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03 09:09:53来源:法律常识
任国明在手机上看到自己名字时,很气愤,也很不屑。
媒体的报道中,他的头衔是“龙港丐帮帮主”。任国明否认自己是帮主,他对重案组37号探员说,“我跟这些人关系都不好,他们谁听我的?都是因为利益才在一起。”
任国明目前处于监视居住阶段。2016年2月27日,任国明、陈宇辉、杨纪兰、张晓翠、王清滨等人,在浙江温州苍南县龙港镇泰安大酒店前,使用“拉红线”的方式,向办喜事的蔡金树讨要人民币150元,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
2018年4月18日,苍南县人民法院审理“龙港丐帮”乞讨团伙以强行乞讨方式寻衅滋事案,该组织的3名成员杨纪兰、张晓翠、王清滨因寻衅滋事罪分别被判有期徒刑7个月、 有期徒刑7个月缓刑1年、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任国明另案处理。
上述判决为当地法院首次对该乞讨团体作出刑事处罚。苍南县人民法院告诉重案组37号(微信ID:zhonganzu37),“龙港丐帮”成立于2011年前后,以任国明为首,有固定成员11人。“龙港丐帮”长期以来利用当事人希望大事化小、不愿在特殊日子报警的心理,多次结伙强拿硬要他人财物,破坏社会秩序。
随着任国明被抓,这个在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龙港镇红白喜事上乞讨多年的“龙港丐帮”彻底覆灭。重案组37号从苍南县人民检察院获悉,除上述3名已判决成员外,“龙港丐帮”剩余的8名骨干成员,1人死亡,2人取保候审,2人监视居住,另有3人在逃。
▲苍南警方打击“龙港丐帮”现场。 苍南县公安局供图
“都是因为利益才在一起”
2018年5月,任国明在手机上看到当地媒体对“龙港丐帮”的报道,早已放弃乞讨职业的他意识到自己“成名”了。他对媒体报道中称其为“帮主”,以及帮规等内容,任国明表示不屑,“我跟这些人关系都不好,他们谁听我的?都是因为利益才在一起。”
龙港丐帮在当地知名度很高。本地一位市民告诉重案组37号(微信ID:zhonganzu37),2016年以前,在龙港本地的婚礼中,遇不到乞讨反倒很少见,有时一场婚礼能遇到三、四拨人。在当地一家彩票店,提起“丐帮”,在座的5位市民均称,其在亲友的婚礼中均见识过“丐帮”讨要红包。
2016年2月27日,任国明、陈宇辉等人,在浙江温州苍南县龙港镇泰安大酒店前乞讨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警方出现时,任国明并没有逃跑,“进进出出好几趟了。”任国明说,根据其以往经验,他判断关几天就会出来,但这次他没有算准。当天被抓获的“龙港丐帮”,均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随着任国明落网,“龙港丐帮”覆灭的消息被当地媒体报道,帮主“任我行”浮出水面。苍南县法院告诉重案组37号,“龙港丐帮”成立于2011年前后,以任国明为首,有固定成员11人。一审法官许明举透露,“龙港丐帮”成员分为职业乞讨和兼职乞讨,这些成员中,有的年龄偏大、缺乏职业技能或身有疾病、残疾,这类成员往往会成为职业乞讨人员。而组织中亦不乏年轻人,如杨纪兰年仅35岁,其丈夫开小巴车,她负责售票,在闲暇时会参与乞讨。
