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地区刑事上诉律师推荐（广州刑事官司律师）

在自己的工作中经过自己的努力，能救人一命，确实很有成就感。刑事律师也可以像医生一样救人一命。

那是在一些可能判处死刑的案件。

以下是我2016年共同辩护的案件，一个二审死刑改判辩护的办案手记——记为90后参与制毒800公斤案，二审辩护成功“刀下留人”

回想本案，当时在会见刘某光时，他感叹，“原本以为只是打工，帮人家制造的不是冰毒而是K粉，没有那么严重，但想不到一严打，就被判了死刑”。

我也感概，“毒品勿沾，为了短平快地赚钱，就容易出大问题”。这是从另一个侧面告诫从事毒品活动的人，“珍惜生命，远离毒品”。

刘某光原本有温馨的家庭，有关心他的妻子和父母，还有刚出生的可爱孩子。但是，沾上毒品的人和事，他未来十几、二十几年将无法和家人团圆。

幸好的是，介入二审辩护后，死刑立即执行改判为死缓，命保住了！

收到判决书后，我当时的体验是这样的：

“【辩护感悟】与丁一元主任在省高院共同辩护的惠州毒品案二审今天出判决，刘某光死刑改判死缓，救了一条生命。有罪的人得到罪当其罚，也是辩护作用之一。一高兴，跑了5公里，差点和广场大妈跳起广场舞。年轻人，保持饥饿，砥砺前行！”

【一审判死，命悬一线】

一审判决认定，2013年6、7月份刘某光与他人共谋两次担任制毒师父，并纠集他人在江西省鹰潭市贵溪市某养牛场参与制造氯胺酮共计约600公斤，第三次参与出资制造氯胺酮约200公斤。2013年10月，被惠东县公安局抓获。经过侦查、审查起诉和一审开庭，2015年3月30日，一审判决认定“第二被告人刘某光积极纠集多人参与制造毒品、并二次担任制毒师傅，第三次参与出资……被告人刘某光参与出资并作为制毒师傅，纠集人员制造毒品次数多”，以此认为刘某光主观恶性极深，社会危害性极大，属于罪行极其严重的分子，与第一被告人一并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当判决一出，刘某光及其家属如同晴天霹雳。刘某光的老婆和父亲希望在二审中救得一线生机保住刘某光一命，当即决定聘请广州知名的刑事律师和辩护团队介入二审辩护。

【临危受命，找准辩点】

经过分析，我们认为惠州中院一审判决认定的多项事实和情节都存在问题；不但各被告人如何出资没有查明、毒品去向没有查清、关键的同案人在逃，而且作为第二被告人的刘某光是否有纠集多人，是否纠集次数多，是否担任制造师父，是否出资，这些都是令人怀疑的。

确定委托后，我们团队第二天及时去会见了解事实真情。惠东近几年毒品犯罪案件严重，事实上也是当事人存在侥幸心理，以为制造或者贩卖氯胺酮没有甲基苯丙胺（冰毒）严重，不会判处死刑。但是，他们不知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刑一庭《关于审理若干新型毒品案件定罪量刑的指导意见》的第一条规定“一、新类型毒品的定罪量刑数量标准暂按以下比例与海洛因进行折算：1克海洛因=20克氯胺酮”（最新司法解释改为1：10）。那么折算下来，800公斤的氯胺酮也相当于40公斤海洛因。按照广东省的不成文标准，2公斤即可判死刑立即执行，如果当事人理解这一点，估计会觉得这个数量已经够20次死刑立即执行的标准了。当然，如果着眼点限定在毒品数量和含量上找突破，本案可能也无力回天了。

经过会见和阅卷，问题的解决方案变得清晰，刘某光只是个单纯为毒枭打工的人，作用和地位与第一被告人差距甚远。为了充足辩护的论据，我们又找了《刑事审判参考》的类似案例，也发现另一个可以从轻的切入点。《刑事审判参考》第100集第1033号：叶布比初、跑次此尔走私、贩卖、运输毒品案——毒品犯罪中，有地位、作用突出的嫌疑人在逃的，应慎用死刑。另一方面，我们反复研究有关毒品案件的司法解释，并对关于毒品案件的三个会议纪要中有利于案件的情形一一找出。

于是我们决定采取事实辩护和证据辩护作为手段，以达到量刑从轻的辩护目的。

【二审开庭，有理有据】

二审开庭时，我们从以下5个方面的辩护要点入手。

1、行为作用。该点的论述从“出资”、“纠集”、“次数”和“制毒师父”等4个分论点阐述。“出资”问题，是二审争议的焦点之一，刘某光在陈述上诉理由和法庭调查以及自我辩护时，均强调其第三次既没出资，也没有参与制造，并进行合理的解释：公安机关讯问过程中供述承认参与第三次制毒出资10万元是违心承认的；在进看守所前的供述是受到刑讯逼供才说的，进入看守所后，之所以违心承认，因为办案人员威胁不得改变陈述，否则将判重刑。

“纠集”的问题，一审判决只是模糊地认定林某球和刘某光“纠集”，并没有区分哪些人是林某球纠集的、哪些又是刘某光“纠集”的、哪些又主动参加的？为了增加说服力，我们使用图表进行概括总结，证据情况归纳如下：

