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07 13:56:51来源:法律常识
想为恩师赵章夫先生写点文字的想法由来已久。
老师一辈子未曾正式在学校教过书,也从未担任过任何行政职务,但“老师”两字却是他最爱听的称呼,按他四十年前的说法,“老师”是社会公众对新闻工作者的尊称。
老师自六十年代从杭州读中专毕业后回到诸暨工作,在诸暨县广播站当全县各区、公社的广播站通讯员辅导老师,就这样一个无足轻重的岗位,居然给他在诸暨这个小县城闹出了天大的动静。
八十年代的赵章夫老师
在八、九十年代的诸暨,“赵章夫老师”五个字绝对是如雷贯耳,大有令人高山仰止之感,盖因其以一己之力,以小小广播站辅导老师之工作,慧眼识珠,居然培养了三四十个在诸暨政商界响当当的人物,鼎盛时期,诸暨的党政领导、政府官员及企业界的名人大都师出赵老,每当县里两会期间,老师振臂一呼,应者云集,小小广播站宿舍挤满了各路神仙,风头一时无两。这批学生也因入通讯员之门而彻底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老师得意之余也故作谦虚,当学生能对他感恩戴德时,他每每总是不无得意地说,主要是你个“小主”(诸暨话小鬼之意)自己聪明、努力。
1981年作者(右)和赵章夫老师合影
我自一九八零年偶识恩师,其后近四十年情同父子,来往从未中断。老师曾多次点评,说我是众多门徒中唯一敢当面调侃、取笑、挖他脚底板(诸暨话“揭短”之意)之人,也许是为了解嘲,他又强调“同时也是最孝敬之人”。我闻言心下赧然: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孝顺老师原属本分,但我在他众多门徒中,人微言轻,碌碌无为,老师其实最需要的并非物质上的孝顺,而是精神上的孝顺,更确切点说是他弟子有出息、脸上有光的愉悦感,从这一点上说我是够不上孝顺两字的。
十多年前,梁培甫师兄来我办公室小坐,他听我讲老师讲得眉飞色舞,当即说你应该为老师写点文字立个传的,我说老师门徒三千,如日中天者众多,文人墨客也不少,哪里轮得到我来写?现时过境迁,老师当年培养的学生大都已退休,名利两字如过眼云烟,想必大家都已看淡,留下的只有情义两字了。前不久看了斯舜威师兄写的《赵章夫老师》,感同身受,便欲狗尾续貂,也为老师献上一曲。师恩如海,已有几位师兄撰文,更有人口耳相传,我就不再赘述,今罗列一下几十年来老师的趣闻轶事,还原一下真实的赵老师,使他“专挖老师脚底板”的评价实至名归吧!
一
老师一生,孜孜以求培养学生,希望学生出人头地,而与此如影随形的是他的好面子、善于造势、喜欢训人,而且这三者时常交集,尤其是当着大庭广众面训斥他那些已颇有头有脸的学生是他最乐意做的事,他的训斥,其实也是咋咋呼呼,雷声大、雨点小,一来是爱之深、责之切,二来更主要的是让其他人听到、看到,用现在的话来说是刷存在感。而且他一旦开腔训人即口若悬河,丝毫不逊于周立波的脱口秀,嬉笑怒骂、皆出口成章。
恩师1981年为作者所拍摄
