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热点介绍:北京无罪刑事辩护律师昌平律所,中国第一大律师张思之

时间:2023-05-29 17:36:40来源:法律常识

新中国第一代法官,第一代律师张思之走完了95个跌宕起伏的春秋。6月24日13时25分,一颗热爱自由的心停止了跳动。

张思之曾为“四人帮”辩护,也曾为聂树斌鸣冤,代理了吴英案等知名案件。让他备受尊敬的,是他屡败屡战的执着,试图将一个又一个案件推向公正的终点。

相对于“中国最伟大的律师”,身边熟识他的人更喜欢叫他“行者”或者“开心果”。这些亲昵的称谓,勾勒出一个可爱的张思之,拉近了他与我们的距离,也让我们透过他的一生,了解中国律师制度如何从无到有,思考这个时代需要怎样的律师,以及更重要的:我们要做怎样的人?

为“四人帮”辩护:可以不喜欢当事人,但不能剥夺其辩护权

谈到张思之,绕不开他曾为“四人帮”辩护的经历。

“四人帮”案公开审理,恰逢中央重新启动律师辩护制度的恢复期,没有人愿意担任辩护组组长,担子最后落在了张思之肩上。在很多人看来,张思之仍在允许的空间里,将律师的职责发挥到最大程度,为他的辩护对象李作鹏摘掉了2个虚有的罪名。

张思之为“四人帮”辩护。

但张思之回顾那段经历,却是充满遗憾。他说,当时自己对“四人帮”深恶痛绝,在咨询江青是否请他担任辩护人时,少了一点耐心,江青拒绝了,庭审期间她为自己辩护。

张思之后来觉得,给江青辩护尽管有压力、有难度、有挑战,但对法治的健全完善,对律师的历练成长,却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这个意义甚至会超出审判本身。“我没能为中国律师把握住这个历史的机遇,我经常为这个重大失误而懊悔。”他说。

这个事件带给张思之一些反思:“可以不喜欢当事人,但是不能剥夺他的辩护权,因为律师不可以违背自己的天职。”任何人都有要求辩护的权利,律师应保持职业化的道德中立,不带私人偏见。

没有被劳动改造摧垮,但经常在恶斗中惊醒

1927年,张思之出生于河南郑州。11岁时,日军轰炸郑州,他辗转到了四川。1947年,张思之考入朝阳大学学习法律。1949年参与接收北平法院,成为新中国第一批法官。

不久后,国内运动风起云涌,张思之的“敢言”,让他在此后的多次运动中成为重点批判对象。但因为揭发不出问题,最后都没有下文。

1956年,张思之离开法院,加入北京市律师协会筹备委员会,成为新中国第一代律师。不久后,风浪再起,张思之被划为右派,1958年下放到昌平一个小山村劳动改造,直到1972年,张思之被调到垂杨柳二中教初中语文,结束15年劳动改造的漫长岁月。

张思之每每回忆这段时光都感到痛苦,“人生中最美好的阶段就这么被浪费了,但比这更痛苦的是受愚弄”。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方流芳认为,张思之从来没有被征服过,从眼神就能看出:他眼睛里流露出来的不是闪烁的、忖度得失的眼神,而是一种很少见到的、从来没有被放弃过的骄傲、勇敢和诚实,人一旦被摧垮,就失去了这种眼神。

然而,有些印记还是无可避免地留了下来。张思之说,几十年来,他不间断地会在梦中重复这些经历,常常在恶斗之中惊醒。

屡败屡战:“中国总得有人站出来讲话”

“屡败屡战”这四个字,几乎可以用来概括张思之的律师执业生涯。这无疑是一个美好的品质,但这个抽象的词却不经意掩盖了失意者每一次失败后的痛苦,尤其是对一个理想主义者来说。

曾跟着张思之办案的付可心,已多年不做诉讼,但当年的经历至今犹在眼前。

1985年,付可心从北大法学系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市律师协会。1990年左右,她开始跟随张思之接案子。

俩人走南闯北,为“坏人”辩护,为蒙冤者申诉。在众多的案件中,俩人经常败诉。每一次失败,付可心都想撂挑子不干了。但每次老爷子都不同意她辞职,“这些事总得有人来做”,张思之坚信,总有一天会有用的。

张思之也曾萌生退意。1990年初,张思之接手一个重大且敏感的案件。宣判被告有罪的那天深夜,张思之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大哭一场。他为自己未能给予有力的帮助而心情沉重、彻夜无眠。 这次挫败甚至让张思之发狠:“再也不干了!”。但之后,他的工作和辩词受到律界前辈和社会各界的肯定,他重拾回一些信心和勇气。

在矛盾中煎熬和摇摆,张思之曾说,律师的黄金时代还在远方向我们招手,为了这一天的日近,我们应坚持不懈,锲而不舍,百折不挠,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发表告别辞,都不说“再见”。张思之觉得自己“不能躲,不应逃”。

