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18 02:55:08来源：法律常识
《民主与法制时报》见习记者 王翀鹏程 记者 邓益辉
2016年9月14日，黄元旭毕生难忘。晚上7点多，夜幕降临，他穿着一套旧衣裳，走出了山西省繁峙县看守所的大门。
那里空旷荒凉，黄元旭一眼就看到了等在大门外的姐姐黄原芝。他笑着和姐姐打了声招呼，忽然眼泪止不住地掉了下来，姐弟俩抱头痛哭。
12年前，黄元旭被警方作为杀人嫌疑犯通缉。他认定自己不是真正的凶手，却选择隐姓埋名。在浙江永康，黄元旭娶妻生子，还开起了一家烧烤店。12年来，他将希望寄托于“真凶能够落网”。
2015年12月1日，黄元旭被捕。随后，繁峙县公安局以涉嫌故意杀人罪将黄元旭移送县检察院起诉。
据民主与法制社记者了解，在此期间，黄元旭的律师王辉向检察院提出案件的六大疑点。检察机关在两次将案件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后，最终认为该案不符合起诉条件，决定对黄元旭不起诉。
由此，曾经的“杀人嫌犯”黄元旭获释。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意见》，其中明确提出：审判阶段要严格落实疑罪从无，对定罪证据不足的案件，要依法作出无罪判决；起诉阶段，对经过两次补充侦查后，证据仍然不足的，应当作出不起诉决定；侦查阶段，要全面客观及时地收集各种证据，尽可能查明案件事实真相。
对此，中国法学会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会长卞建林教授评价说：“疑罪从无是现代刑事司法的重要原则，对保障司法人权、防范冤假错案具有积极作用，必须严格落实。”
黄元旭案，显然是“疑罪从无”刑事司法理念的最佳注解。
打牌争吵被疑杀人
1999年，黄元旭从湖北老家来到山西繁峙县砂河镇义兴寨矿上打工。在他的印象中，21岁的工友宋大海（化名）为人天真率直。两人都喜欢打牌，有时候黄元旭赢了钱不好意思要，宋大海还会买两包烟给他。
“一个月能挣2000多块钱。大家都有不同的分工，别人挖完，我就进去把土拉出来。下一次井，身上脸上全是泥，就像在泥里滚了一圈一样。别人挣的是血汗钱，我们挣的是生命钱，搞不好就会被埋在下面。”黄元旭说。
十多年过去了，许多事黄元旭已经想不起细节，但说起和宋大海吵架的事，他记忆犹新。
“那是2004年5月底，打牌时我怀疑他使用假扑克出老千，就和他吵了几句。他说，扑克是找别人借的，我知道错怪他了，就没再吵了，就是这么简单。”黄元旭没想到，“这件小事”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到了6月份，因人多活少，黄元旭和另一个陕西工人被老板辞退。就在他离开义兴寨当天，宋大海被杀了。经法医鉴定，宋大海系被人用菜刀一类的利器砍断颈动脉，失血过多而亡。案发现场，还留有一把沾上血迹的菜刀。
当时，宋大海的姑父黄成荣就睡在旁边。他在做笔录时回忆说，晚上12点15分，他和工友回到宿舍，见宋大海已经回来了，就问他为什么提前回来。“他说肚子疼、肚子难受，我让他吃饭，他说不想吃，只想睡觉。”
黄成荣在睡梦中被“咚”的一声响吵醒，睁眼一看，宋大海正在地上由北向南痛苦爬着。他回忆说：“我只穿了裤衩跳下地，扶了他一下，他不动弹，脖子下面全是血。我赶紧往屋外跑，对面场上倒渣的刘四吆喝说，人朝大路上跑了。”
等医生赶来，宋大海已经死亡。刘四回忆说，看到对面工棚门口有两个人，个子不太高，其中一人走进门，手里好像拿着雨伞。由于隔着距离较远，他并没有看清两人的相貌。