我在结识其不久后被他劈头盖脑训了一顿,那顿骂是真骂,其后几十年他对我的训斥大都是隔靴掻痒。八零年时,我刚十九岁,已在诸暨茶厂车间里当了两年工人,当时每天八小时要不停地背几十斤重的茶叶袋,车间里茶尘飞扬,苦不堪言,我当时又不知天高地厚怀揣我的文学梦想,工作中便有所懈怠,结识老师后,听他说茶厂的某位科长是他文革期间的朋友,便以文学梦为由请他去说情让我调个岗位,像其他干部子弟一样坐个办公室,他倒是满口答应下来,有一天晚上看到他的自行车已放到茶厂车棚里,那科长宿舍里已传出老师爽朗的笑声,我心中大喜,认为坐办公室已有希望,第二天兴冲冲赶到广播站,没想到老师手戳我鼻梁开始训斥:“像你这样工作表现这么差的懒汉还想坐办公室,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我赵章夫的面子都给你丢尽了”,我耷拉着脑袋让他骂了个痛快,也不敢还嘴。现在想来,当年让老师求人,确实也勉为其难。
几天以后,老师在我面前出了个大大的洋相,从此他再也不提我懒汉的事。八零年时,文化事业开始复苏,县里唯一的电影院和工农兵俱乐部日夜放映电影《红楼梦》,人们成群结队拥入县城看电影,电影票成了非常稀罕的东西,城里有点门路的人天天要为搞电影票和接待乡下亲友发愁,赵老师那里自不待言,天天有几十拨人找他要电影票、饭票,他不胜其烦。那天电话铃响,他拎起电话以为又是要票的人先训了对方一顿,说你们这帮人怎么这样不识相,都拥到城里来看电影,我就算弄得到票吃也给你们吃穷了,忽然喋喋不休的叫骂声戛然而止,只见赵老师怔在当场,喃喃地说:“石书记,对不起”。原来对方在电话中自报家门是县委书记石永良,石书记因觉得县城里看电影涌入人员太多影响治安便挨个机关单位打电话要求组织劝退,一听刚才骂骂咧咧的是赵章夫,知道这赵老师是知名人物,便说老赵找你要票的人不会少吧?老师一脸尴尬,说我都把他们劝回去了,我们坚决执行石书记指示,边说边作唯唯诺诺状。挂了电话后老师见我在一旁窃笑,便说你小主幸灾乐祸干什么?以后每当他讲要如何不畏权势时,我就挖他脚底板说讲讲容易做做吃力,他便不再作声。
另有一次本应该挨大骂的,却被我蒙混过了关。八二、三年时,县城里的机关单位一般都由县府办分配几辆公车,当然不是轿车,而是“永久”或“凤凰”自行车,而且车轮后盖板上必有大红油漆写上单位简称,老师分到一辆崭新的凤凰28式自行车后十分爱惜,在车后喷了“诸广”两字,一般不肯相借,我当时眼馋得要命,便想借老师的自行车去保和公社山里去看望在那里肉店杀猪的大哥,老师不肯,经不住我软磨硬緾半小时,终于把钥匙给了我并千叮咛万嘱咐不要弄坏了这公车。
从保和回城路上,凉风习习,心中十分欢畅,我一时兴起,便玩起了双手离把,没想到砂石路面本就不平,车把一晃,把我重重摔在路上,两只手掌心鲜血淋漓,我也感觉不到痛,一看车把已摔歪,三角杠的黑色油漆已擦掉一大块,心中暗暗叫苦,心想今天要被骂死了,后来心生一计,故意磨磨蹭蹭捱到天黑才去老师处还车,又找了些烂泥拌点墨汁涂到三角杠上,所幸那天老师只是埋怨我还得迟了并未仔细察看。
