围。”
下午13：00，总算是质证完了一个证人。证人退庭后，法官紧接着让另外一个证人刘某到庭。
由于平时大家都是对着“纸证人”来质证的，对证人到法庭，大家都充满好奇。特别是被告人和辩护人对证人的发问切中要害，庭审很精彩。
控方问证人刘某的基本情况，证人刘某说“他是2013年初到集团公司，做投资总监一职，不清楚集团公司与孙先生公司的关系，只知道是有合作关系。
我问证人，“公安是如何从集团那么多员工中找到你来作笔录？”证人说“被害人天津沃克公司的办公室主任打电话告诉我：当天公安会来公司调查，所以知道公安要来”。这句话让大家大吃一惊。（注：被害人知道公安何时会找证人调查，这说明被害人与公安的关系非同寻常。）
被告人孙先生与证人刘某认识多年，此时，在法庭上二人四目相对。证人当庭说自己2012年3月想做点事情，所以到了孙先生的泰丰公司，公司管理规范，每周都有业务例会，每次会议都有会议纪要。被告人严肃地问证人，“你是否能够确认集团领导授权你来回答公安的问题都是属实的？”证人说，“真实性无法确定，是集团公司授意我说的。”
到此，今天的重头戏两个出庭证人的质证总算是告一段落。大家如释重负。早上10：00到下午15：30，连续地开庭五个半小时。
（注：这两个人的书面证言对被告人极为不利，证人在法庭上说出实话，实属不易，二人否定了以前的书面证言。同时，证人证实了被害人与公安不当交往的情况，这一切，令我信心大增。）
我一共申请13个证人，来了两个，已经说明公安涉嫌造假。最关键的证人是报案人天津沃克公司黄某和杨某。现在黄某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另一位杨某不知去向。法院去该公司调查，该公司人去楼空。但是，公安照样侦查、检察院照样起诉，......
仅凭公安、检察院的卷宗上面的对证人的询问笔录，哪一个被告人不是有罪之人？不当庭对质，如何认定证人证言中的真实性？证人不出庭的庭审，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南开导演的戏马拉松审判
11个月只是补充侦查了几页纸。本案由天津市公安局南开分局侦查终结，以被告人孙先生涉嫌诈骗罪，于2014年4月8日向南开区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南开区检察院受理后，退回补充侦查二次，延长审查起诉期限二次。2014年9月4日后，南开检察院又建议法院延期两次，在南开区法检两家的配合下，用尽了刑事诉讼法规定11个月的最长审限。
期间，孙先生身体有重病，我们多次取保候审，法院说需要看守所提出意见，而南开区看守所就是对疾病视而不见，孙先生为此还绝食抗争，在公安局控制下的看守所的管教默许下，结果被同号犯人铐起来殴打，手腕处至今仍有大块伤疤。
从2014年2月3日孙先生被刑事拘留至今1年5个多月了。一审开庭尚未结束。看这架势，这场马拉松式的审判才刚刚开始，或许真正的主角并未登场。
天津司法，后武长顺时代，与过去相比是提高了，还是滑落了，我们至今看不懂，只能拭目以待。
（以上公司及个人均属化名）
孙先生的辩护人：王永杰律师
北京泽永律师事务所
于天津南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