他怀抱着“中国总得有人站出来讲话”的使命感。他说,大家都沉默,那是死路一条。

付可心认为,张思之有着战乱年代成长起来的人所具有的责任感,和旧知识分子的家国天下的情怀,当然这一切也和张思之的个性有关。张思之曾说,自己儿时曾受姑姑抚养过一段时间,姑姑的敢讲心里话、敢打抱不平,让幼时的他印象深刻。

说真话需要勇气,张思之曾收到死亡威胁,更常见的严重后果,是可能会随辩护对象一同“进去”。张思之在代理的多个重大敏感案件中,坚持履行律师的职责,又不至于“撞墙”,在上海大邦律师事务所律师斯伟江看来,在于他的智慧和相对保守。

斯伟江说,智慧在于理想和现实的适当调和,保守是对社会现状的认可和对进步需要条件的熟虑,不作无谓的牺牲。方流芳认为,张思之总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做事,也鲜少在法庭之外谈论案件。

张思之反对将法律问题政治化,在他看来,用极端的方式表达结果是伤害了整个群体的活力和行动力。

“律师可以清贫,可以平凡,但不能吹吹拍拍”

没有人比张思之更热爱律师这支队伍,《律师文摘》主编孙国栋说,他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在行业杂志上,意在打造一个律师基地。

1983年,张创办《北京律师》,编写、讲解案例,归纳辩护的不足。创刊的那几年,差不多每天工作12个小时,最多时15个小时。

张思之记得,有一天下班后,他孤坐沙发,累得连碗面都不想煮,当时又没有条件经常下小馆,从柜子里摸出来一块干馒头啃了起来。啃着啃着,心生不平:难道这就是中国律师的生活!竟然掉了眼泪。但又马上告诫自己,为个人生活的清苦而落泪,怎么这样没有出息。类似的思想波动,日后再也没有发生了。

张思之的部分著作

张思之的生活并不富裕。一位业内人士说,张思之本可以用他的名望去做一点商业大案或能赚大钱的案件,但他没有,代理的都是草根的案子,有的人甚至交不起律师费。他也没有像样的一套房子,这些年住的是律所帮他租的房子。

“律师可以清贫,可以平凡,但不能吹吹拍拍。” 这是张思之对自己的要求,也是对后继者的期待。

对于律师这一群体,外界的印象可能是:社会的精英,衣着得体,在法庭上慷慨陈词。然而,近年来却不断有中青年律师的讣告传出,在长时间、高密度的劳累下,这一群体发生猝死的情况并不罕见。年轻律师的薪资整体水平,也并不像人们以为的那样高。

在时代和环境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当下为“坏人”辩护更需要勇气。然而,正如斯伟江指出,现在普通年轻人热心的还是生存问题、吃饭问题、发展问题。很少有年轻人对政治性案件感兴趣。

张思之是悲观的,他对当今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律界生态感到忧虑。他的心情也是复杂的,一方面寄希望于年轻人,另一方面又尽全力保护年轻人。在敏感性案件中,他总让付可心躲在后面,自己打头阵。

他说,年轻律师风华正茂,还有好多事要做。如果需要有人上菜市口,那个人应该是我。

维护律师的权利,张思之不留余力。北京市才良律师事务所律师王令记得,张思之是在自己人生最灰暗的时候出现的。2006年,王令在天津南开法院办理立案,遭到时任行政庭庭长王学林的殴打(笔者注:王学林此事后被免职,又因涉嫌贪污受贿被公诉),之后有传言说要抓他坐牢。不久后,王令接到张思之的电话,俩人约在一座大厦的大堂见面。来自律界老前辈的鼓励,让少不更事的他不再感到害怕。

付可心说,张思之对待年轻人非常宽容和友好,很会倾听年轻人的声音。如果你说得有道理,他也会采纳。这就是为什么他身边总有年轻人围绕着。

付可心是张思之手把手带出的律师,两人虽是师徒关系,但相处起来却很平等,甚至经常因为观点不同而激烈争吵。她说,张思之不会指责你哪里做得不好,也不会对你提出严苛的要求,他会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做示范。

让她印象深刻的是一开始她的辩词写得不够好,张思之会另起炉灶再写一篇,于是她不断模仿学习。后来张思之会在她写的辩词上进行大量删改,渐渐修改的地方越来越少,直到最后两人分工,各自完成一部分。她就这么慢慢成长起来。

“执业中时生激情”,87岁依旧全天出庭

孙国栋记得,恢复律师职称制度后,有一个正高职称名额。当时大家都认为张思之是这个职位的不二人选,但张思之有意不去参评,他并不期待自己的名片上印着“一级律师”的头衔。

对于“荣耀”,张思之甚至到了唯恐避之不及的地步。他也很反感被称为“大律师”,通常以“你算了!别笑话我了!”作为回应。但是对方要是再多赞美一句,他有可能真的会生气。