几天后又有一位学生借了他的车出去,那人十分勤快,回来在广播站的自来水龙头下把车擦了个干净,前几天我摔的痕迹便清晰可见,恰好被老师看见,便破口大骂,那人不住解释说这是老疤,老师却是不信,说你今后休想再骑这辆车,我心中歉意,又不敢去解释。几十年后与老师说起这段往事,师徒俩忍俊不禁,相视大笑。老师一边骂我滑头,一边努力回忆,却已想不起那蒙冤的师兄是谁。
一众师兄中,供职于新华社总部的达飞兄是他九十年代口中挂得最多的人物,因为新华社的名头实在太过响亮,以至于达飞兄回诸暨的日程及参加谁的饭局都要老师批准,如不给他捧足场,他便又将达飞兄骂得狗血喷头。
有一次达飞兄刚下飞机,坐轿车回老家路过赵老师草塔镇陈家老家,见赵老师正在路边稻田收割,心中过意不去,也下到田里意思了一下,此后凡是农忙季节他叫学生来帮忙学生稍有推托时,他便大骂“你算什么东西?新华社记者都要乘飞机来帮我割稻,看得起你才让你来干活”。新华社不假,飞机也乘来的,割稻也割的,老师就是这样善于造势,把三个要素巧妙串联,弄得好像达飞兄是打飞的专程来为他割稻似的。
二
老师其实不光是通讯员辅导老师,而且同时也是记者出身,是一个非常出色、尽职的记者。 《诸暨报》复刊十周年时,请几位不同时期的老报人撰文回忆从业经历,我看其他人写的都不过尔尔,唯独赵老师写的我大为感动,他写到七十年代去诸暨山区采访一位新四军遗孀,见老大娘十分清贫,便硬塞给大娘十块钱,当他离开时,老大娘一边往他口袋里塞鸡蛋,一边用青布衫衣袖在抺泪,当他转身时忽然发现半个村子四五十人都默默站在后面注视着这一幕为他送行……
我尽管感动,但仍不忘调侃他,我诓他说我去过那个村,全村不过十来户人家,全部出来送你也只有三十来人,你这个新闻不真实,是当小说来写了,老师闻言大窘,说你个小主又来找老师毛病,适当用一下夸张手法你懂不懂?后来我见他有点气急败坏,便说其实我没去过那村子,逗你玩的,老师便作势装作大怒要追打我,我赶紧溜开了去。
八二年时,老师的大儿子二十多岁不幸病故,老师遽逢变故,一下子苍老不少,在老家为儿子举丧时,我写了封信慰问他,记得我的信里写了这么一段:“西风落叶,正念恩师,忽然噩耗传来,震惊莫名……望吾师节哀顺变,顽徒愿侍奉恩师左右,或可稍减恩师痛楚……”云云,过了一段时间我去看望老师,见他面容憔悴,但仍难得地夸奖我“没想到二十岁的人能有这样老气的文笔,以前倒是小瞧你了”,见我有点得意,便又板起脸训斥“老师表扬你几句不要分不清东南西北”,唬得我只得又收敛笑容故作凝重状。
老师六十八岁时过生日,我到饭店请其大快朵颐,并对他说:七十大寿时好好热闹一番,人员你定,我来安排,他欣然应允。但后来我没记牢他生日,老师脸皮薄又不好来催我,及至我到第二年问他七十大寿到了没有,他连说不要紧的,我这才知道生日已过,觉得十分歉意,想怎么弥补一下。
待到他城市动迁分了套新房,他要大张旗鼓请众弟子吃新屋酒,我要买单他又不肯,说已有其他学生安排,只是要求我开法拉利车把他送到饭店,我觉得在一众大佬前开法拉利去不妥,便将老师放下后匆匆驶离,没按老师要求停在饭店门口,老师颇为扫兴,待我到远处停好车刚一进门,便见老师大呼小叫,挨桌在问:你们看到老师坐什么车来了吗?法拉利你们不要说没坐过,恐怕见也是难得一见吧?