“龙港丐帮”成立前,乞讨人员成群结队在红白喜事上出没,但相互间并没有默契,颇有“大帮哄”的意味。在任国明记忆中,如果遇到婚礼场面大,一场婚事来讨红包的最多能达上百人,每人讨要金额一般在8毛至1块钱。
任国明及另一组织成员陈宇辉证实,在龙港丐帮形成前期,以“前帮主”李方辰为代表的本地派拥有绝对“权威”,其“手下人多、名气旺、熟悉风俗”。任国明回忆,在前期的乞讨活动中,他多跟随本地帮学习讨要手法。
任国明、陈宇辉等人均为外地人员,在“龙港丐帮”形成过程中,龙港丐帮中外地派与本地派的融合经历了长达数年的过程。陈宇辉回忆,当时本地派多集中于苍南县龙港镇南部活动,而外地派在初期的活动范围较为分散,并无固定地盘,按其说法,有些“打游击”的意味。
“起初,本地派几乎处于垄断地位,同一场婚事,外地人员讨要的金额往往为10块、8块,或者干脆要不到,而本地人员早已经形成了讨要的固定方式及220元的讨要金额。”任国明称,在初期跟随本地人学习乞讨时,多次遭到本地人员的辱骂、甚至殴打,为此其一度偏好单独去讨要。
但土客之争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出现调整。任国明,在警方大规模打击之后,组织内部人员流动很大,常会出现成员病逝、被抓、转行、回乡等状况,“这时候土客的观念就没那么重了。”
陈宇辉说,前帮主李方辰眼部、腿部皆有残疾,病逝后,本地派与外地派一定程度上实现合流,形成今天的“龙港丐帮”,任国明顺理成章成为“帮主”。苍南法院介绍,任国明成为“帮主”后拥有诸多“权力”。如有新人要加入丐帮,需要任国明的同意;讨要的香烟,必须全部给任国明;讨要红包的数额,由任国明定,所有成员不可擅自更改。
虽然任国明对以上说法一一否认,但陈宇辉及杨国强则证实,任国明在后期作为组织领导的说法毫无疑问,但并不拥有绝对权威。“有的人听他的,有的人也不理他。”
▲“龙港丐帮”划地盘所用的红纸,一般在婚礼前一天贴至受害者家门上。 苍南县公安局供图
“丐帮驾到”
本地帮和外地帮没有融合之前,由于讨要红包“过火”,龙港丐帮遭遇了一次重大危机。任国明说,当时乞讨人员派系林立,相互之间没有默契,常会出现一场婚事“走马灯”式轮番上阵,讨要金额也有漫天要价的情况,连他都觉得要得太“过火”。
据都市快报报道,2012年5月2日,龙港一位市民在婚礼上先后遭遇6拨“丐帮”成员乞讨后,愤而报警。此后,多位受害人将遭遇发布到微博上,引起大量受害人共鸣。时任温州市委书记陈德荣作出批示,要求公安和当地政府对这一恶意乞讨行为坚决打击,还百姓以安宁。
当年5月9日,在旧历属于“黄道吉日”。苍南警方告诉重案组37号(微信ID:zhonganzu37),根据日期特点,他们预判“丐帮”会大规模出动,当天,苍南警方出动上百名警力,共抓获50多名“丐帮弟子”。这些人被处以治安处罚或警告。任国明因在家搭棚子躲过一劫。
本地帮和外地帮融合,乞讨方式也统一起来。办案民警透露,龙港丐帮组织化以后,虽然当地仍存其他乞讨团体,但都较为零散,无法与“龙港丐帮”相提并论。
2016年1月21日,苍南本地人杨益光在距龙港镇6公里的家中挂起气球、贴上喜字,准备迎接次日儿子的婚事。中午时分,一张10厘米见方的红纸,贴在了杨立荣家一楼的门框上。
这张红纸用印刷体的黑字写着“丐帮驾到”,黑字下面附有手机号码。随红纸而来的,便是任国明。一审判决书显示,“龙港丐帮”成员任国明在苍南县宜山镇环城南路,向杨立荣强行讨要人民币102元。杨益光回忆,任国明径直走到他家一楼的楼梯口,“我要是不拦着,他直接就上楼了。”
在“早生贵子、百年好合”的吉祥话中,杨益光立即明白对方的来意。杨立荣妻子说给10元,任国明不肯,开口要220元。几番还价,双方说定价格在102元。