在张思之的评判标准中,对一个人最高的赞誉是“勇者”,是在执业中有着足够的、始终如一的道义勇气,具有奋起批判一切旧东西冲破禁区的理论勇气的人。然而自己只是一个缺少大勇气质,大勇胆识的平凡老兵,万不可自我陶醉,自我麻痹。

如果说有什么美好品质是张思之亲口承认并引以为豪的,那就是“执业中时生激情”。但如今我们却可以说,这股激情几乎贯穿了张思之的整个执业生涯。

张思之的确萌生八十岁退休的想法,但80岁生日那天朋友们的祝寿,与志同道合的人的相聚,给了他很大的鼓舞和力量。

那天张思之说,我要以一个普通律师的名义,向弱势大众表达我们绵绵不尽的诚意。他们对法治的渴望,以及对维护自身权利的执著精神,自始是哺育我成长的母乳。

考虑到体力还行,张思之决定干到干不动为止。“吃饱混天黑的日子,我不干!”他说。

在2014年在北京举行的一次讲座中,87岁的张思之聊起自己上个礼拜出的一次庭,法官问张思之的朋友:“他(指张思之)能来吗?要拄拐杖吧?”,那天庭审从上午10点一直开到晚上7点半,“告诉诸位,精神抖擞!” 说到这里,张思之故意提高了音量,声音洪亮而清晰,引来台下的笑声和掌声。

付可心记得,张思之回来就炫耀:“我看谁能把我累倒”。她不敢想象,一个80岁老人的工作强度,一点也不逊色于二十几岁的年轻人。

然而,也是在那一年,张思之突发中风,还能行走,但语言中枢受损。但在付可心看来,老爷子未必不是因祸得福,她担心老爷子的“敢言”再次为自己招致无妄之灾。

至情至性:因不公而流泪,因高兴而手舞足蹈

张思之走后,王令说,自己反而能睡个好觉了。

自两个月前张思之重病入院以来,医院下了好几次临终通知,每次王令都会急匆匆赶过去。看着老爷子受罪,王令的心总悬着,没睡过一次踏实觉。

张思之曾在垂杨柳二中教过语文,当时的学生如今也已垂垂老矣,其中一位老先生特地赶来北京送老师最后一程,他给女儿打电话,哭到不能自已。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伤心?王令和家人聊起,这不仅是因为老爷子的离去代表一个时代的落幕,更是因为他实在是一个非常有人格魅力的人。

王令说,和张思之相处会觉得非常舒服、平等,他从不把自己当作什么了不起的人,你能感受到他的尊重和真诚。

张思之的待人接物,在很多叙述者的记忆里得到重现:你刚进他家门的时候,他会立刻端上一杯提前泡好的热茶。在一次旅途中,一个年轻人因为贪睡错过酒店早餐,张思之变戏法似地,从袖子里掏出一颗白煮蛋。如果听到冒犯女性的玩笑,他不好当面说些什么,只好轻轻离席。每次聚会,他总是第一个到饭店迎接客人,坚持送走最后一个客人,这条规矩雷打不动,直到去年年底,虚弱到在轮椅上无法起身为止。

张思之始终坚持着这些如今可能会被称作“老派”的礼仪,他从来不迟到,与人交谈时从不中途接听电话。有的时候,他甚至还会要求亲密的人也遵守这些礼节。他总是体面尊严,干净漂亮,让人喜爱。

张老爷子是一个至情至性之人,容易因他人的苦难和不公现象而流泪,高兴时也会手舞足蹈。“他那真诚开怀的朗笑,常常是在享受一块红烧排骨之后,再与晚辈们碰上一杯,而且是不输一杯的得意之后”文史学者李冬君称他是又老又坚强的“开心果”,他喜欢逗别人笑。

王令曾问他,你最大的缺点是什么?老爷子回,我爱开玩笑,这一点容易得罪人,不是所有人都开得起玩笑。

王令不谈张思之那些为人称道的事迹,聊得更多的是生活中那个可爱的老头。因为俩人都爱到处寻觅美食,王令称他们二人是“饕餮”。老爷子退休工资就那么点,每次吃饭还抢着买单。有一回老头子急着去结账,没注意拿着张房卡就去了,这件事还被王令调侃了好久。

一谈到老爷子,王令还是忍不住落泪,“哪怕是老爷子中风之后,散发出的能量已大不如前,他依然是我生活中最大的精神支柱。”

王令说,他一生都在行动着,这种行动不是盲目的,而是包含了思考,行者思之。张思之的口述自传《行者思之》的书名,就是王令在和张思之、孙国栋一起喝酒时想到的。

张思之离去至今已近1个月,人们仍在诉说着关于他的点点滴滴,有的人发奋要沿着张老的道路徐徐前行。斯伟江曾说,纪念和追随先行者的最好方式是,以他的方式,在各个不同的领域,勇敢而谨慎地前行。

正如张思之生前所说:“勇敢地做一位智者吧”。

采写:南都记者郭若梅 发自北京

本文图片均由孙国栋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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