哎!老师总是这样要面子。
报社老宿舍搬离时,老师又火急火燎地打电话让我立马赶过去,我以为有什么要紧事,谁知他交给我一个像兵马俑形状的工艺品,非说是文物真品,是一个台湾老板送他,说让我保管好,他百年之后也好有个念想,我见他说得如此凝重,仔细一看,油漆驳落,里面的石膏都露了出来,显然是旅游景点常见的工艺品仿制品,老师见我不当回事便不乐意,我说这东西如是真品你也不用搬安居房了,干脆卖掉直接换成绿城老鹰山的别墅算了,老师嘀嘀咕咕仍不高兴,我只好拎起就走转过墙角离开老师视线,我就把那宝贝扔进了垃圾桶,其实老师也是很容易上当受骗的。
三
其实老师是真正称得上春蚕两字的,他带出这么多有出息的学生,但却不图任何回报,从未为自己的任何利益向学生开口,唯一的要求就是有出息的学生在外面念叨一声:赵章夫是我老师。当然没出息或口碑不好的学生若在外面扛他牌子,他又非常痛恨,觉得辱没了他的名声。
九十年代初,先发迹的人用上了大哥大(手机的别称),老师挺新潮地把各位学生的手机号打印出来一共八张,每张制成身份证一样大小,并用塑料封皮封好随身携带。每张十人共八十个号码按他心目中的地位顺序排列,我一看第一张都是赫赫有名的人物,第一位是孟法明师兄(时任诸暨党政大员),第二位赵林中师兄(上市公司董事长,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到第二张才轮到市里的(彼时诸暨已撤县设市)的局长及乡镇书记。
翻了半天,才发觉我在第七张,我就没正经地又开老师玩笑,说老师你平时标榜所有弟子一视同仁,中央委员都是按姓氏笔划排的,你怎么要按头衔大小排,老师辩称我是按认识我的先后顺序排的,我当即指着在第二张的国营大厂厂长说:此人跟你是八十年代末期,我跟你是八十年代初期,怎么他反倒排到我前面了?又指着一位当年名声响亮的私企老板名字说:此人是九十年代初才认识你的,怎么排到第三张?看来老师也有大小眼睛的(诸暨话“势利”之意),老师大为窘迫,只好以攻代守,开始训我:我这种人当律师就是靠一张嘴巴吃饭的,我说不过你,但你挑老师毛病算什么本事?有本事上法庭去辩。我只得暂时打住。
其实所有学生在老师心目中倒真是不分彼此的,他也知道我哪会去计较什么排名,只是寻他开心,不过名望不如几位师兄,未能给老师争光添彩,倒也是实情。十多年前,我进杭州工作,有一次碰到师姐吴桂英大姐,便说老师一天到晚挂在嘴边的就是“伢法明”、“伢林中”,桂英大姐却接口说:这几年我们还是听“伢永新”挂在嘴边多一点。我知道桂英大姐也是像我调侃老师般的寻寻我开心的,也就一笑置之。
四
九七年的大年三十早上我正在睡懒觉,忽然老师电话把我吵醒,我说老师有事吗?他张口便训,说这么多天你没有老师音讯也不过问一下,你是不是要看到红旗路口贴着“赵章夫同志不幸逝世”的讣告才想到要去十里牌奔丧的?(八九十年代诸暨红旗路口是专贴喜报、讣告之处,十里牌则是火葬场)等他数落够了,我才知道今天他又要去看望一位刚从武汉读大学回家过年的学生,让我自己开车送他,不能让司机代劳。
已是除夕,我老大不情愿,就一路取笑他“若要好大做小,老师去给学生拜年”,一句话提醒了他,觉得有位张姓镇长学生还没给他拜过年,心中便有气,就拨通了那张镇长家的电话,一听是镇长夫人接的电话,劈头便说:张某某死尸到哪去了?那夫人一听老师大年三十骂他老公死尸便不高兴,言辞也就很冷漠,老师这下更来气,说所有学生都来上坟(其实是指拜年,说气话故意反指)过了,只有你家张死尸不来给老师上坟,他算什么东西?连伢法明、伢林中都来过了,他倒把自己介当回事,那夫人也伶牙利齿,回敬说:老师的坟总是要上的,连这么大的人物都来上过坟了,我们家张死尸早一天上晚一天上原也不大要紧,说完就把电话挂了,这边老师气得暴跳如雷,我却在车里笑得前仰后合,差点握不住方向盘,老师悻悻地说:这女人介会来事,不知我当年什么事情得罪她了,她对我一直说话夹枪带棒的。我说你自己去招惹人家的,大年三十骂人家死尸,又说上坟,人家过年的心情都被你骂没了,他这才不作声。
