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他来说，案子的任何风吹草动都如同一次冲锋号的吹响。既然代理了这个案子，他就是这场“马拉松式诉讼”的陪跑者，任何一站都不能缺席。

心病

80岁的律师吕宝祥一直有块心病——河北廊坊原伟东案。

这是20多年前发生在河北省霸州市胜芳镇的两桩灭门案，先后将6个家庭、7名被告卷入其中。历经几级法院十次审理至今仍未有定论，五个当事人已在十年前被无罪释放，但目前仍有两人被羁押。

五月末的一天，隔着越洋视频电话，吕宝祥持续聊着这桩案子。他不需要任何纸稿辅助，甚至清楚记得20年前每一个时间节点及相关证人、办案警官和审判长的名字。四个半小时的采访中，他没去过一次厕所，中途只喝了一口水。

十五年前，为了给儿子看护第三代，吕宝祥移居加拿大。如今，孙辈已经长大，他得以每日悠闲地在小院里种菜种花。其余时间，他最大的兴趣，就是一个人在书房里“怀旧”：将早已烂熟于心的旧案案情反复咀嚼，一遍遍回忆曾经开过的庭，重演做过的辩护。

5月27日，吕宝祥在加拿大的家中向全现在说起原伟东案

其中，原伟东案是他想得最多，也是最惦记的一桩。

眼看原伟东案第七次开庭的日子渐近，吕宝祥又开始联络媒体，加记者微信，接受各路采访，拜托大家“多多报道，多多关注”。

老爷子并不擅长打字和上网，智能手机也是前两年才学会。衰老的信号肉眼可见——他的步伐渐缓，后背轻微佝偻，感冒犯鼻炎的频率变高；做过白内障手术后的眼睛依然存在问题，以至于看不清手机，常会打错字：发的大段消息里，总会漏掉好几处字，还会把“北京”打成了“此京”，“审理”打成了“申理”。发现后，他在电话里一通解释，嘴里重复着“抱歉抱歉”。

三个月前，吕宝祥曾代理的另一著名疑案陈国清案当事人何国强刑满释放，激起了舆论的又一番关注。吕宝祥说，陈国清案虽仍未“平反”，但数年来一直受到广泛关注，甚至被写入了经典刑法教材。与之相对的，是原伟东案的相对冷清。

这尤其令他忧心——去年，他们收到6年前由最高法指令河北高院再审的“死缓”判决。原、汤二人再次申诉，案子或将抵达最关键的历史节点。

疫情未平，回不了国，吕宝祥只能隔空干着急。他把催促的电话打到了河北高院，打给了新的代理律师，又打给了被告亲属。有人开玩笑说，你怎么比当事人还急？吕宝祥叹气，“我心里总是放不下，害怕有生之年看不到他们重获自由。”

在他看来，这不光是一两个人的自由，更是关乎好几个家庭、乃至所有人的自由。

吃了“会说话”的亏

吕宝祥说起话来，夹杂着浓重的北方方言。这是他的家乡——河北保定顺平县北下叔村的口音。1941年，他出生在那里。即使二十岁就离家去了北京，他也从未想要改掉这个腔调。

谈起儿时，吕宝祥语气轻快。他说自己生在旧社会，从小却叛逆得像个异类——他不爱上学，喜欢在田间地头疯玩，闲的时候爱看下象棋、听老人说“水浒传”，也去县城图书馆看闲书；他“从小就不是乖孩子，叛逆”，北方农村过春节时，小辈需要给长辈行跪拜礼，吕宝祥从没跪过，跟在好几个堂兄身后滥竽充数，混过去。

可周遭一切都包容他。吕宝祥的父亲性情宽厚，是读过书的文化人，干过很多年的饭店账房先生（即会计）。平常父亲都放养他，只在他逃课到被学校勒令退学时板起脸来训上几句。强调更多的，是“为人要正直”。

