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5-18 13:09:16来源：法律常识
转自：商法月刊
随着中国公司通过投资、收购和集资不断提升其在海内外的存在感，律师事务所面临着更加艰巨的挑战。拼多多、爱奇艺和哔哩哔哩等公司的首次公开募股；蚂蚁金服、滴滴出行和京东金融的投资；以及山东如意集团收购瑞士奢侈品品牌Bally的股权、三峡集团以109亿美元收购葡萄牙电力巨头葡萄牙电力公司、曲美家居集团拟收购挪威家具制造商Ekornes等收购案等。这些仅仅是今年成为热点新闻的诸多交易中的几个代表。
客户变得更加精明，律师也必须提高其业务水平，不仅要指引客户应对中国复杂且不断变化的监管格局，还要一直同步了解中国投资标的所在的海外司法辖区不断变化的法律。国际律师事务所与本土老牌律师事务所竞争激烈，一些国际律所与中国本土律所建立合作关系以加强其信誉。
中国本土成长的律所也调整了他们的收入模式。部分本土律所通过稳健的各项交易表现建立了客户对他们的信心，而另一些则在亚太地区进行扩张，赢取国际客户的任务委托，以免其外国竞争对手先下手为强。
公司的法律顾问称，他们乐于为高质量、快速、精准和全面的法律建议付费。中国国有企业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中国人保）法律团队成员潘雅玲说：“我们相信，当我们对律所作出指示时，价格方面的考虑不应以任何形式优先于我们对工作质量的要求。”
但是许多公司仍会仔细审查费用选项，以便于更好地管理其法律预算。他们也已经开始收回大部分曾经外包的工作，只有在必要的时候才雇佣私人法律执业者。许多公司都掌握了以紧张的预算管控法律开支的艺术：培养内部律师、借助技术进步、将模板和文件标准化、在仍要雇用外部律师的情况下改进其谈判技巧。
企业对控制法律预算的重视转化为了费用压力以及本土律所和国际律所之间日益激烈的竞争。中国律所都在努力通过提供有竞争力的费率、加强业务领域实力和招聘新人才来保持盈利。
瀛泰律师事务所的执行合伙人周波指出，虽然律所之间的竞争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费率，但是客户可能不会始终从中获益：“一些律所利用低价吸引客户，但最终，客户也只能获得和这些低费率相当的服务，这是适得其反的。”
万商天勤律师事务所联合创始人张志表示，由于法律从业者人数大幅增加、“律师事务所之间竞争激烈”，中国的法律服务市场已经成为了一个“买家市场”。
“我们看到许多律所试图以低价取胜，但是客户常常因为信息披露不足而将他们解雇，”兴浦律师事务所主席和执行合伙人Peter Pang说道。
但是律所及其费率之间的竞争并非是降低法律费用的唯一因素。人工智能在法律工作中的使用、在线法律文书和建议的出现、越来越多非律师人士从事法律工作，以及跨司法辖区提供法律服务，都对费用结构产生了影响。
“尤其是法律科技的出现，和互联网大数据在行业内的应用，加快了行业的服务效率，但也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单位利润，”达晓律师事务所的执行合伙人林蔚说。
通商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张新阳预测，从长远的角度看，“低价竞争现象应该会逐渐减少，市场会更加理性”。
目前，较小的律所还在努力求生存，而较大的律所已经明确了他们的地位，以及如何说明其开出的价格的合理性。“如今中国律所收取的小时费率已非常接近国际律所收取的费率，”百威英博中国区法律总监于龙涛说。“大型律所在一定程度上垄断了大宗交易市场。”
价格上涨
《商法》对中国不断演变和成熟的法律市场进行盘点，并推出了第二份年度费率调查报告。我们对法律费用的分析基于比例大不相同的27家律所，律所规模从20名律师到2,300名律师不等，从专注于某一行业的机构到提供全面服务的律所，参与律所所在城市包括北京、广州、上海等。我们通过一系列信息图表来呈现我们的调研结果，并在本文下方刊出了完整的费率表。