车子开到草塔镇政府附近,老师仍余怒未消,忽然想起那里的副书记也是他学生,也没来拜过年,这下可苦了那位张书记,电话里被他骂了个一佛出世二佛升天,那张书记说老师我本来早要来的,镇里值班又派不出车,老师当即反唇相讥,说你派不出车,我倒是派了奔驰车,要不我坐车到你镇衙门来拜年。
那张书记连连求饶,老师仍意犹未尽,说从古至今姓张的真没好人,历史上唐朝张某某卖友求荣、宋朝张谁谁引狼入室,清朝张某某恩将仇报,又说到刚才被张镇长的夫人呛白,我一看他来劲了就劝他:你记性这么好,引经据典,却忘了四人帮里还有个张春桥你还没骂在内,又说张镇长的老婆也未必姓张,你省点力气吧,他这才悻悻打住。可怜那张书记被这一顿臭骂恐怕过年也没心情了。
其实老师根本不在乎学生是否拎点东西去拜年,送东西的人刚刚转身他就把东西又送了其他学生,他只是希望学生记得他,他骂人也大都是造势,并非真痛恨你,所以我们大都摸透了他脾气,他骂我们时我们便嘻皮笑脸,我们没大没小,说犯上不敬之辞时,他也不以为忤。
五
从诸暨报社退休后,恰逢全民大办公司热,不甘寂寞的老师又在人民路租了几间房子办起了“夫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自封总经理,并又广收门徒,此时的学生远非七、八十年代那些淳朴的农家子弟通讯员可比,鱼龙混杂,都想来沾点老师便宜,老师钱没赚到,气倒是受了不少。
有一天公安局刑侦大队的朋友给我打电话,说你的赵老师被我们传唤进来了,我闻言大吃一惊,细问之下才知道老师近日招了几个下三滥的学生,拿着夫子文化公司介绍信、合同纸去河南骗了几吨棉纱被人告到诸暨公安局,公安局便传唤作为法人代表的赵老师去接受调查,后来棉纱退回,赵老师也就没有深陷其中。
老师经此传唤,引为奇耻大辱,在所有人面前讳莫如深,绝口不提此事,我故意打电话去问老师近日可安好,老师顾左右而言他,绕来绕去就是不切题,我后来干脆问他:公安局请得去的滋味不好受吧?这下触到了他痛处,先骂骂咧咧将那骗子学生骂得猪狗不如,又说我你为什么非要出老师洋相,戳老师痛处?
又有一次老师找到我,吱吱唔唔像小学生般局促不安,我忙问有什么事,他说有几个不争气的学生在饭店胡吃海喝,吃完后就签上“夫子文化公司赵章夫”大名,现饭店向他要钱,他手头一时拮据,我赶紧让人去饭店结了账,然后跟老师说,你的弟子到八十年代末为界线可以关门了,再这样收下去,你的一世清白名声都让他们给毁了,老师闻言连连称是。
六
老师其实对我是十分偏爱的,有两次牛脾气上来我弄得老师下不了台,及今思之,觉得当年年轻气盛,心下对老师十分歉意。第一次是九四年末,新华社的达飞兄回诸暨,我和老师在县城请他一道吃了饭后达飞兄急于赶回大山里探望父母,我便向一家单位借了一辆桑塔纳轿车和老师一道送达飞兄回家,行到那山路时,路面坑坑洼洼,我又开得飞快,猛然一震,车子便熄了火,我们一车人下来后站在路边,达飞兄叫路过的村民捎信让他哥哥开拖拉机来拖,由于坡度太陡,忽然发现车子开始溜坡,而坡下是十来米的山沟,我心中一紧,立即飞步冲到驾驶室旁想拉开车门钻进去踩刹车,老师在旁急得大喊“危险”,我一看车已越溜越快只得闪身放弃,车子轰隆一声坠入深沟。我们一行人呆若木鸡立在黑夜中一言不发。