彼时全家的命运一直被时代裹挟着，起起落落。解放之初，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公私合营，如父亲那般的“账房先生”纷纷失业。作为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化人”，父亲只好回农村干起了农活。自此，家中经济开始走“下坡路”。1962年，父亲匆匆离世。再往后一年，保定地区发大水，吕家的旧房子全被冲走，母亲带着弱小和残疾的妹妹在院内用玉米杆搭棚子作屋，度过了一整个冬天。

2005年，吕宝祥接受凤凰卫视专访。图源：《社会能见度》节目截图

吕宝祥说自己是幸运儿，因为一路求学，避过了很多吃苦挨饿的岁月。但他的命运却几度因为“说话”而出现转折。

一次是17岁。当时身为农村民办教师的吕宝祥，在一次反右派活动没有批评“右派教师”，反而对校领导提出了“一视同仁”、“公开账目”等意见。吕宝祥险些因此被打成右派，考大学的计划也受到阻碍；

另一次是25岁在北京地质学校任职时。彼时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由于和当时学校领导关系近，但又交代不出该领导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吕宝祥被认定为漏网的右派，遭到了批斗，工作受到了牵连。

那段日子，吕宝祥总是倍感压抑。他告诉全现在，这种压抑其实当时大家都有，但却被隐藏在时而热烈时而平静的时代情绪之中，不着痕迹。他还记得，一个曾经成绩很好的同学因为父亲参加教会活动而被取消了上学资格；另一个因不批斗右派而离职的年轻教师最后过得贫困潦倒，甚至落得了当街违法出卖自家布票的境地。

现实让他不满。“说话也受冲击，‘不说话’也受冲击。因为说话的问题吃亏，让我深受刺激”。吕宝祥说，之后的日子里，他一直想找机会证明，大胆说实话是一件正确的事。

救命稻草

当律师，成了吕宝祥能想象的最优选择。

但事实上，直到退休后，吕宝祥才正式涉入这一行。人生的前五十多年里，他当过学校教师，在地震局做过科研，还在一家杂志社干了十几年经营。在旁人看来，他家庭美满，工作稳定而体面，是一个标准的城市中产。

在吕宝祥的描述中，他是一个对原则坚守到几近执拗的人，甚至有些不通人情。在杂志社做到管理岗后，免不了有些寻求人事调动的人找他通融关系，但他坚持认为，“不符合条件的坚决不行”，并因此得罪了不少人。后来，遇上评比、分福利的事，吕宝祥发现，大家都不投他的票。渐渐地，他有一种“被孤立”“格格不入”的感觉，甚至坐上了“冷板凳”。

为了消化随之而来的内心冲突感，吕宝祥花了很长时间。一开始，他被巨大的困惑罩住：为什么社会上“愿意得罪人情的人少，但能够变通去‘得罪’原则的人却很多”？再之后，困惑逐渐褪去。他索性“躺平”，每天花上大把时间读书、游泳、思考新的出路。

他越来越确信，自己坚持原则是正确的，兴许其他地方有更合适的舞台。一次偶然的工作机会，他结识了当时中国政法大学的教授张爱和。后者发现吕宝祥“能写能说”，适合当律师，鼓励他有机会试试。

吕宝祥回北京在同学会上 图源：受访者

上世纪80年代，正值我国律师辩护制度新生，快速发展且面临巨大缺口——吕宝祥从新闻上读到，“全国还缺几十万个律师”。

他跃跃欲试。1988年，他先是通过自学获得了大专文凭，并经过全国律师函授中心的三年函授取得了考律师资格证的资格。第二年，他拿到了证。不过，受限于本职工作，最初十年他只是偶尔兼职；2001年正式退休后，才终于成为了一名专职律师。

和一般律师比，当时的吕宝祥绝无年龄优势，但正因为年岁已高，没有了家室负累和挣钱压力，他可以完全根据喜好全心投入自己感兴趣的案子，“有些甚至自己贴钱也要办”。

现为北京市东卫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的戴福律师当时刚研究生毕业，后来和吕宝祥成为了京都律师事务所的同事。刚从事律师职业时，他就听说过吕宝祥的名字，还在报纸上读到过他代理陈国清案的新闻。成了同事后，他发现，“吕律师经常做一些疑难复杂的案件。尤其喜欢做弱势群体的案子。”