杨益光至今不肯承认自己遭遇“强行讨要”。数月后,民警上门调查时,杨益光认为此事根本不值一提,在苍南本地习俗里,红白喜事中有乞丐前来讨要红包是常事,主家如不给,则会被视为有失体面。杨益光的妻子还和民警开玩笑“政府是不是想拿这个事搞些名气”。
但直接开价的方式还是让杨益光感到不适,对方貌似客气的话语中甚至透着神气,“他说这张红纸就像‘圣旨’,只要他贴了,别人看到就不会再要红包。”
果然,在当天下午及次日白天,又陆续有两拨人登门,以同样方式讨要红包。杨益光拿出此前贴在门上的红纸,两拨人立即离开。办案民警说,红纸起到“立威”的作用,相当于行规:我要过了别人不可以再要,实际上是立山头、划地盘。任国明解释,后续再来的成员也并非空手而归,他们的红包费由贴红纸的成员分赃,无需主人再支付。任国明称,贴红纸为组织成员内部商定的“帮规”,可以降低过度讨要导致的风险。
一审判决书称,在向杨益光讨要成功后,任国明将所得红包分给包括被告人杨纪兰、张晓翠、王清滨等人组成的“龙港丐帮”成员。分赃为每完成一起分一起,由参与乞讨的成员平均分配。办案民警称,除红包费平均分配外,组织头目对香烟分配享有特权,普通成员只能分钱,香烟则由任国明支配。其中,名贵香烟会卖掉赚钱,差一些的香烟则留下自用。
杨益光不知道,其认为“不值一提”的讨要行为只是法院认定的“龙港丐帮”犯罪事实的冰山一角。一审判决书显示,从2016年1月21日至3月12日,不到两月时间,仅杨纪兰、张晓翠、王清滨3名成员参与的强行讨要案件就达11起,涉案金额1620元。苍南县公安局办理此案的民警表示,他们调查的仅仅是2016年的部分案件,2016年以前的案件调查十分困难。
▲处于监视居住中的任国明,自称已与“丐帮”成员断绝联系。 新京报记者 卢通 摄
帮主“任我行”
任国明想彻底跟乞讨行业的人划清界限。从看守所出来,他把所有“龙港丐帮”成员的电话号码删了。
监视居住阶段,任国明仍住在龙港——一顶200多块钱买来的帆布棚子里。年逾6旬的任国明牙齿几乎全部脱落,双手不知因何疾病一直肿胀、颤抖,嘴角在说话时会流下口水,需要用手不停擦拭。放弃乞讨后,他做过很多职业,收废品、抬重物、在白事里做护工,甚至还捞过尸体。“乞讨不会再干了。我现在吃我自己的饭,挣的钱是干净的。”
“街坊都跟我说,你这下可厉害了,都上了新闻了。”任国明讨厌“丐帮”这个称呼,“丐帮这个名称很难听。在人们眼里,乞丐就是讨饭的,一来讨饭别人都厌恶,都要走。”
有安徽蒙城老乡劝任国明早日转型。在任国明眼中,这些老乡在龙港做生意都混得不错,他很羡慕。任国明出来后,一位蒙城老乡送他一辆二手三轮车,方便收废品。最近几周,废品生意不太顺利,一天只能挣十几二十块。遇上下雨天,任国明只能在棚子里看电视。旁边水果店老板送了任国明一台21寸液晶电视,任国明说,他最爱看抗战剧。
苍南县法院提供的资料显示,任国明今年57岁,安徽蒙城人,江湖人称“任我行”。因其在龙港已超过二十年时间,在丐帮界有一定影响,被一致推选为“帮主”。
对于“帮主”之称,任国明在接受重案组37号(微信ID:zhonganzu37)采访时,一口否认:“你看我像帮主吗?”但他承认,“任我行”这一绰号确实为自己所起,其目的是增加知名度,也方便在乞讨中隐藏自己的真实姓名。
任国明说,1998年,他花5块钱扒火车来到杭州。此前,他在北京、上海、宁波等地流浪多年,后因寻找同乡来到龙港。由于双手一直颤抖无力,除年轻时在安徽宿州短暂做过矿工,此后便再也无法干重活,只能以流浪乞讨为生。