虽然本报告显示了各类律师事务所的收费模式，但这些数据只能反映整个法律市场的其中部分情况。许多律师事务所表示因隐私及保密的问题，不便参与本调查或拒绝公开其费率。由于参与调查的律师事务所在规模和经验方面各不相同，我们的调查结果仅反映了中国庞大的法律市场中法律收费的一个大致趋势。
今年，各类高级律师的费率均大幅提升。初级律师提供法律咨询的平均小时费用提升至人民币1,576元，较去年上涨了5.5%，而高级律师的平均小时费率则上涨了5.6%，达到人民币2,198元。预计聘用合伙人级别律师的客户平均每小时将向初级合伙人支付人民币2,817元，向高级合伙人支付人民币3,481元。同时，管理合伙人今年收取的平均小时费用为人民币4,054元，较去年激增10.6%，也是各类高级律师中涨幅最大的。
这一结果反映了法律服务价格的巨大差距。举例来说，初级律师的小时费率从最低人民币500元到最高人民币2,500元不等，而管理合伙人的小时费率差距却在人民币2,500元到人民币6,000元之间。
小时费率：准确或古板？
企业法律顾问发现：获得最好的法律服务并不一定要大把砸钱，特别是许多公司现在都依赖其内部的资源，将许多一般交给律所做的工作收回到自己手中。公司法务工作量外流的减少、对小时费率的不满以及强大的议价能力让公司客户更加不愿意按小时付费。
“客户和律师在哪些工作应该收费以及律师工作小时总数上市场发生分歧，这也让客户和律师事务所之间发生了许多冲突，”中国广发银行执行董事郑勇表示。
索尼移动通信产品(中国)首席律师张波表示，他倾向于按小时计费，但每个项目设置费用上限。“有了费用总额上限，我们可以更好地控制和避免大律所收取高额的合伙人费率却把工作交给初级律师完成的情况，”他说。
中国人保的潘雅玲表示，其合作过的大部分律师事务所都“愿意提供符合当前大型金融机构国际惯例的带有上限的报价”。她指出，这些律所也对中国人保提供的工作范围以及他们作为外部法律顾问的职责有着更好的了解。她说：“如果律师事务所可以提供更合理、更现实的报价，并且将来予以遵守，我们会感到很高兴。”
当然，许多律师事务所依然采用按小时计费，至少部分的工作是按小时计费的（请参见下方《计时收费与其他收费模式占比》），并且部分律所表示，国际律师事务所进入中国市场后，这种计费方式变得更能被客户接受。“似乎‘固定收费’是中国人特有的传统，”广发银行的郑勇表示，“通常我们在买东西前，喜欢确认我们最终将要支付的价格。但是，近年来，随着海外投资的发展，更多外资律所进入中国，按小时计费的情况也愈发常见。”
“我们看到的趋势是越来越多的律师和当事人在尝试使用按小时费率计费收取律师费，”隆安律师事务所发言人表示，“即便不是单纯的按此计算，也是复合型的参考工作小时数、工作难度、工作量及工作目标等的综合计费模式。”
百威英博的于龙涛说：“对于正常的案件而言，小时费率可能反映了律师工作的价值，但是对于更加复杂和困难的案件而言，我们更愿意选择其他更灵活的计费方式。”他表示，他更倾向于固定费用，而固定费用的金额通常要高于按小时计费收取的费用，因为固定费用反映了案件的难度。案件成功费或费用上限的使用则提供了其他的选项。“对于一些简单的案件，我们可以通过设置费用上限来控制预算。”
固定、单一和灵活
对法律费用确定性的渴望是其他计费方式越来越普遍的原因之一。
金阙律师事务所执行合伙人孟霆表示，使用其他计费方式的做法越来越多，知识产权备案、合同审阅和劳动仲裁经常以固定费用为基础进行收费。“国内公司非常倾向于固定费用，因为这一收费方式常常最终对他们而言更合算，”孟霆说，“对我们而言唯一的好处是，我们节约了一些准备时间表的时间。我们常常接受其他的计费选项，因为客户坚持如此。”
卓信律师事务所执行合伙人陈健斌说：“其他的计费方法在中国非常普遍，尤其是在诉讼方面。”根据他的估算，客户和律所均能从该等收费计划中获益。“一个好处是，计费更加直接、有时利润也更高，尤其是在标的金额可能巨大的诉讼案件方面。但缺点是，这一计费方法可能无法反映律师的实际工作。”