21世纪头几年，“初出茅庐”的吕宝祥已经在律师界小有名气。那段时间，他接连代理的“陈国清案”和“原伟东案”名震一时，一度成为媒体争相报道的经典疑案。在此之前，吕宝祥代理更多的是一些民商类案件，接下陈国清案源自一次偶然——

1999年6月17日，初就职于北京京都律师事务所的吕宝祥正在值热线，无意中见到四名衣衫褴褛的农村妇女从早到晚几进几出事务所，焦虑且无奈，一问才知四人是两桩死刑案（即陈国清案）的被告家属，经人指点特地到律所找号称“中国刑事辩护第一人”的田文昌律师救命。

田律师不在，其他律师也没接案子。吕宝祥了解了案情，对她们表示，“我的名气没有田律师大，水平不如田律师高，但我愿意为你们做法律援助”。然后，他又动员了两个年轻律师一起接下了这个案子，无偿为四名被告做无罪辩护。

2003年，吕宝祥（上排中间）和陈国清案家属合影。图源：《百姓》杂志

这桩案子也在之后成为了原伟东案和吕宝祥之间的连接。2003年，陈案当事人之一的母亲杨淑霞在上访时认识了原伟东的弟弟原伟明。前者将吕宝祥推荐给了同样落魄的原伟东一家。

原伟明至今记得第一次求助吕宝祥的场景。当时，正在为陈国清案焦头烂额的吕宝祥原本有些犹豫，“担心帮不到他们”。但走投无路的原伟明拼命想抓住眼前这棵“救命稻草”，当场向吕宝祥跪了下去。吕宝祥一把拉住他，接下了案子。

接下案子后，吕宝祥发现，介入越深，难题也就越多——他发现两个案子里，当事人都称饱受刑讯逼供之苦，身上至今留有伤痕，有罪供述皆是因此而来。而案件历经的司法程序中也疑点重重：赃物下落不明、证据前后矛盾、严重超期审理、超期羁押等问题都未得到公正处理。

而在当事人身后，几个日夜奔走申诉、命运从此倾覆的家庭也常让吕宝祥感到沉痛——陈国清案中，四名被告的四双父母已有三人离世，没能等到儿子归来；原伟东的家庭更是在漫长的申诉路中分崩离析，原母因在反映问题时情绪激动当场身亡，原家二弟曾因放炮闹事被判刑，原父亦是在经年累月的等待和愤恨中离开了人间。

“他们有时连饭都吃不起，更别提律师费了。”办案过程中，只要当事人是农民，吕宝祥就坚决不收钱，更何况是“冤案”的家属。原伟东的姐姐原淑娟对全现在回忆，这些年，吕宝祥办案时甚至连一碗面一口水都不喝。每次车费、回国的机票钱全是自己出。

原伟东案仍被羁押待审的两名当事人：原伟东（上）、汤凤武（下）图源：受访者

陈国清案被告家属杨淑霞同样视吕宝祥为救命稻草。

吕宝祥去加拿大前，曾介绍了另一位律师给她。但后来因为一些变故，案子一段时间内没人能接，杨淑霞急得不行，在越洋电话中向吕宝祥哭诉，“吕律师你快回来啊，我们这会儿连律师都没有了。”

2015年，一则由《财经》杂志梳理的百份平反冤案样本数据显示：这些死刑错案，大多发生在所属乡镇，死刑判决多由当地市中级法院作出。在近百宗样本里，当事人为农民的有67件，占到总数七成。换句话说，农民更易蒙冤。

对此，吕宝祥深有同感，陈国清案和原伟东案几个被告全都是农民。经济落后、维权意识的相对匮乏，加之地方的公检法部门往往存在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让农民更容易陷入被动的司法困境。在陈国清案的辩护词中，他提到，“燕赵大地是生育养育我的地方，我现已年过花甲却陡增了几许眷恋故土的乡愁。愿我家乡的本案当事人获得清白和自由！愿我家乡的办案人员个个树起公正执法的高大形象！”