来到龙港之后的任国明 成为当地乞讨大军中的普通一员。任国明称,至龙港初期,他曾在龙港供电所打过零工,因不能干重活,靠看守杂物挣一些零钱,但微薄的收入“连吃饭都困难”。当时,龙港婚礼上要红包的习俗已存在,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学着本地乞丐前去乞讨,逐渐成为“龙港丐帮”的一员。
“龙港丐帮”行为损害公序良俗
民警透露,“龙港丐帮”具体的发展脉络已很难考证,根据警方掌握的情况,丐帮成员一开始发现婚礼讨红包有利可图,然后把老乡带进来,团队内部多为以老带新,延续下来。“在团队发展上,可能并没有主观意识去推动组织的发展壮大,只是人多了好要,他们就多吸收一些人,如果人太多阻碍了分赃,就会控制人数。”
苍南法院提供的材料显示,“龙港丐帮”每逢吉日,各成员在苍南县龙港镇等地寻找办红白喜事的家庭,分组进行乞讨,并规定不管红白喜事,红包一律开口要220元加两包中华香烟。如果不听安排,甚至可能遭到开除。每天所得红包会平均分配给成员。
遇到好日子,任国明会提前打电话通知其他成员,他们会在龙港街头逛,看到谁家门口挂气球,即可判断有婚事。或者在花店蹲守,看结婚用的气球送到哪里,确定好地点后,提前一天上门讨红包。此外,捡废品的人和三轮车夫也会提供线索,如果提供的主家线索没有被乞讨过,就可以领取10元奖金。
张晓翠向警方供述,此前丐帮都是一群人去一个地点,效率低,被抓的风险也大,后来经过讨论决定分组讨要后,效率大大提高,被抓的也很少。
多位成员向重案组37号(微信ID:zhonganzu37)表示,虽然分组讨要避免了“大帮哄”的风险,但在分组讨要中,常出现部分成员隐匿金额不上交的情况,这会立即遭到“帮规”的惩罚。任国明回忆,有一次他单独讨要来红包后未和其他成员分享,曾遭李方辰辱骂、殴打,“被打得在床上躺了两天。”
除分组乞讨,丐帮在讨要手法与讨要金额上也有讲究。办案民警称,“龙港丐帮”成员经常会在一起讨论出动日期及如何讨要红包更容易,220元的红包金额是丐帮经过长期总结得出的安全数值,既降低风险,又保留还价空间。任国明表示,在前期“大帮哄”阶段,曾有一场婚事累计讨要500多元的情况,激怒事主。
一审判决书称,讨要红包的方式为拦婚车、纠缠被害人、口头威胁。对此,任国明、陈宇辉一致称,丐帮讨要红包从不采取强制手段。任国明说,“我多年来要红包从来未曾强迫别人,别人给我就拿着,不给我就走。”
虽然任国明一口否认,但陈宇辉曾亲眼见过任国明用拉红线的方式阻拦婚车,具体方法为,在婚车前拉一根红线,婚车即不敢通过。在当地习俗中,婚车如不加理会直接通过,则被视为“闯红线”,是十分不吉利的做法。在这种情况下,讨要红包多半会成功。
主审法官许明举表示,虽然主要成员均否认“强行讨要”,并将之归结为本地风俗,但“龙港丐帮”的行为早已超出这一界限。在传统风俗中,如遇乞丐乞讨,主人家一般会用打包一些剩饭剩菜招待,假设主人家大方,还会包几个红包以打发来人,“传统风俗的关键特征在于主人家自主自愿”。但在“龙港丐帮”案件中,丐帮成员主动讨要、明码标价的行为,均已超出传统风俗的界限,对公序良俗是一种损害。
任国明至今未婚,他偶尔和侄子在微信上聊天,侄子担心大伯即将面临的审判,“他跟我说,(劝我)这次进去要好好改造。”
(文中人物除许明举外,其余均为化名)
新京报记者 卢通
编辑 曹林华 张太凌 校对 王心
本文为重案组37号(微信ID:zhonganzu37)原创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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