华进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周清华说，其律所向客户收取的常常是各类费用的组合。“我们在着手推进案子之前会向客户收取一笔预付款，以及一笔基于客户在案件结束后获得的赔偿金额而收取的胜诉酬金[contingent fee]。这一政策近两年来的运用得越来越多。”
但是，周清华指出，虽然这一计费模式鼓励律师对每个案子和客户更加负责，但是它并不适用于所有情形，常常只适用于与商标侵权和专利侵权相关的复杂案件。
邦信阳中建中汇律师事务所主任徐国建相信，固定费用仍将是中国的主要计费模式。但是他也认为，虽然存在向上述收费结构类型发展的趋势，但是“优质客户对费率并不是很在意，他们更注重法律服务的质量”。
有哪些其他收费方式？
若不想再采用小时费率，还有以下付费方式可以考虑
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固定收费方式：根据委托事项的专业程度、预估的律师工作时间以及法律风险等因素由双方协商确定固定金额的律师费
风险收费方式：根据案件工作成果由双方协商确定固定收费比例，该收费方式多数在争议解决案件中适用。
通商律师事务所
对于资本市场、投融资等案件，我们会使用一次性收费及固定收费方式。
立方律师事务所
诉讼业务中，打包收费或者风险收费比例更高一些。
植德律师事务所
固定收费：如果我所客户的法律需求包括大量重复性的任务，或者我们能较容易地估算出成本和工作时长，那么我们就会建议采用固定收费方式，或者叫“按项目收费”，这样相比小时费率能降低成本。在争议解决案件中，我们有时会采用风险收费，基于案件的结果和我所律师的表现收取费用。
瀛泰律师事务所
一次性收费通常适用于非地产类争议案件，包括普通的民事、经济和行政诉讼案件。
固定收费通常适用于重复性的法律服务，例如律师函。
阶段式收费通常用于刑事或复杂的案件。每一个阶段目标成功达成后，我们或者会向客户收取整个案件费用的一定比例金额，要么就直接收取预先约定的费用。
物有所值
但是“高质量的”法律服务和“价值”是由什么构成的呢？要想得到公司法律顾问盖章批准聘书，律所必须要做哪些具体的事情呢？
“价值可能指的是节省客户的时间和金钱，减少他们的风险，增加交易的确定性等，”广发银行的郑勇说，“作为投资机构，我们经常聘请律师事务所开展尽职调查，以便于找出潜在的法律风险以及相关的保护措施。这是我们通常寻求的价值。”
“中国的律师事务所市场仍在成长和发展，”郑勇补充道，“部分中国律师事务所已经展现了他们的专业性和价值……但是并非所有律所都是如此。作为客户，我们喜欢的是提供优秀服务的律所，而非仅为了得到案子而努力增强沟通技能的律所。”
鸿方知识产权咨询事务所的发言人表示，虽然价格敏感性在上升，但是其事务所的客户“在保护重要知识产权资产时，仍然最重视服务的质量和可靠度”。
根据卓信所的陈健斌所言，中国的律师事务所“收取的费用仍然低于他们的西方同行”，因此为了砍价进行谈判可能并非是必要的。
但是金阙律师事务所的孟霆对中国律师事务所提供的整体价值做了一个大致的估算：“总体而言，一名平均水准的中国律师的服务质量要低于外国客户的合理期待。”
兴浦律师事务所的Peter Pang说，部分较大的律所可能向客户收取了过多的费用以应对其高额的杂项支出——这是较小的律所可以避免的问题。“具有国际能力的中小型律所与较大的律所相比，就好像‘快艇’和‘泰坦尼克号’相比，”他表示。
“‘快艇’带给客户的价值是最高的。他们能够流利地使用中英文，了解客户在国际交易或跨境交易中的法律需求，并且能够以较高的标准完成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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