这番话感动过法庭现场的不少旁听人员。但吕宝祥也清楚，不是谁都能如他一样对于农民的命运共情。甚至连他的夫人——一个家境优渥又有涵养的北京人，虽然尊重他的职业选择和决定，但却始终难以从根本上理解他对于这类案子的执着。

2021年3月，陈国清案当事人何国强刑满释放

执念

执着和较真同样体现在生活中。

晚年搬到加拿大之后，有一次，儿媳妇陪着吕宝祥逛华人超市。排队买樱桃时，店主突然宣布这排货架上的樱桃被他人预定，暂停售卖。排在前面的老人们顶多抱怨几句，可吕宝祥不干，他坚持维护自己购买和挑选商品的权利，最终引来店铺经理协商，买回了那袋樱桃。

事后，儿媳妇打趣道：爸爸到底是当律师的，维起权来就是不一样。

可在专业领域，吕宝祥总担心自己“辩”不好，认为自己“半路出家”，没有受过系统的法学教育，在律师界里其实“水平不够格”。但他愿意以勤补拙——既然接下了案子，就要“想尽办法磕到底”。

他有一套自己的办案方法。

穷尽案卷是第一步。每次办案，吕宝祥都要把案卷从封皮到封尾全部影印，一字不落地研究一遍。在陈国清案的案卷中，他找出了当事人口供反复的诸多破绽和未被入卷的不在场证据，还寻得了几份河北高院指出此案疑点的“发还提纲”，成为之后引爆舆论的关键点；

排除非法证据也是他的重要攻破方向，“要公诉机关出示证据目录，研究哪些证据入卷了，哪些没入卷，口供是否在看守所形成，之间是否有矛盾？口供的形成是否有相应的提审证？”吕宝祥渐渐摸索出了经验：“很多时候破绽就藏在案卷里，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就够了。”

多方论证是第二步。吕宝祥会带着案卷去找更权威专业的人请教，愿意帮助的人往往无偿参与研究论证。

北京京都律师事务所2001年的一份会议纪要也还原了吕宝祥组织专家论证会的规模：十几名来自北大、政法大学等名校法学院的教授悉数列席，集中论证了陈国清等四人涉嫌抢劫一案。

2005年，吕宝祥与陈国清案家属见面。图源：《社会能见度》节目截图

受益于曾在媒体工作的经历，吕宝祥还会不遗余力地将手头的案子推荐出去，最终落于各家新闻媒体的版面上——陈国清案，就一度成为了当时全国舆论热点的中心事件。

此外，想办法“向上”递交相关材料也是一条路径。

不过，上了法庭却是另一个战场。此时，年过花甲的吕宝祥总会一身西装、系上领带，染黑已经斑驳的头发往一边梳齐。庭审常常从白天进行到黑夜，10多个小时下来，他也不觉得累——偶尔随身带着的水杯用处总是不大：激辩一起，哪还顾得上喝水啊。

在吕宝祥看来，法庭是自由的，律师在庭上可以畅所欲言，就案说案，享有最大程度的豁免权。他享受不断提问的交锋感，“就像古代打官司，把对方问得无言以对他就是输了。”

不过现实总比想象复杂，2001年承德陈国清案开庭时，他曾经连续抛出了十二个疑点质问公诉人，但对方都回避直接回应。“我左问右问他都不答，要么说我没有权利这么问。被蔑视，这就很伤人自尊，也让人拱火。”吕宝祥说。

多年后回头看，他猜想，自己应该总会让人觉得难缠。每次庭审结束，吕宝祥都要留下来仔细核对记录员记录的辩论发言。碰上十个小时的开庭内容，他一看就又是一两个小时，不看完就不走。有一次开庭结束后很晚了，一个记录员一直催促，旁边另一个工作人员小声说，“别催他，这个老爷子不好惹”。