第二天老师和我一道去修理厂看车子损失情况,我一看车子已面目全非,心中正懊恼,觉得无法向朋友交代,忽然保险公司定损人员来到,彼时保险公司还是朝南坐的官商,一行人拿着讲义夹指指点点颐指气使,我一看便来了气,其中一位科长摇头晃脑说这个车身喷漆只能喷七成,那个电瓶摔坏了只能赔五成,老师刚好与那位科长的母亲曾是同事,便腆着脸上去套近乎,说能不能看在老师脸上照顾点,那人仍是拿腔拿调一脸不屑。我忍无可忍,舌绽春雷,猛然对老师一声断喝:“你没看见他那醉兮兮(诸暨话即牛哄哄)的死相吗?干吗去热脸贴冷屁股?车子投了保险就按保险条例来,不该赔的我一分不要,该赔给我的,量他也不敢少。大不了出在自己手里打他官司!”这一下全场鸦雀无声,那保险公司一众牛人看碰上了刺头,脸上一阵青一阵白,一个都不来搭腔。可怜了老师明知我不是骂他,终究是他没了面子,只得一边劝我别发火,一边又讪笑着对那科长赔好话,那科长当然不会有好脸色给他看,老师里外不是人地两边受气,现在想想当时也真是难为他了。
另有一次是老师组织饭局,我到场后听说一个欠银行贷款的逃废债老板也被老师邀请,不免心中不快,觉得不屑与此类人为伍,便起身要走,老师大概觉得我分量比那人要重点,就先好言让我落坐,然后到门口等那人来了请他退场,我在窗口看到老师在和那人不住地陪好话,便装作没看见,只听隐约飘来几句“你还是别参加的好,等下话不投机,伢永新牛脾气上来当场会现开销的,你更加下不了台的”,那人只得悻悻而去。
其实现在想想我当时大可不必如此,虽然我多年职业习惯对逃废银行债务者深恶痛绝,但人在江湖,碍于老师的面子,也尽可客客气气应付几句,不致弄得老师如此狼狈。
七
兴之所至,杂杂拉拉罗嗦了这么多,老师的脚底板也挖畅了。我对老师后期的学生不甚了解,至少我们七八十年代跟他的学生还是大都对他怀有深厚的感情。他知道我喜欢喝茶,这几十年中每逢新茶上市,他都要坐人力三轮车拎着学生送他的各种茶叶到我这里来,而且怕耽误我工作,总是坐三五分钟就走,临走时还要照常当我小孩一样慈爱地摸摸我的头。
几十年过去,老师的转身离去的背影从健步如飞到行动迟缓终致步履蹒跚了,望着老师渐行渐远的背影,我心中不胜感慨……
以老师当年之伯乐慧眼,改变了几十个人的命运,使他们一段时期内大富大贵,其后又庇荫多少家族、子孙,从这个意义上讲,老师是够资格让徒子徒孙们为他竖碑立传的。诸暨人的“伢”字相当于北京人的“咱”,是限于至亲之间的称呼,其他人叫,便略有套近乎之意,但老师挂在嘴边的伢字却真真切切把学生当成了自己的儿子!当今世道物欲横流,像老师这般几十年春蚕吐丝、从无一己私欲者,也可称空前绝后了。所幸一众弟子大都对他心存感恩之情,想必众位师兄弟姐妹早已将老师的丰碑镌刻于心中了……
师兄弟与老师聚会
搁笔之际,心中忽然升腾起一个强烈的愿望,五年以后老师九十大寿,我们为这个奉献一生的恩师好好办一场寿星宴,今就以拙文为请柬,提前作五年之约,到时我来作东,绝不再敢像老师七十岁时忘了他的生日,请各位师兄弟姐妹务必拨冗出席,可以想像:当老师望着台下一众头发花白的学生轮番向他敬酒时,一生好面子的章夫先生心中一定会欢畅无比,一定会有振衣千仞岗、濯足万里流的豪情涌将上来,一定会有无限的温情充溢心间……
(作者简介:陈永新,《寻找飘荡的忠魂》作者,浙江日报、大公报大公网、浙江诸暨融媒体中心、诸暨在线等众多媒体特约撰稿人,诸暨远征大酒店董事长)