在接受警方询问时，好几个工友同时提到黄元旭曾因打牌和宋大海发生过争吵，可能对此怀恨在心。同乡张阳的口供称，“案发当天中午，黄元旭曾请我和另外两名老乡吃饭，席间提过要找人帮忙‘教训教训’宋大海，借着酒劲儿，当晚我们就拿着菜刀到工棚‘收拾’宋大海。”
警方认为，黄元旭嫌疑最大，于是展开追捕。听到风声后，黄元旭大惊。他回忆，“15日早上，李友军打电话告诉我，工地上的宋大海被人杀了，问是不是我杀的。我吓一跳，赶紧说‘没有没有’。”
民主与法制社记者从黄元旭被捕后的讯问笔录中看到，他对于作案现场的描述十分生动。“当时使用的菜刀除去刀把长有20多厘米，宽有10多厘米，白色亮光，铁质的。”“菜刀当时正好砍到了他的脖子上，我看到他脖子上有一道白白的大口子，那道口子在冒气泡，气管断了……”
他辩称，这些细节都是从李友军处听来的，并不是亲眼所见。
黄元旭告诉记者，案发当天下午，他已经离开义兴寨，到了距离那里二三十公里远的一个小镇，并未见过案发现场。
“实际情况是，14日中午，我约老乡吃饭，在小饭馆里碰到了张阳，就招呼他们一起。临走时我就把账结了。我跟张阳不熟，连他是四川的还是湖北的都搞不清楚，也不记得说过要教训教训宋大海这样的话。”黄元旭说。
当时，他心里只有一个想法：避嫌，不蹚浑水。
少年时的一段经历，让黄元旭对警察怀有阴影。他也曾和辩护律师讲起过这段经历：十几岁时，有一次上山打兔子，他被别人一枪打在腿上了。后来他去找那家人赔偿，人家不仅不赔他钱，还栽赃给他，让当地公安把他关了起来。
“这也是为什么黄元旭听说警察怀疑他时，第一时间想到了逃跑。因为他觉得一旦被抓到肯定要吃苦头的。”王辉律师说。
下定决心后，黄元旭跑了。他认为，“等公安局抓到真凶，自然就不会怀疑我了，不然我说什么人家也不相信。”
潜逃十二年
从矿上离开后，黄元旭原计划去广东找女朋友。杀人案件发生后，他没有改变行程，继续坐火车前往广东。
一路上，黄元旭忐忑不安，到了广州最终也没敢再去见恋人。
黄元旭告诉民主与法制社记者，随后自己从广东到了浙江，而凶手始终没落网，他这一躲就是12年。
他不敢使用自己的真名，利用同村人“尤邦俊”的信息，黄元旭从火车站附近的小广告联系到办假证的人，花了几百元办了一张尤邦俊的假身份证，过起了“别人的人生”。
在广东龙华打工时，黄元旭曾碰到过李友军，打听案件进展。后来，他还给原来金矿上的刘老板打过电话，想问问案子破了没有。“电话响了好几声，终于接通了。我听见他‘喂’了一声，忽然就怕了，马上挂了电话。”
虽然惦记家人，但黄元旭担心电话会让他暴露行踪，变成“替罪羊”，家人也受影响，他轻易不敢联系家里人。
由于家境贫寒，黄元旭13岁上完小学后，就辍学了。他的大姐黄原芝回忆说：“虽然黄元旭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却是家里的顶梁柱。二哥家住房、看病、孩子从小学到高中上学的钱，都是黄元旭出的。几年后，他用打工的钱把家里的老房子翻新。每年回老家，如果谁要用钱，黄元旭能把身上的烟钱都掏出来，自己再去想办法周转。这么多年，从没听过谁说他不好。”
不仅仅是对家人的思念折磨着他，随着时间过去一年又一年，案子始终没被侦破，黄元旭觉得自己“越来越麻烦了”。他时常会想，如果现在被抓，自己说实话会有人相信吗？
潜逃第七年，他认识了同在浙江永康打工的谭昌元。两人第一次见面时，看到路边有乞丐乞讨，黄元旭随手掏出一把零钱放在碗里。这个小动作打动了谭昌元。
“有爱心、善良，很愿意帮助别人，看到路边的小动物也会喂点吃的。”在谭昌元心中，“尤邦俊”就是这样的男人。
随后，两人同居，育有一子，却始终没有去民政局登记结婚。据谭回忆，黄元旭称自己身份证丢失无法补办，不能登记，她也没多想。两人于是开起了一家烧烤店，生活逐渐走上正轨。
直到被捕那天，黄元旭也没有和老婆提起自己从前的经历。“这都是命，没办法。”黄元旭说。
律师提出“六大疑点”
2015年12月1日，冷空气降临，黄元旭的“麻烦”也来了。