因此，刘某光并没有积极纠集多人制造毒品，一审判决的认定“被告人刘某光积极纠集多人参与制造毒品”与事实不符。

“次数”的问题。所谓“次数多”，应当是指三次以上才存在次数多的问题，而刘某光在本案中只参与两次制造毒品，第三次没参加。退一步讲，即使一审判决认定参与制毒的人员是刘某光纠集的，刘某光也仅仅是“纠集”两次，第三次制毒人员根本不是刘某光纠集的。

“制毒师父”的问题，辩护人认为刘某光只是两次参与制毒，但他并不是制毒师父，在制毒现场刘某光并没有具体制毒配方、比例和流程，在现场与其他人员一样是听从林某球指挥，之后按指示操作。

2、主从犯。为了说清楚本案各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和地位，我们根据案件的证据所反应的事实，再次制作了图表，形成鲜明的对比图。

各被告人的作用地位可概括为如下表：

从上表可以看出，刘某光与本案主犯的作用和地位差距悬殊，而且刘某光的作用和地位明显低于黎某灵（注：黎某灵被判死缓）。a黎某灵是犯罪提起人之一，刘某光不是；b黎某灵三次出资，刘某光没有出资；c黎某灵3次运输制造毒品，刘某光一次都没有运输；d黎某灵三次分得毒品，而刘某光没有分得毒品。

3、关键同案人在逃。由于钟某良在逃，而且在本案的地位、作用是相当突出的，但是一审判决没有详细查明钟某良在本案的情况，便只对归案被告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认定，这忽略了在逃人员对案件的影响，也加重了归案被告人的责任。参照《刑事审判参考》总第100集第1033号，因有地位、作用突出的同案犯在逃，应慎用死刑。

4、量刑过重。根据《全国法院毒品犯罪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法〔2015〕129号第二条第（四）款的规定“二名主犯的罪责均很突出，且均具有法定从重处罚情节的，也要尽可能比较其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方面的差异，判处二人死刑要特别慎重。涉案毒品数量达到巨大以上，二名以上主犯的罪责均很突出，或者罪责稍次的主犯具有法定、重大酌定从重处罚情节，判处二人以上死刑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并有利于全案量刑平衡的，可以依法判处。”那么，根据这一规定，要判处两人以上死刑，第二被告人应具有法定、重大酌定从重处罚情节。刘某光不具备这一适用条件。

5、证据问题。关于证据问题，我们提出“一审判决对于本案的幕后制毒老板及毒品去向仍没有查清”和“证据没有达到最高的标准和最严的要求”。第一、二次制造毒品的数量是依据被告人的口供和同案的口供认定，无法计算实际的毒品数量、无法进行含量鉴定。部分被告人的口供是刑讯逼供获得，系非法证据应予以排除。

最后，辩护人总结：“刘某光并不是罪大恶极之徒，作为90后的他，涉世未深，虽然受他人利用两次参与制毒，但是他没有法定从重情节，作用地位也轻于黎某灵（注：黎某灵被判死缓），根本不应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恳请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予以改判，做到罪责刑相适应，给刘某光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使案件经得起检验！谢谢！”

【死刑改判，不负所托】

二审判决，采纳了上述关于行为作用的部分意见，对于量刑过重及证据问题的意见也予以采纳。本案从二审接受委托到宣判，将近一年半的时间，我们清楚，这个过程不但需要辩护人寻找有利的论据，更要对不利的情况有所注意和应对。回想二审开庭的过程，我们做了充足的准备，分析如下：

1、庭前准备有序。我们刑事部有个特点，对于重大复杂的案件习惯做阅卷笔录，将阅卷的卷宗打印成册，并且会编好目录方便开庭时能够快速索引。开庭前，我们会准备好发问提纲、质证意见和辩护提纲；开庭前一天一定要会见当事人，告知庭审的流程，以及案件存在的庭审焦点。这样才能有理有节，从容应对。

2、依据查找，数据研究。辩护人反复审阅资料和法条，虽然辛苦，但是我们认为这是值得的，通过《刑事审判参考》我们找到有利的案例，时刻关注毒品刑事动态，我们注意到武汉会议《纪要》的有利点。当然，对案件的不利情况我们也是进行深入分析，例如关于毒品数量的问题，广东省本地毒品死刑立即执行的标准问题等。我们团队对于广东毒品二审改判案件有做专门的大数据报告。

3、辩护词是律师辩护工作的利器之一，需要辩护人用心雕琢。如何做到简明扼要，重点突出，这就需要我们用心揣摩自己恰当的文字表达。由于我们的辩护词所回应的事实问题和证据问题过多，担心法官不会太过于细看，以致忽略辩护人的重要辩点。

为此，我们不但做了封面，还对辩护词做了目录，以引起法官重视。

【感悟】

有罪的人经过辩护得到罪当其罚，这也是辩护的作用之一。作为有志从事刑事辩护的人来说，当一个刑事案件来找到我们，我们需要尽力做的是，让有冤的人得到无罪处理，有罪的人获得罪刑相适应，罪重的人得到法律的公正处理。

我们认为本案的刘某光虽然有罪，但是罪不至死，二审法院的改判让人感到欣慰。如果没有专业的辩护律师，没有认真分析案卷材料、没有认真准备应对庭审，没有积极寻找有利的依据，而只是草率地对待，那么得不到专业辩护的当事人可能就面临另一个结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