2019年，吕宝祥与友人在北京合影。图源：受访者

陪跑“马拉松”

2014年元旦，经过十三个小时的长途飞行，吕宝祥从多伦多回到北京。

这一次，他是专程为催促原伟东案的再审开庭而回。当时，已历经四审四判终获死缓的原伟东案得到了最高人民法院指令再审，正在焦急等待河北高院的再次开庭。

彼时的吕宝祥已经73岁。年岁渐高，坐飞机时间一长，他的腿总是浮肿，头也发胀发晕。但对他来说，案子的任何风吹草动都如同一次冲锋号的吹响。而既然代理了这个案子，他就是这场“马拉松式诉讼”的陪跑者，任何一站都不能缺席。

这些年为了办案，他回国多次，大多时候独来独往。

影像记录了当时吕宝祥回国后奔走的场景：冬日里，他穿着一身朴素的黑色棉服，白花花的头发夹杂着斑驳的黑，脚下迈着大而快的步子。他打电话给主审法官催促开庭，说着说着便和电话那头的人争执了起来，“案子拖了这么久。就算我说了不算，那法律说了算吗？”对方挂断了电话。

吕宝祥说，这样的状况他屡屡碰到，早就习以为常。这些年来，他经常给法官寄信、打电话，电话很少能打通，就算接通了对方也是寥寥几句话，信更是石沉大海。

尽管付出了多年努力，陈国清案和原伟东案始终未平。他代理的几名被告的命运都从数度被判死刑被改判为了死缓，得以维持性命至今。吕宝祥怪自己没把案子成功“磕下来”：“保命不算胜诉啊。我曾经向检察院表示过，如果有证据证明陈国清、原伟东他们故意杀人，我协助司法机关让他们服判，做家属的工作。但根本就是无罪，还是判了死缓，我觉得很挫败。”

另一方面，他也试图在工作和家庭之间寻找平衡——生活中近乎本能地做回一个随和温厚的老爷爷，“宽容，甚至有些糊涂”。在加拿大带孙女时，老伴立很多规矩，让他催孩子写作业、多吃蔬菜、严格刷牙，他从来不管，只是扮“白脸”，样样都依——这是他内心最柔软的一块地方。

2019年，吕宝祥回北京留影。图源：受访者

2006年出国前，他先是把陈国清案“转交”了出去，由十多名刑辩律师陆续接棒。

去年，原伟东案进入新一轮申诉。受疫情影响，吕宝祥回不了国，伍雷洗冤网团队中的李仲伟和赵军律师接下了这一棒。但吕宝祥还是舍不得放弃，隔着大洋和时差与国内律师们打配合——将实际申诉工作交给他们，自己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打电话催开庭、安抚家属、联系媒体等。

在加拿大这些年里，吕宝祥紧追国内新闻。2013年，听闻甘肃农妇杨改兰因为贫困杀死了自己的四个孩子而后自杀，他难受得几天打不起精神；再后来，从聂树斌案、呼格案到金哲红、张玉环案的陆续平反，又给他注入了一剂剂强心针。他把这些新闻挨个发给陈国清案和原伟东案的家属，鼓励他们不要放弃、继续坚持。

老伴有时劝他：把目光多放在正面的报道上，“阳光一点”。可吕宝祥做不到。去年，他甚至因为一些言论被国内的老伙伴“请出群聊”，“有人说我不爱国，这就太冤枉了。顾炎武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最关心的就是我的这个国家，我爱我的国，爱我的家乡，关心我下头这一辈辈后来人过的是什么日子。”

他笑称自己是“老愤青”，虽然年纪大了，但内心的单纯和幼稚一直没变，理想主义的火苗也还在，他说这大概是他的心态一直保持年轻的原因。今年六一儿童节，80岁的吕宝祥收到了一位老友发来的“老小孩”祝福。他乐了，感觉“说得对”。他给友人回：“小小孩，老小孩，童心未泯，就是好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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