“那天傍晚，我刚出摊，过来几个人，问我烧烤怎么卖，我听那个语气和一般的客人不一样，还以为是来找我麻烦的。接着，他们亮明身份，说是山西繁峙的警察，我就明白了。”黄元旭回忆说。
黄元旭被捕后，他的姐姐黄原芝最先得知消息。作为家中的长女，黄原芝亦姐亦母。“那时候父母经常不在身边，我上学的时候还得背着小弟照顾。从小到大，他在我眼中就是个孩子。”黄原芝说，“比我妈还了解他。”
十多年前，黄原芝就来到北京打工，现在在一家大酒店做杂活。她知道黄元旭一直在浙江打工，虽不常见面，但两人关系依然非常好，经常聊天。
当听说弟弟涉嫌杀人时，黄原芝不敢相信：“他不可能杀人，他怎么敢？他连杀鸡宰猪都不敢。往年过年我们家宰猪，他要么去挑水，要么跑得远远的，听不见猪叫才行，过一两个小时才愿意回来。”
黄元旭被捕半个月后，黄原芝赶到了山西，最终无奈而归。
当年春节没过完，黄原芝又连夜赶回北京。通过一个朋友，他找到了北京安博律师事务所的王辉律师。王辉听完黄原芝的讲述后，答应先去看守所见黄元旭。
王辉认为，黄元旭12年来一直逃避，反而使简单的问题更加复杂，因为警方不能当面讯问排除嫌疑。他回忆，第一次见黄元旭时，他眼神呆滞，对自己能够获释失去希望。
因为当时还无法调看卷宗，只能听黄元旭对于当年案件的自述。王辉告诉黄元旭：“一定要讲出实情，才能帮你洗清嫌疑。”临走时，王辉提醒他，面对警察的讯问，他有权保持沉默。检察机关提审时，一定要看清笔录，确认和自己所说情况属实才能签字。
2016年3月9日，这起杀人案件移交山西省忻州市检察院审查起诉。
王辉仔细审阅过卷宗后，整理归纳出案件的六大疑点：一、当年报案后并未提取菜刀上的指纹，不能确认是黄元旭所为；二、张阳提到作案时三个人，但除了张阳和黄元旭外，另外一名高个子男子并未找到；三、菜刀的来源没有查清；四、黄元旭手机通话记录没有查清，无法证明当天是否给张阳及其他人打过电话；五、张阳提到同屋刘某的手机号码，通话记录亦未查明；六、刘四证言提到两个人，其中一人手里拿着雨伞，但张阳的证词里面没有看到黄元旭带着雨伞。
“杀人嫌犯”终获释
侦查期间，忻州市检察院用足了法定程序，两次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将案件退回繁峙县公安局补充侦查。
据王辉介绍，那时他带着六大疑点，赴山西约见了办案检察官，并阐明了自己的看法。他的意见得到了忻州市检察院的认可。与此同时，黄元旭也提交了申诉书，表明自己并没有杀人。对于张阳的证词，黄元旭表示与现实不符，希望警方重新查明。
2016年9月12日，山西忻州市检察院认定，该案不符合起诉条件，决定对黄元旭不起诉。
“你弟弟明天就能放出来了，可以回家过中秋了。”9月13日中午，黄原芝接到王辉的电话，她激动得一阵眩晕。
黄原芝连夜坐火车从北京到了山西繁峙县，上午9点就等在看守所门口。
看守所里的黄元旭也接到了通知：“今天将被释放，你的家人已经在门口等着了。”黄元旭心情激动，连饭都没吃。
黄原芝觉得，虽然只有几个小时，但那是一场异常漫长的等待。中途，她去买了几盒月饼，交给看守所的人。“我心想着，万一他今天出不来，快过中秋节了，不能让他没有月饼吃。”黄原芝说。
晚上7点多，夜幕刚刚降临，黄元旭穿着一身旧衣服出现在看守所大门外，姐弟俩抱头痛哭。
黄原芝安慰着弟弟：“这就是你的命，注定你要受这个罪。”
实际上，她也是在安慰自己。黄元旭被捕后，黄原芝每天只能睡两个小时。她白天不停地找活干，累得不行了想眯一会儿，梦中却时常想起弟弟还在受苦，一旦惊醒就再也睡不着了。
获释后，黄元旭带着妻儿回到了湖北老家巴东县。黄元旭开始为以后的生活担忧，“被捕的时候，儿子才刚出生，现在都一岁了。”
他的妻子也正在适应，12年来与自己最亲近的那个“尤邦俊”，现在的名字叫做“黄元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